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一 资料需求与研究类型
前述研究问题已经较为明确地显示了本研究的目的与旨趣，即本研究并不是对地方金融治理中的现象进行简单描述，而是试图解释一组复杂现象之间的相互关联、结构原因和内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引发更为一般意义上的关于市场治理中政府角色问题的社会学讨论。所以，本书重在分析解释，而不是经验描述。不过，前者实际上对后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深入的描述有助于更好地分析解释。换言之，解释前述现象，需要深入了解地方政府与地方金融市场主体行为选择的真实逻辑及其互动机制，这就对资料性质和研究类型提出了要求。
第一，资料的深入性。对于政府选择何种治理结构、为何介入纠纷以及风险分担规则如何难以确定等问题的分析，需要相当细致和深入的经验资料。只有对多个相关主体的行为进行细致的观察，并对其赋予自身行为的意义进行深入的理解，厘清这些主体互动的过程，才能对地方政府为什么这样选择、市场主体为什么那样行动、规则为什么呈现某种状态等提供解释。而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理解，通常需要通过个案研究工作才可以实现。
第二，资料的历时性。风险分担规则的变动过程分析需要历时性的资料。理解规则的摆动不定的状态，不能进行截面研究，而需要考虑多个关键时间节点上不同参与主体的行为选择和互动过程，需要关注导致规则变动的关键事件的演进脉络，需要注意不同参与主体行动的先后顺序。这样的资料需求，也只有长期追踪式的个案研究才可以满足。
第三，资料的丰富性。风险分担规则的变动过程分析需要非常丰富的资料类型。理解规则的摆动不定，单靠参与主体的访谈资料是不够的，还需要收集相关事件的具体过程资料，以及反映规则变动的正式文本资料。最好是能够实际观察各参与主体互动过程，不仅观察他们的行动方式，还要观察他们的话语表达，尤其是观察行动与话语之间不一致的地方。这些不同类型的资料，需要长期深入的个案研究才能进行系统收集。另外，长期深入研究所面对的时间和资金约束，使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而没有同时涉及多个地方的案例。
二 个案选择：越融市[4]民间借贷服务中心
在我国，民间借贷是地方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地方政府对于民间借贷市场的治理，常常作为民间金融风波之后的应对措施而出现。2011年，温州、鄂尔多斯等地爆发民间金融危机，出现很多企业老板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或跳楼的现象。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这一方案确定了12项主要的改革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2012年4月26日，作为此项任务主要试点内容的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后改名为温州民间借贷服务中心）正式挂牌成立。以此为起点，全国多个地方先后成立了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目前共有100多家。本研究关注的越融市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以下亦简称“服务中心”）就是其中之一。
越融市民间借贷服务中心是越融市政府推动的以公司形式运营的一个信息服务平台，由越融市14家民营企业和8个自然人共同投资设立，经营范围涉及信息登记、信息咨询、信息公布、融资对接服务等。服务中心吸引民间资金供求双方进场交易，由入驻服务中心的各类融资服务机构（包括P2P融资信息服务中介机构[5]和相关配套服务机构）为资金供求双方提供交易撮合、合约公证、资产评估、法律咨询等服务，并由服务中心对成交的借贷合约进行登记备案。这意味着民间金融领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微妙变化，即政府开始承认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并试图进行规范。作为政府规范民间借贷市场的制度探索，服务中心的设立和运行过程为我们观察地方金融治理中的政府行为和秩序形成提供了契机。
在对服务中心进行长期跟踪调查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前文提到的反差现象。一方面，服务中心虽然是政府推动建立的信息服务平台，但是各地地方政府都不直接成立和运营服务中心，而是选择以企业形式来成立和运营服务中心；地方政府在宣传过程中，始终强调企业是运营服务中心的主体，而政府只是服务中心交易规则的制定者和市场监管者。另一方面，在服务中心的长期实际运行过程中，最初超然于外、宣称自己为交易规则制定者的政府，有时却会卷入借贷纠纷而成为交易规则变迁的实际参与者；各方主体事前正式约定的风险自担（放款人自己承担借贷风险）规则，实际运行中却难以确定，常常在风险自担与风险共担（地方政府、中介机构和放款人共同分担借贷风险）之间摆动，换言之，风险分担规则事实上会因人、因事、因情境而有所不同。
上述反差现象构成了一幅亟待解释的治理图景。本研究将以越融市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为例，讨论如下问题：宣称为规则制定者和市场监管者的地方政府为什么会介入交易纠纷？政府制定的风险自担规则在实际运行中为什么难以确定？具体而言，这一问题存在以下三层含义。第一，政府既然已经明确宣称自己作为交易规则制定者和市场监管者的角色，为什么常常面临被卷入借贷纠纷的情境？这与服务中心的组织特征是否存在联系？如果存在，政府是如何选择服务中心的组织形式的？第二，政府为什么有时会选择介入借贷纠纷？第三，政府介入借贷纠纷之后，风险分担规则是如何在各个主体的互动过程中往复摆动的，这些互动过程受什么因素的影响？本研究将分别对这些问题进行细致探讨，并尝试对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提供一个内在一致的解释框架，以此分析地方金融治理背后的制度逻辑，进而讨论政府的市场角色以及影响这一角色的社会机制。
