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恭贺哈佛大学法学院安守廉教授七秩华诞

刘仁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

哈佛大学东亚法研究中心主任安守廉教授迎来七秩华诞，部分留学哈佛大学的中国学人将为其出版祝寿文集。作为祝寿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还将举行“改革开放以来中美法律研究及法学教育交流”的学术会议。2018年的“李步云法学奖”也将授予安守廉教授。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说明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为中美两国法学交流作出杰出贡献的安守廉教授。

我最早认识安守廉教授是在1997年1月，当时经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法学所推荐，我参加了美国新闻总署的一个叫“国际访问者计划”的项目，邀请方专门安排我访问了美国的两大中国法研究重镇——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法研究中心和位于波士顿的哈佛大学东亚法研究中心，由此结识了时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法研究中心主任爱德华教授和哈佛大学东亚法研究中心主任安守廉教授。在哈佛大学的那次会面虽然短暂，但安守廉教授温文尔雅的形象已经留在了我的脑海中。

1998年至1999年，我到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法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其间先后两次到哈佛大学参加学术活动，每次都拜访了安守廉教授，留下温馨回忆。

2004年秋季，我到新成立的耶鲁大学中国法律中心做访问学者。安守廉教授得知后，即邀请我在方便时去哈佛大学给他的学生讲几次课，并客气地说：你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都去做过访问学者了，什么时候到我们哈佛大学来做访问学者呀。那次我与内子同行，从纽黑文坐火车到波士顿，一路上秋天的景色美极了，特别是沿途的红叶和森林，至今回想起来，历历在目。

短短几天的哈佛大学之旅，得到安守廉教授的细心关照。我们抵达的当天晚上，他派中国留学生来接我们，并给我备好了图书馆的证件和哈佛大学的地图，地图上还特别给我们标明了附近的中餐馆。第二天早上，他专门开车到旅馆来接我们去用早餐。早餐安排在哈佛大学的一个教工俱乐部里，气氛典雅。餐后他又开车带我们参观校园，并特别向内子介绍了一些她可能感兴趣的艺术馆和博物馆。经过法学院时，他还对内子说：你丈夫的课就在这里面上。

回到耶鲁大学没多久，我又接到安守廉教授的一封电邮，问我是否有兴趣再回趟哈佛大学（还特意注明他那边可以报销往返差旅费），说对于一个刑法学者来说，他认为这里有一个很值得我认识的人。原来是国际刑事法院首任检察长奥坎波先生访问哈佛大学，并将在哈佛大学做演讲。说实话，由于当时刚从哈佛大学返回，手上又有些工作，所以刚开始是犹豫的。但后来一想，人家一片热心，我又怎好说不，于是又从耶鲁大学去了趟哈佛大学，并赶上第二天奥坎波先生的演讲。安守廉教授把我安排在前排，并告诉我坐在旁边的那位教授曾担任过司法部副部长，我暗自吃惊，因为他一点架子都没有。听完讲座后他背着一个背包，与我们随性步行去午餐，完全颠覆了我当时对高官的印象。

中午午餐时，安守廉教授向奥坎波先生介绍了我以及我的工作单位。奥坎波先生听说后，就问我可否以检察长办公室法律顾问的身份去国际刑事法院工作几个月，因为他急需了解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我说需要向单位请示后再回复他。后来经过单位的批准，我到位于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工作了三个月，这对我了解国际刑法的最新动态当然是大有益处。在国际刑事法院工作期间，我还有幸与时任中国驻荷兰大使的薛捍勤女士（现任联合国国际法院副院长）有过工作上的接触，并承蒙她邀请，参加了当年大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草蛇灰线，想来这一切还得感谢安守廉教授的无私引见。据我所知，安教授还做过很多这样的好事，例如，我的同事、现任社科院法学所宪法行政法室主任的李洪雷研究员就曾告诉我，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时，也有过类似经历，安守廉教授给他报销往返差旅费，为的是让他去哈佛大学结识一位对他的学术成长有帮助的人。

2011年，我再次返美，这次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哈佛大学东亚法研究中心待了一个月，其间与安守廉教授有了更多的接触。他先后为我组织了好几次活动，包括在东亚法研究中心的讲座和给他班上学生的几次授课。记得我在东亚法研究中心的讲座结束后，安守廉教授还给我发了个证书，大意是感谢我莅临哈佛大学法学院演讲。当天中午，他的夫人沈远远教授也来与我们一起午餐，说早就听她丈夫多次提到我，今天终于见面了。我也早就知道沈远远教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特别是2010年看过江平先生的《沉浮与枯荣》，记得他在书中提到沈远远教授的父亲曾任浙江省省长，后来与江先生还一起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共过事。

在这一个月里，我除了自己在安守廉教授的中国法课堂上给学生讲了几次课，还去旁听过他本人的几次课。相比起2004年那次，这次教室更大了，听众也更多了，可见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在增大，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开始对中国感兴趣。安教授每次授课前，都会让他的秘书帮他打印出来一大堆的读物，包括当天报纸的一些相关报道，分发给学生。我觉得那是一种很好的办法，所以曾经在回国后自己的教学中也想尝试这一办法，但终因我们没有教学秘书这一制度而不好过多地去麻烦别的师生，试过几次后就停止了。

以我的观察，安守廉教授对学生极为友好，学生也与他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好几次去他的办公室，发现外面都有坐在过道椅子上等他的人，有次见到一个华裔女孩，以为是来找他办事的，一问才知，她已毕业，现在加拿大学习，这次回来，正好看看老师。还有一次在安守廉教授的课堂上，我问坐在我旁边的一位白人女士一个问题，她很不好意思地说，她不是学生，是学生的家长，来看孩子，听孩子说这位老师特别好，所以她也来听听。

