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孔子与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自产生至今，已有两千多年了，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很多人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孔子、研究儒家思想，其中许多成果都值得我们借鉴。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不很成熟，与一些流行的看法不很一致。我的观点中既有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发展的地方，也有对这些问题在新时代、新形势下的体会和概括。
一、儒家思想在古代长期居于重要地位的原因
中国古代思想派别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派别是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儒、墨在春秋时期都是“显学”，在当时都有重要影响，但墨家到最后影响很小，几乎销声匿迹了。法家在春秋时期也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在春秋时期的秦国，从秦孝公时商鞅变法开始，运用法家思想，经过六代国君，秦国终于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统一了中国。但在秦国统一之后，法家就不再被统治者所重视。汉朝之后，更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道家提出了有关自然、人类社会、人生的辩证法问题，其对宇宙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确实有很多深刻独到的地方。许多优秀知识分子对道家都有非常好的印象，如闻一多、郭沫若等。闻一多对道家，尤其对庄子有很深入的研究。墨、法、道在先秦都曾盛极一时，但为什么从汉以后一直到清代末年，两千多年来历代统治者在意识形态上都只提倡儒家，而不提墨、道、法呢？
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得出了两点看法：第一，从孔子开始，经过孟子、荀子，以至后世儒家，儒家学说在形成、发展过程中都强调学术思想必须适应现实的社会生活，必须为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服务，力求使自己的思想和理论能够经世致用，为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清明、人际的和谐、家庭的和睦服务。第二，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始终强调道德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儒家把道德看成维护国家安定，保持人际和谐，提高人的素质，完善人类社会的重要力量。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道德。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就在于人能够意识到自己有道德。在中国的其他学派中，甚至在世界各国的学派中，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学派把道德的作用提到这样一种高度。
墨家思想代表了当时的小生产者的利益，有很大的进步性。它强调为广大劳动人民谋利益，相当重视人民大众的功利，摩顶放踵，以天下人之大利为目的。墨家思想与儒家思想不同，它比较多地从一般人的角度出发，而没有为统治阶级的利益着想，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学说比墨家学说更能适应历代统治阶级的需要。墨家的理论只考虑小生产者、个体劳动者、下层农民怎样为社会谋利，而没有考虑到统治阶级、国家管理者怎样为劳动人民谋利益。因此，墨子的理论确实有些超前，“兼爱”的思想固然很伟大，但是这种“兼爱”脱离了“亲亲之爱”，就变成了一句空话。所以儒家讲“爱人”，并不讲“兼爱”。儒家的“爱人”注重“亲亲之爱”，爱自己的亲人要胜于爱别人，但同时也讲“推己及人”。尽管墨家对“尚贤”也很注意，但是它的“尚贤”主要是崇尚有贤德的人，而对道德的重要性重视不够。所以在汉以后，墨家就不被重视了，直到清代，思想家们才重新提起墨家。应该讲，墨家的思想是很深刻的，但是它不具备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的条件。
法家思想中也有很多合理的内容，它强调“依法治国”，法要公之于众，法不阿贵。而且它特别强调奖励耕战有助于社会的发展稳定。借助法家思想，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但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只经过了十六年的时间，秦国就灭亡了。秦国军事力量那么强大，政治上也很强大，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终于统一了中国，但仅仅经过十六年的时间就遽然灭亡了。“坟土未干，宗庙为墟”，秦始皇坟上的土还没有干，而他的宗庙已经变成废墟了，这是令史家很费思量的一个问题。汉代以后，从陆贾和贾谊等开始，前后有近百年的时间，人们都乐于讨论、总结秦亡的原因及其教训。这也确实是汉代统治者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著名的政治思想家陆贾、贾谊的许多著作，都是专门总结秦亡教训的。贾谊写了《治安策》献给汉文帝，专门讲秦亡的教训。鲁迅非常欣赏这篇论文，称之为“西汉鸿文”；毛泽东读了贾谊的《治安策》之后称：“贾谊的《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治论文。”
那么，贾谊在《治安策》中到底总结了哪些经验教训呢？有两条，一是秦之所以亡国，就是因为“仁义不施攻守之势易也”。所谓“仁义不施”，就是不知道用仁义道德来教育人民；所谓“攻守之势易也”，就是攻守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可以用法家的思想来夺取政权，而掌握了政权之后，要保护一个阶级的利益，就必须强调道德的作用。根据贾谊的分析，片面地利用刑罚，就会造成民心的残酷，人与人之间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损公利私的现象就会愈来愈严重，社会风气就会日趋败坏，以至影响社会稳定，造成社会动荡而导致政权的灭亡。贾谊描述了秦朝时社会风气恶化的情况，不但人与人之间都怀着一种求利之心，连家庭内的父母同子女、公婆同儿媳之间都斤斤计较。婆婆向儿媳借了一个簸箕，儿媳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我给你的恩惠，你应该报答我。我们需要对陆贾和贾谊的言论思想进行全面的分析，可以借他们提供的材料了解当时的社会风气和道德水平，了解儒家学说之所以能被汉代统治者重视的社会原因。
儒家学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爱，强调道德的重要性，强调和谐、和睦的精神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作用。在国家变革的时候，特别是在一个旧政权已不能适应当时经济、政治的需要的时候，它往往起保守的作用；但是在社会稳定，一个阶级已经取得了统治权，而致力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协调人际关系、提高人们的素质、改善整个社会风气的时候，儒家思想就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综观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动乱的时候很少，每一个朝代国家稳定的时间都很长，这不能不说与儒家学说稳定社会、发展经济、和谐人际、改善风气的作用有关。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中，儒家学说不断得到统治阶级的提倡与重视，并不是因为统治阶级喜欢儒家学说，而是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客观的一种必然。
二、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
要把儒家思想准确地概括起来有一定难度，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学者对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不同方面对它进行了很多概括。我主要从事伦理学的教学和研究，所以比较偏重于伦理方面。我将儒家思想概括为五个方面。
仁者爱人，关于仁的解释孔子讲了很多，在《论语》里，“仁”共出现了104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吾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无欲加诸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五者”，指“恭、宽、信、敏、惠”），这些都是孔子关于“仁”的思想的基本概括。下面着重阐述孔子与“仁”有关的几个重要思想。
