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末代将军

1867年初，幕府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开放兵库港，一是处置长州藩的叛乱。宫廷几个月里一直强烈反对开放兵库港，但7月26日宫中召集高级公卿，听取对这件事的讨论意见。权大纳言醍醐忠顺说，尽管孝明天皇曾禁止开放兵库港，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开港却已经难以避免。事实上，孝明天皇上已经同意开放了三个港口，之所以没有兵库是因为那里离京都太近，但这并非是反对开港。他侃侃而谈，其他公卿都被他说动，最后宫廷同意开港，同时决定从轻处罚长州。

至此，关于兵库开港这一旷日持久的争论终于告一段落。7月7日，幕府进一步决定允许外国人在江户和大阪进行商业活动。这样一来，与外国所签和约的全部条款都已兑现。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幕府的所有难题得到了解决：不断有大大小小的问题产生，年轻的天皇只得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决策。

设立外国人居住地之后，直接后果便是出现了一个小问题。7月14日，长崎的地方长官逮捕并关押了六十八名基督徒。基督教在日本已经被禁了约二百五十年，然而长崎地区的“隐匿的基督徒”在没有牧师指导甚至没有《圣经》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信仰。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基督徒的信仰逐渐偏离了正统的教义，他们原来唱的拉丁文赞美诗，现在已经变得令人费解。信徒靠死记硬背把赞美诗记下来，完全不知道自己唱的是什么。大部分基督徒都是穷苦的渔民和农民。假如镇压教徒是一项纯粹的宗教事务——譬如说，镇压佛教异端——那么不会有任何问题，但镇压基督教立刻牵涉到对攻击自己的宗教异常敏感的外国列强。

时间上溯到1857年。当时老中堀田正睦与汤森·哈里斯谈判后，决定同意外国人信仰自己的宗教，允许美国人在居住地建基督教堂。那时法国神父也以长崎为中心积极宣扬天主教。“隐匿的基督徒”因为有同教派的人来而欣喜若狂，公开到法国人建的教堂礼拜，并向法国公使寻求帮助。一些人甚至炫耀自己的信仰，仿佛他们的好时代终于来临，为此甚至酿成了家庭的内部矛盾。尽管基督教仍然被禁，但政府在严惩基督徒时的动作缓慢使佛教徒十分愤怒，他们威胁要自己处理这件事并屠杀基督徒。后者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用竹矛武装。7月14日，逮捕事件发生之后，长崎的法国和葡萄牙领事要求政府释放基督徒。被拒之后，他们将此事上报公使，强烈要求公使与幕府协商，释放囚犯。

8月24日，德川庆喜在大阪城会见了法国公使莱昂·罗斯。罗斯已要求幕府释放基督徒，然而却被告知这些人触犯了国家法律，必须要被逮捕。在罗斯的要求下，庆喜和罗斯以洽谈商务的名义见面。幕府的武器供应越来越依赖法国，而法国在被囚基督徒的问题上也非常强硬。为了给庆喜留下更深的印象，他们邀请庆喜登上法国军舰，参观空炮射击和船舶操纵。第二天，罗斯开始谈到释放囚犯的问题。

9月3日，老中板仓胜静（1823—1889）和罗斯会面并讨论释放被捕基督徒的问题。两天后庆喜写信给拿破仑三世，解释说日法之间的条约承认基督教在日本长期被禁这一事实，因此依法逮捕基督徒是迫不得已的事情。他要求法国神父停止向日本人传教。最终庆喜同意释放被囚的基督徒。这些人将由村里的官员看管，同时禁止他们迁往其他地方。

这一举措没能阻止对“隐匿的基督徒”的镇压行动。1868年4月，幕府张贴告示的告示牌上，民众必须遵守的五条禁令被新的王室禁令所代替，但禁止基督教这一条并没有变化。第三条禁令这样写道：“严禁传播淫邪异端的基督教。发现任何可疑的人都应向村官报告。举报者有重赏。”

连天皇也参与到如何控制基督徒的讨论中。5月9日，天皇召见亲王、公卿以及各位大名，要求他们就如何处置长崎的基督教徒发表自己的看法。天皇告诉他们，尽管上个月刚刚颁布了禁令，但基督徒的数目仍在持续增长，现在已经超过三千人。如果不采取惩罚措施，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因此，长崎法庭的首席大法官才获得授权，可以使用适当的方式处置这些人。

