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将军遁走

自从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喊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以来，许多日本人梦寐以求的王政复古终于实现了。政治权力（至少原则上）收归宫廷，可是宫廷却仍未设立行政和立法机关。1867年11月27日，朝廷重臣在摄政二条齐敬家会面，商讨基本国策，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王政复古的支持者并没有充分考虑过一旦亲政可能要面临的问题。

按照天皇颁布的政令，收入超过十万石的大名组成议会，决定与外国有关的重要决策和政策，但是，把这些人召集到京都显然需要时间。与此同时，堆积如山的国内外问题亟待处理。宫廷似乎无力应付，事实上，这个时期的京都可以说处于无政府状态。

大政奉还之际，将军在言语和行动上都表现得情真意切，然而许多在江户和京都的大名都对庆喜的决定感到愤怒。他们开会讨论大政奉还的优劣，一些人私下里拜访庆喜，表达自己的不平。庆喜耐心向他们解释说，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统治者，并劝他们回到自己的藩国去。他劝告他们不要误解，特别是不要做出任何轻率的行为。但是那些居住在江户的大名，不管是谱代大名还是外样大名，都不理睬这一请求。他们强烈支持幕府对抗宫廷，一些人甚至拒绝遵从宫廷发布的命令。许多武士对政府的变化感到愤怒，纷纷提议加强军备，武力夺回政权。一些武士甚至请求一直隐身在幕后的朝彦亲王恢复幕府的统治。

王政复古并没有给京都带来和平与稳定。谣言频发使得气氛高度紧张。11月14日，岩仓具视秘密前往京都的萨摩藩邸，通知他们应对紧急事态。一名与岩仓关系密切的前官员告诉他，大垣藩的一名武士向老中献策，建议焚烧萨摩驻京都的宅邸，随后在混乱中将天皇劫往大阪城。岩仓相信了这个很可能毫无根据的谣言，匆忙去警告萨摩的武士小心谨慎，以防不测。

暗杀——幕末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也加剧了紧张的气氛。1867年12月10日，在萨长联盟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坂本龙马在京都遭暗杀身亡。

王政复古的公告尚未正式颁布，但幕府已不再管理国家。京都的宫廷面临各种实际问题。12月16日，摄政等廷臣召集德川庆喜和在京大名的高级家臣商讨局势，讨论的问题包括如何安排各藩派出的士兵轮流保卫京都和皇宫、如何筹集建造大宫御所的经费、所司代及以下的职位如何处理、如何监管纸币的发行。

原则上，这些问题应该由资深大名组成的议会来决定，但是迄今为止只有几位在京都露面，其余人在离藩之前要先看看政治的风向。宫廷最后决定至少暂时一切照旧。我们几乎可以看到庆喜脸上露出了微笑，他正从远处看着公卿在陌生的新任务面前茫然无措的样子。

12月17日，天皇向三名在王政复古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公卿下达谕旨——中山忠能、正亲町三条实爱和中御门经之——命令他们告知萨摩藩和长州藩暂时停止对幕府的攻击。 12月20日，庆喜再次上书提出辞职申请，但是遭到摄政二条齐敬的拒绝，他要求庆喜继续留任，直到大名组成的列藩议会商议好如何安置他。显然，宫廷还没有想好如何处置这个虽然败北但仍有实力的人物。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庆喜想利用大政奉还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日的外国人怀疑庆喜的请辞有着不可告人的动机。据欧内斯特·萨道义爵士回忆，当英国人听说庆喜很久以来就打算“把政权移交给皇帝”时，纷纷表示怀疑：

 

我们当然不相信。我们觉得他是对萨摩、长州、土佐和肥前的纠缠不休感到厌烦，想通过召集一个列藩会议，使自己内部团结起来。会议可能会以大票数通过的方式使他恢复原职，这样一来他将比以往更有威望。

 

早在1867年7月23日，两名幕府高级官员板仓胜静和永井尚志就想出一个妙计，即将军在天皇未成年期间担任摄政，从而避免宫廷和幕府之间的一切分歧，不过这个建议似乎并没有什么结果。不过那年年底，庆喜的智囊西周（1829—1897）就未来政府的形式，向诸侯议会起草了第一份提案。