1﹒从类的角度讲“爱人”
孔子的“爱人”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是有进步意义的。孔子是在奴隶制社会中说“仁者爱人”的，他所说的“人”，包括了所有的人在内。尽管在实际生活中，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不可能真心实意地去“爱”奴隶，但孔子的这种主张，还是有进步意义的。孔子从奴隶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认识到“利民”、“惠民”对巩固奴隶主政权的重要性，认识到“爱人”对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重要性。
孔子是最早从“类”的角度考察人的。所谓类的角度，就是把所有的人当一个类，即我们都是人，我们都属于共同的人类，所以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从类的观点来考察人，才能够提出人与人之间应有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现在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从类的角度来考察人，把人当作一个类。因此，宗教教会和封建制度加给人的一切不合理的东西，都要加以废除。既然我们都是人，我们就都有感情欲望的要求，都应该享受同样的幸福，这是西方人道主义从14世纪起开始强调的，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贡献。而孔子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就提出了从“类”的角度来考察人，就认识到我们都是一个类，由此我们就要爱我们的同类。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孔子“爱人”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早期的人本主义思想，当然它并不是很成熟的。虽然孔子还没有完整地提出人应当作为一个类来互相友爱，但是他的“仁者爱人”确实是以类的观点作为爱人的依据的。
孔子的“爱人”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惠民。孔子不但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强调人与人之间要彼此相爱，而且还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讲“爱人”，要爱护国家的老百姓，即“惠民”。孔子强调，一个统治者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必须“惠民”和“利民”。孔子所说的“惠民”、“利民”，就是要给老百姓以实际的利益，使老百姓能够得到实际的好处，包括发展生产、减少赋税、增加老百姓的收入。这当然是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的，但对老百姓也是一种“仁政”。
孔子所讲的“君子”，含义较多，有时指在位的统治者，有时指道德高尚的人，有时也指既在位又有道德的人。但是孔子在使用“君子”一词时，大多数情况是指“在位而有道德”的人。对于“在位而有道德”的君子，孔子非常强调“惠民”。
为什么要“惠民”呢？“惠则足以使人”，也就是说，统治者给了老百姓恩惠之后，老百姓就容易听统治者的话。我们过去总说孔子只讲义，不讲利，这是不全面的，应该进行全面的分析。孔子虽然非常反对个人的私利，但同时却强调要有利于老百姓，要使老百姓得到利益。这个思想在我们过去对孔子的研究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认识。
孔子有个学生叫子夏，问孔子怎样从政，也就是怎样治理好一个国家，孔子回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意思是说，要根据老百姓可能得到利益的具体情况，尽量使他们得到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因为孔子主要是讲个人的道德行为和社会的道德规范相适应，所以他比较多地强调一个人要成为君子，不要多想个人的私利。但从道德规范来说，孔子及其弟子从来都不否认“利”的一面，更未曾说要“重义轻利”，而是要“先义后利”、“义以为上”，要“见利思义”和“见得思义”。在谈到治理国家和管理民众时，他不但不反对老百姓得到利益，而且非常强调“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去，他的弟子冉有为他驾车，曰：“庶矣哉”，就是说卫国的人口已经很多了，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现在这个国家的人已经很多了，进一步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呢？孔子说：“富之”，要使他们富起来。“既富之，又何加焉？”“教之。”富了以后还要加强对他们的教育。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孔子的“爱人”思想包含多方面的内容。人和人应该彼此相爱，一个统治者更要爱他的百姓，要使老百姓得到实际的恩惠，使他们尽可能地得到应当得到的东西。“既庶矣，又何加焉？”“富之。”所以孔子的“爱人”思想是和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紧密结合起来的。
对孔子的“爱人”思想的两个方面都应当加以重视，既要看到他所说的人与人彼此相爱的思想，又要认识到他要给老百姓以实际利益的思想。从个人的道德修养上来说，要“先义后利”、“见得思义”，强调“义”的重要性；在对待老百姓的问题上，要强调利的重要性，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要使他们尽可能地富起来。孔子确实反对追求个人的私利，但是他极力主张要使老百姓得尽可能多的利益。
2﹒关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在孔子的思想里，有一句话后人有不同的理解，这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长期以来，一些人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把人分为两等，只有在位的人才是有道德的，才能懂得“义”，才是君子；而劳动人民则是只知求利的人，是没有道德的人，是小人。这种理解应当说是不正确的，曲解甚至歪曲了孔子的原意。
早在宋代，陆九渊就对这句话作了全面的分析。陆九渊与朱熹在理论上是有分歧的，但归根到底他们都属于儒家，都对孔子很尊敬。在学术思想史上，曾经有过著名的“鹅湖之会”，指的就是这两位儒家学者之间的一场激烈争论。朱熹认为，要想成为有道德的人，就要“博学致知”，要有广博的知识。应当先把经典著作如《诗》、《书》、《礼》、《易》、《春秋》及《论语》、《孟子》读熟，然后再培养自己的道德。陆九渊则认为，不必读那么多的书，关键是要对儒家经典和孔子思想真诚信服，“先立乎其大”，确立仁的思想。鹅湖之会时，两个人面对面地进行辩论。朱熹说，你光讲道德，不读圣贤书，先“立乎其大”，就会支离破碎；陆九渊说，你现在说经书重要，说“立乎其大”不对，那么请问，尧舜都是圣人，他们读了什么书了？他们一本经书也没读。结果谁也没驳倒谁。
后来朱熹请陆九渊到他的白鹿洞书院去讲学，陆九渊讲的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一章。本来朱熹对陆九渊有很深的成见，据说陆九渊讲完这一章之后，朱熹就心悦诚服了。在二三月的天气里，朱熹听得直出汗，挥扇不止。他说陆九渊讲得好，他自己讲了这么久的《论语》，但这一思想他没讲出来。他请陆九渊把讲稿写下来，要将它刻成石碑，立于白鹿洞书院，让他的弟子都来学习。后来白鹿洞书院里果然刻了陆九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一章的讲稿。
陆九渊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是把“君子”和“小人”看成两个固定不变的等级，你是奴隶主阶级，地位比较尊贵，你就是君子，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就能明白“义”；他是劳动人民，是奴隶，就是一个只知道求利而没有道德的人，就是“小人”。这样理解是错误的。一个人要想成为“君子”，就必须要懂得仁义道德，不断地按照这些要求去做、去追求、去努力、去修养、去践履，在求义的过程中持之以恒，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成为一个“君子”。相反，即使一个人今天已经是有地位的人了，如果他不能“喻于义”，不能按照仁义道德要求去做，而是“喻于利”，去追求私利，那么，他明天就会成为一个“小人”。只有“小人”才“喻于利”，一个人老是想着私利，老是往钱眼儿里钻，他就是一个“小人”；如果他不再追求利，而去追求义的话，就可能成为一个“君子”。“君子”与“小人”并不是在人与人之间划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等级，而是提出了两种道德修养的人格境界，向人们指明了要想成为一个有道德的君子就必须“喻于义”，如果“喻于利”，就必然会成为一个小人。“喻”就是明白、了解、向往、追求。
