东北亚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与东北亚
宋成有
进入新世纪，世界诸国继续提出各自的国际经济开发战略。其中，近两年中国提出的经济开发战略“丝绸之路经济开发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简称为“一带一路”（“One Belt and One Road”，英文缩写为“OBOR”），因创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AIIB”）而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亚投行”在地缘政治特色最繁杂的东北亚地区的反应最复杂，表现了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特殊性。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中国不再对区域合作构想被动表态
20世纪90年代，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率先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主张。1990年12月，马哈蒂尔在与来访的中国总理李鹏会谈时，对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的失败表示失望，主张建立东亚贸易集团，以制衡西方。李鹏对马哈蒂尔的倡议表示“原则上支持”。马哈蒂尔主张建立的东亚贸易集团只是东亚国家，不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美各国，其倡议引起强烈反响，东南亚国家担忧被误解，美国坚决抵制，日本疑虑重重，要求马来西亚予以“澄清”。
李鹏之所以表示“原则上支持”，自然有其理由：（1）“韬光养晦”策略使然。为应对欧美制裁和东欧剧变、苏联崩溃在即的国际形势，中国必须提出新的外交策略。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对新一届领导核心谈话时，提出应对国际形势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三点主张，“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9]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叮嘱说，“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之所以“当不起”，是因为中国自身力量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所以“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10]（2）中国的国际地位使然。中国毕竟是政治大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不可能置身国际社会之外，即邓小平所说“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11]上述以韬光养晦为主、以有所作为为辅的方针，为以江泽民、胡锦涛为总书记的领导班子所奉行，“原则上支持”就成为中国政府应对有关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经常性用语。
在马哈蒂尔呼吁建立“东亚贸易集团”12年之后，2002年1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深受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达成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共识的刺激，在访问新加坡的演讲中，主张建立东亚国家“一同迈步、共同前进的共同体”。小泉式的“东亚共同体”的要点包括：（1）“首先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东盟+3（日中韩）框架的作用”，但“决不排外”；（2）“日本、东盟、中国、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成为共同体的中心成员”，将“10+3”框架扩大为“10+5”框架；（3）“鉴于美国对该地区安全保障的贡献和与该地区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需要美国发挥作用”。[12]可见，小泉式的“东亚共同体”的潜台词是：日美澳新合作以制衡中国，在奢谈日中合作的同时，对中国展开敌对性竞争。
中国政府对小泉的“东亚共同体”主张姑妄听之，未作表态。实际上，早在小泉宣示东亚共同体之前，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中国政府已将东北亚经济区域化等课题提上工作日程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促成中韩日三国与东盟十国之间关系的紧密化，形成“10+3”区域合作机制。1999年，中国总理朱镕基、韩国总统金大中和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参加“10+3”会议期间举行早餐聚会，启动了三国之间合作的进程。2003年中国总理温家宝、韩国总统卢武铉和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印尼的巴厘岛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巴厘宣言》），形成三国全面合作的基本方针。2004年，温家宝、卢武铉和小泉纯一郎在老挝首都万象发表《中日韩三国行动战略》《中日韩合作进展报告》，将三国合作进一步具体化。中国政府关注的是在“10+3”框架下，逐步密切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然而，因小泉一意孤行地参拜靖国神社，致使2005年“10+3”框架下的中日韩三国峰会中断。
2006年9月，安倍晋三首次入主永田町，10月对中韩两国展开“破冰之旅”，修复因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遭受重创的政治关系。2008年12月，面对汹汹而来的世界金融危机，温家宝、李明博、麻生太郎等中韩日三国领导人在日本福冈举行首次峰会，签署了《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公布了三国《合作行动计划》，发表了三国《国际金融和经济问题联合声明》等文件。三国首脑终于在非东盟国家的某地举行首次峰会，增添中韩日三国“1+1+1”的新机制，三国合作进入新阶段。
2009年8月30日，日本民主党在众议院选举中获胜。8月26日，即将入主永田町首相官邸的鸠山由纪夫在《纽约时报》发表一篇题为《日本的新道路》的文章，直抒外交抱负。在肯定“《日美安保条约》是外交的关键”的同时，鸠山强调日本外交必须重视亚洲，特别是东亚。理由是：（1）“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个位于亚洲的国家。我认为，正在日益显现活力的东亚地区必须被确认为日本的基本生存范围”；（2）“由于伊拉克战争的失败和金融危机的发生，美国主导全球的时代正走向终结，世界正迈向一个多极化的时代”；（3）“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之一，在不太遥远的未来，中国经济的规模将超过日本”。在这种情况下，鸠山将“地区一体化和集体安全”视为日本应该遵循的新道路，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日本宪法和平主义和多边合作原则”，“保护日本的政治和经济独立”，在“身处美中之间”追求日本的利益。因此，鸠山主张在“友爱”的理念下，建立“类似欧盟那样的区域一体化机构”——东亚共同体，创建东亚单一货币的永久安全架构。鸠山认为，日韩、日中之间的增强军备和领土争端无法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欧盟的经历告诉我们，地区一体化能够化解领土争端”。[13]同年10月，鸠山在国会进行的新内阁施政演说中，强调日本与中、韩、东南亚国家应“相互尊重多样的价值观，构筑真正的信赖关系”，“推进实现向其他地区开放的‘东亚共同体’构想”。[14]。
