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礼乐经学的发展概况

在朱熹一生的思想与学术活动当中，对礼乐的修订、阐释与实践活动可以说是相伴始终的，他也因此而留下了大量相关的著述以及由后人辑录整理出来的讲论。但由于整个传统礼乐，尤其是唐、宋两代礼乐的发展演化与之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故而我们在分梳朱熹的礼乐著述情况及其礼乐哲学思想时，就必须对之略作回顾。此外，又因为礼乐之“经”被政府法定为儒家“经典”而成为专门之“学”，乃是在汉代才基本完成的事情，^[11]故而本文此处对于朱熹之前的礼乐“经学”所作出的历史分梳也就有了一个特定的时间范围：从汉代直至南宋朱熹的生平时代。

传统礼乐经过漫长的产生与发展，到“三礼”——《仪礼》《周礼》《礼记》^[12]——出现之后，则可说是已经基本成型。中国文化史与哲学史上冗杂庞大的礼乐经学和礼乐哲学体系，也就主要建立在对上述三经的训诂、诠释乃至一定程度的重构上面。经过两汉、魏晋南北朝，再到隋唐、两宋一千多年时间里的演化发展，关于“三礼”的训诂和阐释性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不过，尽管在“三礼”中也有较多关于“乐”的记载和论述，但所占比重并不多。而且，“乐”自“三礼”之后，特别是在音乐创作及演奏等方面发展较快，因而在礼学发展和演化的同时，历代有关音乐的论述与创作也是层出不穷，不仅有绮丽繁华的宫廷音乐，民间音乐也十分繁盛。所以，虽然一直以来人们都将礼乐视为一体，但二者之间却并没有完全合而为一，而是各自有着相对独立的体系，我们在概述礼乐经学的发展情况时，也就只能分而述之。

（一）礼学的发展概况

总的来说，礼学在历代都是显学，其发展并没有经历较大的跌宕起伏。虽然在礼学史上存在着汉学系统、宋学系统乃至清学系统的区别，但它们只是礼学内部的学术流派之分，不仅没有影响礼学本身的发展，反而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具体而言，从汉代至南宋时期礼学的发展情况大致如下。

1.两汉礼学

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开始设立“五经博士”，礼经博士为其中之一，但最初的礼经博士是谁已无法查考。关于“三礼”的传承情况，据《汉书·儒林传》记载，最早传授《仪礼》的是高堂生，之后他授《士礼》于萧奋，萧奋授孟卿，孟卿授后苍，后苍又授戴德（大戴）、戴圣（小戴）、庆普等，因此《礼》就有了后来的大戴、小戴及庆氏之学。大、小戴礼被列为学官，庆氏礼则未被列入，因之而失传。至于《周礼》，从刘歆设立《周礼》博士到东汉初都曾是显学。《周礼》由刘歆授予杜子春，杜氏又传授给郑兴、郑众父子；贾逵之父贾徽也曾师从刘歆学习《周礼》，贾逵本人与郑众同时也分别随杜子春和各自的父亲习得《周礼》。到了郑玄（字康成），所见的《周礼》学已有了郑兴、郑众、贾逵、卫宏、马融五家。至于《礼记》，由于其在汉代还没有上升到“经”的地位，因此除了大、小戴之外并无可见之师承关系的确切历史记载。

在整个汉学系统中，最受后世关注的，一是今古文经学之争，一是郑玄通注诸经。西汉的《五经》博士都属于今文学派，《仪礼》及其经学传授系统自然也属今文学；刘歆所传《周礼》及其后学杜子春、贾逵、马融等人的经说则为古文经。今文经强调对微言大义的阐发，古文经则极重章句训诂。起初，两派学者注经各依己学，不仅泾渭分明，互不取法，而且互相攻讦。到了东汉，不少今文学者解经时开始大胆逾越家法，杂取古文经记与谶纬等以应时需，经今古文两派的界限才渐趋模糊。随后，郑玄先习今文学，后学古文学，最后杂采融通今古文经说以遍注群经，遂成就了一代“通儒”。他注“三礼”博采众说之精华，文字精审，释义谨慎，“义据通深”，对古书的原貌亦多有保存。因此，他所注《周礼》《仪礼》《礼记》流传至今，成为最通行的古代注经定本，影响深远至极。

