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选题缘起
那么，我们为何要提出“礼乐哲学”这一概念并以朱熹的礼乐哲学思想为研究对象呢？
首先，我国传统礼乐有着丰富的哲学与伦理学思想，它构成了华夏民族文化与文明的主体内涵。
《礼记·乐记》中说：“乐至则无怨，礼至则无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又说：“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将礼乐合称，并视二者的合而为一是经纬天地、治理国家的根本方略。对此，南宋史学家郑樵就曾明确指出：“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2]在六经之中，礼与乐始终都是被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我国古代的礼经与礼经学的一大特点。虽然自战国以后，乐作为经的一种已经基本失传，但仍然有部分内容遗存在礼经之中，并随着礼经一道流传下来。
自原始礼乐形成之后，到了西周与东周时期，礼乐具备了更为显著的政治与文化意义。而“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3]孔子对礼乐的整理和完善不遗余力，虽说是“述而不作”，但这个过程却是一个创新性诠释与重构的过程。孟子与荀子（主要是荀子）接过了孔子的工作，但更多的则是对礼乐的意义和社会功能进行理论的诠释与完善。他们对礼乐这一文化载体所做出的一系列努力中，体现出了先秦儒家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生各个方面的哲学观照与体察，其中最主要的则是对人的终极关怀，对人类精神超越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追求。墨家、道家、法家等诸子及学派也从自己的理论视野和关注重心出发，于三代礼乐传统做出了新的诠释和理论重构。至此，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对礼乐的论述和发挥，已经具备了充分的哲学与伦理学蕴涵。
在经学兴盛的两汉时期，学者们对儒家经籍的大规模训解、阐释和研究主要侧重于文字的烦琐训诂，两汉经学之“学”的本身相比先秦和之后的各个历史阶段而言，并无太多高明的哲学性思辨与探索。到了两宋，中国哲学史上的又一个巅峰阶段，学风则为之一变，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家们对“经”主要采取的是文字训诂与义理阐释并用而以义理阐释为主的解经方式，他们对礼乐本身所内蕴的哲学思想有了更为深入和全面的理解与论述。这一演化过程既对理学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又对礼乐本身的哲学意蕴做了部分消解、重构以及极大的补充，丰富并扩展了礼乐内在的哲学体系。传统礼乐经过两宋时期的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具备了更加丰厚的哲学与伦理学的底蕴，对于自先秦以来的华夏礼乐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以至于直到今天，“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文化心理、社会理想、伦理观念、行为方式、情感表现、审美倾向等，都或隐或显、潜移默化地带有礼乐文化的印痕”[4]。其次，现阶段我们对传统礼乐有着重新认识并加以合理扬弃的必要。
事实上，中国在最近一百多年的历史里关于传统礼乐文化的态度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自晚清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的经济、军事的强力入侵，西学东渐，异族文化对本民族文化也造成了极大的冲击。部分觉醒的知识分子为了振兴国运，开始寻找中华民族积弱积贫的历史与文化根源。而适应于小农自然经济环境的传统礼乐文化在这一“历史上未有之大变局”中所体现出来的保守与落后，则被无限放大，最终导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礼教的全面批判。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在历史观上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古史辨派借鉴西方的科学实证主义历史观指出，中国原有的一套历史体系是层层累积的伪造成果，传统儒学所宣称的道统谱系完全子虚乌有，从而掀起了一场疑古思潮，基本否定了传统文化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其后的新史学派采用西方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框架来剖析中国的历史形态，虽然能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时代性特征做出说明，但所采用的毕竟是适用于西方历史文化的理论体系，并不能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特征给出合理解释。反而是现代新儒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在这方面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如牟宗三先生就认为：“中国文化，从其发展的表现上说，它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系统。它有它的独特性与根源性。……这整个的文化系统，从礼一面，即从其广度一面说，我将名之曰：礼乐型的文化系统，以与西方的宗教型的文化系统相区别。”[5]牟先生较为充分地注意到了华夏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与民族性，并准确地从“广度一面”名之为“礼乐型的文化系统”，确认了礼乐文化在我国民族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
