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出版自由和工人运动（Marx and Engels on Freedom of Press and Labour Movement）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历了工人运动从弱小到壮大的几十年历史过程，就工人运动和社会政治的环境条件得出了如下结论：“要有斗争的可能，首先需要有土壤、空气、光线和场地。否则，一切都是空话。”（35卷261-262页）这里所比喻的是以出版自由为代表的各种政治自由的权利。 1847年，马克思在反驳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时指出：“国教顾问先生也许以为，日益靠近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不会利用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吧？请他看看英法的工人报纸吧!请他看看（即使一次也好）宪章派的群众大会吧!”（4 卷210页）英国限制工作日的斗争也依赖了出版自由，恩格斯回顾说：“英国的工厂工人获得这一法律，是由于多年的坚持，是由于与工厂主作过最激烈最坚决的斗争，是由于出版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16卷269页）。相反，在没有出版自由的环境中，工人运动的发展极为艰难，如在路易·波拿巴的统治下的法国。马克思写道：“由于工人阶级享有的自由有限，我们的原则和我们的协会都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快地得到传播和发展”（16卷606页）。恩格斯也写道：“在此期间，出版受到限制，集会和结社的权利被剥夺，工人阶级从而失去了互相联系和组织起来的一切手段。”（19卷151页）

鉴于出版自由等权利与工人运动的密切关系，马克思把自觉利用各种自由的权利视为工人运动成熟的标志，把争取各种自由的权利视为工人运动的出发点。 1868年，他在致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的贺信中就这样写道：“我满意地看到，你们的代表大会的议程列入了那些确实应当成为任何严肃的工人运动的出发点的问题：展开争取完全的政治自由的鼓动”（16卷358页）。正是根据斗争经验，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章程规定：“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16卷15页）。

马克思主义诞生前后，各种工人运动中的派别对资产阶级出版自由有很多批判。就揭露的内容而言，有的很精彩，但他们的意图，通常是反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他们进行了批评。 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批判出版自由，是为了回到中世纪行会的“自由”中去，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他们是在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出版自由，这样他们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参见4卷496页）国际工人协会中的巴枯宁派要求工人放弃政治，不相信工人能够利用各种政治自由。恩格斯反问道：“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出版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个武器，难道我们能够袖手旁观和放弃政治吗？”（17卷450页）1889年巴黎公社纪念日那天，法国工人党内的可能派机关报《工人党报》竟要求取消在法国确立不久的“可恶的出版自由”，原因仅仅是这派的某一观点与政府一致，便要通过政府的非常措施封住党内马克思派的嘴，恩格斯认为这是一种“可耻行径”（21 卷585页），在谈到3月18日这天的《工人党报》时加了一句评语：“正是在这一天!”（21卷584页）意即可能派背叛了巴黎公社的原则。

在没有争取到出版自由的专制主义统治的国家，马克思把工人阶级争取出版自由看作争取“火和水”（8卷522页）（意为必需的生活条件）。 1865年，恩格斯就德国的情况指出，即使德国资产阶级不去争取出版自由，工人阶级的党也必须替它完成这一事业，因为“怯懦的资产阶级没有它们也能过得去，而工人没有它们却永远不能为自己争得解放”。“没有出版自由、结社权和集会权，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没有这些自由，工人政党自己就不能获得运动的自由；争取这些自由，同时也就是争取自己本身存在的条件，争取自己呼吸所需的空气。”（16卷 76、84、86-87页）

在已经存在出版自由的资产阶级代议制国家里，马克思要求工人阶级学会利用自由的环境。 1880年，他在致英国社会民主同盟领导人的信中批评“英国工人阶级不知道如何利用法律给予它的力量和自由”（34卷456页）。工人阶级利用资产阶级代议制下的出版自由，是一项长期而耐心的工作，达到目的要走很长的路，关于这一过程，恩格斯做了如下叙述：“借助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权可以为自己争得普选权，而借助直接的普选权并与上面所说的鼓动手段相结合，就可以争得其余的一切。”（16卷85页）（陈力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