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研究结论

(一)劳动力市场不断开放，匹配方式发生转变，中介组织的作用日趋增强

(1)我国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经历了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萌芽、20世纪80年代的初步发展、20世纪90年代的加速发展、2000年以来的分化竞争四个阶段。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当前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并初步形成了以劳动部门举办的职业介绍所和人事部门举办的人才交流中心为主体，民营和外资中介机构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就业中介行业局面。在进入分化竞争阶段的短短几年里，涌现出了如前程无忧、中华英才网、智联招聘等一批以网络为依托的就业服务企业，这些机构利用品牌优势，与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形成了既互补又相互竞争的关系。民营中介机构数量迅速增长，外资人才中介机构采取合资以及并购的方式与民间资本结合，迅速抢占高端人才市场。有数据显示，2001年底，全国仅有民营人才中介服务机构419家，从业人员2 596人。而到2004年10月，在全国4 600多家各类人才中介服务机构中，民营人才中介机构已增加到1 100多家，另外还有26家中外合资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参见王剑的分报告《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中国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历史回顾、经验总结及未来展望》)。

(2)劳动力市场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流动，加之经济结构调整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劳动力的流动速度也在加快，促使劳动力市场的发育速度和开放程度迅速上升。对北京地区公共就业中介个人求职状况的调查发现，北京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已经显示出非常高的开放程度，外地求职者已占60%，本地求职者占40%(参见附件3《北京市求职者使用就业中介情况统计分析报告》)。这表明，为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公共就业服务中介组织已经在促进就业和再就业过程中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3)在职人员工作搜寻渠道发生较大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受“统包统配”思想和体制的影响，人们通常是通过传统的毕业分配或计划招工等分配方式获得求职信息，实现职位与人的匹配。而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个人工作信息搜寻渠道以及工作匹配方式都发生了变化。本次对北京等地区的调查发现，与工作5年以上的人员相比，工作不满5年的在职人员获取职位信息的渠道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中利用网站进行工作搜寻、获得职位信息的比例上升了8.5%，而传统的企业招工和毕业分配等方式所占的比例则下降了11.5%。调查中发现，工作10年以上的员工当年大多是通过传统的工作分配方式找到当前这份工作的。不同工作年限在职人员获得目前职位招聘信息的途径变化如表1所示。

表1不同工作年限在职人员获得目前职位招聘信息的途径变化

(二)社会关系网络是求职者寻求就业信息的重要渠道，但求职效果因人而异

通过对北京、上海等地在职人员的调查发现，员工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得目前岗位招聘信息的比重最大，效果最好，如表2所示。

表2在职人员获得目前工作岗位招聘信息的途径

选择北京地区保险行业为切入点，采用Logistic模型，从微观层面对一个行业使用劳动力市场中介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公司产品类型，从业人员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是否有保险行业从业经历是保险行业从业人员是否选择劳动力市场中介作为工作搜寻渠道的显著影响因素；北京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在劳动力市场中介基本特征方面具有一致性；作为搜寻渠道，人际关系是劳动力市场中介的主要替代品，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竞争主要来自人际关系及其他非正式求职渠道，而不是私人就业服务机构；劳动力市场中介对于促进寿险销售人员等弱势群体人员就业具有积极的作用。

就失业人员而言，社会关系网络也特别重要。虽然失业人员在获取就业信息时利用率最高的渠道是职业介绍机构，但在选择最有帮助的渠道时，他们对社会关系网络的认同度较高。从数据上看，利用职业介绍机构寻找就业信息的失业人员数量大大超过利用社会关系网络的失业人员数量，而他们对社会关系网络的认同度与职业介绍机构相差并不大，这说明社会关系网络对失业人员寻找就业信息所发挥的作用可能比职业介绍机构更大。对北京的调查表明，有34.9%的失业人员认为亲友对于寻找工作最有帮助。对石家庄的调查表明，有26.0%的失业人员认为亲友对于寻找工作最有帮助(见表3)。

表3对失业人员最有帮助的工作搜寻渠道分布表

表4是对北京和石家庄两地的失业人员选择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结果。这一分析说明，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石家庄，受教育程度越低的失业者越倾向于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寻找工作。