提案采取三权分立——政府之权、大名之权和朝廷之权。“政府之权”意为行政上的权力。其首脑将由被称为“大君”的德川家族的族长担任。政府设在大阪，由大君指派的官员治理全国，不过其中“宰相”一职将由大君从大名提议的三名候选人中选出。

“大名之权”为立法之权。议政院将由两院组成，上院由大名组成，下院由各藩派一名武士组成。立法机构有权讨论重要的事项，例如法律、预算、对外政策和战争与和平等问题。大君将担任上院的主席。在上下两院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大君有权投三票，而上下两院的议员每人只能投一票，这样就能确保大君的投票永远都具有决定性。大君有权解散下院。

政府权力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朝廷之权——只有名义上的作用。天皇将在议会通过的法律上加盖自己的印章表示同意，但是没有否决权。

如果诸侯议会同意这个提案，庆喜的权力将比以前更大。通过剥夺大名的财产，庆喜的权力将进一步加强，因为大名必须将收入的三分之二用于国防，剩余的大部分用于教育、矿山开采、电话系统和铁路建设。西周当时写道：“就像土耳其人称（他们的统治者）为苏丹，俄国人称为沙皇一样，我们国家没有理由不能称为大君。”庆喜无疑希望得到大多数大名的支持，从而使自己成为一名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即使日本启蒙运动的倡导者福泽谕吉（1834—1901）也拥护“君主立宪制”。我们不知道庆喜希望的是什么。一些学者认为他的目的是实现绝对的专政，其他人则认为他希望建立一个以各藩国联盟为基础的政府，并由自己出任联盟的首脑。

1868年1月4日，王政复古的消息正式宣布。那天一早，侍从千种有文就被派去通知岩仓具视软禁已经结束，并要求他立刻盛装上朝。岩仓的样子肯定很奇怪，因为他的朝帽戴在一颗已经剃得光溜溜的脑袋上（剃发是对软禁忏悔的人的要求）。他带着一个里面装有王政复古大号令等文件的盒子来到宫廷。岩仓被引到天皇面前，他将公告呈献给天皇，并说这份公告是他在天皇本人观点的基础上拟写的。说完岩仓就退了下去。年轻的天皇立刻来到书房，亲王和高官显贵都聚集在那里，天皇（为了不让大家看到他，可能是从帘子后面）大声宣读了王政复古的公告，废除关白、摄政和将军等官职，并建立一个由一名总裁（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十名议定和二十名参议组成的新政府。

那天晚上举行了一个御前会议。议长中山忠能宣布会议的目的是通过实施彻底的改革来奠定王政的坚固基础。片刻之后，山内荣堂就站起来建议允许庆喜参加会议。大原重德不同意他的看法，但山内不以为意继续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称赞德川家族为日本带来了两百多年的和平与繁荣。庆喜甘愿放弃继承先祖遗留下来的权力，目的只是为了成立一个更好而持久的政府，这一做法令人钦佩，然而“二三公卿，拥幼冲之天子，性阴险之举，没庆喜之功”。

岩仓可不是个对批评泰然处之的人。他叱责山内为什么可以在天皇面前如此无礼，做出这样的指控。“圣上以不世出之英才，建大政维新之鸿业，今日之举悉出宸襟，妄言拥幼冲之天子，窃取权柄，何其亡礼之甚。”

山内被这个指控吓了一跳，忙不迭地为自己的出言不慎道歉，然而他的“出言不慎”并未立刻使其他人支持岩仓的观点。越前藩的大名松平庆永（1828—1880，刚刚被任命为新政府的议定）也为庆喜说话，提到几个世纪以来德川家族的辉煌成就。岩仓打断了松平的话，说庆喜哪怕有一点责任感，就应该立刻辞去职务，将土地和人民交还给朝廷。这样他才能协助完成大政奉还的伟大事业，并为自己在议会中保留一席之地。庆喜在宣布大政奉还时，“奉还政权之空名，保有土地人民之实力”。岩仓最后反问，怎么可以原谅庆喜这样的人并让他参加讨论？

