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斯蒂德曼对劳动价值论的诘难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上，有两次围绕价值转形问题的争论。第一次争论肇始于20世纪初冯·鲍特基维茨（F.Bortkiewics）对转形问题的研究。鲍特基维茨提出，马克思的转形方案仅限于将产出由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投入或成本价格（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则仍以价值来衡量，因而是不彻底的。基于这一考虑，鲍特基维茨重新设计了转形方案，将投入也由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然而，在为模型求解时，鲍特基维茨发现，马克思针对价值转形提出的两个总量恒等式，即在转形之后全部产出的总价值等于总生产价格，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平均利润，无法同时得到满足，这便为后世的争论奠定了基础。[1]
由鲍特基维茨引发的这场争论，有时被称作狭义转形问题的争论。参与这一争论的学者——包括鲍特基维茨本人在内——虽然在转形模型的设计上不同于马克思，但主观上仍然是坚持劳动价值论的，这一点与新李嘉图主义者斯蒂德曼迥然不同。斯蒂德曼认为由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形，是逻辑上不必要的迂回，这便从根本上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并开启了所谓广义转形问题的争论[2]。
为便于读者理解这些争论，这里引入一个由鲍特基维茨率先采用的包含三个部门的经济体系，这三个部门分别是投资品、工资品和奢侈品部门。根据假设，工人只消费工资品，资本家只消费奢侈品。上述三个部门年产品的价值构成为
其中，C，V，S分别代表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W是各部门年产品的价值，下标1，2，3依次代表投资品、工资品和奢侈品部门。在这个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可以写出马克思的转形方案：
此处r是一般利润率（严格来讲，这一利润率是所谓的价值利润率，其定义为总剩余价值和总成本价格之比），x，y，z分别是三个部门产品的生产价格价值比率。依照鲍特基维茨开创的转形研究传统，可以假设第三个部门的生产价格价值比率
，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三个方程和三个未知数（x，y，r），从而可以求出方程的唯一解。
鲍特基维茨对马克思的转形方案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一方案仅将产出加以转形，没有考虑投入或成本价格的转形。若将投入转形，则可写出鲍特基维茨的转形方案：
与马克思的方案不同，在这个体系中，不仅年产品的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成本价格即
也同样实现了转形。相应地，在此体系中，一般利润率r也不再是通常理解的价值利润率，而是一种价格利润率。依然假设
，可求出该体系的三个未知数即x，y，r的唯一解。但问题是，正如鲍特基维茨所发现的，求解所得的结果，不能同时满足马克思针对转形提出来的两个总量一致命题，即在转形后，总产品的价值等于其生产价格，总产品的剩余价值等于全部平均利润，从而引发了关于狭义转形问题的争论。不过，鲍特基维茨虽然是这场争论的发起者，但其转形方案仍是从价值体系出发的，换言之，劳动价值论对他而言是默认的前提。与此不同，斯蒂德曼则进一步对劳动价值论本身提出了诘难。
斯蒂德曼首先追问，构成价值体系的各项价值量即C，V，S，W是如何被决定的。为此，他诉诸《资本论》第一卷，在那里马克思写道：
《资本论》第一卷的这一定义，通常被称为社会必要劳动的第一种含义，与社会必要劳动的第二种含义相对应。斯蒂德曼没有考虑社会必要劳动的第二种含义，而是直接从社会必要劳动的第一种含义出发，进一步提出产品的价值量取决于他所谓的生产的物量数据，后者不仅包括以投入产出消耗系数为代表的生产的技术条件，还涉及实际工资率。在斯蒂德曼看来，只要给出这样一套物量数据，就能计算出各部门产品的价值量，即得到一个价值体系。斯蒂德曼进而在马克思和斯拉法之间进行了比较，指出依照斯拉法的理论，给定一套生产的物量数据，还可以在撇开价值体系的前提下，直接得出一个生产价格体系。斯蒂德曼认为，既然《资本论》叙述逻辑的最终结果是为了得出生产价格体系，像马克思那样由生产的物量数据出发先构建一套价值体系，再将价值体系转形得出生产价格体系，就不如斯拉法的方法来得简洁，因而是逻辑上不必要的迂回。在此意义上，劳动价值论显得多余，“‘转形问题’是一个虚幻的、无中生有的问题”[4]。
可以通过一个数例进一步说明斯蒂德曼的上述理论观点。假设经济中有三个部门，分别生产铁、谷物和黄金，三个部门的标准技术条件如表2-1所示。
在表2-1的投入产出关系中，铁是三个部门使用的唯一生产资料。假定工资率为一天消费一单位谷物。由于工作日总量为240，实际工资总量便为240单位谷物。在这个生产体系中，存在着物量形态的经济剩余，它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等于谷物的产出减去实际工资总量，即以360单位谷物减去240单位谷物，等于120单位谷物；第二部分是奢侈品部门生产出来的60单位黄金，这部分黄金作为奢侈品完全由资本家消费。