3﹒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提出仁的思想时，还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这不仅是一个道德上“爱人”思想的要求和准则，而且是一个伦理行为的方法论原则。所谓伦理行为的方法论原则，是指它对一切人的一切伦理行为，都有着指导意义。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人想有道德，那么他的一切行为，就必须遵循这样的原则；或者反过来说，只要能遵循这样的原则，他的行为就必然是道德的。
人的一切道德行为，都是在调整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的行为的出发点就是从自己和他人来考虑的。我要想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时时都要考虑，我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不能加给别人，我自己希望达到和追求的目的，也希望别人能达到。这一方面是道德要求，另一方面也是方法论原则。如果我想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不论我做什么，我的一切行为的根本方法就是要考虑到别人，以我的思想来体会别人，然后在实际的行动中去有利于别人，有利于社会。调整好人我关系的根本方法就是拿自己比别人，拿别人比自己，一切事情都要换个位置思考。当我做医生给人看病时，我应当设想，假如我是一个求诊的病人，我希望医生怎样做，希望医生有怎样的道德；当我是一个售货员时，我应当设想，假如我是一个顾客，我希望售货员怎样做，希望售货员有怎样的道德。每个人都要换位思考，当你同任何一个人发生关系时，都应当“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替别人着想，这样，就能够使自己的行为达到“爱人”的目的。
儒家除了重视“仁”之外，也很重视“礼”。到底“仁”是核心还是“礼”是核心的问题，学术界争论了很久，至今仍然存在着分歧。我把“仁”放到第一位，因为孔子的“爱人”思想博大精深，在各方面都有很深的影响。当然，“礼”也很重要，它强调一种人伦价值。
儒家从孔子开始，就强调应该有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则。每个人在人伦关系中都处于一定的地位，应该担负起与其人伦地位相适应的责任，而认清自己在人伦关系中的地位，严格地履行自己在人伦关系中的责任，就是符合礼。礼是什么？孔子及儒家所说的“礼”，包括政治制度、法律条文、道德规范、人际交往、待人接物上的一些要求等等。当然，后来发展出君子礼、士礼等各种礼节，以至《仪礼》中的各种仪式，如遇到什么节日应该有什么节目单，应该奏什么乐等等。礼非常庞大、复杂、包罗万象，在我们今天的语言里，几乎没有一个恰当的概念可以和它对应。国家的政治制度是礼，人际关系中的要求也是礼，所以，“礼”是当时社会各种政治、法律、道德以及人与人之间规范的总和。它是维护社会安定的最重要的要求，不把“礼”提高到这样一个高度，我们就认识不到“礼”的意义以及儒家思想所以能够在社会中长期得到重视的原因。
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直到现在，“克己复礼”的影响还很大。什么是“克己复礼”呢？就是要把自己种种不符合当前国家政治制度、法律思想、道德规范以及礼节仪式、风俗习惯等等的思想克制起来，“复礼”就是符合这些要求，这样才算有了道德。“克己复礼”起到维护社会安定的作用。
在“克己复礼”的同时，要尽自己应尽的伦理责任，实现自己的价值。礼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在人伦关系中履行自己的义务。孟子所讲的五伦关系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父子有亲”，即父慈子孝，就是做父母的要慈爱，做子女要孝顺。“君臣有义”，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夫妇有别”，就是说夫外妇内，各有分工，各司其职，当然这种分工是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和男尊女卑的情况相联系的。“长幼有序”，是对长辈和晚辈之间相互义务的规定。“朋友有信”，规定了朋友之间相互的、对等的权利和义务。五伦关系涵盖了当时社会中的各种人伦关系，并规定了每个人应该履行的义务，履行这种义务也就是实现了一个人的人伦价值。这种义务履行得愈彻底、愈全面、愈认真，这个人的价值也就愈大。“圣人，人伦之至也”，一个道德高尚的“圣人”，就是在人伦关系的各个方面都履行了最全面、最彻底的责任和义务的人。
孔子和儒家强调人伦价值，对维持中国社会的稳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君臣、父子、长幼、夫妇、朋友都能严格遵守自己所应尽的职责和义务，那么，整个社会就会是稳定的。当时生产不很发达，分工也不细，君臣关系、父子关系、长幼关系、夫妻关系、朋友关系是五种最重要的关系。把这五种关系处理好，每个人在这五种关系中都能够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那么这个社会也就稳定了。
儒家所说的“五伦”关系，在今天还有没有合理的因素呢？能否加以新的解释，予以批判继承呢？对儒家原来所规定的这五伦关系应当具体分析。
“父子有亲”，应当排斥其中的等级观念，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用今天的话来说，应该是“父慈子孝”，父母对儿女应该慈爱，子女对父母应该孝敬。
“君臣有义”，是特定的社会所特有的伦理关系，应当从根本上加以扬弃。“有义”就是有一个原则，现在君臣关系不存在了，上下级关系还存在，上级和下级、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仍然应当根据今天的原则来处理各种关系，也可以说是“上下有义”。
“夫妇有别”，这是儒家长期受到批评的一种思想，因为“夫妇有别”也就是“内外有别”，丈夫管外边的事，女子只能管家内的事，而不能管外边的事。按照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女子只能围着锅台转”。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在农村的一些地方，还把丈夫叫作“外边人”，把妻子叫作“屋里人”。这种思想当然是不对的。如果我们能对“夫妇有别”的封建、等级思想加以批判，可以看到其中也有某些合理的因素。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尽管“夫妇有别”主导的一面是压制妇女和束缚妇女，但也要看到，其中包含着不准妻子干涉丈夫的政务的方面。《礼记·曲礼上》说“外言不入于梱”，即男人在外面的职事，不说给家中的妇女，就有这方面的意思。因为一般来讲，古代男子地位比较高，管理国家政治，“夫妇有别”规定了妇女不能干涉她的丈夫在政治上的事情。妇女只管家里的事，不要管丈夫在官场上的政治事务。那么现在看来，夫妻中任何一方都不要管对方政治生活中的事情，这也是有其合理因素的。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在政治生活中，妻子干涉丈夫的政治生活方面的事，或者丈夫干涉妻子的政治生活方面的事，后果都是不好的。对于一些政府高级官员来说，这往往是导致徇私枉法、政治腐败、思想堕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还有些人提出，按我们现在的情况，“夫妇有别”最好改成“夫妇有爱”，因为夫妻之间应该讲爱情，这种观点也有一定的合理之处。
“长幼有序”，在今天仍旧适用。年长的应当照顾、关心年幼的，年幼的应当尊敬年长的。《礼记》上说“年长以倍，则父事之；十年以长，则兄事之；五年以长，则肩随之”（《曲礼上》）。也就是说，年长你一倍的，你要当父辈来对待，年长你十岁以上的，你要把他当作兄长来对待；年长你五年以上的，在和他并行的时候，你都要跟随在他的后面，一举一动，你都要让他在你的前面。长幼有序，中国讲究“以齿为序”，要排次序，年老的应该在前面。
“朋友有信”，这是在人际交往中带有普遍性的一个重要原则。朋友之间相处，最重要的是要诚实守信，孔子特别重视“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人与他人相处时，如不能诚信，则是根本无法在社会上生存的。诚信这一为人处世的原则，是中国传统道德的精华，直到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现在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完全新型的关系。我们现在讲集体主义原则、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等，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把我们今天社会中的人的各种关系的要求概括出来，按照新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要求，确立起每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以促进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生产力的发展。
