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认知结构与国际政治
国际政治分析中的认知结构研究主要有两种：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s）与政治图式（Political Schema）。本章对认知结构的国际政治相关性，即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的认知结构理论的分析分为两个部分。首先，以政治图式理论为中心，揭示与解释政治图式理论与国际政治历史类比之间的关系。其次，进一步对现有的两种认知结构理论进行理论比较，明晰国际政治认知结构研究的理论演进的内在逻辑。
图式的概念自西方哲学源头始有之，但真正提出这一概念的则是德国哲学家康德，而在心理学发展史中的分析始于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和思维发展心理学，主要代表人物为巴特莱特（Frederic C.Bartlett）与皮亚杰等。[108]20世纪70年代以来，认知心理学中的图式理论兴起，并在政治科学分析中广泛应用。
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决定了人们认识世界时，必须寻求简化认知的手段，其中图式便成为手段之一。因此，图式是一种信息加工的工具。“当新的信息可利用时，个体就试图将新信息纳入过去在同样情境下他所使用的模式，来对信息进行解释。”[109]对于认知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关系，心理学学界尚存分歧，但一般认为，图式是一种认知结构，它代表着关于一个特定概念或某类刺激的有组织的知识，既包括这些概念和刺激的属性，也包括这些属性之间的关系。[110]这是认知心理学中关于图式较为经典和通用的定义。我们根据前文对结构/认知结构的界定，对图式这种认知结构进行概念化工作。图式概念中基本的分析单位为知识，这些知识是关于特定概念或某类刺激所形成的知识，而且知识单位之间有机的排列组合，形成了某种有组织的知识体系。图式概念中的基本分析单位知识实体，依据功能不同的标准，可以细分为四种类型，即鉴定知识（Identification Knowl-edge）、细节知识（Elaboration Knowledge）、计划知识（Planning Knowl-edge）和执行知识（Execution Knowledge）。[111]图式结构中不同的知识实体之间排列组合方式的变化，会导致图式内部结构的变化。知识单位之间的关系与转换规律，成为图式的整体性与连接性属性的来源。同理，不同的知识单位在图式内部的排列顺序不同，因为作为一种认知结构，图式内部基本单位之间是一种等级制的关系，在知识等级金字塔的顶端，是最为抽象和一般化的信息。不仅如此，图式的基本组成成分或单位同样也反映其他的一些组织特质。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图式并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认知结构，其背后还存在一种类似于等级制的社会结构或认知结构网络。[112]
探究图式的形成及其原因的问题，是认知神经科学（Cognitive Neuroscience）的任务。[113]与认知结构起源的原因一致，图式的形成机制主要为四个方面：“图式是由个体所建构的，既有知识的基础是图式形成的必要条件；图式形成的过程中，包括了注意和选择性的过程；图式起源于相似经验的重复；图式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114]图式的发生学与图式的功能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对于政治图式理论的研究而言，它所要着重解决的任务是政治图式的功能问题，即政治图式如何作用于政治世界与政治行为。具体至国际政治分析领域，这一问题转换为政治图式对国家外交政策形成的影响。因此，政治图式的世界政治意义的核心在于揭示政治图式是如何影响信息加工以及外交政策的制定。
图式的功能体现为，在刺激—反应/行为链条中间，图式发挥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的作用。行为主义者的分析逻辑为S→R，而图式理论则为S（A）R。总体而言，图式对社会认知的影响的核心议题在于既有的知识与新的刺激、信息之间的相互作用，即图式影响新信息的编码，对旧信息的记忆，以及对信息遗忘的推断。[115]具体言之，信息加工过程中，图式的功能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首先，注意、编码和检索功能。即对于信息的接受、编码和储存，图式起着过滤的作用，产生有选择性的过程。其次，整合功能。即个体通过认知图式将外部信息与已有知识进行比较和综合。第三，理解、推论功能。不同的认知图式对于相同的信息、对于外部信息刺激的范围等的理解不同。此外，图式能够补充某些欠缺的信息。第四，计划、预期功能。图式决定了个体在环境中有计划、有目的地寻求信息，也会产生对未来的预期。第五，情感驱动功能。当某些图式被激活和提取时，会伴随着特定的情感反映。[116]
