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世界观的选择——中庸之道
※题解
与时俱进
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则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是也。”
朱子说:“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
《礼记·正义》说:“是子思引仲尼之言,广明中庸之行,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之道,鲜能行之。”
“君子而时中”,“时”不仅指时间、时代,也指时机。
既不要超越阶段,也不要被时代抛弃;既不能急躁冒进,也不可故步自封。超越现实是偏激,跟不上步伐是落伍。就如组织一场音乐会,指挥就是调动各方面的因素,达到“中”与“和”的境界。这个“指挥”就是“中”,是各位演奏者注目的中心。而指挥则是以演奏内容的节奏与情绪表达为“中”。而对于广大听众来说,能够享受到精美的艺术熏陶为“中”。又比如琴弦的调音,弦太紧会被拉断,太松则发音不准。演奏太快,失了节奏;弹得太慢,就成了杂音。成功的演奏,就在于“和”而“中”。而真正的“中”就是与这个音乐会有关的全体的认同。
中华民族的祖先很早就在长期的客观实践中产生了“时”的观念,并以此作为指导实践活动的依据。认识到季节时令的变化对农业的决定意义,《尚书·尧典》中说“敬授人时”,孔子说“使民以时”,孟子说“不违农时”,都是为了顺天应人,和谐共生。
“当今之时”“彼一时,此一时”中的“时”,则指时代、时势。
对“时”的把握与运用,已经升华为哲学范畴。《尚书·益稷》云:“敕天之命,惟时惟几。”“虑善以动,动惟厥时。”《易·文言》云:“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易·彖·随》云:“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易·彖·益》云:“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易·彖·丰》云:“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易·彖·小过》云:“过以利贞,与时行也。”这些语句深刻地蕴含着“与时俱进”的积极思想。
※原文
仲尼曰:“君子中庸1,小人反中庸。”
※注释
1 中庸:儒家思想中的最高道德境界,即包容与利用,就是对一切的客观存在都予以包容并合理地使用。在具体的事件中,无论其性质如何,都深含着一定的必然意义,就应予以接受。而在具体的运作中,应做出恰当的抉择,把握适度。就是说在具体的时间空间条件下,做出适宜的行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中,和也。”(段玉裁注:许书原作“和也”当作“内也”。“内”通“纳”,容纳,包容。)《左传·定公元年》:“未尝不中吾志也。”“中”即符合、正中其中之意。庸: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庸,用也。”程颐认为,“庸”就是“常”。庄子在《齐物论》中说:“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因此,中是原则,庸是实践。中庸,就是知与行的统一。
※人物简介
仲尼:即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他是春秋后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的先祖本是宋国贵族,因政治原因迁居鲁国避难。孔子幼年时,其父叔梁纥去世,家境贫寒,为生活所迫,他很早就独立谋生,从事过多种低微的职业。孔子待人真诚宽厚、好学善思,积累了广博的学识。他一生致力于教育,相传有三千弟子,其中身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者七十二人。他曾周游列国,晚年专心于古代文献整理与传播工作,先后删《诗》《书》,正《礼》《乐》,序《周易》,修《春秋》,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其主要言行,经其弟子和再传弟子整理,编成《论语》一书。“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成为后世人们修养的道德原则,影响极其深远。后世尊其为“圣人”。
※译文
孔子说:“有教养的君子处世奉行中庸之道,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总是违背中庸的原则。”
※论引
郑玄说:“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反中庸’者,所行非中庸,然亦自以为中庸也。”
孔颖达说:“庸,常也。君子之人用中以为常,小人则不用中为常,是‘反中庸’也。”
朱子说:“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惟君子为能体之,小人反是。”
※札记
人与人是有区别的