所谓整体精神，就是说在儒家思想中贯穿着一种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为整体的思想，重视整体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在个人和整体的关系上，它要求整体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儒家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民族利益看作“公”，“公”也就是儒家所讲的“义”，社会大众人民之公利。孔子和儒家强调的“公”，要先公后私，大公无私，天下为公，以公灭私，追求义，追求公家之利。这是要求一个人把社会、民族、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前面，在必要时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我们现在讲中国传统道德的时候，非常注意儒家“公忠”的道德规范和传统。把“忠”与“公”联系起来，这也是儒家思想发展中很重要的一个贡献。我们可以看到后来不少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的人在国家和民族受到危难的时候，临危不惧、舍生忘死、挺身而出、精忠报国。这样的人很多，他们几乎都是受了儒家“公忠”思想的影响。我们从中华民族长期发展的历史中也可以看到，每一个时代真正笃信儒家思想的人，在民族危难、国家危难的时候都表现得很好，有高尚的民族气节，如苏武、岳飞、文天祥等等。
儒家的这种思想对我们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统一确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为整体、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的思想根深蒂固。反对分裂、反对割据、反对一切背叛国家和民族的行为，主张统一，我们在《论语》里可以读到很多这样思想的语句。孔子在《论语》中的一个思想就是反对各诸侯篡周天子的权。《论语》里讲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季氏是当时周天子管辖下的鲁国的一个大夫，周天子是中央，鲁国是诸侯，季氏只不过是鲁国国君的一个大夫，居然“八佾舞于庭”，这怎么能行呢？“佾”就是行，跳舞的行列。诸侯国君能有“六佾”，大夫只能有“四佾”，当时只有周天子才能用“八佾”。孔子认为，如果这种事情都能容忍，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容忍啊！ “三家者以雍彻”这种事，孔子也很生气。“雍”是天子开的会议后所唱的一首诗，而且这首诗里还引了《诗经》里的两句话，按照我们今天的话说是“天子严肃静穆地在那儿主祭，各国的国君在那里陪祭”，这就叫作“相维辟公，天子穆穆”。这首诗是只能用于天子的，季氏三家把天子的礼节仪式都用了，这究竟是想干什么？从维护周天子统治出发，孔子极力反对这种他所谓的僭越行为。从一方面说，这是由孔子的保守立场出发的；从另一方面说，孔子反对当时的割据行为，是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的。孔子不是反对劳动人民，他反对的是要篡周天子位置的诸侯国的国君。孔子认为周天子治下的一国国君，绝不能超越自己的位置，篡夺中央的权力。这一点对维护国家统一、维护民族社会的整体利益有积极的作用。
应当看到孔子处于奴隶社会的没落时期，他要维护的社会制度处于没落阶段，因此，他的思想对当时的历史而言是有保守性的。但是经过新的时代、新的理论的批判之后，我们可以吸收其中有利于我们民族、国家、社会统一的有利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确实应该坚持辩证、分析的态度，一方面是看到它的保守性从而予以批判并加以扬弃，另一方面要看到其中包含的为民族、为社会、为国家统一的整体思想，这对我们的社会稳定、政治稳定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当然，如果一个统治阶级处于没落时期，那么这种稳定只能够起维护没落社会的保守或反动作用；如果这个统治阶级是进步的，代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么这种稳定和对国家民族利益的维护就会有利于社会进步。
儒家认为，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的实现，尽管会使人在物质生活上遭到种种困难，但对这种人生的追求能够使人处于一种幸福和愉快之中。孔子说他自己“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一段话是孔子对自己追求的精神境界的概括。他说，尽管他每天吃的，就是一点粗粮，渴了就喝点白开水，睡觉时没有枕头，弯着胳膊当枕头，但因为他有着崇高的理想和追求，即使如此，他也感到很快乐。他很欣赏他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尽管颜回的物质生活很清苦，但他的精神生活却极充实，所以颜回不但不感到清苦，而且很快乐，因为他有一种高尚的理想追求。
孟子提出所谓“天爵”和“人爵”的思想。他认为只有追求高尚精神境界、追求理想人格的人，才是有道德的人。一个人在社会上取得的地位，只是“人爵”，并不能体现一个人的价值，只有高尚的道德，才是“天爵”，才是最有价值的，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良贵”。“贵”就是价值，“良贵”就是最高的价值。
程颢和程颐专门让他们的学生在读《论语》的时候研究为什么孔子、颜回在那种条件下还那么快乐，所以宋明理学里边专门有一个题目叫“孔颜之乐”。显然，“二程”看到了孔子、颜回因为有崇高的理想和信念，所以尽管生活很苦，但仍然能很乐观、愉快地为他们的事业而奋斗。宋代的思想家张载，进一步把儒家的这种崇高理想规定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强调一个人要为这种崇高的理想境界奋斗，“虽不能至”，也要始终不渝地“心向往之”。
儒家认为为学的目的就是陶冶人的性情，塑造人的一种品德。学就是学为人，学做人，学做圣人。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各种课程学了很多，但没有学做人，而中国的传统教育一开始就是学做人。《论语》第一章《学而》中的第一句话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个“学”，并不是我们今天所指的学习书本知识；这里的“习”，也不是温习和背诵书中的课文。这里的“学”，指的就是“学做人”、“学为圣贤”；这里的“习”，就是要在实践中去实行。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里的意思说：古代的学者学习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品质，而今天的学者是为了在别人面前显示自己。因为中国古代的“学”是学做人，“为学”不仅是为了增长知识，所以儒家讲“为学”是“不求日增，只求日减”。为学，不是每天去增加什么书本上的知识，而是要清除自己不符合道德要求的错误思想和行为。所以，为学更重要的是，只求每天往下减，减了又减，以至于到后来什么也没有了，那就最好了。“只求日减”是说减少那些不符合礼的错误思想，减了又减，减到错误思想没有了，就成了一个圣人。
儒家从孔子开始就讲“内省”，就是内心里边反省自己，“内讼”就是自己跟自己打官司。“修身”、“自省”、“内省”、“内讼”是儒家在道德修养方面的很重要的传统。曾子讲“吾日三省吾身：与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孔子讲只要看见人家有过，就要“内自讼”，就要自己反省自己。儒家认为，如果没有修养的功夫，一切道德规范、道德原则和道德要求都只能是一句空话。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在培养人上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与儒家强调道德修养是分不开的。中国儒家重视修养的思想，甚至在世界的伦理思想中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儒家强调修养不是一句空话，修养是一种内讼，是一种斗争，是培养自己的正气，是激励自己的结果。儒家强调，为了使修养取得实际的效果，必须坚持艰苦的锻炼，这就是儒家所谈的修养的“功夫”。到了宋明以后，强调思想修养到了一种极端的地步。明代与王阳明同时的一个人叫黄绾，为了修养自己，曾进行了极严格的锻炼。在修养的方法上，《论语》中有“书诸绅”，宋明时有“功过格”。黄绾在他所写的《明道编》一书中曾叙述了自己的修养过程。他说：“悔恨发奋，闭户书室，以至终夜不寐，终日不食，罚跪自击，无所不至。又以册刻‘天理’、‘人欲’四字，分两行。发一念由天理，以红笔点之，发一念由人欲，以黑笔点之。至十日一数之，以视红黑多寡为工程。又以绳缚手臂，又为木牌，书当戒之言，藏袖中，常检之以自警。如此数年，仅免过咎，然亦不能无猎心之萌。由此益知习气移人易，人心克己难。”