大久保利通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岩仓。他认为宫廷应该命令庆喜交出土地和臣民，如果庆喜拒绝，就进行镇压。大久保一向沉着少语，看来那些同情大政奉还的敌人的话语，已经令他忍无可忍，变得滔滔不绝起来。

后藤象二郎随后发言。他谨慎地支持荣堂和松平庆永，呼吁一个公平公正的王政复古。这显然意味着对庆喜从轻处理。跟在后藤后面发言的其他几位，包括尾张藩的大名德川庆胜和安芸藩的大名继承人浅野茂勋都支持荣堂和松平，然而萨摩藩的大名岛津忠义支持大久保。这时岩仓注意到中山忠能把几名公卿拉到一边讨论，于是质问道，这个时候大家都应该全副身心在天皇面前辩论问题的是非，他们怎么可以独自在角落里窃窃私语。讨论看来不会很快结束，于是天皇下令休会。

休会期间，会场外的西乡隆盛说，“只需短刀一把就可解决争议”。听闻这句话的岩仓决心更大。岩仓首先和浅野茂勋沟通，浅野虽然支持山内，但却似乎有点犹豫。岩仓说即使在天皇面前流血，也要杀了山内。浅野在震惊之余答应支持岩仓，他派一名家臣将西乡所说的话以及岩仓的决心告诉了后藤。后藤迅速权衡一番之后，向山内建议放弃，否则将发生真正的流血事件。山内没有办法，只好听从了后藤的建议。后藤还说服了松平庆永，使他答应重新考虑。后藤之所以改变主意可能是想在新政府中谋得一职。不管怎样，当天皇回到议事厅，会议继续时，所有人都同意了岩仓的看法。没有一个人反对他提出的要求德川庆喜辞官纳地的建议。午夜时分，会议结束。

岩仓赢得了那些甚至最坚定地支持德川庆喜的人的支持，说明他拥有非凡的外交手段，能轻而易举地挑拨离间并从中得利。也许岩仓对付反对派最有效的武器就是一口咬定自己所走的每一步，包括要求庆喜放弃头衔和土地，都事先经过天皇的批准。然而事实上，明治天皇真的同意？或者说，这完全是岩仓的捏造，目的是通过援引一个他们无法反对的权威人士来制服那些庆喜的支持者？留存下来的资料并没有告诉我们哪个才是真相。明治的年纪还很小——按西方的计算方法，他只有十五岁——但不至小到不能形成自己的政治见解。孝明之所以被自己的儿子激怒，很可能是因为明治的娘家人或者后宫（大奥）的侍女向他灌输了反幕情绪。不过，最重要的是明治自始至终都在会议现场，对他们的争斗肯定印象深刻。

1868年1月5日，这次重大会议召开的第二天，新政府的两名议定德川庆胜和松平庆永来到二条城，通知庆喜天皇已经同意他辞去将军之职，并传达天皇要求他交出头衔和土地的口谕。两人的轿子刚进入二条城，那些忠于幕府的士兵就围上来，大骂他们是“萨贼”的走狗、庆喜的叛徒。两位大名丝毫不理会这些喧嚣，径直走到庆喜的房间，推开那些谩骂的护卫，传达了天皇的谕旨。

庆喜沉默而恭敬地聆听了谕旨，随后谨慎地做出回答。他对天皇允许自己大政奉还的大恩表示感谢。自己本身并不反对交出头衔和土地。但是，如果没有准备就宣布此事，将会使家臣产生恐慌，很可能生出事端。他请求推迟答复天皇。庆胜和庆永都同意了。

不出庆喜所料，当幕府士兵和驻扎在二条城的各藩士兵听到口谕时都怒不可遏，认为一切都是萨摩藩搞的鬼。暴力冲突似乎随时可能发生。为了化解危机，庆喜离开二条城，前往大阪。他随身带着三位大名，他们来自最坚定不移地支持他的三个藩国——会津、桑名和备中。

天皇的支持者和幕府的支持者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不过，这时却出现了一个颇具喜剧性的小事件。孝明天皇的第一个忌日临近，必须举办适当的法会。然而财政长官报告，宫廷并没有举办此项活动的经费。于是，岩仓建议最好是由身为内大臣的德川庆喜出这笔钱。要求庆喜辞官纳地的岩仓，现在却仍称他为“内大臣”，实在令人惊讶。财政长官去了大阪城，向庆喜说明情况，并请求他资助几万两银子。