2.魏晋南北朝礼学

魏晋时期的礼学，最著名的人物当为王肃。王肃也同郑玄一样，混合今古文为“三礼”作注，但处处与郑玄相对抗。其学煊赫一时，时称“王学”，以与“郑学”（郑玄之学）相区别。王肃与当政的司马氏有姻亲关系，他也努力借重自己的政治地位来抬高其经学上的影响力，但最终仍没能够超越郑学，当司马氏一倒台，王学即衰颓下来。

南北朝时期的“三礼”学较为兴盛，学者较多。南朝以雷次宗为首，他的“三礼”学成就颇高，几与郑玄齐名，时称“雷、郑”。南齐注解“三礼”学的学者中则以王俭和刘为最，王俭的主要著作有《古今丧服记》《礼仪答问》等，刘亦著有多种关于礼仪的文集，著名学者范缜、刘绘、司马筠都是其门人。梁天监初年，当时名儒何佟之撰有吉、凶、军、宾、嘉五礼经注超过一千卷，颇令人瞩目，只可惜均已失传。在“三礼”学的传授方面负有盛名的还有沈峻（《周礼》）、鲍泉（《仪礼》）、贺德基（《礼记》），三者也都是一时之选。晋、宋诸儒则对《仪礼·丧服传》的讨论尤其热烈，成果也多。如袁准、陈铨各注《丧服经传》一卷，雷次宗撰《略注丧服经传》一卷，杜预撰《丧服要集》二卷，卫瓘《丧服仪》一卷，葛洪也撰有《丧服变除》一卷，等等。南朝诸儒为《礼记》作《义疏》的也不少见，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贺循、沈重、皇侃，其中沈重撰有《礼记义疏》等，皇侃则有《礼记讲疏》九十九卷、《礼记义疏》四十八卷存世。而皇侃的注疏详细平正，又颇多新见，是南朝经学成就的主要代表之一。

北朝经学的特点是重训诂和礼的实用，很有汉学遗风。徐遵明精通“三礼”，他师承多门，兼通群经又不乏独立见解，加上广收门徒，因此影响最盛，以至于当时通“三礼”的学者多出于徐门。北周武帝励精图治，颇能重视礼学，熊安生入仕北周时就与之很是投契，先后撰有《周礼义疏》《礼记义疏》等多卷礼经学著述。

3.隋唐礼学

隋唐时期，政府的经学教育制度渐趋完备，但儒家经学在近千年时间的传承之后，已出现了许多错误，而且对于经义的解说流派甚多，各有家法而众说不一。因此，唐太宗在众人的劝谏下，先是于贞观四年（630）诏令颜师古考订五经，颜师古经两年时间的比较考辨，最终择取《毛诗》《尚书》《周易》《礼记》《左传》为“五经定本”，上奏太宗之后于贞观七年（633）颁行天下，从而为广大士子解决了难以适从的问题。定本出现之后，接着贞观十二年（638）太宗又命国子祭酒孔颖达（字冲远）、颜师古等二十几人为五经编写相配套的义疏教材，以便讲习。全书共计一百八十卷，此即为今人所熟知的《五经正义》，并于永徽四年（653）颁行全国，为全国儒生所共用。与此同时，贾公彦也分别为《仪礼》和《周礼》作疏，“三礼”的官方注疏定本至此齐备，这对礼经学的传播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是，“五经正义”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出现了负面影响。学习者们往往视“正义”定本不可逾越，解经、注经严守规范，不敢多作发挥，严重禁锢了儒学思想的发展。

当然，总体上说“正义”的编修是唐代经学对整个中国经学史和哲学史的重要贡献，具有跨时代的意义。而唐代礼学的发展则主要倾向于礼的可实践性。贞观二年（628），房玄龄奉太宗诏令，在隋朝“吉、凶、军、宾、嘉”五礼之学的基础上率众编修了《贞观礼》，共计一百三十卷。唐高宗时期，朝廷又命长孙无忌对之予以进一步修订，并更名为《显庆礼》，也是一百三十卷。到玄宗时，徐坚、李锐、萧嵩再次奉诏重修，卷数增加到一百五十卷。到开元二十年（732）时又改为《大唐开元礼》，并于九年后在全国颁行，成为开科取士的官定经学教材。

