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缅陆路贸易

中缅之间的陆路贸易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当时存在着一条从四川经云南进入缅甸北部到印度的陆上贸易通道。也有学者经过考证认为，这条陆路贸易通道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经在我国西南地区存在，被称为“蜀身毒道”，有的史书上也将它称为“贝币之路”或“南方丝绸之路”，^[3]其中云南、缅甸境内的这段通道被称为“滇缅商道”。通过这条商道，中国商人将丝绸、茶叶等商品销往缅甸、印度等国家或地区，同时将缅甸的象牙、犀牛角、翡翠、孔雀等输入中国。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但这条贸易通道却一直商贾不断，有力地促进着中缅双方贸易的发展。元代中央政府开始在云南建立行省，并同缅甸之间爆发了战争，元朝派遣军队数次征缅。在这个过程中，出于军事与政治的目的，中缅商道得以拓宽，解决了双方交通不便导致的贸易受阻问题。^[4]明代正统和万历年间，中缅之间又相继爆发了战争，在战争过程中，为了保证军需的供运，明朝政府在修缮拓宽滇缅古道的基础上又开辟了新的陆路贸易通道，极大地便利了清代中缅双方的陆路贸易往来。

清代中缅双方陆路贸易往来日趋频繁，虽然在清乾隆年间，中缅两国曾发生战争，双方贸易一度停滞，但战争结束之后，双方陆路贸易又重新趋于活跃。

由于贸易量巨大，利润丰厚，中缅两国政府各自在边境上都设立了关卡，对过往的商队征税。^[5]当时由中国运往缅甸的商品主要有铜器、铁器、丝绸、茶叶、瓷器等。从缅甸输入中国云南的商品主要有棉花、宝玉石、象牙、食盐、鱼等，其中以棉花最为重要。

棉花是缅甸输入中国最大宗之商品。早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时任云贵总督的李侍尧就曾上书乾隆皇帝：“缅甸物产，棉花颇多，……臣在粤省时，见外洋脚船进口，全载棉花。”^[6]商队主要用骡马作为运输工具来贩运棉花，也有用船只走内河航线进行贩运的。希穆斯在其所著《1795年出使阿瓦记》中记载道：“中国云南与缅甸一直保持着贸易往来，其中以棉花的贸易量最大。缅商从棉农那里收购棉花，沿伊洛瓦底江运到八莫，同中国商人交换商品，后者沿水陆两路把棉花运入中国。”同一时期到过缅甸的英国探险家克柯斯在其自传中也写道：“棉花是缅甸出口的主要商品，大量棉花囤积在实阶的港口，等着装货上船运往中国。每船可载15000公斤棉花，一般只需30至40天便可运达中国。”^[7]据统计，中国在1830～1839年总共从缅甸进口棉花在300万磅到400万磅之间。^[8]1855年中国从缅甸总共进口了价值约23万英镑的商品，而进口棉花一项就花费了22万英镑。^[9]1872年中国向缅甸出口了价值约8万英镑的丝绸，而缅甸向中国出口的棉花价值高达22万英镑，^[10]足足高出将近两倍。由于中国西南地区棉花产量不足，中缅之间的棉花贸易对于缓解当地纺织原料的不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宝玉石是缅甸输入云南的另一种重要的商品。早在明朝时期，为了获取缅甸的玉石珠宝，明朝统治者在玉石的主要产地孟密、孟拱都派驻了太监替皇家采办。受高额利润的驱使，许多中国商人前往孟密和孟拱开采宝玉石矿井和经营宝玉石贸易。官府督办是明代宝玉石贸易的一个显著特征。如果说这种贸易形式还略带有内贸性质的话，清代的宝玉石贸易则完全发展成为中缅间的国际贸易了。由于国人对玉石珠宝的喜爱，尚玉之风盛行，使得宝玉石的需求量有增无减，宝玉石在中缅贸易中成为仅次于棉花的第二大贸易商品。当时的中国玉石商人云集缅甸八莫城，八莫城为当时这一地区经济发展与中缅经济、文化交往的产物。商贾们将玉石从缅甸八莫运往云南腾冲，加工成装饰品后又运到缅甸和中国内地销售。嘉庆《腾越厅志》卷二载：“商贾云集腾越，上则珠宝，次则棉花，骡驮马运，不绝于途。”常年活跃在中缅商道上，经营着珠宝贸易的各地商家，仅云南籍玉商就达百余家，坑夫达数千名，运销多者达上千担，^[11]可见当时的贸易盛况。即使在后来缅甸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中缅贸易受到极大影响的情况下，中缅之间的玉石贸易仍在发展。光绪二十八年（1902），缅甸向中国出口玉石271担，光绪三十四年（1908）为465担，宣统三年（1911）为628担。^[12]

但是，清朝政府同时也对滇缅边境的陆上贸易加强了管控措施。中缅之间的陆路贸易一度因为清缅战争而陷于停滞，战争结束以后，清政府继续封关闭市，乾隆皇帝下令：“严禁内地商贩，不得出关贸易。”^[13]直到缅甸派人“奉表纳贡”，才重新开启双方贸易。为杜绝“内地奸民偷越滋事，并夹带违禁货物”，^[14]清朝政府在稽查和榷税事宜上加强了管理力度，尤其是对铜、铁及废铁等可以用来“备军资而造器物”的“违禁货物”稽查甚严。对于私贩者“五十斤以下，杖八十徒四年；五十斤以上，发边卫充军”。^[15]

缅甸政府同样也对中缅边境贸易怀有戒备之心。清代彭崧毓《缅述》中记载：“贸易之便，……缅人不容华人由之，恐防天朝取道也。”^[16]缅甸统治阶级对于中缅边境贸易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一方面，他们能从中缅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如缅甸敏同王在位期间，每年可从中缅贸易中征税达50万英镑，而国内税收每年仅有7.3万英镑。^[17]缅甸王室所喜爱的中国的绫罗绸缎，也都来自中缅贸易。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心清政府以贸易通商为名，趁机进犯缅甸。桑格曼诺神父在其著《缅甸帝国》一书中说道：“他们（指缅甸统治阶级）希望发展中缅贸易，以便从中获得巨额的税收；但这种贸易必须在有效的管理之下进行，以免被中国政府（指清朝政府）加以利用。”^[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