而20世纪50～70年代末的这三十年间，传统礼乐文化始终是受到贬抑和批判的。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期间，她更是被“革命”的主要对象之一。“文革”结束，经党和政府拨乱反正之后，学术界经过一段时间小心翼翼地试探、摸索，有关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逐渐兴盛起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和西方社会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交流不断加深。出于经济贸易、出境旅游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的需要，近年来，人们对于西方礼仪文化的兴趣日渐浓厚，各种西方礼仪的讲座、培训以及相关教材大量涌现。这一现象，反过来又刺激了一批有良知的学者加大了对我国传统礼乐文化展开研究的力度。在这方面，大陆近几年来涌现出了一批如彭林、杨天宇、杨华、王锷、程奇立（丁鼎）、邹昌林、吕友仁、吴飞、王启发、龚建平、陆建华、刘丰、梅珍生等较有影响的学者[6]。当然，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是一个方面，引起学术界关注传统文化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人们对国际国内的政治与经济形势的深入思考，以及增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充分认识等方面。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给国家带来经济繁荣，使得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的同时，也令社会随之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两极分化严重、信仰危机、国民整体道德水平退化，等等。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人们已愈加清醒地认识到，机械地照搬西方的发展套路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都不足以应对当前的发展形势。所以，许多人就把目光投向了具有数千年文明积淀的传统礼乐文化，希望通过推陈出新，为本民族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提供一定的理论与文化资源，使之既能有效地解决各种现实问题，又能发展和促进国家的软实力建设，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奠定深厚的文化基础。这也是我国近年来兴起“国学热”的根本原因之一。
但是，综观当前学术界关于儒家传统礼乐的研究，我们发现，绝大多数都是从经学史、思想史、文化史、文化人类学以及传统礼仪的现代价值转换等方面展开的，而对礼乐文化的文字载体——“三礼”原典及相关经学论著——所内蕴的哲学思想，或者以某一具体人物、流派或地域、历史时段等的礼乐经学与礼乐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为主要对象，来进行集中、深入的发掘与诠释，[7]相对礼乐哲学思想的精深与博大而言，则显得尚不够充分，这与之在中国哲学史上所占据的地位和影响力是不相称的。展开这方面的广泛深入探讨，已是势在必行。
最后，朱熹的礼乐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两宋时期，经过汉唐文化的深厚积淀，中国文化与哲学的发展都达到了历史的巅峰。陈寅恪先生曾明确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8]对此，陈戍国先生则强调道：“我国文化史上早有‘宋学’一名。宋学是耐人寻味的。关于两宋礼俗礼仪礼制的研究，应该是宋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宋学研究者如果忽视两宋的礼仪礼制研究，恐怕也是不可能或者说很难做到透彻通达的。”[9]刘丰教授也有类似看法，他认为，宋代的儒学研究主要侧重于理学，对儒学的心性内圣之学研究固然重要，但若是忽略了儒家的礼学这一制度外王之学，对儒学的理解就不会完整。而且，历来有关儒家礼学的研究重点都是放在两汉礼学与清代礼学上，相对忽略了宋代礼学，而事实上宋代礼学的成果不仅数量可观，而且独具特色。[10]笔者则以为，要深入研究宋代的礼学，被视为继孔孟之后又一位圣人的朱熹是必须引起足够重视的。其高明而又渊深的学术思想体系，在他身后既以世俗化的形式被推广普及到了民众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又被提升到了官学的地位，统治学术思想界近千年时间。而朱熹一生对礼乐的研究都十分重视，可谓不遗余力。尤其是到了晚年，他对“三礼”的梳理和诠释更是看重，直到临终时仍念念不忘。在他的思想与学术中，关于礼乐的研究既是其学术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又是宋代经学不可或缺的内容，同时它对于朱熹理学思想的形成与传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从朱熹在中国哲学史、文化史等方面所拥有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以及礼乐研究在朱熹整个学术体系和学术活动中所占的分量来看，对朱熹的礼乐思想进行哲学层面的梳理、提炼与诠释，在理学史与礼学史两个领域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综上所述，正是出于对传统礼乐哲学，尤其是其中的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研究的重要价值、时代对礼乐研究的需要等方面的思考与认识，促使我们选择了这一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