表4失业人员选择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结果

注：(1)*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2)1.表示北京；2.表示石家庄。

该结论与Böheim and Taylor(2002)对英国劳动适龄工人的研究结论一致。他们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近期失业者使用非正式渠道(亲友和社会关系)寻找工作的可能性会降低，可能是因为近期失业者由于失业与社会关系的联系减少，或者因为他们在过去失业的时候已经用过了所有的社会关系。Mrquez and Ruiz-Tagle V.(2004)对委内瑞拉已登记的失业人员的研究也显示，在不考虑劳动者以往劳动岗位的情况下，个人更倾向通过“其他”方式找寻工作，而不是通过正式的搜寻渠道。然而，赵延东(2002)的研究却认为，社会转型环境下下岗职工使用社会关系网络并不会获得更好的工作。翟学伟(2003)也认为正是由于中国农民的流动更多地建立在高度信任的基础上，才造成了中国都市里一支支以亲属和乡村为单位的劳动大军，出现了一个个“漂浮在城市中的村庄”的奇特景观。对北京和石家庄的失业人员的调查显示，职业介绍机构，尤其是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受教育程度低的失业人员提供的就业服务严重不足。在北京，受教育程度低的失业人员选择职业介绍机构寻求就业信息的可能性较小；在石家庄，受教育程度越低的失业人员选择收费职业介绍机构的概率越高。在通过职业介绍机构这种渠道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时，这些失业者必然会依靠他们认为更可信、更可靠、更有帮助的社会关系网络寻找工作。因此，虽然失业人员认为社会关系网络对其寻找就业信息是最有帮助的，但是，对于人力资本存量偏低的弱势群体来说，这种搜寻渠道却未必能够帮助他们找到最合适的工作。解决这部分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一方面，需要提高公共就业服务的覆盖面和就业服务质量，为城市外来劳动力提供高效的就业服务，使他们脱离只能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这一狭窄的搜寻渠道寻找工作的局面；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培训等方式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积累，使他们自身具备更强的职业竞争力。

对于在职人员而言，获取目前所在工作单位招聘信息的最有效的渠道是社会关系网络。但是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在职人员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利用还有所不同。在北京，工作年限越长的员工利用社会关系网络获取招聘信息的概率越高；而在上海，在职人员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寻找工作的概率只与受教育程度有关。应当看到，受教育程度低的求职者选择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寻找就业信息对其就业未必有利。而工作年限长的员工中有一部分可能受教育程度较高，对于这部分人来说，通过在长期工作中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寻找与自己能力相匹配的工作，应该能够有效地降低工作搜寻成本，提高工作搜寻的效率。对于这类人员应当补充和加强那些在先前的工作中建立起来的对他们找工作有帮助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不是指导他们基于受教育程度、性别、年龄等选择不同的搜寻渠道(Márquez & Ruiz-Tagle V.，2004)。

本次我们对四川部分大学生工作搜寻渠道的调查表明，在大学生使用的社会关系网络中，选择父母的人数最多，其次为亲戚、朋友等(参见杨东等人的分报告《大学生就业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使用状况调查研究》)。

(三)求职者基于个人特征选择不同的求职渠道

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在所有的个人特征因素中，受教育程度对工作搜寻渠道选择的影响最显著。受教育程度高的求职者选择通过校园招聘会和网站寻找工作的概率更高；受教育程度低的求职者选择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寻找工作的概率更高。这一研究结论验证了Márquez and Ruiz-Tagle V.(2004)对委内瑞拉的研究及Böheim and Taylor(2002)对英国的研究。二者的研究均表明，受过更高教育的人可能较少使用非正式搜寻方式。Böheim and Taylor(2002)的研究表明，失业者中较高学历的人依靠广告方式的可能性比低学历人群高。在中国，学历较高的求职者则更多地通过校园招聘会和网站寻找工作。校园招聘会是各类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求职的主要渠道；网站作为近年来兴起的网上职业中介，其服务对象也定位于受教育程度、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较高的求职者。

经验证，我们所关注的户口因素对求职者工作搜寻渠道的影响并不大。在上海，只有农业户口的员工选择利用纸质媒介获取目前工作单位就业信息的概率较大，这可能与农业户口的求职者对网络技术的掌握不够有关。户籍概念的逐渐淡化使得户口已不再成为影响求职者选择工作搜寻渠道的主要因素。另外，来源地对求职者选择工作搜寻渠道也存在影响。如上海和石家庄的本地求职者选择通过职业介绍机构寻找工作的概率更高，这是我国特有的现象。一方面，就业服务机构对外来劳动力提供的就业服务有限；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上依然存在着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现象，一些单位在招聘中仍然要求有本地户口，这些不合理的歧视性条款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求职者的年龄、在职人员的工作年限和失业人员的失业持续期对工作搜寻渠道的选择都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其他个人特征因素在不同地区、不同劳动力市场环境下对求职者选择工作搜寻渠道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对于求职者来说，应该根据自身特点有目的地选择不同的工作搜寻渠道，减少盲目寻求就业信息的行为，降低工作搜寻的时间成本和失业的机会成本，从而减少摩擦性失业。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劳动力市场上仍然存在性别歧视现象，但是分析结果显示，性别特征对工作搜寻渠道的选择并没有明显的影响，只是在北京，男性失业人员选择通过职业介绍机构求职的概率更高。这一现象与其他国家的研究结论有较大的差别。委内瑞拉的男性求职者更倾向于通过媒体广告和直接与企业联系寻找工作(Márquez & Ruiz-Tagle V.，2004)；俄罗斯的女性失业人员更倾向于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朋友的帮助寻找工作(Roshchin & Markova，2004)。在这些国家，性别对工作搜寻渠道的选择存在一定的影响；而在中国，男性和女性在选择工作搜寻渠道时几乎没有明显的差异，求职者已经不需要因性别差异而刻意选择不同的工作搜寻渠道。