政治图式运用于国内政治心理分析较多，如政治选举、种族问题与性别歧视等，但国际政治层面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尚未系统化。政治图式研究具有两个特性，首先是以概念/理论导向为主，而非事实导向；其次，由于缺乏统一的政治图式度量标准，政治图式的经验研究远远滞后于理论建构工作。目前，政治图式的国际政治效应主要集中于对外政策分析层面。一般来说，外交政策制定者持有两种类型的政治图式或知识结构。第一种为常规的总体知识，这种类型的图式能让决策者对任何国家的行为保持一般性的认知，即具备明白、理解和解释的能力。原因很简单，国际环境中的主权行为体具有常规的行为规则和模式，这已是不言而喻。第二种结构知识能使决策者轻而易举地对相似情境做出判断。当他面临某类先前已有一定直接经验的事件时，不需多少信息加工就可做出相似处境的判断。[117]图式对政治世界、外交决策行为产生影响的主要途径为作用于信息加工过程。然而，这种作用背后的认知/心理机制又是什么呢？这就必须探讨（政治）图式的类比思维（analogical reasoning）功能，以及在类比思维过程中核心概念可用性（availability）和表征（representativeness）的作用（图2.1）。
图2.1 政治图式的信息加工模型
（政治）图式的类比思维，或者说个体运用类比思维的心理动力为：图式是一种认知结构，由简化的知识和重复的经验组成。当个体接受新的信息时，往往将信息纳入到既有的联合模式（cohesive pat-tern）之中，既存的知识结构对新信息起着整合的作用。换言之，图式会检验新信息和刺激与既有的认知结构与归类是否相符。这种类比思维使个体往往将新的信息置于原有的知识与经验所建构的模板之中。[118]这也是图式所具有的社会分类（social categorization）功能。图式具有社会分类的功能，所以图式中的基本分析单位是抽象的知识，而不是对具体客观对象的表征。
上文所述的图式及其类比思维的政治相关性或政治意义是什么呢？图式的类比思维与表征功能能够影响政治决策与政治行为，这反映在政治实践中即为历史类比（historical analogy）。政治决策者进行安全决策时，对于所接受的政治信息与刺激的判断经由决策者的政治图式的过滤与制约。决策者的政治图式的类比思维特性，将政治实践中新的信息或刺激与原有的知识结构比较，从而进行社会归类。必须说明的是，由于政治行为受外在的政治环境的限制，在具体的国家政治判断与决策过程中，政治图式所具有的表征类比功能并非如实验室研究中如此普遍。[119]外交决策分析中关于历史类比的研究成果已是汗牛充栋[120]，但对于类比心理机制的分析架构中，政治图式的作用并未受到普遍重视，并且存在不少误解。
类比思维的形式化表述为：“AX：BX：AY：BY”。具体言之，如果事件A与事件B二者都具有X的属性，同时A又具备Y的属性，因此我们就可以推断B也具有Y的属性。这是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三段论推论。以最为经典的“慕尼黑类比”为例，历史类比的基本逻辑如下：在慕尼黑的绥靖政策是因西方国家的绥靖态度造成，在越南的绥靖政策是西方国家的绥靖态度而成；慕尼黑的绥靖政策导致了一场世界大战，因此在越南的绥靖政策也会导致一场世界大战。[121]决策过程中，类比具有系列的分析判断功能，具体为：第一，有助于对决策者所面临环境的判断；第二，有助于评估风险；第三，提供“政策处方”；第四，预测成功的机会与可能性；第五，对他们的道德正当性进行评估；第六，预防与警告政策选择所带来的风险。[122]类比作用的逻辑路径为理论导向，或者说是自上而下的路径，其原因在于历史类比发挥作用的基础为政治图式的影响。历史类比的出现或唤醒，主要取决于两种认知机制：可用性与表征。可用性是指行为体对事件可能性的判断，取决于他毫不费力所能回忆起的相似实例。这也决定了最新发生的事情，最容易被回忆起。在美国政府决策者的历史类比实例中，这一点得到明显的体现。如杜鲁门、艾奇逊在朝鲜战争中，以及艾森豪威尔在印度尼西亚危机中错误估计了中国领导人的政治人格及中国的力量和能力，而随后肯尼迪政府在老挝危机中由于吸取了前两任政府的历史教训，采取了正确的战略行动。[123]表征是指一种概率的判断，具体为人们对一种信息或刺激与社会类别的相似性的判断，即这一信息或刺激是否属于这种特定的类别[124]。图式与态度、归因的区别之一在于后者并不强调表征的作用。我们认为，表征是图式功能发挥作用的心理机制之一。表征对新接受的信息与刺激的社会类别做出概率归属判断，这是政治图式归类作用的基础。
外交政策分析领域，关于图式理论与历史类比之间的关系，存在一些误解。如前文所述，心理学关于图式理论的研究表明，图式与类比思维是一种属性关系，即类比思维是图式认知结构的功能属性。从这个意义而言，图式比类比思维更为抽象，而类比思维则涉及具体事物之间相似性与概率的判断。“一种图式与一种类比的区别在于，类比是明确的和具体的，而图式则是抽象的和一般的。”[125]这也是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区别，即结构为抽象的，功能则为具体的。1950年，当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宣言：“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强者攻击弱者之事”，他进一步说道：“让我们回想一下一些早先的事例吧——满洲、埃塞俄比亚、奥地利。”一般认为，杜鲁门总统的第一句话是一种图式，第二句话则是一种类比，亦即抽象与具体之别。上述区分具有合理之处，但并未分别出图式与类比二者的实质关系。我们认为，杜鲁门总统的图式为“强者攻击弱者”的认知/知识结构，这是一种抽象的知识组合；而历史类比则表现为社会归类的功能，即将朝鲜战争双方的行为归类为已有的知识结构类型。