元老井上馨（1835—1915）此前去长崎了解过基督徒的情况，感到非常不安。回到京都后，井上向木户报告了长崎的情况，木户又跟副总裁三条实美磋商。他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耐心地说服信徒的领袖；遵守禁令的人应该丢弃耶稣像，宣誓信仰日本的神祇；拒不服从者则处以死刑。他们向天皇提出这个建议，于是，天皇召开御前会议。第二天与会者提交了各自的意见：大多数人都同意处死全部基督徒。

英国公使巴夏礼爵士听说连新的布告牌也禁止基督教之后，非常愤怒。5月4日，巴夏礼登门拜访三条实美，抗议布告牌的内容和对长崎基督教徒的处理方式。巴夏礼以脾气暴躁著称，不难想象他声色俱厉的样子。岩仓具视、晃亲王和元老大隈重信（1838—1922）也在场，大隈最终使巴夏礼平静下来。

5月27日，明治召见木户，命他到长崎去处理这件事。布告牌被修改：“淫邪异端的基督教”中的“淫邪异端”一词被删去，但另添加了一条取缔邪教的禁令。 1868年6月4日，一百一十四名基督教领袖被移交给萩藩、津和野藩、福山藩关押。最终，两千四百多名信徒被关押在十七个不同的地方。监狱的条件极为恶劣。大约五百人在当局的压力下放弃了信仰，获得释放，但其他人的信念非常强大，坚持不肯改变信仰。政府认为再拘留下去也不会有什么效果，于是在1873年3月，释放全部囚犯，允许他们回家。

镇压基督教并非幕府在最后岁月面临的主要问题，对朝臣而言也是如此。朝臣一直努力的是推翻幕府。然而，他们却认为有必要在御前讨论基督徒的处置问题。此后，天皇参加了绝大部分国策的讨论，尽管官方的记录里并没有提到他的反应。

幕府面临的最紧迫问题自然是它的存续问题。已经有许多历史学家研究过日益高涨的倒幕运动的始末，因此我在这里只需说一点就够了：原先的死对头长州藩和萨摩藩结成联盟，成为刺激倒幕事业的关键因素。主要位于本州西部、九州和四国的倒幕各藩越来越不满幕府垄断了利润非常丰厚的对外贸易。然而在反对幕府时，他们通常都不会说这一点；相反，他们说的是王政必须复古。一位当代历史学家写道：“维新时期的内乱绝非源于勤王思想这一点已经无须再言。其根底是以萨摩藩和长州藩为首的西南主要藩国希望脱离幕府统治的独立化倾向。”

即便这是最终推翻幕府的萨摩、长州等藩的真正愿望，他们也需要一个口号，而“王政复古”刚好派上用场。德川庆喜领导下的幕府，尤其在长州征讨中战败蒙羞之后，不顾一切地采取措施避免垮台。在法国的帮助下，幕府的现代武器库存迅速增加。幕府在庆喜的领导下，开始了许多改革。其中资深大臣小栗忠顺（1827—1868）试图推行一系列计划，使幕府成为一个专制政府。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幕府在叛乱各藩心目中的威信。早在1866年，小栗就在私底下讨论撤藩设县的可能性（这项政策最终在1871年被明治政府采纳），然而幕府却缺乏足够的支持来推行如此大胆的计划。

各主要藩国结成了军事联盟，尤其是西部和南部各藩。他们口口声声尊敬京都的宫廷，然而主要关心的问题似乎是如何保全自己的实力。至少一开始，他们并不希望以天皇的绝对权威代替幕府的统治，几乎没有一个大名或家臣能够跳出自己藩国的存续问题，从整体上去考虑什么样的政策才对国家最为有利。

幕府的威信也被叫做“改革社会（世直し）”的民众暴动削弱。1866年夏天，长州之战进行期间，暴动达到了高潮。这些暴动源于对物价飞涨（特别是大米）的愤怒。他们牵制了幕府的力量，而这时的幕府正亟须团结一切力量征讨长州。

与此同时，来自九州、四国和本州西部的主要藩国正在整合王政复古的计划。1867年3月，土佐藩参政后藤象二郎（1838—1897）在长崎会见了从土佐藩脱离藩籍的坂本龙马。后藤本应逮捕坂本，然而他却听了坂本先进的政治理念。两人一致认为，打破当前政治困境的唯一方法在于将军自愿把权力交还给宫廷。

几个月后的1867年7月，后藤在坂本龙马和另外一名土佐藩藩士中冈慎太郎的陪同下，在京都会见了萨摩藩的三名领导人——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1830—1878）和小松带刀（1835—1870）——并起草了一份两藩合作的公约。公约的措辞和政治理想都与坂本龙马的《船中八策》高度一致，数周之前，坂本在从土佐到京都的路上写成了这本书。