(四)就业中介组织通过提供就业信息等发挥着就业促进作用

(1)工作信息缺乏等原因造成的短期失业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突出特征。借助宏观数据研究已经发现，自然失业是我国目前失业的主体部分。其中，摩擦性失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本次我们对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失业人员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调查发现，北京地区失业人员平均失业时间为8.94个月，其中1~6个月的短期失业人数较多，所占比重为75.2%；而1年以上的长期失业人数较少，所占比重为16.3%。即使在经济并不发达的石家庄地区，调查的情况也基本相同。在石家庄，失业者的平均失业时间为5.5个月，其中1~6个月的短期失业人数占绝大多数，有88.2%，而1年以上的长期失业者较少，仅占6.9%(参见附件3《北京市求职者使用就业中介情况统计分析报告》和附件4《石家庄求职者使用就业中介情况统计分析报告》)。

(2)不同中介对不同人群有着不同程度的就业影响。由于在工作搜寻过程中，就业困难群体大多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弱势群体的工作搜寻对公共就业中介服务体系有很大的依赖性。调查发现，学历越低的人越倾向于使用职业介绍机构、亲友、直接与企业联系、路牌等招贴广告、劳务派遣公司等就业信息渠道，而学历越高的人越倾向于使用校园招聘会、网站、猎头等工作搜寻渠道，如表5所示。

表5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失业人员对工作搜寻渠道的使用情况(%)

(3)对失业者而言，访问公共中介组织仍然是获取工作信息的重要渠道。摩擦性失业产生于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属性，因此，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向求职者提供充足而有效的工作信息。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服务中介组织，特别是公共就业服务中介组织对此负有重要的职责和使命。对北京地区的调查表明，虽然不同失业者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除46.7%的失业者认为是因为学历太低而找不到合适工作外，32.5%的失业者是因为缺乏就业信息而找不到合适工作。在石家庄情况有所不同，35.2%的失业者是因为缺少工作经验而不是学历低而找不到工作，但33.1%的人同样也是因为缺乏就业信息而找不到工作。因此，职业中介机构提供职位空缺信息的有效程度就显得相当重要。调查也表明，目前北京的职业中介机构在失业人员获取职位空缺信息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北京，获得就业信息的渠道排列前五位的依次是：职业介绍机构，社会关系网络，报纸、杂志招聘广告，网站和社会招聘会。其中，选择职业介绍机构的为84.7%。在石家庄，失业人员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排列前五位的是：职业介绍机构，报纸、杂志招聘广告，社会关系网络，网站和社会招聘会。虽然前五位的顺序与北京有所不同，但职业介绍机构仍然是第一位，达到79.9%。毫无疑问，我国的职业中介组织在提供就业信息、减少摩擦性失业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表6所示。

表6失业人员工作搜寻渠道分布表

(4)劳务派遣是我国当前迅速发展的一种新的劳动力市场中介形式。理论分析表明，劳务派遣通过消除编制约束，减少企业加班，减少资本、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扩大就业规模。调查表明，劳务派遣对雇佣规模的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有利于扩大就业规模，但在不同企业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企业问卷调查显示，31.2%的样本企业认为使用劳务派遣增加了雇佣量；17.5%的企业认为减少了雇佣量；12.5%的企业认为部分时间增加了雇佣量，部分时间减少了雇佣量；38.8%的企业认为劳务派遣的发展并没有对企业员工总量变化造成影响；认为增加用工总量的企业比认为减少用工总量的企业多13.8%(参见李洪坚、袁紫燕的分报告《劳务派遣对就业的影响分析——就业规模、匹配成本及就业质量》)。