本研究之所以选择越融市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作为研究个案，是因为它是全国各地服务中心之中成立较早的，能够反映大多数服务中心在设立和运行时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机制。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越融市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作为这个领域的先驱之一，具有典型性，其他服务中心的组织模式、运行机制，以及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都与它高度相似。第二，越融市民间借贷服务中心成立时间较早，因此对它的研究更能满足本研究对于时间跨度的要求，由于时间跨度相对较长，因而它在实际运行中遇到的关于风险分担规则的问题更为全面，有更为丰富的事件过程可供本研究进行分析。第三，越融市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的资料更易获取，因为相关课题研究工作的需要，笔者得以接触到服务中心成立之前、成立过程和成立之后实际运行的系统性资料，这为本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三 具体的资料收集方法
（一）参与观察法
为了理解政府选择何种治理结构、为什么介入借贷纠纷，以及风险分担规则如何变动等问题，本研究采用参与观察法获取一手资料。越融市下辖的永泽区金融办以课题立项的方式委托笔者的一位师兄研究服务中心的风险防范和法律问题，这给了我们深入观察和分析服务中心实际运作情况的机会。服务中心虽然属于越融市市级层面在地方金融治理中的制度创新，但越融市政府却将其实际的筹备工作和日常管理等任务交给越融市下辖的永泽区金融办。永泽区位于越融市较为中心的地带，是越融市内部较为发达的辖区，越融市的各类地方金融组织多数集中在永泽区，所以永泽区的金融治理任务在全市各区县中通常也是最重的。2012年，越融市永泽区金融办委托笔者的师兄负责“越融市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的风险防范与法律研究”课题。作为课题组成员，笔者参与了服务中心的实地调研和课题报告的写作。
2012年，服务中心正式挂牌成立不久，笔者就开始进入服务中心进行实地调研。具体而言，2012年6～8月，2013年1月、8月，2014年6～7月，2017年10月和2018年1月，笔者先后6次进入服务中心进行参与观察，累计达到近6个月的时间。特别是2012年服务中心成立的初期，由于笔者在服务中心的监管办公室和综合办公室承担一些助理工作，参与了服务中心的日常管理和各种会议的筹备工作，因此能够较为深入地了解永泽区金融办在治理过程中的主要思路、困惑和顾虑，同时能够近距离地接触参与借贷交易的各方主体，身临其境地观察一些借贷纠纷事件的发生、发展、解决或平息的过程。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笔者对于服务中心的外部环境、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各参与主体的实际态度、行为方式和话语表达，以及风险分担规则的制定和变动过程有着较为详细的了解。
（二）访谈法
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笔者同时对服务中心涉及的各个主要主体，包括市区两级金融办的相关负责人、服务中心的主要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服务中心内部入驻的各个中介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和业务员、在服务中心进行借贷交易的放款客户（特别是遭遇到借贷纠纷的放款人）、市区两级法院金融庭庭长，以及入驻服务中心的公证处和律师事务所等配套服务机构的相关负责人等进行了深度访谈，总共接近100人次。对于其中的一些访谈对象，笔者进行了多次访谈，以求追踪服务中心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运行情况。
通过对这些主体的深度访谈，笔者可以从当事人的角度理解政府选择治理结构、介入借贷纠纷以及风险分担规则为何难以确定的实际缘由。同时，多主体和多角度的访谈，可以让我们理解不同主体赋予服务中心这一制度创新，特别是政府介入纠纷和风险分担规则等问题的不同意义。再者，通过对同一主体（比如放款人）与其他主体的互动方式首先进行参与观察，而后进行深度访谈，然后比较这一主体在与其他主体互动时的行为、话语和他对于笔者的述说、阐释，可以看出当事人微妙的行动和话语策略。总之，多主体和多角度的深度访谈可以使不同资料相互检验或印证，让我们尽量逼近复杂治理现象背后的真实逻辑。
（三）文献法
此外，笔者还对服务中心成立以来涉及的法律条例、政府政策文件、相关会议纪要，服务中心运行过程中的操作流程、基本数据、会议记录和日常办公材料，涉及服务中心与中介机构、借贷双方之间关系界定和实际互动的相关材料，特别是典型借贷纠纷案例中的交易合同资料及其事后处置过程的详细材料等文献档案资料，进行了系统性的收集。这些文献资料真实地记录了各参与主体的互动方式、行为选择和话语表达，以及风险分担规则的变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