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版古籍与北京大学图书馆
王燕均
北京大学图书馆作为全国范围内藏书规模名列前茅的大型综合图书馆，在日本版古籍收藏方面具有良好的历史传统，通过一百多年来的不断搜求和持续积累，其日本版古籍的收藏数量已高居全国各馆之首。对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版古籍的收藏来源和沿革加以梳理总结，并对其收藏地位与价值进行分析评估，无疑可为学术界研究日本版古籍西渐中土的整个大历史提供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珍贵范例。
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和分析。
一、日本版古籍的由来及其西渐中土的概况
日本版古籍是指日本刊印的或抄写的汉文和日文典籍，它包括：（1）由日本翻刻的中国汉籍，即和刻汉籍（含日本人的增注本）；（2）日本人用汉文撰写的著作；（3）日本人用假名或主要用汉文撰写间有假名的著作；日本版古籍可下迄到1911年。也就是说，日本明治及明治以前的在日本刊印或抄写的汉文或日文典籍均属日本版古籍。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日本版古籍主要包括日本版中国古籍和日本版本土古籍两大部分。另外，也有少量日本版的朝鲜等其他国家的古籍。
“日本版中国古籍”，是指古代所有日本版本的中国古籍而言，这其中包括了所有在日本由日本人刊刻、抄录的中国古籍。因此，“日本版中国古籍”的概念与日本学术界常用的“和刻本”概念是相似相近的。但对于“和刻本”的概念，日本学术界又有多种不同的界定。一般说来，通常的“和刻本”概念即是指日本刻印的中国汉籍，其中多数系中国历代古籍的日本翻刻本，也有一些初刻于日本的汉籍，同时或亦可包括日本人传抄的汉籍钞本。而广义的“和刻本”不仅包括日本刊刻的中国典籍，还包括日本人对中国汉籍的评注本，甚至包括日本刊刻的日本人用汉字撰著的书籍；狭义的“和刻本”则只取日本原刻的中国典籍，而把日本翻刻的中国古籍排除在外。因此，关于“和刻本”这一概念，还有待于学术界进一步研究界定。大致说来，日本版中国古籍与通常概念的和刻本范围大体相当，而广义的和刻本概念比日本版中国古籍范围要更大，而狭义的和刻本概念则比日本版中国古籍的范围要小。
（一）日本版中国古籍的由来
日本版中国古籍是中国文献在日本流传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始于公元8世纪，于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最早的日本版中国古籍为内典即佛教典籍。
公元8世纪的《百万塔陀罗经》是日本保存至今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也是日本古代版刻印刷史的起点。由于印刷的四种“陀罗尼”都是采用的汉字译文，因此也可以说是和刻汉籍的起始。《百万塔陀罗经》摺本刊印后约五百年，1247年（日本宝治元年，宋淳祐七年）有“陋巷子”覆刻宋刊《论语集注》十卷问世，世人称为“宝治本论语”，此为和刻外典汉籍（佛教以外之典籍）之始，也是古代日本文化人刊印宋学著作之始。
覆刻汉籍的隆盛局面与“五山版”密不可分。所谓“五山版”指13世纪中后期的镰仓时代（1192-1333）至16世纪室町时代（1336-1573）后期，以镰仓五山（建长、园觉、寿福、净智、净妙五寺）和京都五山（南禅、元龙、建仁、东福、相国五寺）为中心的刻版印本。它包括日本典籍，也包括中国典籍。在中国典籍中，既有内典，也有外典，而外典绝大部分是宋元刻本的覆刻。
此后，和刻汉籍特别是汉籍外典的和刻日趋发展，出现了“博多版”“俞氏版”等刻本。博多版是指16世纪日本后奈良天皇时代以博多的阿佐井野家的刻版为中心的刻本。俞氏版是指元末明初（1350-1400）在日本从事刻版业的俞良甫覆刻的汉籍。
日本版刻16世纪以前一直以宗教为中心，自1603年江户幕府建立后，官版迭起，先有后阳成天皇与后水尾天皇的敕版，世称“庆长、元和敕版”，后有德川将军家刻本，世称“伏见版”“骏河版”，是为近世三大官版。在三大官版的刺激下江户时代（1603-1867）的印刷事业勃兴，特别是私家开版隆盛。不管是官版还是私版，都刊印了大量的汉籍。但是与虔诚地以传播文化为宗旨的中世时代和刻家们不同，江户时代的和刻籍随着商业的发达与町人的崛起而带有经营的性质。
中国古籍向日本的外播，就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影响之深，都是世界文化史上所罕见的。就其内容而言，除了在中国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儒家经典以外，还包括了史籍、诸子、小说、杂著、方志、历算、医典以及佛经道藏等四十类左右。就其数量而言，这里仅举一例：根据日本著名学者大庭修先生统计，通过中国船只向日本输入的汉籍，仅长崎港在宝历四年（1754年，清乾隆十九年）就达441种、495部；而文化二年（1805年，清嘉庆十年）则达到313种、19798部之多。而整个江户时代传入日本的中国古籍，竟达万卷以上。