4.两宋礼学

经过唐宋间的疑经惑传思潮和对佛、老的排斥与融通，宋代经学的发展进入了历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期，呈现出了浓烈的义理化色彩。而其中的“三礼”学由于其自身较强的政治和伦理特性，在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和二程（程颢、程颐）为代表的“理学”派中都受到了青睐。王安石为了给其主导的庆历新政在思想学术上提供依据和在学界营造舆论基础，特意编修了《三经新义》，即《诗义》《书义》《周礼义》，充分体现出了他“以经术造士”，强调实用性的经学思想。由于受王安石政治地位的影响，其主导编修的《三经新义》令“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13]其中最受王安石重视的无疑是《周礼义》，王安石为之倾注了大量心力，期待其亲自注疏的《周礼义》能够在学术和政治两个方面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北宋初年到北宋中叶的礼学中，《周礼》是最盛的。虽然反对者认为《周礼义》有因文害义之嫌，但它对经义的阐发颇多新见，而且在革除旧注的烦琐无定则的弊病方面也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王安石的门人陈祥道则是另一位应予专门介绍的重要礼学家。陈祥道著述颇丰，计有《仪礼注解》三十二卷、《礼记讲义》二十四卷、《周礼纂图》二十卷、《礼例详解》十卷、《礼书》一百五十卷、《论语全解》十卷、《庄子注》《诗解》《书解》等。除《礼书》和《论语全解》之外，其余皆失传。陈祥道在《礼书》中对先秦以来的礼学成就进行了梳理和批判性的审视，并配图871幅，系统地介绍和解释了历代基本礼制。按照南京师范大学张琪博士的归纳，其主要工作体现为五大方面，即总结归纳先秦礼制、梳理历代礼制沿革、论断个别细节之礼、考证行礼仪节方位、考订名物形制功用。^[14]陈祥道的礼学成就在礼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汉儒注经重在名物制度的训释与文字的考订，而宋儒在注经时都以探究微言大义为旨归，以考订训诂为末事。他们强调将经义与现实紧密结合，通过对经义的融会贯通来表达自己的政见及学术观点。关于《周礼》的经解，比较重要的如易祓的《周官总义》、王昭禹的《周礼详解》、叶时的《礼经会元》、郑伯谦的《太平经国之书》以及王与之的《周礼定义》等等，对于《周礼》均有较为周详的考证与辨析，且对其体国经野之意蕴也能作平正的发挥。在《仪礼》的研究方面，除了朱熹及其弟子黄榦、杨复综纳《礼记》《周礼》以及《孝经》《春秋》《孔子家语》等而接踵编修的总计达一百三十万言的《仪礼经传通解》^[15]之外，比较出色的还有朱子另一门人魏了翁所撰的《仪礼要义》。魏氏认为郑玄所注《仪礼》文字古奥，扞格难训，贾公彦的义疏又繁难芜杂，缺乏条理，因而他节取前人注疏的精义各附于《仪礼》十七篇中所对应的条目之下，从而使得《仪礼》注疏条目连贯，脉络清晰。此外，两宋礼学的研究中，礼经图解也是较为常见的。杨复便有《仪礼图》十七卷和《仪礼旁通图》一卷，两者共有图二百零五幅，在礼学研究史上有一定地位。至于《礼记》，宋代主要的代表性著述是卫湜的《礼记集说》，全书一百六十卷。此书博采一百四十四家之说，但主要以郑玄注和孔颖达疏为主。其取材凡例为：与郑注相违但言之成理者，以及驳郑注、孔疏而言之有据者，都并收无误，反之则淘汰。所以，有许多注疏的原著在后来已经亡佚的，又因幸被卫湜所录而得以传世。卫湜在《礼记集说》集采众说而极少参以己见，虽在思想上并无大的建树，但在有宋一代的《礼记》注疏资料的保存方面却堪称首功，为礼学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两宋礼学还有一引人注目的礼学成就是关于《家礼》的编订。学者们主要以《仪礼》《礼记》为据，因时损益做出精简改编而成《家礼》，以迎合当时的士大夫及庶民居家行礼之急需。其中最为人所称道者，一是北宋司马光的《温公书仪》，二是朱熹在青年时期完成初稿，在被僧童窃走后直到朱熹去世才重现的《朱子家礼》。而《朱子家礼》的编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司马光《温公书仪》的启发，但《朱子家礼》甫一问世，就对朱熹身后的礼学研究与民间礼仪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又是司马光的《温公书仪》所不及的。

总体来看，儒家礼学在“三礼”之后直至朱熹所生活的南宋时期，其间产生的经学解释系统历经了今古文与汉宋学之争，其基本发展趋向是：注疏体系越来越庞杂，注解方式越来越开放，义理底蕴越来越丰厚，其社会功能与实用价值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二）乐学的发展概况