过去几次来哈佛大学法学院，都限于庞德楼及其附近，这次才发现，庞德楼之外还有好几栋大楼，而且彼此之间好像都能通过地下走廊互通。我在安守廉教授的热心引见下，也得以与别的一些教授有接触，并到不同的教学楼里去旁听过几位教授的课，感觉哈佛大学法学院的课程非常丰富，教学的方式方法也很多元，记得有一门课就是放电影加讨论。还有几次，安守廉教授分别帮我约了不同的刑法教授在教工食堂餐叙。记得有一次参加餐叙的刑法教授不是来自法学院，而是来自肯尼迪政府学院，交流过后我感到他主要是把犯罪和刑法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来研究，偏重于社会治理的角度，这也给我一些研究视角上的启发。另有一次，让我略感惊讶的是，一位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女刑法教授竟然从没有去过中国，尽管她本人也很想去，但苦于没有机会。事后我与安守廉教授说，美国政府不应当只资助中国人来美国，而应当把哈佛大学这样高等学府的教授也资助到中国去看一看，这样有利于他们了解中国。当然，这次哈佛大学之行也留下了一个遗憾，就是我曾经想让安教授帮我联系一下《最好的辩护》的作者、辛普森案等许多著名案件的辩护律师德肖维茨教授，不巧他那个学期正在外地休假。

哈佛大学是一个巨大的社区，这巨大不只是空间，更指这空间里蕴藏着的丰富的哈佛元素。漫步校园，不经意间遇到的一栋建筑，一块草地，或者一座雕塑，都会带出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字和故事。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古朴大楼里，我看到了林语堂的对联“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倍感亲切。在哈佛大学纪念教堂里，我驻足在刻着众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等战场上牺牲的哈佛大学校友名单的墙壁前，想起过去在牛津大学也看到过类似的场景，思绪良多。另一次偶然踏进一个图书馆，天啊，还真与泰坦尼克号有关！早在1997年我访问哈佛大学时，当时我的陪同翻译（一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华裔女生）就跟我讲过这个故事。没错，就是这个威德纳图书馆，它是以在泰坦尼克沉船事件中遇难的哈佛大学校友威德纳的名字来命名的。虽然关于威德纳和这个图书馆的许多美丽而悲伤的故事还有待考证，但从我眼下在图书馆里所看到的展出可以确认，此图书馆确实是为了纪念在泰坦尼克沉船事件中遇难的哈佛大学校友威德纳而由其家族捐赠建立的。

我与安守廉教授相识相交二十余年，尽管不是常联系，但总有心心相印之感。2006年前后，安教授陪同时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卡根女士（后任最高法院大法官）访问北京，在王府井的一个饭店组织“哈佛之友”聚会，安守廉教授特意通知我参加。这次我带给他一件礼物，那就是法律出版社刚出版的一套《哈佛法律评论》，其中包括我自己领衔翻译的《哈佛法律评论·刑法学精粹》。他很高兴，专门向卡根院长介绍了我和这套书以及我自己组织翻译的那本刑法学精粹。后来还有一次，一位哈佛刑法教授从浙江大学来北京大学演讲，对方特意跟我说，他是安守廉教授介绍来的，希望我到时能去担任他的演讲的评论人。此事虽然后来没有成行，但也说明安守廉教授对我的信任。当然，我对他亦是如此，这些年，有不少想去哈佛希望我向安守廉教授推荐的，我都常常让对方直接给安教授写信并抄送给我，或者有人在哈佛大学想去拜访他，我就让对方直接去找他并代我问好。此刻想来，这里面饱含着多少的彼此信任啊。记得有一年，我的朋友张星水律师出了本文集——《星水文存》，里面收有一篇他写我的文章。他想多送几个朋友，我于是提到，可以给安守廉教授寄一本。在联系此事的邮件中，安教授让我称他为Bill就好（他的名字是William Alford，Bill是William的昵称），可见他的平易和亲近。

美国教授虽然没有退休年龄的强制规定，但据我所知，一般是70岁退休。安守廉教授今年70岁了，我以为他会退休颐养天年了，但我从最近收到的一封哈佛大学法学院给“哈佛之友”的邮件中得知，他今年又被命名为“柯恩东亚法讲席教授”。如果我没有猜错，这里的柯恩就是那位我们熟悉的美国“中国法之父”、现在虽已80多岁高龄还担任着纽约大学亚洲法中心主任的柯恩教授了，正是他当年创办了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东亚法研究中心。如此一来，这既是安守廉教授新的事业起点，也是对柯恩教授当年创办哈佛大学东亚法研究中心的一个最好的纪念了。

安守廉教授是一个温润低调的人，是一个受到学生热爱和朋友敬重的人，也是一个为人真诚、感情丰富、说话幽默的人。他曾长期担任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东亚法研究中心的主任，后来又兼任残障人法研究中心的主任，学术之余承担了大量的行政工作。在朋友面前，他也有喜怒哀乐，甚至有一次他还在我面前罕见地表露出工作上的苦恼和无奈，让人感慨即使在神圣如哈佛大学这样的地方，也有人事的难处。正是他的这种坦诚和“弱势”，增添了我对他的尊敬与好感。作为一个中美法学交流的受益者，作为一个多年来得到安守廉教授关照和鼓励的中国学人，我由衷地祝愿安守廉教授健康长寿，在新的事业起点上再创辉煌。

（本文原载《方圆》2018年第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