这些日本版中国古籍的大量出现是古代日本人热心吸收和学习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好见证，它给日本文化史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促进了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加深了两国文化的相互理解。这些日本版中国古籍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重要的特殊价值，即保存了一些在中国本土散佚的稀世古籍、翻存了一些在中国本土失传的珍贵版本、承载了一些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信息等。因此，这些日本版中国古籍和一些日本版本土古籍一起，也逐渐引起中国人的注意，并被收存，有些还随着中日两国人员的往来，通过各种形式流播到了中土。这样，中国文化发展中的某些片断依赖这些日本版中国古籍传之后世，保存至今。因此，日本版中国古籍的出现及其发展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具有特殊的意义。
（二）日本版古籍西渐中土
据中国学者研究，早在公元8世纪的唐代，圣德太子的《法华经义疏》等日本版古籍就已由遣唐使及入唐僧携入中土并得到中土人士的激赏。故而可以说，唐代乃是日本版古籍西渐中土的肇始期，其品种主要以佛书为主。而到了五代时期，日僧宽建则携带菅原道真等的诗集入华，经此过渡，时至宋代，日本典籍的西传已逐渐浮现到历史的表层，出现了以天台宗佛书为代表的较大规模的典籍流入。元明时期，又有不少日本禅僧入华，携入大批日本僧人著述。
到了清代，日本版古籍的传入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从而进入了一个日本版古籍西渐的全盛期。此时的典籍品种也出现了由中世佛学典籍为主，转为以近世儒学典籍为主的新的历史趋势。此时的日本汉学水平之高已被越来越多的中土人士所认知，如山井鼎所著《七经孟子考文》一书在传入中国后便引起了文人士大夫的轰动，清儒多用以校勘经书，并被著录在《四库全书》之中。当时，中国知识界的许多著名学者，如朱彝尊、王鸣盛、鲍廷博、卢文弨、翁广平、阮元、俞樾等对传入的日本版古籍都十分青睐并加以研究，许多人还多次亲赴进口日本版古籍最多的乍浦港（嘉兴港）访书探奇。特别是明治维新之后，中日之间的人员往来更加频繁，日本版古籍传入中国的数量也急剧增加。其时，日本由于时尚西学而轻视汉学，汉籍的身价也随之骤降，在日的中国人因而得以大量廉价搜购。据载，清末民国以来，大批中国学者抱着“访书”的愿望东渡扶桑，购回大量流日汉籍和日本版古籍，其著名者，就有黄遵宪、黎庶昌、杨守敬、傅云龙、缪荃孙、姚文栋、董康、罗振玉、张元济、盛宣怀、李盛铎、傅增湘、孙楷弟、王古鲁等。20世纪30年代日本全面侵华以后，为了文化统治的需要，也向中国输入了一些日本版古籍。
（三）中国日本版古籍研究概况
中国所藏的这些日本版古籍，与日本所藏中国版古籍一样，都是今人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最好的实物见证，急待中日两国学者进行系统的著录与研究。可喜的是，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在中日两国专家学者的共同推动与合作下，这项工作得到了长足的进展。其代表性成果，主要有，王宝平主编的《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目录》（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及《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同上，1997年）、李玉编著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版古籍目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及天津图书馆编著的《天津图书馆藏日本刻汉籍书目》（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等。
据初步调查，中国六十多家图书馆共藏有日版古籍三四千种，说明其在大陆的分布比较广泛，几乎中级规模的图书馆都有庋藏。其中，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大连市图书馆等馆藏最多。而这些优势藏馆，除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外，其他一些藏馆的相关馆藏目录也正在加紧编制中。如辽宁省图书馆，已计划编辑出版《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日文文献目录》《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日本刻汉籍书目》《辽宁省图书馆馆藏重要日文文献摘要》等相关书目多种。