中国政府对鸠山建立“东亚共同体”的主张反应积极。2009年9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说，“中方致力于同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进一步深化东亚合作，朝着东亚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15]9月21日，出席20国峰会（G20）的胡锦涛在纽约会见鸠山时表示：“中方将继续奉行中日友好政策，同日方一道致力于实现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大目标。”[16]10月10日，胡锦涛在北京会见参加三国峰会的李明博、鸠山时强调：“要进一步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努力开创东亚地区和平、合作与发展的新局面”。[17]10月25日，温家宝在第四届东亚峰会上表示，中国“遵循开放包容、循序渐进的原则，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朝着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不断迈进”。[18]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20年间，吉隆坡或东京先后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北京并未提出相关主张。最近两年情况变化明显，中国开始主动提出区域合作战略。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所作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的讲演中，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即“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19]10月，习近平访问印度尼西亚，在印尼国会所作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演讲中呼吁共建“海上丝绸之路”。他说：“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至此，中国向世界宣示了欧亚经济区域合作的总体思路，即“一带一路”构想。2014年4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博鳌论坛年会的主题演讲中，呼吁建立亚洲“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加快“一带一路”区域合作进程。[21]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不再被动地应对他国提出的地区经济开发战略，转而主动倡导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开发战略，外交格局展现巨大拐点。2015年10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英国事访问期间，同英国首相卡梅伦共同出席在伦敦金融城举行的中英工商峰会。习近平在致辞中强调，“一带一路”建设将为中国和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带来巨大机遇；强调“一带一路”战略的开放、多元、共赢性，认为这条长达9000公里的经济带，是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广阔“朋友圈”，涵盖各个合作领域，合作形式也可以多种多样，各国共同参与，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实现共同发展繁荣。习近平强调，“一带一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22]
二、中国的“一带一路”与日本的“现代版丝绸之路”
中国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经济开发战略并非偶然。第一，改革开放30年间经济连续高速增长，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大幅度提升。在21世纪头十年经济持续开发过程中，中国不断攀登新台阶，接连赶超西欧和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年均9%的经济增长率推进着中国经济总量的连续积累。2000年中国GDP达1.08万亿美元，超过意大利（1.07万亿美元），居世界第六位；2005年中国GDP达2.05万亿美元，超过法国（1.97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五位；2006年中国GDP为2.68万亿美元，超过英国（2.29万亿美元），居世界第四位。[23]2007年，中国GDP达到3.38万亿美元，超过德国（3.28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24]2010年中国GDP为5.88万亿美元，超过日本（5.47万亿美元）。[25]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3万亿元，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26]在承认实力、经贸关系彼此交错的国际社会，自然要倾听坐上经济总量第二把交椅的中国的声音，即使有些人不那么情愿，不那么舒服。
在新世纪的第二个10年，2012年11月举行的中共“十八大”提出今后的任务是不断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为此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27]紧接着，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强调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社会治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强调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创新和从严治党、清除腐败。[28]经济模式转型与创新构成第二个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由“GDP至上主义”转向注重效益和环境保护，由低附加值的“世界工厂”转向金融大国，由投资拉动粗放型产业转向立足创新。提出与此相适应的新的经济开发大战略，随之提出日程表。
第二，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金融动荡冲击国际社会，中国稳住了阵脚并进一步部署新的经济开发格局，在国际经济社会的分量明显加重。2010年10月，G20财长会议决定IMF将向新兴大国转让6%的投票权，中国的份额将由3.72%跃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目前的3.65%升至6.07%，一举超过英、法、德成为IMF第三大股东。[29]至2013年，中国GDP为56.8万亿元，是1990年1.8万亿元的30倍。中国经济实力猛烈增长，具备了在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有所作为”的底气。与此同时，对海外开拓的需求空前高涨，为过剩产能和庞大的资本找出路、遏制经济下行的势头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提出保障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国际开发大战略势在必行。
