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小结

有效减少理论研究传统中的概念问题和反常，这是科学研究进步的标准之一。现今国际关系结构理论研究，甚至是社会科学结构研究，对于结构的基本概念界定以及结构作用的机制等问题，仍是各执一端。由此表明，关于结构理论的研究仍处于前科学阶段，学术研究共同体对于基本的概念问题尚未达成共识。笔者认为，有效地解决概念问题的争端，是促进国际关系理论科学研究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

有鉴于此，我们在批判借鉴相关学科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全面的结构概念框架，以此作为评判国际关系结构研究的基本标准。运用这一结构概念框架，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微观个体层次的结构理论，并在比较理论的框架下，对信念体系与图式理论两种认知结构理论进行了理论比较。实际上，美国政治心理学界对于信念体系和图式理论的异同，仍存在认识分歧，鲜有学者对二者进行系统的理论比较分析，更多的是不加区别地使用。然而，我们通过梳理认知结构研究的学术传统与理论逻辑后，发现图式理论的心理学理论基础为信息加工理论，而信念体系研究的心理学理论基础更多为认知平衡/相符理论。基于对政治心理学理论研究视角的考察：二战后政治心理学理论研究进展之一为由认知相符理论到社会认知/信息加工理论，我们认为两种认知结构研究的理论演进符合当代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当然，如果从层次分析来说，认知结构理论或许不能成为沃尔兹所说的国际政治结构理论；但是，如果从属性分析来说，认知结构具有国际政治相关性。如此，认知结构理论可以成为一种国际政治结构理论。

基于上述比较分析，我们认为图式理论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但如前文所述，国际政治层次的图式理论研究尚未产生大量的经验性研究成果。所以，关于国际政治认知结构的进一步研究，仍需处理好以下基本问题。首先，关于概念的界定与操作化问题。[136]现有研究往往是将图式直接从心理学理论谱系中直接借鉴及运用，但尚未进行清晰的概念界定。由此导致了将图式与态度、意象（images）、公众舆论等相关概念混淆使用，并未严格分清不同概念的边界。而且，关于如何操作化与度量问题，在政治科学学界尚未取得共识。[137]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经验研究工作的开展。笔者认为，应借鉴社会心理学中关于图式概念的界定与操作化指标，同时综合考虑政治情境中的特殊性。此外，应在信息加工的背景中运用政治图式理论。关于概念界定问题，笔者在本章中的结构概念化工作试图提供这样一种努力。其次，关于研究取向问题。一般认为，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其实就是应用心理学理论进行国际政治/外交政策分析。笔者遵循这一主流认识，因为政治心理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为认知结构和信息加工研究提供或发展一般意义的模型。但是，应用心理学理论进行政治分析的动机应该是更有效地理解和解释政治现象，而不是简单地应用特定的心理学理论。[138]因此，关于认知结构的发生学以及个体如何处理政治信息等基础性研究仍不可少，这也是本章详细探讨结构以及认知结构的基本理论的缘由；在此基础上，我们必须细致讨论个体心理因素的国际政治相关性。第三，关于认知结构的变化发展问题。认知结构/政治图式发生学研究，其生物学基础为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社会学基础则为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情绪/情感（emotion）与认知的关系及其对政治世界的影响，已成为2000年以来政治心理学研究的重点[139]。所以，情绪/情感对认知结构的影响及其政治后果应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140]最后，就政治心理学的应用问题领域而言，目前仍局限于安全研究问题范围。关于是否应拓展心理学理论解释与应用的问题领域，政治心理学界已有部分讨论，但尚未形成一致且强烈的呼声。笔者认为，今后一个有趣且具有挑战性的发展方向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系统探讨认知结构及其他认知心理因素的地位与作用。[141]这一研究工作的开展，需要系统重构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理性假定，即分析从传统的理性假定到有限理性假定的转变，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情绪之于理性的积极意义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