他来得太不是时候。城里的人正对王政复古的支持者恨得咬牙切齿，这并不是一个给朝廷捐献金钱的好时候，庆喜不愿意出钱（他也出不起那么高的数额），然而由于磨不过财政官的三寸不烂之舌，最终庆喜令幕府的财政部门拨款一千两，并承诺由京都的地方长官补足余下的数目。1868年1月27日，幕府和宫廷之间爆发战争的四天前，法会举行，用的钱正是宫廷的敌人所提供的。

1月14日，庆喜在大阪城会见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普鲁士和荷兰的公使，告知他们政府发生的变化，但强调自己仍然掌管外交事务，因为新政府尚未做好交接的准备。三天后，庆喜宣布自己不受王政复古公告的约束，并要求宫廷撤回公告。庆喜写信给总裁炽仁亲王，表达自己的反对态度。他曾经顺应民意，希望建立一个符合和平公正原则的政府，因而请求将从先祖那里继承来的政权还给宫廷，然而令他震惊的是，一些藩国的武装人员突然闯入皇宫，与那些前朝受处分的公卿相勾结，试图推行一些威胁到几千年来宫廷古老惯例的改革。即使这些改革的想法来自天皇，但对其劝谏不是为臣子的责任吗？更何况天皇尚幼。目前已经可以看到天下骚乱，万民涂炭之兆，特别是在外交上，招致艰难局面。如果他们曲解天皇的意思，以权宜之计应对外国，则会失去其他国家的信任，给皇国带来极大的损害。

此前，德川庆喜一直表现得像一名忠实的臣民，无条件地接受天皇颁布的法令，然而现在他似乎预见到自己的军队和那些自称效忠皇权的人之间即将爆发一场战争。庆喜在拒绝王政复古公告之时，以儒家的学说为自己背书，即君子误入歧途时，臣子有规谏之责。这是他在接下来发生的戊辰战争中的立场。

西乡隆盛指使浪人在江户及其周围地区制造了一系列的纵火和抢劫案，加速幕府军队和天皇军队之间战争的爆发。萨摩藩的领导人西乡和大久保故意激怒幕府，使其做出某种过激行为，从而获得向幕府开战的口实。这些事件确实令幕府愤怒，但关键性的挑衅行为却发生得相当偶然：1月18日，江户城的外城被火烧了，将军将这一切怪罪到萨摩浪人的头上。同一天，萨摩浪人袭击维持全城治安的庄内藩公署。两天后，幕府军队包围了江户的萨摩藩驻地，要求交出犯下各类案子的不法浪人，被拒后向对方开火，枪战中双方互有人员伤亡。最后幕府军烧毁了萨摩藩的驻地。

三天后，这个消息才传到京都。在这期间，1867年的12月28日，天皇检阅了一次军事演习，大约有两千名萨摩、长州、安芸和土佐藩的士兵参加。这次阅兵的目的可能是通过近距离接触天皇来唤起军队的斗志，或者反过来，可能是为了向年轻的天皇灌输战斗精神（这一年他第一次骑马）。萨摩藩的军队不仅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一千五百人），在装备上也是如此，特别是他们的英式制服和帽子。阅兵结束后，天皇赐给各个藩的长官礼物，并向普通士兵敬酒。

第二天，江户发生冲突的消息传到大阪城时，德川庆喜刚好写完信，同意将头衔和土地还给天皇政府。城里的士兵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气愤，庆喜也被他们的愤怒所感染，改变主意，并决定正月初一（1月25日）派幕府军进攻京都。

