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国内外高等教育政策国际化研究现状述评
通过以上对国内外学界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研究方方面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讨论有很多共同之处，研究的领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不同的是，我国学者研究比较专注于宏观领域，如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动因、内涵、特征等；而国外学者关注的更多的是从高等教育或高等教育对象（人）的本身来探讨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如质量保障、课程教师国际化、大学联盟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从政策分析的层面来研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文献非常少见，以比较的视角来探讨不同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研究文献更是微乎其微，这无疑增加了本研究的难度。只有突破这个难点才能够使本研究具有更多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为此，我们必须从政策分析的层面出发，并用比较的视角来研究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及其政策工具的研制和使用，这样则更有利于我们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宏观把握，更有利于制定出科学、有效并适应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政策体系。
[1]尹玉玲：《OECD视野下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分析——基于跨境高等教育的视角》，《中国高教研究》2011年第11期。
[2]周菲：《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嬗变及特征——基于国家教育政策文本的分析》，《黑龙江高教研究》2014年第4期。
[3]周菲：《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嬗变及特征——基于国家教育政策文本的分析》，《黑龙江高教研究》2014年第4期。
[4]吴静妮：《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与实践的探讨》，《教师》2017年第5期。
[5]吴静妮：《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与实践的探讨》，《教师》2017年第5期。
[6]张磊：《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实践运作及未来走向》，《当代教育科学》2015年第9期。
[7]张磊：《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实践运作及未来走向》，《当代教育科学》2015年第9期。
[8]〔加〕简·奈特著《激流中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变革与发展》，刘东风、陈巧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3页。
[9]吴静妮：《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与实践的探讨》，《教师》2017年第5期。
[10]朱文、张浒：《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变迁述评》，《高校教育管理》2017年第2期。
[11]朱文、张浒：《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变迁述评》，《高校教育管理》2017年第2期。
[12]李联明、吕浩雪：《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制约国际学生流向的主要因素》，《比较教育研究》2004年第6期。
[13]王勇、智协区：《关于转型期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的思考》，《教育探索》2009年第10期。
[14]转引自张磊《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实践运作及未来走向》，《当代教育科学》2015年第9期。
[15]张磊：《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实践运作及未来走向》，《当代教育科学》2015年第9期。
[16]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加拿大著名学者许美德教授来我院讲学》，http：//edu.nju. edu.cn/News/ShowArticle/1522，2017/5/3 23：00。
[17]尹玉玲：《OECD视野下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分析——基于跨境高等教育的视角》，《中国高教研究》201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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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周晨琛：《OECD和UNESCO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比较研究》，《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20]周晨琛：《OECD和UNESCO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比较研究》，《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21]尹玉玲：《OECD视野下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分析——基于跨境高等教育的视角》，《中国高教研究》201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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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朱文、张浒：《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变迁述评》，《高校教育管理》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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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罗尧成、束义明：《我国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9年第11期。
[28]罗尧成、束义明：《我国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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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郭城：《当前高校青年教师“难出国”归因分析及改进策略》，《江苏高教》2015年第2期。
[34]郭城：《当前高校青年教师“难出国”归因分析及改进策略》，《江苏高教》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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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张双鼓：《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与趋势》，《天津电大学报》2014年第4期。
[39]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学界曾经使用“普通教育”这个说法，现在学界已经不再使用“普通教育”这个概念了，人们普遍将其翻译为“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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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张磊：《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实践运作及未来走向》，《当代教育科学》201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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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加〕简·奈特：《激流中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变革与发展》，刘东风、陈巧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3页。
[61]尹玉玲：《OECD视野下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分析——基于跨境高等教育的视角》，《中国高教研究》201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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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关于什么是“政策工具”，由于研究者们理解的角度不同，所给出的定义也是各不相同。中华文库（http：//www.chinadmd.com/file/etuuvzxcxoeiacz6vwts66wo_1.html，2018年2月2日10：29访问）有文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现转摘如下：有学者把政策工具定义为“影响政策过程以达到既定目的的任何事物”，或“一个行动者能够使用或潜在地加以使用，以便达成一个或更多的目的的任何事物”；也有学者通过分类或列出几组具体工具来对政策工具进行描述。这些观点都把工具看成拥有某些共同特征的活动，例如一项计划、一条法令。还有学者认为工具只具有正式（官方）和合法性特征，如尼达姆的定义就是“相对于公共主体的可用的具有合法性的治理”，许多坚持工具的正式特征的学者都赞成这个定义。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政策工具不仅仅具有正式特征，现实中还存在着大量非正式工具。得到广泛认同的观点是把政策工具看成一种“客体”，如胡德就认为“工具”概念可以通过将之区分为“客体”和“活动”从而得到更明晰的理解。首先，工具可以被当作“客体”，尤其是在法律文献中，人们把法律和行政法规说成工具，它指的是形成法律和法规的一整套命令和规则。其次，工具也可以被当作一种“活动”，如林格林就把工具概念描述成为：“致力于影响和支配社会进步的具有共同特性的政策活动的集合”。然而，这种区分定义法却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政策”和“工具”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界限。如果说政策是“与某一社会问题相联系的行动或行为”，那么，政策工具又是什么呢？因此，人们更倾向于把政策工具看作“客体”。不幸的是，这种定义在将之具体化时却存在着困难。另外，欧文·E.休斯在《公共管理导论》一书中将政策工具定义为：“政府的行为方式，以及通过某种途径用以调节政府行为的机制”。我国学者张成福的定义则是：“政府将其实质目标转化为具体行动的路径和机制”。要界定什么是政策工具，必须弄清楚几点。首先，政策工具存在的理由是为了实现政策目标，它是作为目标和结果之间的桥梁而存在的。其次，政策工具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条条大路通罗马”，政策工具的范围相当广泛，对其的选择也可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最后，政策工具的主体不仅仅是政府，其他主体也可以拥有自己的工具。综上所述，我们将政策工具定义为：人们为解决某一社会问题这一政策目标而采用的具体手段和方式。
[77]吴合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工具的演变分析》，《高等教育研究》2011年第2期。
[78]朱文、张浒：《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变迁述评》，《高校教育管理》2017年第2期。
[79]吴薇、刘璐璐：《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民办教育政策研究——基于〈国务院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分析》，《教育与经济》2018年第3期。
[80]朱伟：《西方政策设计理论的复兴、障碍与发展》，《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81]Gómez-Barroso，José-Luis，Feijóo，Claudio，Policy tools for public involvement in the deployment of next generation communications，the Journal of Policy，Regulation and Strategy for Telecommunications，Information and Media，2009，pp.3-13.