在“三礼”及其经学体系之中，乐是一大重要内容，但所占比重并不多。今文经学派认为乐本无经，只是存在于诗和礼之中。而古文经学派则认为本有乐经，但是后来失传，只有部分残留于《诗经》和“三礼”。但无论如何，早在孔子以前，乐就成为统治者培养教化子弟以成材的基本教育方式和内容。如《周礼·地官》的“大司徒”一节说：“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保氏”一节中又云：“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可见乐与礼一起分别构成了贵族子弟基础教育（即所谓“小学”）中的重要部分，是他们将来从政在政治和宗教活动方面所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到了“大学”的高等教育阶段，基本课程则有“四术”：“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16]从上述记载可见：一方面，礼乐很早就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是贵族子弟必须终身学习和掌握的基本知识；另一方面，也说明乐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虽然后世已没有完整的乐经留下来，但当时应该是有专门教材的。^[17]

《周礼》中也专设了“大司乐”一职，“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18]而《礼记·内则》中说：“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早期的统治者们在教育贵族子弟的过程中，有一套循序渐进的教育方式和原则，而乐在培养儿童和少年的基本道德素养，调教性情，训练语言能力等方面都承担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基础教育中比礼所占的分量更重。所以，荀子就认为：“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而“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19]礼乐配合一体，在社会教化和治理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礼记·乐记》一篇是先秦儒家音乐思想的集大成者。它关于音乐思想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乐”具有情感属性。“乐”源于人类情感受到外物的刺激诱引而自觉产生的表达欲望。“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这种表达是“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但又有内在的艺术规律，即上述由“声”变“音”，又由“音”变“乐”的过程，显示出了充分的艺术特征。二、“乐”具有伦理属性。“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声”—“音”—“乐”，由低级到高级发展，而“德音之谓乐”，《乐记》的作者认为只有合乎伦理规定的乐曲才是“乐”，否则只能叫做“音”。所以，“乐”在“雅乐”之外又有了“邪音”和“淫乐”等，而唯有懂得并爱好“雅乐”的人方可配称君子。三、“乐”具有政治功能。由“乐”所具备的伦理属性，就决定了“乐”作为反映政治与社会是否清明稳定的一个重要的依据：“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所以，《乐记》中又说：“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从“乐”的好坏可以判断政治的清明与否。了解到这一点，就可算是掌握了“治道”。故而“知乐则几于礼矣”，懂得“乐”也就基本掌握了礼的要义。随后《乐记》又道：“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也就是说，如果将礼乐全部都能真正地掌握和运用，就是“德”，而“德”又指“得”，即获得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这一巨大事功价值。具体则表现为：“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总之，在《乐记》篇里，对于“乐”的解释即为后世的音乐思想尤其是其中的哲学与伦理思想定下了基调。但是，在乐律后来的发展中，由于“雅乐”与“郑卫之音”的界限不再那么明晰和强烈，俗乐大量兴起，远远突破了先秦时期的艺术水平，无论是宫廷音乐还是民间音乐都十分发达，显得绚丽而繁荣。

1.秦汉乐学

秦代由于存世时间极短，秦乐的史料记载也就较为罕见，故而我们只能主要叙述汉代的乐学。汉初经过五六十年的休养生息，在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之后，乐也随之兴盛，相关的事业也迅速繁荣起来。汉武帝时进一步加强了乐府这一重要官方音乐机构的建设，按《汉书·艺文志》记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20]由此可知，汉乐府在扩建之时，广泛收集了黄河、长江南北各地的许多民间歌谣，宫廷也编修了一些民间歌谣集。与此同时，又大量吸收了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民间乐工进入宫廷。由此，朝廷内外的民间音乐一时之间十分鼎盛。但是到了汉哀帝时期，由于哀帝“性不好音”，遂于公元前6年“罢乐府”，将演奏“郑卫之音”的各地民间乐工悉数逐出，只留下演奏“郊祭乐”和“古兵法武乐”的乐工，并将他们归并于宫廷的“大乐”。汉初乐府所带来的宫廷音乐的繁盛经过了百余年时间之后，由此衰落沉寂下来，但民间音乐仍然相对繁荣。此外，由于汉代统治集团主要来自楚地，十分偏爱“楚声”，因此尤其是汉初的楚声音乐体现出了较高的艺术水准，其中又以相和歌为代表。而且汉代是个疆域广阔的国家，对外交往不断，在艺术上也由之体现出了较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吸收了许多外来的和少数民族的音乐艺术，呈现出华夷并茂的局面。