所谓“功过格”，就是把有功有过分别画出格子来，每有一善念，每有一个从道德出发的念头，就点一个红点；每有一个从人欲出发的念头，按照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从自私自利出发的念头，就用黑笔点一点。点到十天就数一数，到底是从天理出发的念头多，还是从人欲出发的念头多，不断地进行改进。有的人甚至在自己桌子上放两个碗，然后用两个口袋，一个口袋装红豆，一个口袋装黑豆，红豆代表正确思想，黑豆代表错误思想。发一念自天理，就拿一颗红豆放在一个碗里；发一念自人欲，就拿一颗黑豆放在另外一个碗里。每天数一次，到底是黑豆多还是红豆多。如果检查的结果是黑豆多红豆少，也就是人欲的观念多，就自己罚跪，甚至两手打自己的嘴巴。当然，这种修养方法不科学，我们也不提倡，但这也反映了中国传统道德非常强调修养功夫的一面。没有这个修养功夫，不论怎样好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教育，都落不到实处。这就是说，如果没有道德主体自觉的艰苦修养，一切都是空的。
以上从五个方面简单地概述了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过去学术界比较普遍的一种意见认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而我认为是上述五个主要的方面。那么，在这五个方面中，哪一个方面的意义更重要呢？我比较倾向在儒家思想的五个方面中，它的整体主义思想有更重要的意义。儒家思想里面贯穿的这种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的整体思想是由仁与礼这两个支柱或者说仁爱思想与人伦价值这两个思想支撑的。孔子和儒家思想的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又是相互联系的。
三、怎样认识儒家学派[1]
儒家学派，就其目的、功用、宗旨及结构来看，可以说是一个以教化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学派。“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汉书·艺文志》）。儒者的职业，就是“掌养国子以道德”（《周礼注疏》）。事实上，儒者从专为贵族服务的巫、史、祝、卜转化成以相礼为生的知识分子，就以教化伦理道德为其职业了。孔子依据时代的变化，以诗、书、礼、乐教育自己的学生，“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从而形成一个以教化伦理道德为宗旨的学派，这就是后世人们所谓的儒家。
两千多年来，作为一个学派，儒家经历了从发生、发展、鼎盛到衰微的过程。就儒家内部来说，有性善、性恶的相持，有心学、理学的分歧，有义利、王霸的论辩，有今文、古文的争斗等等，此外，还有所谓天人相通和天人相分的对立，有理在气先和心外无理的纷争。但是，教化伦理道德却始终像一根丝线，贯串在儒家学派各个时期的各种思想之中。儒家所说的“学”，主要是学习“四书五经”，学习成为“圣人”的知识、方法和道路。儒家所说的“践履”，所说的“行”或“习”，主要是要陶冶人的品性，变化人的气质，达到“内圣外王”的目的。总之，“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从而教化百姓、敦睦人伦，这就是儒学的最终宗旨。
儒家学派又绝不仅仅是一个伦理学派。儒家对社会伦理道德的教化，总是同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其特殊的、独有的政治伦理一体化的特色。政治的统治，依靠伦理教化的支持，一切伦理教化的原则规范，都力求适应政治的需要。此外，儒家在教化伦理道德的同时，逐步建构了日趋精密的哲学体系，在天人关系、人性善恶、义利轻重、理欲存灭、理气先后、王霸优劣等问题上，都进行了充满思辨性的论证，显示了高度的哲学反思水平。因此，儒家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对任何一个伦理学派来说，道德结构体系，总在其伦理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在道德结构体系中，首先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确立一定的道德原则。儒家在道德原则的问题上提出了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规范的独特的结构体系。孔子把“仁”作为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原则。仁即“爱人”，亦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古希腊的思想家们公开宣称“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的时候，中国的孔子则明确地提出把“爱人”作为最基本的唯一的道德原则。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从他的一贯言论来看，贯彻其伦理思想的唯一原则，就是“忠恕之道”，就是“仁”，或者“爱人”。尽管在实质上，孔子绝不会像爱奴隶主贵族一样去爱奴隶，但从一般意义上看，他所爱的人，并未把奴隶排除在外，而且还说要“泛爱众”。孔子已经意识到，为了调解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就必须要待人以“宽”，给人以“惠”（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只有如此，才能“得众”，才可以“使民”）。统治阶级以这种“宽厚”和“恩惠”来对待自己的成员，就有可能减少弑君、弑父和僭越、犯上的行为，以这种“宽厚”和“恩惠”来对待小民百姓，就可以使他们易于使唤，感恩戴德。正因为此，儒家思想才最终为汉以后的统治阶级所赏识。两千年来，儒家的“仁”和“忠恕之道”，在中国社会道德生活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儒家思想中，“礼”是一个内容相当广泛的范畴。从儒家经典三《礼》来看，“礼”包括社会的礼节仪式、道德准则、政治制度、法律准则及其理论阐述等；但从“礼”的最主要、最基本、最通常的意义看，则是指由“仁”所贯串的一个庞大的道德准则体系。“仁”是“礼”的中心，是“礼”所赖以产生的价值目标；“礼”是“仁”的具体体现，是由“仁”所产生的德目。没有“仁”，“礼”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没有“礼”，“仁”就不能发挥自己作为道德原则的作用。从“仁”的原则出发，就能够克制自己的私欲，遵循“礼”的要求；能克制自己的私欲，把非“礼”的视、听、言、动都克去了，恢复到“礼”的要求，也就是达到了“仁”。这似乎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循环论证，其实，在伦理学上，这正体现了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之间的辩证统一。在“仁”的统率下，儒家提出了忠、孝、节、义等规范，规定了恭、宽、信、敏、惠和温、良、恭、俭、让等德目，并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包括各种不同层次、不同等级、不同领域的规范网络，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规范体系。
儒家伦理思想的价值取向，就是重视精神境界。儒家强调，人和动物的区别，最重要的就是人有道德而动物无道德。儒家认为，道德需要是人最为迫切的一种需要。孔子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人在社会中，必须依赖水火而生活，但是，水火有时还会给人们带来危害；然而，道德这种需要，却只能给人类带来利益，而不会带来任何伤害。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同上）孟子说：“生亦吾所欲也，义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都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当二者不可兼得时，就只能牺牲自己的物质需要，去追求更为崇高的精神需要。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在义和利的关系上，儒家认为义重于利，强调要“见利思义”、“义以为质”、“义然后取”，认为“放于利而行，多怨”，“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孟子还特别强调道德的能动作用，人们经过修养，只要能“尽其心”、“知其性”，就可以进入到“知天”的最高境界。一个人只要认识到人的最高需要是道德需要，最大价值是道德价值，那么，他就可以不借助外力而自觉、自主地进入一种“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境界。儒家的这种强调精神境界和道德需要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民族危急时刻，曾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它对陶冶民族性格，提高人民的情操，也有一定的意义。然而，随着封建社会从鼎盛走向衰微，儒家的这一思想，却愈来愈向片面化和绝对化方向发展，甚至呼喊要“存天理，灭人欲”，要达到什么“天理流行，人欲净尽”的境界，以至于为了挽救正在没落的封建王朝而完全否认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使这一本来包含着合理因素的思想，完全成了禁锢人们的枷锁。统治阶级在利用儒家伦理思想调整当时的等级秩序时，使儒家的伦理原则、规范和价值取向愈来愈成为维护统治的一种工具，这和儒家伦理思想本身，还是有所区别的。
