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诗经》中的伦理思想

《诗经》又称《诗》或《诗三百》，是我国的第一部诗集，早在西汉武帝时就被视为五经之一，其中的诗大约是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的作品，最晚的诗篇距现在也有2 500多年了。《诗经》中的诗分为风、雅、颂三类，共305篇，简称“三百篇”。这部书从政治、经济、习俗、道德等各个方面，对西周初到春秋中期大约500年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给予了清晰而深刻的描述。道德关系，是人和人的社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诗经》所反映的重要内容。虽然《诗经》中有些材料并不是直接说明有关道德的问题的，但它对我们研究中国早期的道德观念和伦理学说，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诗经》虽然是由当时的统治阶级及其文人所收集、整理和删改的诗歌集，其中不少部分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思想，但是，其中仍然可以看到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流露。从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由于这部诗歌总集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对当时的各种社会现象进行了爱憎分明的评价，提出了对丑恶、残暴、肆虐、狡诈的批判，表示了对正直、善良、美丽、勤劳、忠实的歌颂，所以它又是一本立身处世的教育材料。《诗经》并没有指出人们之间应当遵守什么样的道德原则，更没有系统地提出什么道德规范，但它寓善恶褒贬于文艺之中，以诗歌的形式描写了一幅又一幅真实而生动的关于人们之间的道德关系和社会道德现象的画面，从而使每一个读了它的人都能够从中得到教益，陶冶感情，达到调整当时社会中人与人的各种关系的目的。

同《尚书》一样，《诗经》把“德”主要看做是天子或贵族才具有的高尚的品德。《诗经》中的《大雅》，被认为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其中有许多篇直接反映了统治者的道德品质和“德治”。《文王》一诗中，歌颂周文王，不但说他是上帝授命来治理国家的，而且说他是一个道德高尚、能以德服人的君王。《大明》说：“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这就是说，文王这个人，为人小心而谨慎，他懂得怎样事奉上帝，所以能够获得福泽；他从来不违背德行，所以能够得到各国的信任。此外，《文王》、《大明》、《思齐》、《皇矣》、《下武》等篇中，“德”字很多，如“聿修厥德”、“其德克明”、“帝迁明德”、“予怀明德”、“世德作求”等，都有这方面的意思。“德”，特别是贵族的“德”，对于当时社会秩序的安定、对统治阶级权力的巩固，都有重大的作用。

《诗经》中的《大雅·卷阿》中有“有孝有德”的话，告诫人们要既有孝行，又有德行。《周颂·闵予小子》中又说：“於乎皇考，永世克孝”，认为最大的德行，就是永远能够躬行孝道。《大雅·下武》中更说：“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维则”，认为王德能够取信于天下，天下之人都以此作为标准，这就是永远不要忘记孝顺的思想，孝顺的思想就是人们应该遵守的道德法则。这样，从《诗经》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孝”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最重要的行为准则了。这可以说是我们看到的以准则形式出现的最早的道德要求。这种以“孝”为基本准则的道德思想，是当时氏族制的经济、政治的反映。

周朝是一个奴隶主与奴隶相对立的阶级社会，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道德观念，分裂为两种相互对抗的形式。在《诗经》中，除了表现、歌颂统治阶级道德品质的诗篇外，还有一些诗篇反映了劳动人民的一些道德观念和思想情操，这是很宝贵的。

在《魏风·伐檀》中，有这样的诗句：“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这是说，既不耕种又不收获，为什么要拿走三百顷地的谷物？不上山狩猎，为什么庭中挂着獾肉？那些君子老爷啊，岂不是吃白食呵！尤其这最后一句，更突出地强调了那些在位的、所谓有“道德”的贵族老爷，都是些不劳动、白吃饭的寄生虫。（君子，在这里指在位的贵族中的有“德”者；素餐，指光吃饭不干活，即不劳而食，一说“不素餐”是指贵族只吃荤不吃素。）从这里可以看出，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同统治着他们的贵族的道德观念，是根本不同的。在他们看来，贵族中的所谓有德的贵族，和别的贵族一样残酷地剥削劳动人民，他们并不是真正有德性。《硕鼠》中更进一步说：“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在这里，劳动人民把剥削他们的贵族老爷比作偷盗他们粮食的大老鼠，并且还向往着那种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乐土”。