2.魏晋南北朝乐学

这一时期的音乐最具特点的就是“清商乐”。曹魏时，宫廷里建有名为“清商署”的音乐机构，其职官名“清商令”。清商乐的形成契机，是由于东晋之后汉魏时期的宫廷音乐迁移到南方，在宫廷音乐中掺杂了江南地区悠扬舒缓的民间曲风。清商乐中的汉魏旧乐蕴涵着很古老的先秦音乐传统，所以宋代乐学家郭茂倩就说：“清商乐，一曰清乐。清乐者，九代之遗声。”^[21]而在北方的中原地区，由于受外来民族的统治，外来音乐与中原地区的汉民族传统音乐也融汇在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并产生了广泛影响。譬如文学史上著名的《敕勒歌》和《木兰诗》等，都融入了北方一些少数民族的音乐风格。又据《隋书》卷十四：“太祖辅魏之时，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习以备飨宴之礼。及天和六年（571），武帝罢掖庭四夷乐。其后帝娉皇后于北狄，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更杂以高昌之旧，并于大司乐习焉。采用其声，被于钟石，取《周官》制以陈之。”^[22]由此我们即可管窥胡汉音乐的融合及其进入宫廷传统“雅乐”的大体过程。

魏晋时期是我国哲学史上颇具特色并十分繁荣的时期，关于音乐的哲学思想也比较发达，其中较具代表性的相关论著就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所作之《声无哀乐论》。嵇康立足于老庄的哲学思想，全文以“秦客问”和“东野主人答”的形式往复八次阐述“声无哀乐”的乐学命题。其主要内容如下。一、音乐具有客观性与独立性，与人的情感与情绪并无直接关联。嵇康指出：“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也。”^[23]认为音乐是一种客观的自然存在，只有善恶的区别，却与人的喜、怒、哀、乐等“七情”没有直接联系。所以，“声音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24]二、听音乐引起的哀乐之情乃听者本有之情，与音乐也无甚相干。他说：“夫哀心藏于内，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无象之和声而后发，其所觉悟，唯哀而已。”^[25]嵇康此处认为，音乐与人的心情所和，只是对人内心本就存在的情感起到了一个引导发动的作用。他上述关于音乐艺术的一些特殊规律的哲理阐释较具独创性，在中国音乐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

3.隋唐乐学

隋唐是我国历史上文治武功最为鼎盛的时代，文化艺术十分发达。在音乐思想史上，隋朝国祚短暂，值得描述的并不多，而唐代的音乐文化则十分繁荣。唐人吴兢在《贞观政要·礼乐》中记载了一段唐太宗与臣下讨论音乐的史实：

太常少卿祖孝孙所定新乐。太宗曰：“礼乐之作，是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政善恶，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以是观之，实由于乐。”太宗曰：“不然。夫音声岂能感人？欢者闻之则悦，哀者听之则悲，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闻而则悲耳。何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俱）存，朕当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尚书右丞魏征对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然之。^[26]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唐代君臣对于乐的主要观点与前述嵇康所论“声无哀乐”极为相似，而魏征所言则将其与儒家正统的乐学思想结合起来了。由此可见，唐代音乐文化集儒家乐教思想与源于老庄道家的魏晋玄学自然论乐学为一体，为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兴盛与鲜明特色奠定了思想基础。

宫廷音乐方面最重要的是燕乐。燕乐即宴乐，在隋唐时指的是皇帝宴飨群臣和外国使节的场合中所使用的音乐形式。由于隋唐时期国势的强盛，君臣之间以及君主与外国使节之间的各种宴会频频举办，大大促进了宴乐的发展。而宴乐在传统音乐的基础上又融入了许多外来音乐（如西域胡乐、高丽音乐等）的元素，为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与音乐文化的发展相应的是，隋唐两代的音乐机构庞大，著名的音乐家也较历代为多。隋炀帝时，宫廷乐工就有三万余人，唐代时也有数万人。音乐机构，唐初时设有太乐署、鼓吹署，中唐时期有教坊，唐玄宗时再设梨园。而宫廷音乐中比较著名的乐工也比较多，散见于各类文献记载的民间音乐家则可达百人以上。