中庸就处在君子与小人之间,虽然没有如楚河汉界般的分界线,使人们就如泾渭之流一目了然,但是,就其行为风格而言,总会截然不同。
君子之行着眼于维护众多人的利益,处事以中庸为原则,所以,人们受到惠泽而不以为恩;小人则只是看重小团体的好处,行事以培植党羽、罗树私恩为重,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因而却会收到相应的感激。
中庸的本质,就是包容以为用,因其势而利导之。在具体事件的运用过程中,注重适度,即历来认同的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是寻求内在的平衡。
君子胸襟博大,见识卓越,能够从伦常大道出发包容众长,容纳众意,处事既不极端,也不偏激,既不专擅,也不投机,顺应自然发展之道。而芸芸众生却只注重眼前的利益,急功近利,以现时的占有为得,既不能包容他人,又不愿与人共享,忽视他人的存在,结果距离中庸越来越远。
谋略无所谓邪正,也无所谓阴谋或正义,在于运用之心。心正则德正,意舛则恶生。同样的计策,由于不同的人使用于不同的时空,君子运筹于帷幄之中,小人设计于阴暗角落,所导致的结果和对事物的发展方向的影响则截然不同。
如果是出于维护天地正义,那么不论采取的是何种手段,都是符合道义的行为,就是替天行道。如果只是出于个人的私利,或是小部分人的利益,那么不论其打着何种光明正大的旗号,都无异于攫取与鲸吞,都是抢掠与窃取。
为君子或做小人,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我们的行为代表着谁的利益,取决于我们获取了什么,拿走了多少。
※史例阐释
包容与思考
什么是“中”?在我们的语言文字中,与“中”有关的一些词如:
(1)中和,中正,中允,中立,中兴,中节,执中——这是对行为动态的描述。
(2)中央,中间,中心,中点,中线,中枢,中介,中坚,中途,其中——这是对位置的界定。
(3)中的,中奖,中第,中计,中肯,中意,百发百中,击中——这是对目标的设定。
无论是哪种意义的表达,都有一个共同的寓意,就是都具有包容的属性。
考察日常生活,我们总是习惯性地说:把某件物品放在什么“中”,这就是一种包容,因为,我们所放置的东西,并不就一定是在这个具体空间的中心。
众所周知,在对自然界的认知过程中,最早的是人类看到日月星辰每天都从东方升起,西边落下,围绕着我们运行不息,觉得“我”就是宇宙的中心,就是主宰。于是,古人就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这就是最古老的“地心说”。这个命题,一度被认为是真理,是客观规律,于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左右着人们的认识,支撑着人们的思想体系,以至于具有宗教般的力量。但是到了哥白尼时代,人们的思想认识发生了改变,随着人们视野的开阔,认识了太阳运动的规律,认识了太阳系,令人们兴奋又困惑的是,在太阳系中,太阳才是中心,地球只是太阳系中的一员,是围绕着太阳在运动,于是有了“日心说”。而为此,布鲁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后来,十九世纪末,人类的认识又有了突破,发现在广袤的银河系,太阳并不是中心,而地球更是如同一粒尘埃。……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说地球可以忽略,就可被排除在宇宙之外。而事实是,地球就是以其独特的自然存在形态运行在浩瀚的宇宙之中。而根据现代天文学的理论,宇宙没有中心。但是,同样的命题也是成立的,也具有真理的内核,就是说,任何一个宇宙点都是中心。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是不断变化的,具有广博的包容性和深刻的哲学特质。因此,可以这样认为:“中”既可以被认为是中心,也可以被认为不是中心,但是,就是处在其中,是包容在一个更宏大的系统之中的独立存在。
根据时间来说,任何事物或事件,都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同样也不可避免地带着未来性,是处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即现在。就是说:现在就是恒定的“中”,是永恒的中点。就是说,人或事件,永远都处在时间的中点,无法摆脱。我们永远都与时间在一起,永远都行走在时间之“中”。
由此可见,无论“中”是指空间方位,还是时间的序列,或者是作为一个设定的目标,对于一个确定的外在对象来说,“中”是时间与空间的广泛范围,既不确定又很具体;都是不容抹杀的存在,都具有存在的天然依据,既是中心,又是边缘,更是包容在一个相应系统中的内在,所不同的只是取决于着眼的角度与参照系统的不同。
※原文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1。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注释
1 君子而时中:君子能随时根据不同的情况,恰到好处地把握中正的原则,行事处世有度。时中:言行时时处处符合中庸之道。
※译文