第三，中国在世纪交替的千禧年与周边国家以及美国、欧盟建立各种伙伴关系，国际环境不可与20世纪80年代末期同日而语。继1993年中国和巴西建立“长期、稳定、互利的战略伙伴关系”之后，1994年，中国和俄罗斯建立了“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升格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6年，中国与巴基斯坦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与印度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1997年，中国和法国、墨西哥、加拿大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与美国“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与东盟国家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1998年，中国与英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与日本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2001年，中国与欧盟建立“全面伙伴关系”。2003年，中国与欧盟升格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东盟升格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与蒙古国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与韩国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4年，中国和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乌兹别克斯坦、智利、阿根廷等国建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等。20世纪60年代中国期待“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愿望在40年后成为现实。以上内因和外因互动，中国终于在2013年发声“一带一路”，首次提出颇具前瞻性的国际经济开发战略。
此前4年，2009年6月30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发表题为《确保安全与繁荣的日本外交》的演讲，提出日本新的世界外交构想。麻生强调日美同盟是日本防卫和远东和平稳定的基础，确保日美同盟的有效性对确保日本安全和繁荣必不可少，日美两国应不断努力确保日美安保体制的稳固“万全”。与此同时，日本将以“看得见的形式”承担国际责任。[30]麻生强调说，日本外交应在“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基础上，关注位于这条弧正中央、资源丰富的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从整备公路和铁路入手，在纵向上建立从中亚经阿富汗到阿拉伯海的“南北物流通道”；同时从整备里海沿岸的海港起步，从横向上建构从中亚经高加索至欧洲的“东西走廊”，纵横两线交错，形成“亚欧十字路”。麻生强调说，这一构想与德里—孟买产业大动脉和印支半岛湄公河流域经济开发相结合，将形成贯通从太平洋到欧洲的亚欧大陆人员、物资和资金的自由流通渠道，构成“现代版的丝绸之路”。[31]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将成为实现这一构想的重要伙伴。对于麻生建立在“自由与繁荣之弧”基础上的“现代版丝绸之路”构想，中国政府依然姑妄听之，未作表态。环球网、中新网、铁血网等网络平台和各大报纸杂志亦均未加评论。
若将麻生2009年提出的“现代版丝绸之路”经济开发构想与2013年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开发战略加以比较，会发现诸多有趣的思考点。两者的相似之处主要是：
（1）国际开发战略均聚焦于横跨欧亚大陆与海洋的陆海现代丝绸之路。在日本，称为“现代丝绸版之路”；在中国，称为“一带一路”。中日两国之所以向西、向南地聚焦欧亚大陆和亚洲海洋，与中日两国均地处东亚，即欧亚大陆的东部，均与东南亚、中亚、西亚、南亚和欧洲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关系之外，多年的积累已打下了相当牢靠的基础。与此同时，亚洲经济的兴旺势头和欧洲稳健的发展，均被中日两国的决策高层所看好。
（2）历史的记忆对中日两国现代国家战略的影响深远。众所周知，“丝绸之路”始于中国的两汉，成长于魏晋南北朝，兴盛于唐宋，终结于明清。近两千年间，它一直是古代中国经河西走廊联通中亚、西亚、欧洲，或者沿海路，与东南亚、东部亚洲开展商业贸易的路线。曾经在1868-1872年来华考察的德国地理学家斐迪南·弗赖赫尔·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在1877年出版的专著《中国》中，率先使用“丝绸之路”（die seidenstrasse）一词，随即得到学术界普遍采用，尤其风行于日本学术界。
对中国来说，建立横跨欧亚大陆海域的“一带一路”，是曾经的东亚经济中心区域、主导国重现古代丝绸之路的现代价值。日本曾经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东部最边缘部分，强调“欧亚十字路”，自谓古代丝绸之路贸易圈不可缺少的成员。
在世界上，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欢迎中国的新战略或者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处之泰然，怀疑者、反对者不乏其人。尤其是备感中国和平崛起压力的美国和日本，演起叫板中国的双簧戏。这样，就产生了“一带一路”与“现代丝绸之路”开发战略的差异，表现为：
（1）出台的时间先后不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原因，日本先于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并提出“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圈”开发战略或组建“东亚共同体”的主张；在经贸、投资、市场、战略构想、国际交往经验、国家形象等方面，较之中国，日本更具优势。2009年，日本提出“现代丝绸之路”开发战略，先于中国4年提出涵括欧亚大陆的开发战略构想。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日本的“现代版丝绸之路”构想是否刺激中国去构思“一带一路”开发战略？尽管在近代史历史认识、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钓鱼岛归属、东海油气田开发、南海局势等方面中日之间摩擦不断，但中国始终关注日本的发展动向。麻生的“欧亚十字路”“现代版丝绸之路”的构想引起中国智库关注不足为奇，即使对“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启发作用，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2）政治因素的角色作用不同。在中国，毛泽东时代为打破美国封锁和对抗苏联霸权主义的压力，1973年提出北半球大致同一纬度的美、日、西欧与土耳其、伊朗和中国等国家形成对抗苏联霸权主义的联合阵线“一条线”构想。1974年毛泽东又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主张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上述国际外交战略以反帝反霸、维护国家安全为第一要务，政治属性一清二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韬光养晦与“和谐世界”成为中国奉行的外交方针，同样具有很明显的政治属性。“一带一路”战略在本质上是经济开发战略，突出的是经济要素和经贸关系，强调与相关国家组成命运共同体或利益共同体，实现互利共赢，并不具备政治属性。