二、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日本版古籍的来源与沿革
1898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建立，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新型图书馆之一。据查，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前身，当时的大学堂藏书楼已开始关注对日本版古籍的收藏，从现在在库收藏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版古籍中就可以发现诸多大学堂时代遗留下来的藏品。这些日本版古籍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们都钤有“大学堂藏书楼之章”和“大学堂图书馆收藏记”等收藏印记。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改名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百余年来，北京大学图书馆经历了初创时期、传播新思想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建成独立现代馆舍的发展时期、艰苦卓绝的西南联大时期、面向现代化的开放时期。作为一所中国最著名的综合性高等院校的图书馆，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日本文化及中日文化交流的深入研究，一直致力于日本版古籍的搜求和采购。而在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大藏书家李盛铎“李氏藏书”的并入和接收一事。因为，对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日本版古籍来说，“李氏藏书”实堪称具有主体地位的核心馆藏。
李盛铎（1858-1937），江西德化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京都大学堂京办、山西布政使等职。民国后又曾担任大总统顾问、农商总长、参政院议长等职。
李盛铎在二十岁时结识了在上海经商的岸田吟香，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古籍在日本开始受到冷落，岸田回国搜罗古书运到沪上售卖，李盛铎便从中购买了不少日本古刻、活字及古抄本典籍。清光绪年间他又出使日本，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购买了许多流散在日本的汉籍善本书，不少是国内久佚之书，由此形成了收藏有大量日本版古籍的“李氏藏书”，藏书中经、史、子、集均备，其中以子部医家类和释家类居多。根据1956年北京大学图书馆所编《北京大学图书馆李氏书目》统计，“李氏藏书”所藏和刻本共计621种，其中经部113种，史部69种，子部360种，集部79种。
“李氏藏书”中日本版古籍的收藏占据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现有日本版古籍馆藏的绝大部分。李氏藏书版本类型全，几乎涵盖了和刻本古籍发展史上各个主要阶段的代表性版本。如“春日版”“五山版”“俞氏版”“博多版”“庆长、元和敕版”“伏见版”“骏河版”等。同时，版本年代久，价值高，早期珍善本多，其中有些还是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后期、镰仓时代（1192-1333）和室町时代（1336-1573）初期，即相当于中国宋元时期的善本书。比如《成唯识论述记》古刻古抄配本二十卷（存七卷），有日本应德三年（1086）和元久元年（1204）的僧人题记，是形成于日本平安时代后期和镰仓时代初期的珍贵古籍版本。
据载，“李氏藏书”是1940年由当时的北平日伪临时政府从李盛铎之子李滂手中以40万元收购，并划拨给当时沦陷区的“北京大学”的。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归入了复校的原北京大学。
此外，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日本版古籍还有多种来源，如采购、捐赠和接收等。如民国初年，日本阪谷男爵曾向北京大学图书馆捐赠东西文图书数百册；抗战结束后，接收了一批日伪时期“北京大学”的日本版古籍藏书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院系调整时接收了一批其他院校和收藏单位的日本版古籍藏书等。近年来，北京大学图书馆在国家的支持下，购入了一整批日本大仓文化财团大仓集古馆原藏的“大仓藏书”。这批藏书是以20世纪初中国藏书家董康与日本大仓文化财团创始人大仓喜八郎的一大宗古籍图书为核心组成的，共有古籍图书931部、28143册。而在这其中也包括了和刻本190部、2576册。如其中的日本元禄间抄本《诚斋集》中还附有日本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岛田翰写给董康的信札，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这次入藏进一步充实了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版古籍的馆藏规模及馆藏质量。