君子的言行之所以合乎中庸的规范,是因为君子诚笃自律,处事有度,规范适中,能够在特定的时空情势下,对具体的问题做出恰当的处理。不注重修养的人,其行为之所以背离中庸,是因为他们的心智不能达到那种高度,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失于检点约束,肆无忌惮,言行极端,无所顾忌。
※论引
郑玄说:“‘君子而时中’者,其容貌君子,而又时节其中也。‘小人而无忌惮’,其容貌小人,又以无畏难为常行,是其‘反中庸’也。”
孔颖达说:“君子之为中庸,容貌为君子,心行而时节其中,谓喜怒不过节也,故云君子而时中。小人为中庸,形貌为小人,而心行无所忌惮,小人将此以为常,亦以为中庸。”
朱子说:“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无所忌惮也。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则肆欲妄行,而无所忌惮矣。”
※札记
以诚待人,不可势利
无论人们处在何种社会地位,承担哪种社会角色,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无论权力大小、地位高低、财富多少,但是人都有尊严,都应受到尊重。这是人伦大道。如果忽视这个原则,往往令自己陷入被动。因为在与人的社会交往中,必然会遇到各个层次的人,如果只对各类“大腕”恭敬有加,却对小人物态度冷漠或予以戏弄,其结果必然是既没有赢得高高在上者的重视,也不会得到他的尊重。而平庸相处的人,对你人品的评价就会大打折扣,既失去了他对你的信任,又会被他鄙夷不屑。如此,只会既伤他人的自尊,又损害自己的德行。
在现实生活中,总会有各式各样的宴饮聚会:宴席上必然有主人、贵宾、陪客以及应邀出席的同事或是朋友。在这样的聚会中,往往体现出一个人的水准。人们常说:酒品如人品。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聚会中各个人物的神态与举止。势利的人,往往会逢迎贵客,或是以权势为中心,漠视他人,以至于以取笑他人而显示自己;自以为是的人,总是以自我为中心,高谈阔论;圆滑的人,则施展其外交手段,以期左右众人。这种“尊卑有别”的宴聚,往往令人感到尴尬,有时甚至会令人感到十分难堪。不经意间的一句话,或许就可能使聚会的人的自尊受到伤害,而令人心存反感,产生芥蒂。
人在社会中生存,很多时候都面临着这种两难的境地,那么如何妥善处理,如何做出“适中”的行为?谁也不能给出唯一的正确指导。只有自己权衡,依据情势而做出自己的行为。高明的人通过交际技巧渡过难关,聪明的人借用外力巧解难题,从而摆脱困境;一般的人只有默然处之,静观自守;智力略显迟钝的人,只有蒙受羞辱,以至于形成僵局。而不论自己处在何种态势,唯一可取的就是“诚”。只有心怀“诚”意,不存杂念,才会赢得支持,受到敬重。
中庸的处世思想,就是守“诚”。成全他人的自尊,成就自己的人品,维护共同的尊严,使自己不被自己的行为绊倒。
※史例阐释
为君子或做小人,取决于我们自己
《左传》记载:襄公二十五年,齐国内乱,齐庄公被其大臣崔武子逆弑。
齐庄公和崔武子的继室棠姜私通,经常到崔家去。并且齐庄公不听侍臣的劝阻,把崔武子的帽子赐给别人。崔武子由此怀恨在心。当时,正值齐庄公乘晋国动乱而进攻晋国。崔武子于是就想杀死齐庄公来讨好晋国,只是苦于没有机会。
夏季,五月,莒国由于是这次战役的同盟国,莒子就来到齐国朝见。十六日,齐庄公在北城设享礼招待他。崔武子借口有病,没有参加。十七日,齐庄公以问候崔武子为由,乘机又与棠姜幽会。姜氏进入内室,和崔武子从侧门走出去。齐庄公拍着柱子唱歌。齐庄公的侍人贾举因以前受到齐庄公的鞭打,也在伺机报复,崔、贾二人就勾结起来,寻找机会杀死齐庄公。于是贾举假传命令,禁止齐庄公的随从进入住宅内。贾举走进去后,关上大门。崔武子的卫队便立即包围了齐庄公。齐庄公登上高台请求免死,遭到拒绝;又请求允许自己在太庙自杀,仍然不被允许。甲士们说:“君王的下臣崔杼病危,不能发号施令,我们也不能执行您的命令。这里靠近君王的宫室,陪臣的职责就是巡夜搜捕淫乱的人,此外没有接到其他命令。”齐庄公跳墙突围,被人用箭射中大腿,跌入院内,于是被杀。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偻堙都被杀死,而贾举也未能幸免。申蒯,是管理渔业的人,和他的家臣一起殉义自杀。崔氏又派人在平阴杀死了鬷蔑。
晏子走到崔氏家的大门外边,他的属下说:“也以自杀报答国君吗?”晏子说:“是我一个人的国君吗?要我去死?”属下就又说:“那么逃离吗?”晏子说:“是我的罪过吗?我何必要逃走?”属下就问:“那么现在回去吗?”晏子说:“国君死了,回到哪儿去?”
晏子说:“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这是说,大臣应该为国家殉难,而不应该为国君个人死节。
他走进大门,头枕在齐庄公尸体的大腿上号哭,行礼,然后走了出去。
那些杀红了眼的刽子手说:“一定要杀了他!”崔武子说:“他是对国家、对人民有功的人,杀了不祥。”
孟子主张:若社稷不利于民众生存时,“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易·革》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可见“中”不是僵死不变的教条,而是顺应时势发展的活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