两藩承诺将尽一切力量实现王政复古，并在八条盟约上达成了一致意见。第一条宣布“国无二王乃国家之常经，宜复政权与朝廷”。盟约接下来认为，必须“诸蕃贡献（资金）”在京都建一座议会大楼，“制度法则悉由京师议事堂出”。议会将由上下两院组成，下院的成员从“正义纯粹”的人中选出，包括“公卿、诸侯、陪臣乃至庶民”，上院则由各位大名组成。但是在这一切之前，将军必须“辞其职，列于诸侯，归政权于朝廷”。此外，在对外关系上，应该与外国签订“义理明白之新约定”。

同年10月，萨摩和长州特别签署了一份旨在推翻幕府的条约。萨摩藩重臣大久保利通和大山纲良（1825—1877）来到山口，告诉大名毛利敬亲，尽管萨摩藩大名岛津久光劝说幕府，但幕府毫无反省之色。要解决国家的问题，只有武力推翻幕府。如果长州派军队支援在京都的萨摩军，则“皇国之大幸，未有甚此”。

大久保的观点以及回答长州藩人士提问时的坦率态度打动了毛利敬亲，他毫不犹豫地同意派兵到大阪支援萨摩藩。但是，他强调说，皇宫守卫的职责重大，假如不幸天皇被敌人掳去，一切都将前功尽弃。

京都贵族和那些旨在推翻幕府的武士之间也有往来。仍然软禁在岩仓村的岩仓具视一直与萨摩藩的主要领导人保持联系，另外，各藩来的访客也给他带来了最新消息。7月，中冈和坂本来拜访岩仓，并恳求他与宿敌三条实美和解。岩仓同意后，中冈又远赴九州成功地说服三条忘记旧怨。这样一来，勤王派两位公家在倒幕这一点上达成一致，并得到萨长两藩的支持。

1867年11月，土佐藩的前大名山内荣堂（1827—1872）写信给德川庆喜，建议他将王权奉还宫廷。山内荣堂并不支持以军事行动实现王政复古，但是后藤象二郎巧妙地说服了他，认为庆喜本人会很欢迎大政奉还这个提议。这样一来荣堂就显得既尊敬天皇又同情将军。后藤还强调，萨摩和长州正计划用武力推翻幕府，而避免战争的最好方法就是将军辞职。荣堂坚决认为应该避免武力冲突，他说自己不会派土佐藩的一兵一卒到京都去。后藤对此深感失望，他已经向西乡和大久保承诺将把土佐藩的士兵带到京都。不过，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带来了山内荣堂写的一封信。

信中荣堂一再重复由于不知给将军写信是否合适而倍感惶恐以及自己最近的病情，此外，还用模糊的语气表达了一个看法，即现在是“一变皇国数百年之国体，以至诚接万国，建王制复古之业之一大机会”。荣堂在自白书的最后说，他为国家的处境感到非常担忧，“恳恳之至情难以默止，泣血流涕不已”。

信的后面附上了一封由后藤象二郎和其他三名藩士签名的倡议书，倡议书的内容更为详细，一共有七个要点，一些源于坂本的《船中八策》，其他则源于萨摩—长州条约。倡议书一开始便建议“议天下之大政，全权在于朝廷”，国家制度法令及政策“出京都之议事所”；第二条设立一个由上下两院构成的议会，议会的成员由“上至公卿下至陪臣庶民”的“正明纯良之士”中选出；第三条要求在各城市设立学校，“分长幼之序，教导学术技艺”；第四条呼吁“结道理明确之新条约”，“不失信义于外蕃”；接下来一条强调了国土防备和海防的重要性，在首都和摄津国之间建立军事设施，“朝廷守护之亲兵，为世界无右之兵队”；第六条呼吁“改新古来之旧弊。非驰枝叶，止于小条理，而以建大根基为主”。只有“除弊风，改革一新，方可建地球上独立之国本”；最后，议会的成员在做出判断时应该“去私心，基公平，设术策及正直之旨”，此外要防止“言论多而实效少之通弊”。

这封信通过老中板仓胜静交给庆喜。后藤接到命令，要他争取萨摩藩同意荣堂的提议，但是西乡予以拒绝，他说倒幕计划已经拟好，现在向将军提议已经太晚。自己并不想阻止土佐藩实施它的计划，但是萨摩藩将会按照自己认为最佳的方式去做。后藤并未泄气，又接触了其他萨摩藩重臣，发现他们都支持这封信的建议。最后西乡和大久保只好同意推迟军事行动。