幕府军的人数是一共五千人的萨长等藩国联军的三倍以上。一些幕府军确实是雇佣兵，但其他士兵则受过法国教官的训练，且配有现代的武器装备。据说，西乡听到幕府和天皇的军队在鸟羽（位于大阪和京都之间）交战时，激动地喊道：“鸟羽一发枪声，比得到一百万同盟军还要令人高兴。”不过，西乡肯定也担心战斗的结果。战斗尚未打响，他就已经制定出一套措施，旨在当京都受到直接威胁时保护天皇的安全。天皇将乔装成宫女，和皇太后一起坐上女轿，由萨摩和长州的士兵护送到安芸或者备后一处安全的地方。很难想象仅靠一顶假发和厚厚的脂粉，就能使明治天皇刚毅而富有男子气概的脸看起来像个女人，不过化装成女人逃跑却是有历史渊源的。

1868年1月27日，战斗打响。会津藩和桑名藩的军队向京都进发，在经过鸟羽和伏见时遭遇了主要来自萨摩的天皇军。幕府军先锋部队的指挥官发话说，他们奉前将军之命前往京都。假如有人试图阻挡，他们将以武力突破。萨摩军以枪炮声作为回答。据说，一发萨摩的炮弹击中了幕府军长官泷川具拳旁边的炮架。泷川当时正骑在马上，受惊的马脱缰，甩掉了泷川并沿着鸟羽大街一路狂奔。突然的炮声和脱缰的野马使正沿着街道列队的一队幕府军陷入混乱。对他们的进攻来说，这实在是个糟糕的开始。

野马脱缰是个意外事件，但天皇的军队还拥有一样秘密武器，那就是他们肩上所扛的征讨叛军时才使用的锦旗。1867年10月10日，大久保利通和品川弥二郎（1843—1900）去岩仓村拜访岩仓具视，讨论大政奉还的计策。岩仓向两人出示了玉松操设计的锦旗图，要求他们制作一些这样的锦旗。大久保回到京都后，买来红色和白色的锦缎，由品川带到山口，做成锦旗。制成的锦旗一半放在山口，另一半放在京都的萨摩藩驻地。

1月28日，天皇赐给仁和寺宫嘉彰亲王一面锦旗和一把节刀，作为任命他为“东征大总督”的符节。那些反对嘉彰亲王的人不仅被视为敌人，而且被视为“朝廷的敌人”（朝敌）。德川庆喜一直努力强调自己攻打的不是朝廷而是萨摩，然而锦旗使萨摩军获得了天皇保护者的合法身份。它在打败亲幕的军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它不仅鼓舞了萨摩军的士气，还使幕府军犹豫是否可以攻打天皇的军队。

任命嘉彰亲王担任大总督是一个奇怪的选择。除了具有皇族血统以外，他完全无法胜任这一职位。1858年，十二岁的嘉彰亲王到仁和寺出家，不管是出家期间还是后来，都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大总督之职无疑是象征性的，真正的指挥工作留给了像西乡隆盛这样热衷于战斗的人。也可能是由谁担任总司令并没有多少区别——日本战争仍然保留了许多中世时期的单挑传统。

不管鸟羽之战的胜利应该归功于谁，这一仗的胜利却是决定性的。幕府军弃阵而逃。他们企图在一名老中的封地淀城重新集结，但却被拒之城外，极度吃惊之余也开始恐慌起来。这是第一次有本该效忠幕府的军队出现背叛行为。第二次则出现在一天之后，守护大阪门户山崎的津藩将枪炮对准了幕府军。前一天一份来自宫廷的谕旨（在锦旗的帮助下）成功地说服了津藩抛弃幕府，转为拥护宫廷。

品尝到败北滋味的庆喜在第二天傍晚，在大阪城召集谋士和军事将领开会，商讨作战策略。大家一致要求庆喜亲自担任幕府军的指挥，以此来提高士气。庆喜一口同意，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高兴。那天夜里庆喜溜出大阪城，打算登上幕府军的“开阳丸”号军舰。船还没来，庆喜暂时登上了美国军舰“易洛魁人”号（Iroquois）。第二天一早庆喜乘坐“开阳丸”号逃往江户，随身只带着几名高级官员。幕府军的残兵听说庆喜已经逃跑，纷纷弃城而逃。庆喜后来说，自己从未想过与宫廷作对，锦旗一出现，他就完全失去了斗志。

戊辰之战并没有结束，然而鸟羽之战的胜利意味着天皇军现在控制了日本的西部和南部。尽管尚未攻下江户和北部地区，但天皇的政权已经取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