儒家伦理思想的调解功能主要是维护当时社会等级秩序的稳定。儒家认为，社会的安定，主要靠道德和刑罚，但二者相比，道德具有更根本、更重要的意义。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一个国君，在统治老百姓时，如果只运用政治手段，施加刑罚来约束他们，最多只能使老百姓不敢犯罪，但不可能使他们感到羞耻。如果能运用道德来教育和感化他们，用礼仪规范来约束他们，则老百姓不但不会犯罪，还会感到犯罪是可耻的事。这里，孔子极其明确地提出，片面地强调法治不可能使社会达到安定。汉代的贾谊在著名的《过秦论》中，提出秦王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忽视了道德的重要性和一任刑罚。他认为法令“可以诛恶，非所以劝善”，“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汉书·贾谊传》）。他特别强调，道德的价值还在于它能“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在儒家看来，一个国君，如果能用“德”来统治老百姓，就会像天上的北斗星一样，众星都拱卫着它；否则，只是用刑罚来惩治老百姓，就会使人们“遗礼义”、“弃仁恩”，道德沉沦，风俗日败而不可收拾。
儒家伦理思想还特别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在道德调解中的作用。从个体道德和群体道德的关系来看，儒家主张通过个人修养这种自我完善的途径来协调个人同社会的关系。个体的修养，是整个社会安定和谐的最根本的保证。“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只有达到个人的“诚意”、“正心”和“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个人和整体、个体和社会的关系上，突出个体为善的主动性，“我欲仁，斯仁至矣”。认为通过艰苦的、长期的修养，“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人之所以不能成为君子、圣贤，非力之不足也，乃不为也，“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要在个人道德主动性的发挥中来完善人格，以达到“君子”、“贤人”、“圣人”的理想境界。与此同时，儒家还强调统治者特别是最高统治者的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儒家认为，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下之应上，如影之随形，民之顺君，如响之应声。政治腐败、民俗浇薄、社会动乱，为政者唯当求之于己。因此，当季康子以鲁国盗贼为患而问于孔子时，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也就是说，只要国君能以德正己，老百姓就会从而归善。
就方法论而言，儒家伦理思想要求“推己及人”、“能近取譬”、“设身处地”和“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这一方法论原则在伦理思想上有重要意义。从科学的发展来看，方法论的突破、创新和完善，往往会有力地促进一门学科的发展。儒家伦理思想之所以在中国有如此长久、深远的发展，应当说同这一方法论原则的提出有重要的关系。
所谓推己及人的方法，就是从自己亲身的需要、愿望和追求出发，推想到别人的需要、愿望和追求，从而体察和理解他人，自觉地调解人我关系。这种方法，在调整、分析和研究儒家所说的人伦关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孔子最早提出这一方法论原则。他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一个有道德的人，要想自己站得住，就要帮助人家站得住；要想自己过得好，就要帮助人家过得好。凡事都能推己及人，这就可以说是掌握了实行“仁”的方法了。“能近取譬”就是能以自己作比、推己及人的意思。正是在这一方法论的指导下，孔子说我自己所不愿意的，我也不要施于别人，我自己想要的，应该想到这也是别人想要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恕”道。
这种“能近取譬”的方法，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以自己的所欲来推知他人的所欲，即从自己的需要、情感、动机、目的、意志和信念来推知他人的需要、情感、动机、目的、意志和信念。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类”的观念，对于同“类”应当有“类”的同情心。人们在一个共同的生活环境中，为了调解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应当相互理解、同情与帮助。另一方面，即从消极方面来看，从自己不愿意接受、不愿意忍受、不愿意遭遇到的种种情况，来体会那些正处于这种境遇中的其他人的感受，从而“雪中送炭”、“济困扶危”、“仗义执言”和“见义勇为”，并使那些可能遭遇不幸的人免于种种不幸。当然，在阶级社会和阶级斗争中，这种推己及人的同情要受到很大限制，因为剥削阶级是不太可能对劳动人民实行推己及人的方法的，因此，不论孔子及儒家学派的本来意义是什么，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内，这种方法都是有很大局限的。
四、儒家伦理的当代意义[2]
儒家产生于先秦时期，后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在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内，占据着重要地位。儒家思想从公元2世纪逐步传入韩国、日本和东南亚地区以后，对这些地区的文化、思想、伦理道德以至社会风尚、民族心理都产生了特殊的影响。直到现在，人们仍用儒家文化圈表示这一地区的文化特点。
儒家伦理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儒家伦理思想建立在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同以血缘为纽带、以家族为本位的氏族宗法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能体现儒家伦理思想特点，并对当今社会仍有积极意义的，我认为有这几个方面：
第一，整体意识和大局观念。这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为民族、为国家、为社会献身的思想，在儒家伦理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儒家伦理思想的这种整体意识或群体观念是激励东方各民族、各国家奋发自强的一种精神力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儒家入世、治世思想的反映。儒家强调一种为民族、为整体不屈不挠、不怕牺牲、坚忍不拔、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奋斗精神。
第二，仁者爱人和待人以和。这是儒家为人处世的伦理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已经显示出，要从把个体作为人类一分子的思想出发，以“爱人”的原则对待自己的同类。孟子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由此可见，儒家伦理中的“仁者爱人”思想，已经是一种早期人本主义的思想萌芽。“能近取譬”作为“为仁之方”，可以说提出了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一个道德的方法论原则。正是从“爱人”出发，儒家强调“和为贵”，要严以责己、宽以待人，要不念旧恶、以直报怨。
第三，重视人伦关系与强调敬事而信的责任意识和敬业精神。这是儒家对人伦关系中应负责任的要求。在儒家伦理传统中，“尽伦尽职”和“敬业乐群”是一个人对父母、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意识的体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成为儒家信守的最重要的人伦原则；而“执事敬”和“与人忠”，是对个人所从事的社会职业的责任要求。
第四，崇尚理想人格，追求精神境界。这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生的价值在于追求成圣成贤的理想人格，以及这种人格所具有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表现出他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