“现代版丝绸之路”开发构想内含着日本的政治意图。麻生的“欧亚十字路”构想虽然关注中亚的资源和开发红利，但强调前提是推进“自由与繁荣之弧”。众所周知，2006年11月，身为外相的麻生已经在题为《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拓宽的日本外交地平面》的演讲中奢谈“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新概念。麻生在重申日本外交的重点在于“强化日美同盟，而后加强与中国、韩国、俄罗斯等邻国的关系”后，特别突出地强调了日本外交的两点“新基轴”：第一，“民主”“人权”“法治”“市场经济”，强调开展必须重视上述“普遍价值”的“价值观外交”；第二，将欧亚大陆外沿地区出现的新兴民主国家连接起来，组合成“自由与繁荣之弧”。麻生宣称日本是“普世价值”的“老铺子”，具备推行“价值观外交”的资格；强调“今后，日本将在自东北亚、中亚和高加索、土耳其，并由此延伸到中欧和东欧的波罗的海国家的‘自由与繁荣之弧’中，担当民主国家起跑的永无止境的马拉松的护跑手”。[32]由于当时中日双方正在展开“破冰”“融冰”之旅，修复因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而遭到破坏的国家关系，外相麻生口头上不得不对中国表示善意。中国舆论认为麻生的“价值观外交”的要害在于依靠美国，联合印度和澳大利亚排斥中国，确保日本在东亚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日本外交日益政治化等看法并不为过。以麻生亮明“价值观外交”旗号为标志，日本争当政治大国的外交博弈有了新筹码。
（3）战略底线不同。进入新世纪，欧美和日本的某些媒体继续热衷宣扬“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主流舆论以“中国和平崛起论”应对。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在确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建设的主要任务时，强调“要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33]首提“和谐社会”的新理念。2005年4月，中国将“和谐社会”的理念从内政延伸到外交，形成“和谐世界”理念。当时，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非峰会的演讲中，倡导“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34]9月，在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的演说中，胡锦涛呼吁“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在更大的范围内，强调共建“和谐世界”。胡锦涛说，“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各种文明“相互借鉴”，才能“共同提高”；强调“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因此，“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更不应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35]此后，在各种国际场合，“和谐世界”成为中国外交屡屡强调的理念。
反观日本，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日本首相，除自民党首相福田康夫和民主党首相鸠山由纪夫之外，其余的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麻生太郎、菅直人、野田佳彦等在靖国神社参拜、历史认识、钓鱼岛归属、东海油气田开发和南海问题上，或就其中的多个问题或集中于某一个问题，与中国摩擦、对抗，导致两国关系不断滑坡。其中，湄公河次区域开发的过程最具有典型性。1992年，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参与和援助下，中国与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和缅甸等印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就六国组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达成一致意见，形成合作互赢的良好局面。深感在东南亚优势地位受到“威胁”的日本坐立不安。2003年12月，日本与东盟国家举行东京特别首脑会议，故意将中国排斥在外，与柬老泰越缅五国举行有关湄公河次区域开发会议。日本许诺三年内提供15亿美元的贷款，培养人才，推进开发，愣是搞出一个日本与印支五国的东京版GMS，构成打造日式“现代丝绸之路”的一大重点。
2007年8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印度，在国会发表的题为《两洋交汇》的演说中，安倍以太平洋的代表国家自居，强调要与印度洋的代表国家印度展开“自由之海与繁荣之海”的“动态结合”，强调日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是“自由与民主、尊重基本人权的价值观与战略利益的结合”，在构筑欧亚大陆外沿地带“自由与繁荣之弧”的过程中，日印关系乃“重中之重”。[36]曾经在北京启动“破冰之旅”的安倍，在新德里露出了排斥中国的真面目。
2009年6月，麻生太郎以首相的身份发表关于“现代丝绸之路”构想的讲演，重提以意识形态划线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强调日美同盟关系是“日本防卫和远东和平稳定的基础”。[37]在此前提之下，麻生将日本的“现代丝绸之路”构想的重点，分为中亚至中东的纵线、中亚至欧洲的横线和印度、湄公河次区域四处区域，均内含排斥中国的战略意图。
三、东北亚国家或势力对“亚投行”的态度
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演说中，首次谈及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支持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包括东盟国家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38]10月9日，李克强在文莱出席第16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阐述有关中国与东盟深化战略互信、经济发展的两点共识和7个合作领域，强调设立“亚投行”的倡议。[39]
2014年10月24日，21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同意“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总部设在北京。[40]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在签字仪式的致辞中强调“亚投行建成一个公平公正、开放包容的多边金融机构”，强调“亚投行”愿意“与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相互补充”，以利“推动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41]首批创始成员国均为亚洲国家，包括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五国；东南亚十国除印尼之外的文莱、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泰国、菲律宾、越南九国；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中东地区的阿曼、科威特、卡塔尔。东北亚地区的国家缺席最多，除中国和蒙古国两国之外，日本、韩国、朝鲜、俄罗斯等四国尚在观望或纠结之中。11月25日，印尼政府在雅加达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成为亚投行第22个意向创始成员国。12月31日，马尔代夫正式成为“亚投行”第23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备忘录签署是创建“亚投行”迈出了里程碑意义的关键一步，但继续推进尚需中国继续付出巨大努力。中国的外交因此而增加了推广“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新内容，成为首脑会谈的新话题。