[82]Lane，Neal F.，Science Policy Tools Time for an Update.EN，2011：31-38.
[83]关于“政策工具的分类”在学界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同样难以找到一个大家比较公认的分类。《中华文库》（http：//www.chinadmd.com/file/etuuvzxcxoeiacz6vwts66wo_1.html，2018年2月2日10：29访问）有文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现转摘如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策工具的分类主要依据工具特性来进行。为了形成一种明确的分类，人们已经投入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然而，现有的分类都不怎么让人满意，没有一个能够对政策工具做全面穷尽的介绍。由于分类标准不统一，学者们对于工具分类也各持己见。荷兰经济学家科臣最早试图对政策工具加以分类，他着重研究这样的问题，即是否存在着一系列的执行经济政策以获得最优化结果的工具。他整理出64种一般化的工具，但并未加以系统化的分类，也没有对这些工具的起源和影响加以理论化探讨。美国政治学家罗威、达尔和林德布洛姆等人也做过类似的研究，但他们倾向于将这些工具归入一个宽泛的分类框架中，如将工具分为规制性工具和非规制性工具两类。萨尔蒙推进了他们的讨论，增加了开支性工具和非开支性工具两种类型。著名政策分析家狄龙将政策工具划分为法律工具、经济工具和交流工具三类，每组工具都有其变种，可以限制和扩展其影响行动者行为的可能性。另一种更新近的三分法是将政策工具分为管制性工具、财政激励工具和信息转移工具。胡德提出了一种系统化的分类框架。他认为，所有政策工具都使用下列四种广泛的“政府资源”之一，即政府通过使用其所拥有的信息、权威、财力和可利用的正式组织来处理公共问题。麦克唐纳和埃莫尔根据工具所要获得的目标将政策工具分为四类，即命令性工具、激励性工具、能力建设工具和系统变化工具。英格拉姆等人也做出了一个类似的分类，将政策工具分为激励、能力建设、符号和规劝、学习四类。加拿大公共政策学者霍莱特和拉梅什在《公共政策研究》（1995）一书中根据政策工具的强制性程度来分类。他们将政策工具分为自愿性工具（非强制性工具）、强制性工具和混合性工具三类。与其他分类方法相比，他们的分类框架更具解释力、更合理。欧文·E.休斯在《公共管理导论》一书中认为绝大多数的政府干预往往可以通过四方面的经济手段得以实现，它们是：（1）供应，即政府通过财政预算提供商品和服务；（2）补贴，它事实上是供应的一种补充手段，政府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资助私人经＆＆＆＆＆（转下页注）
[84]#####页注③）济领域的某些个人，生产政府需要的商品和服务；（3）生产，只政府生产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和服务；（4）管制，指政府运用国家强制力批准或禁止私人经济领域的某种活动。林德和彼得斯认为政策工具是多元的，他们列出了以下的工具：命令条款、财政补助、管制规定、征税、劝诫、权威、契约。我国学者张成福在《公共管理学》中，按政府介入的程度对政策工具进行了分类，它们是：政府部门直接提供财货与服务、政府部门委托其他部门提供、签约外包、补助或补贴、抵用券、经营特许权、政府贩售特定服务、自我协助、志愿服务和市场运作。我们将政策工具分为三大类，即市场化工具、工商管理技术和社会化手段。市场化工具指的是，政府利用市场这一资源有效配置手段，来达到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目的的具体方式，民营化、用者付费、管制与放松管制、合同外包、内部市场等都可以用来帮助政府达成政策目标。作为政策工具，工商管理技术是把企业的管理理念和方式借鉴到公共部门中来，吸取有效经验达成政府的政策目标，它包括战略管理技术、绩效管理技术、顾客导向技术、目标管理技术、全面质量管理技术、标杆管理技术和企业流程再造技术等。社会化手段是指政府更多地利用社会资源，在一种互动的基础上来实现政策目标，如社区治理、个人与家庭、志愿者组织、公私伙伴关系等。
[85]周晨琛：《OECD和UNESCO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比较研究》，《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86]吴合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工具的演变分析》，《高等教育研究》2011年第2期。
[87]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参与国际交流的频率越来越高，国内召开高等教育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中也大量邀请西方学者参与研讨。一位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高等教育学者在中国参加一次高等教育的学术研讨会上，有中国学者问他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化进程中是否对世界高等教育做出贡献的时候，这位学者傲慢地说：“坦率地说，没有。”可见，西方的学者里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仍然存在着很多的偏见和歧视。——编者注
[88]杨启光：《当代不同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发展模式》，《现代大学教育》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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