信念体系分析的核心议题为：信念体系的特性为何？领导人的信念体系是封闭性的，还是开放性的？个体的信念体系如何影响知觉（perception）以及政治行为？信念体系的概念在解释国家政治行为变化时的有效性如何？等等[126]。具体而言，信念体系的应用细化为以下几个自变量，即操作码（operational code）和认知图（cognitive map）等。操作码研究的内容在于揭示领导人对于政治生活的根本认识与态度[127]，而认知图研究则运用图示方式，梳理领导人决策过程中的正负因果关系与过程[128]。从概念到方法论问题，信念体系的研究面临系列有待解决的难题。如果我们把信念体系的研究归为国际政治认知结构研究的第一代理论T1，那么关于政治图式的研究为第二代理论T2。国际政治认知结构研究的理论演进，即T1→T2的发展，其主要动力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二战后，由于“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的影响，心理学元理论视角由行为主义（Behaviorism）转变为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其中，认知心理学的分析范式也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变化之一为由认知相符理论到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on Theory）。由此，认知主体也从“一致寻求者”（consistency seeker）转化为“认知吝啬者”（cognitive miser）。建立在信息加工基础之上的图式理论研究已成为当今心理学学界理论研究的主流（当然，信息加工与联结主义是认知心理学的两种研究取向，不同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取向不同）。“的确，几乎所有的心理学领域的理论家都日渐清楚地认识到，图式的建构已成为心理学理论的基石。”[129]此外，三种心理学领域已经将图式作为他们的核心解释概念或变量：认知心理学家研究概念的形成与记忆，人工智能学者和认知心理学家试图制造出能够理解语言能力的机器，而社会心理学家则研究“无意识”与日常社会互动。[130]
第二，我们认为，图式理论研究对信念体系研究的发展，主要体现为对认知结构的功能的理解与解释不同。具体言之，信念体系研究的对象为认知结构的内容，如操作码、意象等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不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认知内容；而图式理论的研究对象为认知过程，即图式如何作用于领导人的信息加工过程。信念体系研究在于寻求认知的一致性，图式理论的功能机制则为影响信息加工过程。信念体系研究的心理学理论基础在于认知相符理论，而图式理论的心理学理论基础为信息加工理论或社会认知理论。信念体系研究的心理动力为动机取向，因为行为体的认知动机在于寻求认知一致性，而图式理论的心理动力则为信息加工取向。总体而言，图式理论研究与信念体系理论研究的区别并不在于认知结构的基本成分或功能单位，而在于对认知结构的功能的不同研究取向。正如美国政治心理学家德博拉·拉森（Deborah Welch Larson）指出，图式解释的有效性根源于人类内在的认知局限，图式理论研究关注的是人类短期记忆局限下知识是如何组织和使用的；而信念体系研究并不关注知识是如何结构化的，并且在记忆中如何排序，而只关注信念的稳定与变化。[131]其实，这两种认知结构研究的演进也反映了认知心理学研究范式从认知平衡理论到社会认知理论的过渡。因此，从认知结构内容上说，信念体系研究与图式理论研究差别不大，这也是国际政治认知结构研究中二者使用混乱的缘由。在两种认知结构理论中，知识实体的组织原则都是等级制的，即不同知识实体的地位不同，处于中心地位的知识实体具有不可变性（难以发生变化）。但两种理论研究的路径不同，一种为强调保持认知结构平衡的动力，一种为强调认知结构的信息加工功能。[132]除此之外，对于结构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上述两种认知结构理论的观点不一，如信念体系与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图式却与意识形态是异质的关系。[133]
第三，比较而言，在国内政治分析层面，图式理论比信念体系理论具有更大的解释力和应用空间。图式理论对政治心理学的贡献之一在于它为理解公共舆论和政治行为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因为图式理论比信念体系能更有效地理解和解释美国国内公众舆论和政治行为。[134]除此之外，在外交政策分析领域，图式理论的理论解释力强于信念体系理论。德博拉·拉森对这两种理论进行了详细的比较[135]，她指出这两种理论都是分析外交决策者的信息加工模型（其实，信念体系的分析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信息加工/认知过程分析，这也是与图式理论的区别所在），但不同的学者对此偏好不一。心理学家更倾向于运用图式理论，而政治科学家一般使用信念体系。与信念体系理论相比，图式理论的概括简约程度更高，而且更接近于复杂的认知过程。因此，在研究信息加工、记忆以及决策者时，图式理论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基于此，对图式理论的广泛运用，有助于在政治学家和心理学家之间架构一座研究认知结构的桥梁。在理论运用范围、理论本身的逻辑精练程度以及解释力等方面，图式理论具有明显优势。如图式理论在理论导向和事实导向的信息加工效应（effects）上都能提高精确性，此外，于认知结构的变化而言，图式理论能够提供更为具体可行的预测。这也表明，仅仅进行认知内容（信念体系）的研究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信息加工过程与变化（图式理论）。信念体系和图式两种认知结构的基本成分相差无几，但是两种认知结构理论的功能分析却大相径庭（具体比较见表2.2）。这反映了当代心理学元理论理论演进的路径和趋势。鉴于以上比较分析，我们认为分析图式理论在国际政治分析中的应用，可以彰显国际政治认知结构理论的一般特性与问题。
表2.2 国际政治中的两种认知结构研究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