2015年1月13日，塔吉克斯坦、沙特阿拉伯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虽然“亚投行”已有26个国家加入，但只能称为亚洲国家的国际金融机构。进入3月，为捕捉商机、争取董事会成员的名额，欧洲出现新动向。11日卢森堡、12日英国、13日瑞士政府不顾美国的阻挠，宣布申请加入“亚投行”。16日，法国、意大利和德国三国表示愿意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24日，奥地利宣布加入“亚投行”。欧洲国家的大举入行，特别是英法德三国的加入令世界竞相关注。26日，韩国、土耳其宣布加入“亚投行”。27日，巴西宣布加入“亚投行”。28日，俄罗斯、丹麦、荷兰、格鲁吉亚等国宣布加入“亚投行”。29日，澳大利亚正式宣布加入“亚投行”。30日，埃及和芬兰宣布加入“亚投行”。31日，瑞典、吉尔吉斯斯坦申请加入“亚投行”。在短短的一个月期间，“亚投行”迅速从亚洲国家的多边金融机构，扩大为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全球性的多边金融机构，策动抵制“亚投行”的美国陷入尴尬的境地。
5月22日，中国财政部宣布总共57个创始成员国各方就《亚投行协定》文本达成一致。6月15日，新西兰政府正式宣布该国决定加入“亚投行”，成为创始成员国之一。6月29日，除因为未完成国内批准程序的菲律宾、丹麦、科威特、马来西亚、波兰、南非、泰国七国当天没有签署《亚投行协定》外，其他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协定共11章60条，规定：亚投行法定股本1000亿美元，域内外成员出资比例为75:25；中国认缴股本占总认缴股本的30.34%，为亚投行现阶段第一大股东，占总投票权的26.06%；经理事会多数同意后，亚投行可增加法定股本及下调域内成员出资比例，但域内成员出资比例不得低于70%。[42]目前，中国、印度、俄罗斯、韩国、澳大利亚为域内前五大出资国，德国、法国、巴西、英国、意大利为域外前五大出资国。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在致辞中指出，筹建亚投行是2013年10月中国领导人在出访东南亚时提出的重要倡议，这是中国为亚洲和全球经济发展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促进各方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而言是多赢选择，得到了各方广泛积极的响应。[43]
一个在全球引起关注并竞相参加的国际金融机构，在东北亚引起的反应最复杂，远超世界其他地区。围绕着是否加入“亚投行”、成为创始成员国问题，出现了下述几种态度和立场：
1.美国并用两手政策
美国的国土不在东北亚，但作为世界性的主导国家，借助政治、经济和军事关联，二战后即成为东北亚的巨大势力存在。面对迅速崛起并坐上世界经济总量第二把交椅的中国，美国采取惯用的两手政策，力保“老大”的独尊地位。在华盛顿看来，中国提出设立“亚投行”，不仅是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挑战，构成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威胁，而且是对美国“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有力回应。出于“老大”的独尊本能，2014年10月21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美国立即表态反对，理由是担忧中国是否有能力确保对银行的治理水平达到国际标准。透过冠冕堂皇的表面理由，美国的潜台词是担忧中国借助“亚投行”的平台，以金融力量削弱实际由美国控制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影响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致使“亚太再平衡”战略受挫。在亚洲国家竞相加入“亚投行”情况下，美国劝说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国少安毋躁。日本闻风而动，不仅表态抵制“亚投行”，而且游说澳大利亚、印度。与此同时，中美经贸关系密切、中国为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多个地区或全球性问题需要中国的合作等原因，又迫使美国不得不适度调整其反对的立场。
除了日本，美国的劝阻在欧亚国家的现实需求面前碰壁。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塔吉克斯坦等亚洲国家宣布参加“亚投行”，亚洲国家增加至26国。3月12日至16日，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等西欧主要国家不顾美国的阻挠，宣布申请加入“亚投行”，开始了新一轮加入“亚投行”的热潮，美国与日本成为世界舆论讥讽的对象，十分孤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表态出现变化，4月15日，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在出席由日美友好基金会主办的研讨会上，重提31日说过的话题，表示美国不反对“亚投行”。他说，美国“非常支持”对亚洲基础设施进行更多的投资，并不反对成立“亚投行”。布林肯强调，新成立的机构与现有机构之间应该是补充而非竞争关系、新机构应该执行现有的高标准是美国的“两点关注”，但对美国是否加入“亚投行”不予回答。[44]4月2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与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有关美国反对其他国家加入“亚投行”的媒体报道是“不实”的，美国的观点是，新的多边开发机构的运营应该遵循一些原则。奥巴马表示，美国期待与“亚投行”进行合作。[45]记者注意到，此时的安倍一脸失落。
与此同时，美国加紧用多种手段应对中国。9月22日至25日，在习近平应邀访美期间，奥巴马给予不冷不热的接待，让同时访美的教皇方济各占据了媒体报道。在首脑会谈中，双方在继续努力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基础设施融资、IMF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深化经贸合作、文化教育合作、防务沟通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亚太事务、跨国反腐败合作、网络安全合作等方面达成广泛共识。其中，美国对“亚投行”的表态是“欢迎中方不断增加对亚洲及域外地区发展事业和基础设施的融资支持；多边开发融资新机构以及未来将成立的机构，要成为国际金融框架的重要贡献者”。[46]此次中美首脑会谈，强调了多领域的合作愿望，在缓和两国网络安全、危机掌控、防务摩擦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果，一定程度上令美国智库对华强硬派的噪音强度有所降低。
然而，10天之后的一个新事态，表明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另一面。10月5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12个谈判国经过多年的博弈，终于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举行的部长会议上达成基本协议，原则上实施取消所有产品关税的自由贸易，形成投资、知识产权、劳动者和环境保护以及国有企业优惠限制等广泛领域的统一规范。这个经济圈横跨太平洋，其成员国的经济规模占全球的40%。[47]待成员国的国会批准后生效。在TPP达成协议的当天，奥巴马发表声明，宣称“95%的美国产品的可能消费者不在美国，美方不能让中国等国写下全球经济规则，美国应该制定这些规则，在坚持保护劳工与环境的高原则下，为美国商品开发新市场。”奥巴马说，这项伙伴协定为美国农民、畜牧业与制造业者撤除各国设下的1.8万项关税，也是经贸史上最坚定承诺劳工与环境保障的协定，TPP这些保障必须强制执行。为此，呼吁国会予以通过。[48]奥巴马的声明，印证了《环球时报》的观点，即“由美国主导的TPP”，不邀请中国参加，成了与“一带一路”战略“相抗衡的经济圈”。[49]美国为继续坚持世界经济龙头老大的特权地位，历来是不择手段的，包括派出军舰挑衅性地巡航中国南海岛礁。
2.日本持反对立场
曾经的“经济动物”日本，随着其国家发展战略的政治化，日益热衷构筑反华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包围圈。在主观上，这个无意充当“亚洲老二”的国家，对中国发起建立亚洲开发银行（“亚开行”ADB）之外的“亚投行”本能地表现出警惕、嫉妒、反对的立场。此外，由于美国从维护世界金融霸权、打压中国和地缘政治权力角逐的谋略出发，反对中国倡导的“亚投行”，国务卿克里四处游说其盟友不要加入“亚投行”。美国的立场对奉行对美追随外交立场的安倍内阁划出了外交半径，唯华盛顿马首是瞻的东京，摆出反对“亚投行”的架势。尽管事出有因，但日本自身的利益诉求，使安倍内阁陷入难以自拔的纠结之中。