在《诗经》中，有些诗篇一方面反对贵族老爷们的腐化，另一方面又宣传一种及时的、有节制的行乐的思想。《唐风·蟋蟀》中说：“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这首诗主张人生应当及时行乐，不要让时光白白流逝。但又提醒人们享乐不要太荒唐，不要太过分，不要忘记自己的正事，否则会自遗其咎。这种及时行乐但又要有节制的幸福观，包含着物极必反的哲理。然而，主张行乐的观点，大都是剥削阶级的幸福观。上述观点在行乐时还不忘职守，告诫人们享乐不要太荒唐，这反映了当时的统治阶级还是一个有着进步的历史作用的阶级。《诗经》中宣扬的享乐论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的享乐型人生观，它对后来的伦理思想的发展曾经起过重要的影响。《诗经》中没有阐述如何享乐及在哪些方面享乐。到了魏晋时期，《列子·杨朱篇》发展了《诗经》的关于享乐的观点，形成了完整的、系统的享乐论。

在《诗经》中，反映男女爱情生活及爱情道德的内容，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国风·周南·关雎》中写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首诗不仅词句优美，更重要的是诗人那优美的、高尚的情操溢于言表，给人以美的享受，给人以善的教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说一个道德高尚且有才华的人的对象，应当是一个既美丽又贤淑的姑娘，河边的那个美丽善良的姑娘，正是“君子”所渴求的好对象。这里的“淑”字，就是指品德善良。“窈窕”二字，据马瑞辰《通释》：“《方言》‘……秦晋之间，美心为窈、美状为窕’。”可见，在我国古代，男女间的恋爱不但讲究对象的外表的美，而且也还很注重心灵的美，即注重品德的高尚。《邶风》中有一篇题为《绿衣》的诗，诗说：“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优兮。”这是描写诗人本人看到了亡妻生前制作的绿丝衣裳睹物思人，十分沉痛地悼念妻子。作者想起妻子生前勤劳、正直，遇事规劝，使他很少犯错误，因此，对妻子的悼念就愈加悲切。诗中所表达的思念之情忧伤而缠绵，反映了夫妻间的忠诚、坚贞的爱情。《鄘风·柏舟》一诗，一方面歌颂了男女之间真挚的感情，也控诉了当时社会的婚姻不自由的状况。诗说：“泛彼柏舟，在彼河侧。髧彼两髦，实维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谅人只！”其意是说：荡着柏木小船，浮在河中间。那人头发两边垂，确实是我的好配偶，我爱他到死心不变。我的娘啊我的天！为何不体谅我的心愿！

《诗经》中不仅有对男女的忠贞爱情的赞美，也有对恋爱和家庭中的不道德现象的鞭挞。《邶风·日月》中说：“日居月诸，东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报我不述！”其意是：太阳和月亮，出自东方，爹啊娘啊，何不把我终身养。他的脾气哪有准，对我无礼不像样。写妇人受到丈夫虐待而表现的怨恨和愤慨之情。《卫风·氓》中说：“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描写一个劳动妇女，和一个农民恋爱结婚，过了几年的贫困生活，后来家境渐好，丈夫对她越来越专横、粗暴，越到老年，丈夫就对她越不像话。诗中描写了妇女失掉丈夫的爱，受到丈夫虐待的伤心境况，谴责了某些男人对待妻子心怀叵测、三心二意的恶劣行为。《王风·中谷有蓷》中说：“……有女仳离，条其啸矣！条其啸矣，遇人之不淑矣！”描写一个女子只因嫁了一个不道德的男人，后被抛弃，流离失所，悲苦无告，伤心至极。诗中对妇女的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对于统治阶级的不道德的家庭生活，《诗经》也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讽刺。《齐风》中的《南山》（注：“既日庸止，曷又从止”，既然已经出嫁，为啥又去从他？）、《敝笱》（注：“齐子归止，其从如云”，文姜嫁给鲁国，又回到齐国，仆从多如云。）、《载驱》（注：“齐子翱翔”，“齐子游敖”，说文姜回到齐国，逍遥自在，自在逍遥。）三篇都揭露了齐襄公与同父异母妹文姜私通纵淫的丑事；《邶风·新台》（注：“鱼网之设，鸿则离之”，为着捕鱼设网罗，谁知网了癞蛤蟆。）揭露、讽刺了卫宣公强占儿媳的丑事。

《诗经》中关于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的诗篇，反映了古代中华民族，尤其是劳动人民的正直、纯朴的道德观念，这些思想对以后中国的关于婚姻关系的伦理观念，都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