现在我们从表21给定的物量数据出发，分别构建价值体系和生产价格体系。假设铁、谷物和黄金的单位价值量分别为λi，λc，λg，可以写出下面的方程组：
解此方程组，得
，据此可求出上述三个部门的不变资本和总产品的价值。若再用各部门的工作日减去所对应的可变资本（后者等于各部门实际工资总额乘以谷物的单位价值），还可得出各部门的剩余价值，它们分别为20、80、20单位。三个部门年产品的价值构成就可写为
该体系中的价值利润率（=总剩余价值/总成本价格）为0.5。
在马克思和鲍特基维茨那里，上述价值体系构成了向生产价格体系转形的起点。而在斯蒂德曼看来，在表21给定的物量数据的基础上，无须经过价值体系的中介，直接就可得出生产价格体系。假定w为货币工资率，pi，pc，pg分别为铁、谷物和黄金的生产价格，按照斯拉法的方法可以写出
其中，r为价格利润率。假设工人每天消费一单位谷物，故而pc和w相等；另设
，则可解得
依照斯蒂德曼的观点，上述结果和通过鲍特基维茨的转形方案最终得到的结果是等价的。鲍特基维茨的转形方案可以写为
其中，x，y，z是产品的生产价格价值比率，求解结果见表22的第（2）列。将式（2.2）和式（2.3）相比较可以看到，根据鲍特基维茨模型得到的式（2.3）由式（2.1）所代表的价值体系脱胎而来，而斯蒂德曼根据斯拉法方法得到的式（2.2）则无须价值体系的中介。然而，若从结果即最终得到的一组生产价格和价格利润率的数值来看，两种进路并无不同，表2-2说明了这一点。
将表2-2给出的价格利润率和生产价格与根据斯拉法体系解出的结果相比较，可以看到两者在数值上是完全一致的。斯蒂德曼就此得出结论：
斯蒂德曼的著作问世后，在西方政治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反对劳动价值论的人士自以为从他那里找到了有力的论据。而斯蒂德曼的马克思主义对手，一方面试图批判斯蒂德曼，另一方面却有意或无意地接受了他的理论预设，即在生产的物量数据和商品价值量之间所建立的单向的、决定论的关系。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就没有触及问题的要害，无法真正驳倒斯蒂德曼。
斯蒂德曼对劳动价值论的诘难，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生产的物量数据（尤其是生产的技术条件）和商品价值量之间的关系，并在全面考察马克思文本的基础上以一种不同于斯蒂德曼的方式解释这种关系。在此，有必要把本章的主要结论概括如下：在一个部门内起调节作用的生产技术条件，是不能脱离价值概念预先给定的，相反，价值概念是用来把握这种技术条件的必不可少的理论工具。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谢克（Shaikh）曾提出了与此结论十分近似的观点，他写道：
遗憾的是，在谢克那里，这样重要的观点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论证，尤其是，谢克没有意识到，要论证这一观点，还有赖于重建马克思的市场价值理论。斯蒂德曼对生产技术条件和商品价值量的关系的理解，是以《资本论》第一卷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为基础的，这个定义并没有穷尽价值概念的含义。《资本论》对价值概念的规定，经历了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这一过程最终在《资本论》第三卷才接近完成，在那里马克思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市场价值概念和社会必要劳动的另一种含义。只有在全面考察和重建马克思市场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回应斯蒂德曼的诘难，这也是笔者在本章中为自己设定的任务。
注释
[1]鲍特基维茨的研究在20世纪初发表后并未立即引起反响。20世纪40年代，斯威齐出版了《资本主义发展论》一书，向英语世界介绍了鲍特基维茨的理论观点。此后不久，即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第一次围绕转形问题的国际争论。自那时以来，转形问题的争论一直连绵不断。关于转形问题的理论史，可参见张忠任.百年难题的破解：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形问题的历史与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斯蒂德曼.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2.
[4]斯蒂德曼.按照斯拉法的思想研究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
[5]斯蒂德曼.按照斯拉法的思想研究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42.
[6]SHAIKH A. Neo-Ricardian Economics—a wealth of algebra，a poverty of theor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82，14（2）: 71- 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