(5)网络在现代劳动力市场中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次对北京、上海等地在职员工的调查发现，对于各种职位类型的员工来讲，社会关系网络和网站都是其获得工作的两种最有效的途径。员工中通过网站渠道获得目前岗位的招聘信息者占21.4%，仅次于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者的27.8%。对北京和石家庄地区求职者的调查表明，网站甚至也是失业人员获取就业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北京为32.8%，石家庄为42.4%)。对中介组织的网络招聘研究表明，中介组织的网络招聘以其更高的联系比率、更低的成本、更大量的信息内容，将带来更小的摩擦性失业，因而会对区域就业产生积极的影响。网络为求职者提供了获取大量工作信息的机会，并可以超出他们所在的地理区域。另外，基于网络的工作搜寻为个体提供了关于劳动力市场现状、对其特殊技能的需求以及各种公司工作条件的更加丰富的信息。网络也为求职者提供了电子邮件和即时聊天工具等与企业和他人联系的更加快捷的方式，提高了工作搜寻活动的效率。最后，网络也使那些被动的求职者更易于进行随意的工作信息浏览。对于大多数求职者来讲，基于网络的工作搜寻是对传统工作搜寻活动的一种补充而非替代。

由于工作搜寻与招聘成本的降低，数以万计的组织和个人使用网络来招募人员或者寻找工作，这意味着企业和求职者都比以往有了更多的选择。在每一个匹配达成之前，企业和求职者能够获得的关于对方的信息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善。通过浏览企业的网站，员工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来帮助他决定是否选择这个工作；企业也可以在网络上筛选简历，更容易地对员工的教育背景和其他的证书进行核实，因此双方的匹配质量——即企业可以容忍的最低生产率，或求职者可以接受的最低工资都提高了(参见徐芳等人的分报告《中介组织网络招聘能力提升策略——网络招聘与就业促进研究》)。

(五)信用差、信息缺乏、服务针对性不够等因素制约中介组织就业促进作用的发挥

(1)信用问题成为就业中介服务机构尚未被广泛接纳的首要原因。通过对北京、上海等地企业在职人员的调查发现，未曾使用过任何就业中介服务机构的员工占全部样本的56.6%。员工之所以不使用就业中介服务机构，其首要原因是担心就业中介存在信用问题。由表7可见，因为就业中介存在信用问题而不使用就业中介机构的在职人员已占到了全部样本的27.7%。

表7在职人员不使用就业中介服务机构的原因

(2)招聘信息少、更新迟、反馈慢是中介组织存在的突出问题。我国目前绝大多数劳动力市场的中介机构，只是进行简单的档案代理和一般的信息发布。调查表明，不能提供有效的单位招聘需求信息，成为个人不使用就业中介机构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所占比重为23.2%，仅次于信用问题所占的27.7%)。其原因在于，我国目前没有对各单位职位空缺信息统计和发布的强制要求，大多数中介机构没有有效的职位空缺信息来源。即使获得了有限信息，涉及面也较窄，并且缺乏对信息的详细分类。此外，信息更新速度慢，求职者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后，往往需要等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得到信息反馈，这些都对求职者找到合适的工作带来了不利影响。对在职员工获得目前职位的途径调查表明，员工过去找到工作的前三种途径依次为社会关系网络(占全部样本的32.9%)、其他(26.8%)和网站(20.7%)。近5年来，劳动力市场中介获得较大的发展，26.1%的职位招聘信息是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得的，与5年前的32.9%相比有所下降，如前面表1所示。

(3)公共就业服务的针对性不够。对北京和石家庄失业人员的调查发现，虽然公共就业服务目前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其对就业困难群体的关注度不高。或者说，对如何解决困难群体的就业问题仍缺乏富有成效的具体措施，如进行失业原因分析、情况跟踪、职业规划和求职辅导等。这也导致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的发展使劳动力市场上的强势群体获得好处，并造成了与劳动力市场上非公共就业中介组织不必要的竞争，而困难群体的失业问题被忽视，其受益不足。表8是失业人员选择收费和非收费职业介绍机构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结果。由该研究可以发现，北京的失业人员选择免费或收费的职业介绍机构作为求职渠道与其个人特征的相关程度不高；石家庄的失业人员选择免费或收费的职业介绍机构作为求职渠道与受教育程度的相关程度较高，受教育程度越低的失业人员选择收费职业介绍机构的概率越高。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石家庄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包括其他免费职业介绍机构对受教育程度低的失业人员的服务不够。这一研究结论与我们在石家庄进行实地调研的结果一致(参见曾湘泉、崔钰雪的分报告《工作搜寻、市场中介与就业促进——一项基于北京、上海和石家庄三地求职者工作搜寻渠道选择的实证研究》)。

表8 失业人员选择收费和非收费职业介绍机构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结果

注：(1)*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2)1.表示北京；2.表示石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