2014年10月23日，即21个“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代表将在北京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的前一天，“亚开行”总裁中尾武彦五味杂陈，在表示“不欢迎成立一家目的基本相同、由中国牵头成立的另一家区域性银行”的同时，强调“不太担心竞争问题”，因为成立于1966年的“亚开行”已经有很多员工和经验。[50]2015年3月22日，在距离“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加入截止期的9天前，“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亚开行”行长中尾武彦。《日经新闻》的消息称，金立群暗示中尾：日本如果以创始国成员加入“亚投行”，可以获得包括在“亚投行”管理层给予日方一个高级别的副总裁位置，以及一个专门给日本的独董席位等一系列“优待”。优待条件尽管诱人，然而日本还是拒绝加入“亚投行”。[51]
2015年3月31日，安倍晋三借口在组织运营及融资审查体制等方面仍存有疑虑，表示“没必要急着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在七国集团中已有英德等国表态加入“亚投行”的情况下，安倍作如此表示，希望“美国应该了解日本是可信赖的国家”。[52]同日上午的众议院财务金融委员会上，日本副首相兼财政大臣麻生太郎回答议员质询时称：“日本有可能会被要求出很多资金，考虑到融资可能无法收回的担忧，不得不采取极其慎重的态度。”在当天内阁会议结束后，官房长官菅义伟对记者们说：“日本在今天这个时间点上参加是不可能的。”[53]
安倍内阁的言行受到舆论，包括日本舆论的强烈质疑，致使高官们心神不宁乃至失态出丑。4月3日，副首相兼财政大臣麻生太郎在记者招待会上，先是对香港凤凰卫视驻东京记者李淼就日本加入“亚投行”的相关提问故作听不懂，连续三次用英语质疑“What”？当麻生听到AIIB（“亚投行”）这个词时，突然咧开大嘴莫名其妙地笑起来。在回答如何看待日本在野党批评日本政府对“亚投行”表态的提问时，麻生表现得很不耐烦，竟然当场攻击中国政治制度。麻生的失态引起日本舆论的批评，认为其举动“成了世界的笑柄”。[54]
5月21日，在中国财政部宣布总共57个创始成员国各方就《亚投行协定》文本达成一致的前一天，安倍晋三在东京举办的一个国际会议上讲话时表示，日本将加大对于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未来5年投资总额将达到约1100亿美元。安倍称将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项目扩大对于亚洲地区的日元贷款和技术支援等，同时扩大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ADB）以及日本国营国际协力银行（JBIC）的融资能力，以通过这些银行机构开展基础设施投资，“让技术革新遍及亚洲各地”，影射“亚投行”的项目“廉价”“恶质”。[55]日本媒体称，安倍此番言论意在对抗中国。日本政府对“亚投行”的反对立场，不乏舆论支持。2015年7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最新一份民调显示，67%的中国人和66%的法国人认为中国终将超过美国。而77%的日本人认为中国永远不会超过美国。[56]可见，尚有相当多的日本人的思维依然兼受“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挟持。其中，“中国崩溃论”满足了一些人心理阴暗的期待。
为搅局“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实，安倍不遗余力。10月22日，安倍访问蒙古国，随后访问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最后一站访问哈萨克斯坦，27日在哈首都阿斯塔纳发表有关日本政府中亚政策演讲。日媒透露，这是自2006年小泉纯一郎以来，日本首相再次出访中亚地区，首访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日本政府智囊认为，安倍之所以进入中亚五国等“俄罗斯的后院”，是因为感到“日本在与中亚地区的关系构建方面明显落后”。鉴于这些国家在地缘政治上十分重要，日本希望借助首相出访来提升在中亚的“存在感”。[57]实际上，安倍上台推行的“俯瞰地球仪”的外交战略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经常尾随中国领导人出访的足迹，在到访国与中国展开竞争，兜售私货。此次安倍的蒙古国和东亚五国之行，同样是“尾随外交”的一次新表演。
3.韩国和俄罗斯并非无缘故的滞后
2013年中韩双边贸易总额为2742.5亿美元，同比增长7%。其中，中国对韩出口911.8亿美元，同比增长4%；自韩国进口1830.7亿美元，同比增长8.5%，中国贸易逆差818.9亿美元。[58]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资料统计，2014年韩国外贸总额达10988亿美元。其中，进口5257亿美元，同比增长2.0%；出口5761亿美元，同比增长2.4%，贸易顺差474亿美元，均创历史最高。据12月20日的统计，中韩贸易规模达2279.04亿美元，占韩整体贸易额的20.74%。其中，自华进口872.18亿美元，同比增长7.9%；对华出口1406.86亿美元，同比减少0.5%，贸易顺差534.68亿美元。韩方预测，2015年韩外贸进口额、出口额和贸易顺差分别将有3.2%、3.7%和3.5%的增长。[59]
在国家发展战略上，紧接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韩国提出“欧亚合作构想”。2013年11月19日，朴槿惠总统在吉尔吉斯斯坦与阿坦巴耶夫总统举行首脑会谈时，公布了“欧亚合作构想”。她说，韩国将“积极推进共存互助的中亚外交”，强调“吉尔吉斯斯坦是中亚的主要国家，期待未来我的欧亚合作构想和总统阁下对韩国的关注协调一致”，开创“欧亚地区的新未来”。[60]朴槿惠构想的目的有三。其一，通过与欧亚地区国家，特别是朝鲜半岛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扩大韩国对外贸易额度，获取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新的进口渠道；其二，通过密切韩俄关系，从背后包抄平壤，加紧施加影响，推进朝鲜改革开放的进程；其三，通过打经济牌，磨钝好斗的朝鲜对外方针锐角，消除朝鲜半岛紧张局势。
2014年2月，韩国外交通商部在欧洲局下设由5人组成的“韩朝俄三方合作工作小组”，研究三方合作项目，全面推进“欧亚合作构想”。[61]10月，朴槿惠在出席第10届亚欧首脑会议的演讲中，阐述了韩国的“欧亚合作构想”（也称“欧亚倡议”）。《韩国经济》载文认为，中国已成为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最大进口国和最大海外投资国，韩中自贸区的谈判已结束，韩国正努力着手建立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这些优势可为韩国企业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中物色到无限商机，也将为韩国的“欧亚合作构想”提供无缝对接的机会，从而实现双赢发展。[62]
与日本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对抗中国不同，韩国的“欧亚合作构想”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存在若干契合点。2014年7月3日至4日，习近平访问韩国，与朴槿惠展开两次会谈，加速中韩达成FTA的谈判步伐。韩方对两国成为“实现共同发展的伙伴”“致力地区和平的伙伴”“携手振兴亚洲的伙伴”“促进世界繁荣的伙伴”等“四个伙伴”的倡议反应积极，[63]但对中方提出加入“亚投行”的邀请则顾左右而言他，并未明确表态支持。这种态度与中韩全面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形成不合逻辑的悖论，究其因，与美国反对设立“亚投行”的立场对韩国决策产生强有力牵制不无关系。