三、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日本版古籍的地位与价值
书目著录的统计比较表明，北京大学图书馆是日本版古籍在中国最大的收藏重镇，在业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比如1995年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王宝平先生主编的《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目录》一书，共收录了中国68家图书馆所藏日本明治年间及以前的和刻本3063种，其中经部592种，史部352种，子部1516种，集部598种，丛书5种，堪称国内和刻本汉籍之总汇。书中将各馆所藏和刻本汉籍的数量作了列表和排序，其中北京大学图书馆共收藏和刻本679种，计经部152种，史部64种，子部385种，集部78种，在国内各馆中高居榜首。据此，有的专家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品多来自李盛铎旧藏，庋藏善本之富，令各家不能望其项背，其中尤以早期版刻称最”。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日本版古籍不但品种数量多，而且质量价值高。下面拟从五个方面阐明其学术文献价值。
（一）在北大馆藏日本版古籍中有一些相当于宋元时期的早期版本，其中有的还是中土久已失传的佚本典籍，它们均是极其珍贵的稀世珍品。
例如，日本平安时代到镰仓时代早期的《成唯识论述记》古刻古抄配本二十卷（存七卷）。此书为唐释窥基撰，是《成唯识论》的注释书。全书共分辨教时机、明论宗体、藏乘所摄、说教年主及判释本文五门，对《成唯识论》进行详尽释解。原书共二十卷，此本仅存七卷（卷二至五、七至八、十），且每卷分本、末两部。其中古刻不到三卷，余皆古抄。在卷三本部末有日本古僧人荣辨训点此本的墨笔题字“元久元年元月八日移点毕”云云。此本的形成年代应系日本平安时代后期到镰仓时代早期，刻本部分当属著名的春日版系统。无论是抄本部分还是刻本部分，都是馆藏现存最早的日本版中国古籍。据载，是书在中土至元代就已失传，而在日本却多有古刻古抄本流传。其现存较早者，如枥木县日光市轮王寺藏平安时期《刊本成唯识论述记》十三卷等，均是日本的重要文化财富。可见，此本确实具有很高的版本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
（二）在北大馆藏日本版古籍中有一些中国宋、元版古籍的日本覆刻本，其中有的中国原本今已不传或已残，因此日本覆刻本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这些中国原本的全貌。
例如日本室町时代覆宋兴国军学刻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日本文化十四年（1817）覆宋宝祐衡阳陈兰孙刻本。由于国内已无宋兴国军学刻本《春秋经传集解》的全本，所以借此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窥见是书的宋代名刻原貌。此书为晋杜预撰，是《左传》注解流传至今最早的一种，收入《十三经注疏》中。据杨守敬的研究，此本应系日本室町时代（1338-1573）覆宋兴国军学刻本。而此本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宋兴国军学刻本的全貌，且杨守敬将之与现存宋代诸本校勘后认为，“今世所存宋本《左传》无有善于此者”；另外，此本还迭经日中两国著名藏书家市野光彦、涩江道纯、森立之、杨守敬及李盛铎等人的收藏，故名家藏印琳琅满目，使得此本具有很高的版本研究价值乃至历史文物价值。
（三）在北大馆藏日本版古籍中有一些日本版中国古代传统名著的珍稀版本，有助于对这些名著在日本的流布传播情况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例如，日本天文二年（1533）刊本《论语》十卷，此刊本是日本现存最早的和刻本《论语》之一，连日本国内都少有收藏。此本为日本后奈良天皇天文二年八月由泉州堺的阿佐井野氏根据博士家清原氏的传本出版刊行的《论语》单经本。此本出于菅公手写本，即日本右大臣菅公于醍醐天皇昌泰二年（899）据唐石经抄录的《论语》白文本，也是后代日本流传《论语》经文的祖本。此本为日本历史上著名的《论语》精写刻本，因为刻于天文二年，故又简称为“天文本”或“天文版”，其年代对应于中国明朝嘉靖十二年（1533）。此本系由杨守敬从东瀛购回，后又归入李盛铎之木犀轩藏书的。此本开本宏阔，版式疏朗，字大如钱，品相完好，且有名人题跋，故价值极高。据查，天文本《论语》除北大馆有藏外，日本也仅有东洋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等有藏。
