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爱民重而官爵轻”的为官之道

清代彭际清所撰《居士传》中有袁了凡先生的传，其中记载了他平生心存仁慈而乐善好施，常诵持经咒，每日坚持坐禅，定有修行的常课，从未间断。袁了凡曾拜王阳明的弟子王畿为师，后受教于云谷禅师，教以“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立命”说，授以“功过格”，用作记录每日的善恶行为。他经常劝人持“功过格”，乡人称其为“愿人”。据《了凡四训》的记载，袁了凡遵从母命放弃参加科举考试的学业，改学医术；后接受孔先生命理之学，相信“命由天定”，所以淡然无求；最后听从云谷禅师“命由我作”的教导，从此转移定数，改变了命运。

隆庆四年（1570），袁了凡考中举人，万历十四年（1586）中进士，后授任宝坻（今天津市宝坻区）知县。袁了凡的为官之道是“爱民重而官爵轻”，正直勤政、廉洁爱民，深受百姓的爱戴，被誉为“宝坻自金代建县八百多年来最受人称道的好县令”。

袁了凡上任伊始，即作《到任祭城皇文》，一则表明自己心迹，二则请神灵来做证明，如“吾愿恭顺以事上”、“吾愿虚怀乐善以事邑之贤者”、“吾愿崇俭以厚风俗”、“吾愿兴民之利而辟其荒芜”、“吾愿防民之患而修其沟畛”等等。袁了凡六月出任宝坻知县，正值洪灾，百姓无米饥饿，甚至发生易子而食的悲惨景象，袁了凡一方面借俸禄来抵偿赋税，买米以救济灾民，另一方面立即奏请减轻赋税及额外加征米粮之事，革除运木重夫、重马、采石及箭手诸役，使饥荒中的宝坻民众“所活甚众”。同时整治三岔河，修筑堤坝，防涝抗旱，令百姓在沿海多植柳树，海水夹沙土，遇柳而淤，久之成堤，彻底根除了洪涝灾害。袁了凡以百姓之心为心，在为政五年的时间里，实行善政，减轻赋税，兴修水利，整治沟渠，开辟荒地，引进水稻，劝农耕作，提倡教育，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实事，取得了卓著的政绩。当时的巡抚以其通晓边防，召之共议大计，他献“革养军虚费”、“定市马良法”、“广山林种植法”等十策，可见其卓越的见识和政治才能。和他同时代的名儒杨起元（1547—1599）赞誉他说：“宝坻银鱼上供为累，生素闻之。足下寓书某，遂得停止，真大力量也。”宝坻历来以河道多、水产品丰富，尤以出产银鱼这一朝廷贡品而驰名。常年给朝廷进贡，给宝坻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经过袁了凡的努力终于停止了银鱼进贡。因此有人评价他说：“袁黄（了凡）的价值就在于他不同于别人，给老百姓留下的是好的东西，同时也是对历史、对自己负责的东西，当政者不能急功近利，要有历史的远见卓识。老百姓心地善良，而且还有向善的趋同性，用善文化加以正面引导，就会产生强大的善效应，极大地促进社会风气向更加文明的方向转化。”在《宝坻政书》中，他倡导官员之间应该搞好团结，这在一个互相检举揭发，甚至诬告之风盛行的时代确实难能可贵。他用自己的崇高品德和卓越才学树立起高洁的形象，今天依然受到宝坻人民的爱戴，人们为他设立纪念馆，成立研究会，永远纪念这位勤政爱民的清官。

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征伐朝鲜。应朝鲜求援，明朝派军队赴朝鲜救援。兵部右侍郎宋应昌“经略备倭事宜”，疏请袁了凡“赞画军前兼督朝鲜兵政”。“问关异域，功迹茂著”，“勋劳甚备”（《了凡杂著·序》）。八月，宋应昌受任经略为主师，袁了凡就随他一起到关外辽阳，调兵筹饷，筹集各项军需。因此说“军书繁忙”。十月之后，与提督主将李如松相继率兵渡鸭绿江进入朝鲜。在“明万历朝鲜之役”中，袁了凡发挥了出色的军事才能，调度军粮，协调朝鲜方面收集军情，制定战术，鞠躬尽瘁，对于击败日寇功不可没。然袁了凡因仗义执言，曾当面指出提督李如松有隙，后李如松兵败，以十项罪名弹劾他（包括诬告他按兵不动，以及在宝坻时纵民逃税等），导致袁了凡被迫停职返乡。后来案情大白，朝廷为其平反了冤屈。天启元年（1621），吏部尚书赵南星追叙袁了凡东征功勋，追赠尚宝司少卿。然而距了凡先生去世已过去了十五年的时间。

袁了凡因直言得罪上司，受人陷害，故罹此大难，这对国家而言可谓大不幸，因为由此失去了一位忠臣、能吏、廉官；然对其个人却未必如此，以了凡先生的为人和个性，本不适合于此时险恶的官场，或许因此避免了此后更大的灾祸亦未可言。正是因为这一次的无妄之灾，他被迫返乡归隐，反而成就了他晚年的研究著述和慈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