2015年3月12日，英国宣布加入“亚投行”产生了雪崩式的效应。3月26日，韩国企划财政部发表声明宣布，“韩国政府经过紧密磋商后，正式决定27日加入亚投行成为意向创始成员国”，理由是“韩国需要在国际社会积极发挥与本国经济地位相应的作用，而亚投行将成为韩国拓展金融外交领域的重要手段”。当天，韩国KBS电视台发表评论，认为此前韩国政府因考虑美国的反对意见而对加入“亚投行”持消极态度，但随着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大举加入，韩国的外交负担变小了很多。韩联社称，随着加入“亚投行”最后期限的临近，韩国政府通过与中方的最后谈判确认其利益能够得到保障，在“绊脚石”都已清除的情况下，最终做出决定加入亚投行。[64]
面对“亚投行”，俄罗斯也并非偶然地推迟加入。直到“亚投行”意向创始国登录即将截止的前三天，2015年3月28日，俄罗斯第一副总理伊戈尔·舒瓦洛夫才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现场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俄罗斯将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65]中国在俄罗斯面临欧美和日本的经济制裁、国际石油价格下跌削弱能源出口优势地位、乌克兰东部地区武力冲突持久化等困难时，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支撑，体现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一是由于中国的和平崛起改变了中俄除军事之外的实力对比，俄罗斯在极不情愿接受此一现实的同时，对近代沙皇时代从中国割取的远东领土的未来走向心存疑虑。二是俄罗斯的国家发展战略需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存在重叠与可能的竞争。2006年1月，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分别注资10亿美元和5亿美元，设立了由俄罗斯主导的欧亚发展银行，着手开发电力、水和能源、运输、高科技及创新科技等领域。2009年4月，亚美尼亚正式加入。由于注资不充分，俄罗斯一直期待中国加入，以扩大融资规模。对此，中国表态积极但未付诸行动。2010年11月，中国建议设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俄罗斯对此颇感失望，在有关银行总部设置、行长人选等问题上态度消极，以示不快。2011年11月，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签署了建立欧亚联盟的协议，计划在2015年建立类似欧盟的经济、政治区域化组织，但由俄罗斯为主导。基于以上原因，俄罗斯几乎在最后时刻，才对中国首倡设立的“亚投行”作出了正面回应，搭上了“末班车”。
4.蒙古国和朝鲜的境遇迥异
在东北亚六国七方中，蒙古国对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投行”最早作出积极响应。2014年10月24日，蒙古国作为21个首批创始成员国，参加签署了《创立亚投行谅解备忘录》。2015年4月28日，蒙古国财政部长乌兰在乌兰巴托与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举行了工作会谈，双方就中蒙经济形势、多边开发银行等财经合作问题展开坦诚友好的交流，签署了两国《财政合作谅解备忘录》。29日，蒙古国总理阿勒坦呼亚格会晤到访的楼继伟，双方就中蒙两国经贸关系和推进金融合作等问题达成广泛共识。6月29日，蒙古国财政部长乌兰在北京出席了57个国家共同参加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字仪式。[66]按照协定对各国出资比例的规定，蒙古国将出资4100万美元，拥有“亚投行”0.3013%表决权。[67]8月18日，蒙古国政府向议会国家大呼拉尔正式提交了加入“亚投行”的法律草案。10月，蒙古国议会最终予以审议，完成所有程序，成为最早一批“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之一。
相对于蒙古国态度积极地按部就班加入“亚投行”，朝鲜反应迟缓，直到2015年2月，平壤表示愿意加入“亚投行”，比蒙古国晚了4个月。3月，因朝鲜无法提供其经济和金融市场状况的详细信息，未能满足入行申请国必须具备的必要条件，要求遭拒。莫斯科和东京迅速报道了中国外交人士透露的朝鲜遭拒消息，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3月31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外国记者关于“有报道称，朝鲜申请加入亚投行但被中方拒绝，你能否证实？”的提问，表示“不了解情况”，重申“亚投行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多边开发机构，欢迎各方参与”。[68]发言人并未明确证实中国拒绝朝鲜入行，也未断然加以否认，而是以“不了解情况”的含混表述和一句“欢迎各方参与”的期许，给关注者留下无限想象的空间。
7月2日，朝鲜智库“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金哲在平壤接受共同社采访时表示，朝鲜对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抱有兴趣”。表面上的个人看法实际上反映了朝鲜政府的立场，即国际社会对“亚投行”的关注“显示出了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希望“亚投行”能够“真正为亚洲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期待“亚投行”能有助于促进朝鲜的基建投资、解除由美国主导的对朝金融制裁。[69]
结论
1.“一带一路”经济开发战略在东北亚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并非偶然。二战后东北亚成为国际政治各种矛盾汇集敏感地区，日益具备全球政治的色彩，这是“一带一路”经济开发战略引起相关国家不同反应的基本原因。冷战时期，东北亚地区受制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立或反霸权主义的抗争，成为战争或武力威胁行为的高发地区，特别是朝鲜半岛的局势经常处于战争的临界状态，牵一发而动全身。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巨变，东北亚国际格局愈加复杂多样。参与博弈的六国七方有美国、日本、韩国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有俄罗斯、蒙古国等国，还有改革开放起步较早、和平崛起的中国，以及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在东北亚，意识形态问题、国家战略、国家利益和民族主义的诉求交织在一起，事件的突发性和爆炸性、行动的超常规性、结局的难以预测性相互混杂，局面错综复杂。在国际社会的发声和影响力方面，参与博弈的既有日、蒙、韩、朝等联合国一般会员国，也有中、美、俄等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还有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日本。总之，国际社会“东”与“西”、“南”与“北”的划分，在东北亚均可对号入座。在世界其他地区，很难找到类似东北亚这样汇总全球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地区。有关“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投行”的不同反应，正是各种矛盾或诉求汇合交织的表现。特别是对东北亚独特文化因素的分析，应该成为观察地区国际关系、分析东北亚诸国对中国“一带一路”经济开发战略、对“亚投行”态度各异的一个切入点。国家体制差异导致的政治文化博弈，包括历史认识问题的对立、一强主导还是双强并立的选择等问题，将使东北亚多赢合作或零和游戏的走马灯轮转持续下去。