1867年11月9日，萨摩藩和长州藩收到一份密旨，命令他们讨伐德川庆喜：

 

源庆喜，借累世之威，恃阖族之强，妄贼害忠良，数弃绝王命，遂矫先帝之诏而不惧，跻万民于沟壑而不顾，罪恶所至，神州将倾覆焉。朕今为民父母，不讨此贼，何以上对先帝之灵，下报万民之深仇哉。此朕忧愤之所在，值谅暗之际而不顾，乃万不得已也。汝宜体朕意，殄戮贼臣庆喜，以速奏回天之伟勋，而措生灵于山岳之安。此朕之所愿，望莫懈怠。

 

这份谕旨措辞之强烈，实属罕见。奇怪的是，尽管它是用第一人称写的（使用了天皇的代词“朕”），然而署名却是三名公卿。因此，有人认为这份谕旨是伪造的，也有人进一步主张出主意的是岩仓具视，实际操刀的是曾为僧人的玉松操（1810—1872）——他才识渊博，是岩仓的“智囊”。根据岩仓自己的说法，这份谕旨由中山忠能拿去给天皇看过，得到他的首肯之后才发给两个藩国。然而可疑的是，忠能竟将一份摄政都没有看过的绝密文件拿给天皇看。

第二天，萨摩藩和长州藩又收到一份谕旨，要求两藩杀死松平容保和松平定敬二人。谕旨由天皇发出，内容简短得多。两藩在回答时都承诺将竭尽全力服从命令，但是谁也没有动手杀害这两个人。

11月8日，德川庆喜给宫廷写了份奏折，请求允许大政奉还，天皇立即撤回了发给萨摩藩和长州藩的谕旨。历史学家讨论过庆喜为什么要在这时决定放弃自己的权力。幕府内部有许多人都意识到改革势在必行。11月8日，庆喜将收入超过十万石的四十个藩国的高级官员召集到二条城开会，讨论大政奉还的问题。板仓胜静给他们看了庆喜申请大政奉还的奏折草稿，并询问他们的意见。大多数官员没有表态就退场了，但是萨摩藩的小松带刀、土佐藩的后藤象二郎和福冈孝弟（1835—1919）以及安芸藩的辻维岳却留了下来。他们感谢庆喜做出的牺牲，并敦促他果断采取行动。其他藩国的人也在旁边附和。庆喜终于下定决心，当天就把奏折交给了两名武家传奏。

庆喜的奏折措词老套，他追溯了自己家族服侍天皇的悠久历史、受到的优渥赏赐，表示在目前国家有难的情况下自己无德无能，因此请求大政奉还，并希望得到天皇的领导。如果大家团结一致，确保国家的安全，相信日本将能够与外国列强平起平坐。11月10日，庆喜入宫，天皇批准了大政奉还的请求。

王政复古的消息直到1868年1月4日才正式公布，然而决策却早已定下：天皇至少在原则上是日本唯一的统治者。我们不知道明治对此的反应。他甚至没有留下一首诗，使我们得以一窥他当时的心情。维多利亚女王登基那天在日记里写的那样：“我还很年轻，对太多事情都没有经验。但是我相信，极少有人像我这么善良且真心希望做出恰当而正确的举动。”或许有人也期待明治有类似的表达。不过，天皇应该会意识到，自1603年家康开始的德川幕府时代已经终结，建武中兴后五百多年来，天皇第一次在没有将军的情况下治理国家。

同一天，岩仓具视接到了天皇允许他再次上朝的敕命。此前，一些了解岩仓的王政复古计划的人，将这一计划比作建武新政——当时（1333年）后醍醐天皇也在没有将军的情况下亲政。玉松操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目前王政复古的范围之广，只有神武天皇创建日本国一事可以比拟。自源赖朝首次建立幕府以来，已经过去了六百七十多年，自德川幕府建立以来，已经过去了二百六十多年。

大约一个月后，日本的外国使节都收到了这封信：

 

日本天皇告各国帝王及其臣人，向者，将军德川庆喜请归政权。（天皇）制允之，内外政事亲裁之。乃曰，从前条约，虽用大君名称，自今而后，当换以天皇称。而各国交际之职，专命有司等。各国公使，谅知斯旨。

 

上述消息（翻译的文本）发布的日期为公历2月8日，署名为睦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