在民间音乐方面，隋唐民间音乐具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为宫廷音乐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其中较为重要的形式有“曲子”和“变文”两种。“曲子”是城市里流行的一种歌调，融合了民间传统音乐与外来音乐的曲调，其方式主要是依声填词，发展到宋代演变为词调，其歌词则为宋代特有的文学体裁——词。“变文”最初是唐代僧人在寺院讲经时广泛采用的以说唱方式宣讲佛教故事的一种艺术化手段。由于这种形式为广大市民所喜闻乐见，遂在民间迅速流传开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说唱内容逐渐摆脱了佛教的局限而延伸至日常生活领域，最终完全演变成了一种民间的说唱艺术。

隋唐盛世给人类留下了非凡的文化遗产，其中的音乐文化除了在中国音乐史上留下灿烂辉煌的一页之外，对于整个东亚乃至西方世界也同样有着较大的影响力。

4.两宋乐学

经过隋唐五代的发展，乐学到了两宋则呈现出了一些新的面貌。随着宋初政治军事局势的稳定，教育与文化事业也迅速发展起来。经济方面，相比于唐代，宋初的小自耕农与庶族地主经济更为发达，随后又带动了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迅速繁荣。而由于城市经济的发达和城市的扩充，稳定的市民阶层随之形成，相应地也就产生了生机勃勃的市民文化。市井音乐则是构成市民文化的重要内容，并形成了丰富的艺术形式，生产出了大量富于生命力的艺术作品，也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两宋音乐的发展潮流。

在两宋期间具有商业集市性质的“瓦子”里，唱曲、词调、戏曲、说唱、器乐演奏等各种音乐活动一直都十分活跃，并拥有较为固定的受众群体。其中，民歌和小曲的历史特别悠久。小曲主要在市民群体中流行，表演者主要为民间艺人，而表演场所往往是在“勾栏”（一种用栏杆围起来供民间艺人表演的场所）里。此外，隋唐时期的曲子到了宋代被称作词调，并逐渐流行。到了南宋，则尤为繁荣，其情形恰如南宋王灼所言：“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27]词调的代表人物有南宋词人姜夔，他的词调与诗歌主要以寄情山水为主，但也曾上奏《大乐议》和《圣乐铙歌鼓吹十四章》，前者试图以恢复雅乐排除胡乐的倡议唤醒南宋君臣振兴民族的斗志，后者借歌颂开国之君的丰功伟绩来劝谕君臣齐心协力光复国土，体现出了作者的拳拳爱国之心。宋代的民间音乐中，说唱艺术也颇为盛行，形式上有诸宫调、陶真和崖词、鼓子词、货郎儿等。戏曲音乐方面，主要有杂剧、南戏两种。杂剧多是在民间传播，但后来也得到了宫廷音乐的吸收。南戏则产生于南宋时期的浙江温州一带，主要为南方的民间音乐，后来又称南曲。器乐方面，主要有古琴音乐和琵琶音乐两类。朱熹就善于弹琴，而对古琴音乐发展较有影响的是南宋时期形成的“浙派”。琵琶不仅作为伴奏出现，其独奏的形式也十分普遍，据载宋太宗就曾亲自制作琵琶曲。另外，乐律学在宋代的发展也比较引人瞩目。燕乐宫调被纳入了宫廷雅乐宫调体系，这是宋代乐学值得关注的重要变化，说明传统宫廷雅乐的娱乐化倾向已经正式开始明朗化。

在乐学的发展方面，北宋陈旸的成就颇值得记述一笔。陈旸与礼学家陈祥道为同父异母的兄弟，在其兄长的影响下，陈旸所著《乐书》二百卷对先秦以来的重要乐学史料均有考证和梳理，并做了大量配图说明。而且，《乐书》还对不受士大夫们重视的民乐和夷乐做了记录和讨论。因此该书也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音乐百科全书”。除《乐书》之外，陈旸还著有《乐书正误》一卷，今已失传。南宋时期的乐学家则首推蔡元定（字季通）。蔡元定精通易学和乐律，与朱熹亦师亦友，交往十分密切。他在乐学方面的著作有《律吕新书》与《燕乐本原辩证》两种，后者已经遗失，只可在《宋史·乐志》中见到部分资料记载。

综上可见，乐学的发展由于其经已不复存，反而因较少限制显得更为自由和繁荣。其中最显著的表现，简单说来，一是雅乐的伦理性愈发消减和艺术性的增强，二是胡汉音乐的混融，三是民间音乐与市井音乐的发达。而两宋音乐文化和前代比较起来，一方面受统治者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影响而展现出了极为繁荣多彩的景象，另一方面，在国势衰颓和深重的民族危机下，于忧患之中具备了更多悲愤的意味。上述有关乐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特征对朱熹的礼乐哲学思想都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