第五，变化气质，践履笃行。这是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修养理论，是一个人成圣成贤的重要途径。儒家重视个人在道德修养中的能动作用，强调“为仁由己”和“我欲仁，斯仁至矣”的道德主体精神，只要一个人立定志气，“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就有可能攀登上道德高峰。儒家之所以重视修养践履，就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只有身体力行，克己践履，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社会成员。
儒家伦理思想产生于封建社会，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其中维护尊卑等级秩序、歧视妇女、压抑个性等方面，应予以抛弃。对儒家文化我们应当采取批判继承、弃糟取精、综合创新、古为今用的态度，任何历史虚无主义和无批判地复兴儒学的思想，都不符合时代的要求。
当前人类社会在经济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同时，道德却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危机。现在，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在依据不同的国情、不同的意识形态，认真研究儒家伦理思想。这是因为，儒家伦理思想中的许多内容，如能正确地加以批判吸收，将有助于克服因市场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拜金主义现象和腐朽的生活习气，有利于促进本民族、本国家的道德进步。因此我认为，正确认识儒家伦理对当代社会的意义和作用，弘扬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优良传统，不但有助于各个国家人民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还将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起重要的作用。
五、对孔子及儒学的正确态度
1999年9月28日是孔子2550周年诞辰，为了纪念这位中国和世界的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和伦理学家，我们有必要对孔子及儒学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地位、意义和作用，作一次全面的论述，以便我们能更好地继承和弘扬孔子及儒家思想，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而有利于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孔子（前551—前479）生活在中国社会历史大变动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都经历了重要变动。从思想文化方面来看，这次变动，在意识形态领域所产生的影响，直到今天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20世纪，我国社会对于孔子及儒家伦理思想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要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子及儒家思想，要批判地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包括伦理道德）。毛泽东同志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宝贵的遗产。”[3]他又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4]对于历史遗产和一切进步文化，都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而应该“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5]。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正确地解决了对待传统文化，包括传统伦理道德的态度和方法问题。
回顾历史，近代以来的100多年，人们在对孔子及儒家思想的评价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态度、看法和观点，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未能正确地对待孔子及儒家思想，使中国的传统道德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受到影响。
第一，20世纪初至20年代后半期，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站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视角，对包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内的一切文化进行全盘抨击，认为包括孔子及儒家伦理在内的传统文化不适合现代中国的发展，全面西化才是出路。胡适是这方面的代表，他总结了中国当时“抵制西洋文化”、“选择折中”、“充分西化”的三大文化思潮，认为抗拒西化已成为过去，选择折中是变相的保守法，只有充分或曰全面西化才是中国文化的出路。客观地说，“全盘西化论”从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出发，致力于鼓吹资产阶级的文化，这对于批评和反击封建文化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是一种科学的选择。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五四时期学了西方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6]，把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于西方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成了任西方国家宰割的战利品，实际上就宣告了全盘接受西方文化注定要沦为一厢情愿的幻想。
第二，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兴起的“本位文化建设”思潮，主张在全国恢复孔诞典礼，尊孔读经，以儒家伦理规范的要求来革新生活。概言之，“本位文化建设”的目的是要以儒家思想为根本和基础来建设中国文化。它实质上是一种封建复古主义思潮，与国民党鼓吹的恢复旧文化建设的极端民族主义文化政策遥相呼应，所以，“本位文化建设”思潮往往成为维护和支持国民党政府推行反动政策的辩护士。
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一段时期内，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人们对孔子及儒家思想采取只强调批判，不注重继承的错误态度。从反右派斗争到批判“剥削阶级继承论”，再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批判刘少奇的“黑修养”，再到“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形成了一种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左”的思潮。这种思潮对孔子及其思想，尤其是对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儒家道德思想，几乎是不加分析地作了全面的否定，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
第四，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和侵蚀，中国思想领域内又兴起了有一定影响的“全盘西化”的右的思潮，这实际上可以看作20世纪初形成的“全盘西化论”在新的条件下的延续和复活。在一些人看来，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而西方化就必须全面、配套、彻底地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移植到中国来。这一思潮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用西方的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价值观来反对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它把孔子及儒家伦理看作一个不能区分精华和糟粕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要打破就要整体地打破，以对儒家伦理的全面否定来达到全面否定中国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的目的。
