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新闻出版自由（Marx and Engels on Freedom of Press）

新闻出版自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投身社会斗争时首先论证的问题之一。他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对新闻出版自由及其他几种表现自由的基本认识。

一、现代自由的观念产生于商品交换的过程中，新闻出版自由是商品经济社会的自由观念在法律、政治和社会上的一种折射反映。马克思在谈到普鲁士资产阶级要求出版自由时，曾对此做过通俗的说明，写道：“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它的目的，就必然要取得自由讨论自身利益、观点以及政府的行动的可能。它把这叫做‘出版自由权’。……这是自由竞争的必然后果。”（6卷121页）

二、资产阶级在新闻出版自由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是矛盾的。 1843年，马克思在分析法国大革命的文献时首次指出了这一矛盾。《人权宣言》和1793年宪法规定了“无限制的出版自由”等人权，宣布它们是目的，政治生活仅仅是实现人权的手段。然而，一旦出版自由危及当权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它便立即被取缔。马克思指出，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以政治解放为目的，一旦达到目的，人权就成为保持政治地位的手段。无产阶级不能容忍革命到此止步，他们进一步要求本阶级享有出版自由等人权，要求革命以消灭阶级为目的。（参见1卷438-440页）因而，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1 卷438页）。

三、怎样看待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新闻出版自由。马克思认为，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是“信仰的社会和知识的社会之间的斗争”（6卷301页）。商品社会同时也是知识社会，尽管出版自由首先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发展而提出来的，但由于它以普遍人权的形式出现，因此使得工人阶级有可能得到部分出版自由权。对此恩格斯说：“比起旧的奴隶制来，这就是历史性的进步，至少是自由的原则已被承认了，而被压迫者自己也关心如何使这个原则实现。”（2卷472页）鉴于出版自由等权利是工人运动发展的必要条件，马克思把争取这些自由的权利视为“任何严肃的工人运动的出发点”（16卷358页）。恩格斯说：“没有出版自由、结社权和集会权，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16卷84页）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又一向把出版自由的权利看作一种“人民的权利”（12卷669页、21卷520页等）。马克思还把出版自由作为衡量一个社会自由程度的标尺，他说：“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2版1卷201页）“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神圣的，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英文版11卷573页）恩格斯赋予出版自由以革命的意义，他说：“出版自由，不同意见的自由斗争就意味着允许在出版方面进行阶级斗争。”（6卷528页）在这个意义上，他要求尽可能彻底的出版自由的权利，他对出版自由的定义是：“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自由无阻地发表自己的意见”（1卷695页）。

四、新闻出版自由应当表现为一种自由地、负责任地、独立思考地谈论重大事务的权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论出版自由时十分注意摒弃封建阶级或资产阶级对自由的偏见。马克思很早就指出，出版对印刷厂主和书商来说是一种行业，但对作家来说就不应当是行业，而是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因而他拒绝把头脑的解放看作行业自由。他写道：“如果把新闻出版仅仅看成一种行业，那么，它作为头脑的行业，应当比手脚的行业有更多的自由。正是由于头脑的解放，手脚的解放对人才具有重大的意义”（2版1卷188页）。在《共产党宣言》中，一方面，他和恩格斯坚决反对将自由竞争的观念奉为自由的观念，而把消灭阶级作为实现自由的真实条件。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把出版自由理解成为所欲为。马克思批评说：“我们想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怎么想就怎样下命令，意志代替合理的论据。这完全是统治者的语言”（2版1卷157页）。恩格斯也指出，“认为自由就是为所欲为”是一种“中世纪野蛮”（1卷547页）。关于出版自由所表达的内容，马克思的看法是严肃的，他赞同以下关于出版自由的看法：要“认识到自由社会言论的崇高价值和内在尊严，自由社会言论在国家生活的其他领域，在首先感到需要这种言论的领域——在政治信仰的领域，在国家生活的这一真正主要的精神领域也可以通行无阻”（50卷509页）。

五、包括新闻出版自由在内的个人的自由权利，应当把别人看作自由的实现。马克思在分析法国大革命的文献时指出，这些文献认为“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每个人所能进行的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界限是有法律规定的，正像地界是由界标确定的一样”。马克思批评说：“这里所说的人的自由，是作为独立的、封闭在自身的单子里的那种人的自由。……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别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1卷438页）马克思的观点，用《共产党宣言》的话来讲，就是“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4卷491页）。（陈力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