（四）在北大馆藏日本版古籍中数量最多的是医家、释家（包括释家诗文集）等普通民间常备的典籍，这一特色也体现了其在这些特殊领域的特殊价值。
例如，日本宽文四年（1664）饭留氏忠兵卫刊本《澹居稿》在中国国内已无古刻本传世，而日本却有“五山版”和此本两种古代和刻本存世，因此十分珍贵。此书为元释至仁撰，皇甫琮辑。据载，释至仁生前曾有诗文四十余卷，然到元末至正二十四年（1364）皇甫琮为其编辑《澹居稿》时，已大多湮灭于兵厄，是书即是释至仁劫后幸存的诗文结集。不过此本仅存其诗作部分，共录诗作一百〇二首，其题材则多为友朋之间的唱和之作。唱和的对方，既有诗声远播的僧人，亦有虞集、张翥、贡师泰等名重一时的诗家。此外，题画诗在集中也占了一定比重。此本除北京大学图书馆入藏外，日本也仅有国立公文书馆、关西大学图书馆和东京文化财研究所等有藏，故具有较高的版本研究价值。
（五）在北大馆藏日本版古籍中还有一些古代民间类书及日用类全书，这些书在古代均不被上层社会重视，故流散十分严重，但其中一些由于流传到了日本并出现了和刻本版本，才得以更好地保存并传世至今。
例如，日本宽文二年（1662）雨花斋刊本《增补较正赞延李先生雁鱼锦笺》一书《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未见著录，可见已十分稀见。此书为明李赞延编，是一部明代民间常见的函牍类日用全书。此书分类整齐有序，前八卷为正编，共分通问类、起居类、造谒类、感谢类、求荐类、自叙类、书翰类、借贷类、取索类等二十余类分类，介绍了适用于当时社会各界的书翰尺牍的体式样例。每类之下还多又分“奉书”和“答书”两类，分别介绍书信往还的两种不同样式，而用“碎锦”介绍每类书翰常用的函简用句用语等。
日本宽文二年即对应于中国清康熙元年，故此本应为清康熙间日本重刻明雨花斋刻本。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书未见著录，可见国内是书古本已较难觅见。而此日本宽文二年田九左卫门刻本乃是是书现存最早的和刻本，除北京大学图书馆外，日本也仅有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等单位有藏，故此本有较高的版本研究价值。
结语
目前，有关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日本版中国古籍的研究整理情况是：
1995年出版了《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版古籍目录》（李玉编）。
2014年出版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日本版中国古籍善本萃编》（朱强主编）。该书共遴选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具有代表性和特殊价值的日本版汉籍28种，并将其影印出版。其书22册，颇见规模。
近年来的新编馆藏日本版古籍及“大仓文库”中的日本版古籍，使其总数已达到两千种左右。新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版中国古籍目录》正在编纂中。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日本版古籍具有多方面的历史文化价值。因此，以书本式目录和影印丛书等出版形式对这些日本版古籍进行揭示和介绍，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将这些典籍的价值回馈于社会，以此推进中日文化交流研究深入地开展。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The Japanese Version of Ancient Books and the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Wang Yanjun
Abstract：This article deals with the origin of the Japanese version of ancient books and its gradual introduction to China. It also analyzes and e-valuates the origin, history, status and value of these collections, in terms of which the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tops China.
Key words：Japanese version of ancient books,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