2.在“一带一路”经济开发战略中，东北亚的定位微妙。在中国，关于“一带一路”经济开发战略的图解中，其陆路起点在北京或西安等地，经中亚、西亚抵达欧洲，分支前往中南半岛；海路起点在福州、泉州、广州等沿海港口，途经东南亚、南亚抵达西亚、非洲。东北亚地区与中国经济关系密切、双边贸易额度名列前茅的韩国和日本不在其内，俄罗斯远东部分和朝鲜也未在图示之中。换言之，“一带一路”经济开发战略形象化的图示强调的是“向西看”或“向南看”，而未“向东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进程伴随着不间断地“向东看”。“一衣带水”的日本、大洋彼岸的美国和千里同风的韩国先后成为中国的经济开发合作伙伴，成为民用先进技术、企业经营、投资和外贸加工的提供者。经过30年的经济连续高速增长，至201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时的中国已经今非昔比，对寻找新的投资场所、商品市场和能源开发地来说，在中国经济的布局中，西向和南向具有更大的开发价值和目标，可提供新一轮的开发推动力。因此，“一带一路”突出了“向西看”和“向南看”，即面向广阔的发展中国家的方向选择。但仅此还不够，“向东看”也应该予以重视。从历史的关联上看，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曾经是古代海上或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成员；从现实的经济合作的稳定性来看，美国、日本和韩国的靠谱程度显然远高于西向或南向途经的国家群。恰恰是“向东看”的缺失，导致“一带一路”经济开发战略中的日韩等东北亚国家处于微妙的地位，并在“亚投行”的设置过程中得到表现。
3.中国的发展状态直接决定东北亚全局和“一带一路”经济开发战略的命运。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题为《不要搞错：“中国十年”才刚开始》的文章认为，2015年6月以来，中国经济出现股市下跌、货币贬值、经济数据疲软消极动向，各种负面和悲观的言论泛滥。文章认为，从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目前的状况谈不上有多么悲观。根据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14年中国占全球GDP比例为16.32%，已经超过了美国的16.14%。在趋势判断上，与此前IMF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美国2014年经济规模为17.4万亿美元，而中国则达到了17.6万亿美元的报告一致，至2019年，中国的PPP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1.2倍。国际贸易的统计数字表明，2000年，中国进出口仅占到全球贸易的3%，至2014年已上升到10%。2006年，美国是世界上127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是7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至2011年情况发生了颠倒性的逆转，中国成为1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则是76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虽然近期中国的资本外流明显，但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外储的规模依然接近3.7万亿美元，居全球之首。中国的政治稳定和反腐大动作，都将重塑市场信心。[70]
另外，中国过去20年的“走出去”战略，效果明显。2008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规模为70亿美元，至2013年飙升至260亿美元，有利于中国获得资源，增强影响。在拉丁美洲，公路、铁路和机场将给中国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以利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带来了新的市场需求。未来中国将在拉美投资2500亿美元。“亚投行”的建立预示着中国构建全球新金融体系的决心，虽然美国及其“盟友”日本并未加入，但成员国依然达到了57个，并覆盖了全球大多数主要经济体，与中国的战略吻合。[71]
当然，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短期或长期挑战。前者如外资撤出、股票下跌、人民币贬值、GDP增长速度回落、环境污染、就业压力加大、社会稳定等诸多问题，正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及转型，开展“双创”活动，突出重围。后者如劳动力数量下降、老龄化和少子化速度同时加快，导致生产力下滑，以及环境污染治理的长期投入、能源和资源的保障问题等。尽管如此，中国力量的增强已经对整个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今后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建构与发展，依然取决于中国的发展状况，不管是对此是忧是喜，是关注还是冷漠。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Northeast Asia
Song Chengyou
Abstract：Thanks to continuous and high-speed economic growth o-ve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1978，Chinahas emerged anew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two hallmarks of China's prominent rise ar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put forward in 2013，and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set up in 2015.Southeast Asia, Central Asia, South Asia, West Asia and even West Europe and Africa reacted ac-tively to the new initiatives.Yet, reactions in Northeast Asia, which has the closest economic ties with China, were fairly mixed and complex.On-ly Mongolia responded swiftly.The DPRK reacted slowly；Russia and the ROK only voiced their intention to join the AIIB as a prospective founding member following announcements of accession by some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Kingdom, France, Germany and Italy.Ja-pan, a follower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diplomacy, kept the same stance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nt all out to ridicule, obstruct and oppose Chi-na's initiatives.The complexity of reactions in Northeast Asian is not acci-dental.In essence, it is because China's development has a direct bearing on the landscape of Northeast Asia and the destiny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Key words：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Northeast A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