此外，崛起于20世纪20年代，后又活跃在港台和海外的新儒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大陆颇为流行。与“全盘西化论”、“本位文化建设”说同时产生的新儒家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相对而言是一种影响较大、生命力较强的文化思潮。它的基本思想特征是尊孔崇儒，以儒家文化为正统，以弘扬儒家道德、弘扬儒家人文精神为己任，主张“反本开新”，力图在儒学的根本中开发出现代的科学和民主。新儒学总体上不加批判地服膺于西方文化，过分抬高孔子及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缺乏分析批判的眼光，其影响范围基本上局限于学院高墙之内，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缺乏联系，与历史唯物主义所主张的批判继承的态度存在着许多甚至是原则性的分歧。
综观近代以来100多年人们对待孔子及儒家伦理问题的态度和方法，我们看到，虚无主义地全盘否定或是不加批判分析地全盘肯定，都不利于中国传统道德在现代的发展，都不利于我们今天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吸取。我们应当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这个实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孔子及儒家伦理。
我们认为，在现代化建设中，正确对待孔子及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伦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孔子及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伦理与当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正确对待孔子及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伦理，从长远来看，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
第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必须立足于实现现代化这一我们民族现实的根本主题。实现现代化迫切需要伦理道德的精神支援，需要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精神文明和思想道德，不能不吸取不同文化道德传统和价值观念的优秀成分。每个民族，都有与其他民族不同的传统文化（包括伦理道德）。任何一个人都要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包括传统伦理道德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哺育和影响。一个着眼于未来、大力进行现代化工作的国家和民族，必然不会忘记自己的历史，更不会抛弃本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20世纪以来实现了现代化的世界各国，无不极力倡导和弘扬自己国家的价值观念，保持和发扬本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而进行的。所以，弘扬孔子及儒家优秀伦理思想，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伦理道德，对于现代化的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有特殊的意义。
第二，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思想道德是一种开放性的、先进的、世界性的文化。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人类文明的大道。自我封闭、唯我独尊的所谓的文化建设，已由中国历史反复证明，只能走向文化建设的反面，只能带来文化的毁灭。马克思恩格斯在1840年就曾指出：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随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7]。在今天，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更不足取，我们必须避免以种种狭隘的理由来拒斥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包括伦理道德）的积极因素和文化倾向，克服带着文化同化、国粹丧失的文化恐惧意识，缩手缩脚，不积极学习其他民族的文化成就的不健康心态。当前，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思想道德建设成一种开放性的、先进性的、世界性的文化，迫切需要培养和造就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因为只有以开放的、博大的胸怀去认识其他民族的文化（包括伦理道德），才能谈得上改造人家的文化，批判其消极方面，吸收对我有用的积极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忽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影响。同时也要看到，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所诱发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等思想行为，很容易与西方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结合在一起，给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造成巨大的障碍。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正确地对待孔子及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伦理，也就是要以开放的心态汲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优秀成果，用人类文明的美德弘扬社会主义道德，不断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第三，孔子及儒家的优秀伦理思想，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对于加强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两方面都必须体现中国特色。无论是思想道德建设还是文化建设，都需要继承和弘扬孔子及儒家的优秀伦理思想，这对于中国社会优良道德风尚的形成，对于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谐与发展，产生过并正在产生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及其周边一些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已经并正在有力地说明，东方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优秀的伦理思想，不但没有阻碍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而且已经成为维系社会秩序、改善社会风气、协调人际关系、增强国家凝聚力的精神力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应当使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通过改造和发展，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纪念孔子2550周年诞辰，思考中华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我们深感弘扬孔子及儒家优秀伦理思想的意义重大，同时也深感我们的责任重大。
注释
[1]＊本部分原载于《文史知识》1988年第6期，原题为“儒家伦理思想新探”。
[2]＊本部分原载于1996年7月3日《南京日报》。收入本书时有修改。
[3]《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4页。
[4]同上书，707～708页。
[5]《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707页。
[6]《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