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南边疆地区本土有识人士对中缅南北段未定界地区之认识
清末民国时期，亦是英国在缅甸取得全面胜利的时期。而随着英国对缅甸，特别是对上缅甸地区进行殖民统治的进一步深入，缅甸与中国有着千年“有边无界”的传统被打破，此时在英属印缅一统大旗驱动下，中英开启了之间围绕中缅边界问题长达数十年的划界谈判与交锋。而中英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划界谈判与外交交锋，亦激起了西南边疆地区本土有识人士对国家领土主权的关注与忧心。这其中，有官方委命的李根源先生秘密进行的边界调查活动，有云南政界幕僚徐之琛先生的边界外交思维汇编，有民间人士闵为人先生为了片羽国家领土的维护而奔走边界前线实地调研的不懈努力，有著名界务问题专家尹明德先生对中缅北段未定界地区的呕心沥血，有“滇史巨擘”方国瑜先生放弃既有研究基础而专注西南边疆研究之积极举动，有周光倬先生所率领调查团对中缅南段未定界地区的冒险调研，彭桂萼先生对中缅南段界务的系列践行活动等。西南边疆地区在清末民国时期，涌现出一批热心边界事务的代表性本土有识之士，虽为时代背景之所趋，然本质却不能忽视西南边疆地区民力基础对国家边界认同根深蒂固的必然性。
另，虽然清末民国时期，西南边疆地区在中英围绕中缅划界问题上，涌现出了一批积极作为的本土有识人士，但就当前对他们的边疆思想抑或边界意识展开研究的现状而言，对李根源先生和彭桂萼先生的边疆思想进行研究的成果已较为丰富，[21]对尹明德和方国瑜等先生对中缅南北未定界地区的认识进行的研究则相对有限。因此，本研究将以对中缅南北段未定界地区爆发之“片马事件”和“班洪事件”作为具体考察对象，对闵为人、徐之琛、尹明德、周光倬和方国瑜等先生之边界意识进行透视解析。
（一）“片马事件”与闵为人、徐之琛、尹明德等先生之边界意识
民国《泸水志》载，对于中缅北段未定界地区，特别是片马一线，清末云南地方官员曾积极经营。针对六库土司乱局，云南总督曾请求清政府驻兵片马，但“未蒙批示”。接之，迤西道道尹石鸿韶于光绪三十年（1904）到片马勘界，被英国驻腾越领事列瑞（列敦，G.J.L.Litton）蒙混，致使勘界陷入困局。接之，英国遂于宣统元年（1908），借登埂土司乱局之际，谋略片马，并于宣统三年（1911），“开兵占据片马”。[22]此即为中英界务交涉过程中著名的“片马事件”。对此次事件产生之影响，有学者认为，英国强占片马后，“遂将使用武力单方面制造中国与缅甸的边界与其策划的中印边界东段相结合，构成完全封闭英属印度的‘战略边界’”[23]，即所谓“麦克马洪线”。该事件是“晚晴政府时期中英两国在中缅边界发生的最后一次冲突与交涉”，“对此后中缅北段未定界问题的解决乃至中国西南的印藏边界都发生了重要影响”。[24]可见“片马事件”对于中缅北段界务交涉乃至西南边疆危机的影响之巨大。那么，对于“片马事件”，作为当时人和当地人的西南边疆本土有识人士，他们是如何认识的，该事件对他们的边界意识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片马事件”发生后，很快引起了清政府和云南地方政府的重视。迅即，云贵总督李经羲密派腾越厅本地人李根源先生调查片马及其周边情况。其中涉及李根源先生对“片马事件”及其边界意识的文本材料，可参考先生所撰之《雪生年录》和《曲石文录》。在官派本土人士调查片马地区后，腾越民间有识人士闵为人先生，开启了其对片马乃至北段未定界地区之调查，并将个人认识和沿途见识汇成《片马紧要记》文本；之后，大理府人士徐之琛先生又根据其对中英划界、片马事件以及自身参与中英界务交涉之实践认识，汇编成《关于片马交涉案条约成案汇录》一书；“片马事件”引发的中英围绕中缅北段未定界之交涉仍在继续。为了利于中英界务交涉，民国政府委派腾越厅人士尹明德先生率团冒险调查片马及其中缅北段未定界地区，最终完成调查文本：《中英滇缅界务交涉史》、《云南北界勘察记》、《滇缅界务北段调查报告》、影集《南天片羽》。下述笔者将就闵为人、徐之琛和尹明德先生对片马事件的认识和边界意识进行评述。
其一，对于清末中英北段界务交涉划界之认识。闵为人先生认为，野人山已在英人实力范围内，中缅北段夹大金沙江内外之四地，即浪宋、片马、允冒和密支那皆以被英国所占，所以导致“滇缅北段，屡次划界，俱皆失败”[25]。不仅使猛乃、猛拱、新街、戛鸠等大金沙江外地丢失于英，还失去了黄铁、骂章、朗午、猛爱、石路、茅贡、之非河、朗卓、张家坡、歪头山等数十地。另外，对中缅划界以高黎贡山为界，特别是清朝把小江十八寨，浪宋、怒夷、俅夷、茶山等地视为化外之地感到忧心和顾虑。徐之琛先生认为，“中国不再索问永昌、腾越边界外之隙地”一语，最为含混宽泛，流弊实多。以后英人之节节侵入，未始非此约为之厉阶。所以，“然所谓边界外者，应以管辖所不到者为标准”。然，“英人竟深入距腾城不及数百里，向归土司抚夷管辖之小江流域，强占为界，已属不守公法，显悖条约”[26]。另外，对于英国人在北段划界中所设圈套，即“仅言纬度，不言经度”，在北段“不言北至何处止，以暗伏通藏地步”。[27]另，含混滇省总署回复含义，进而在尖高山以北界务中玩把戏，含混东侵片马。对此，徐先生认为，“北境情事，亦未询明，分水岭系属何山？究竟何处？含糊搁置，英人遂以默许为借口”[28]。又，“中国失地已属不少，乃英人复野心未已，得尺进丈，又订尖高山之北一段为界”，而“我国订约大臣，漫不加察，轻与签约，致成今日燎原之患，尤堪愤慨”[29]。再，针对《中英续议滇缅条约》二十款之第七款按云，英国本是先以武力侵占，仅占小江周边村子。但由于先占为实，并误导了中方的勘界官员。最终使得中国在划界过程中失地被动。尹明德先生认为，清末中英界务交涉所划之五色线图，特别是英国人自拟的紫色线，将片马、岗房、鱼洞、茨竹、派赖均划归了缅甸。另外，中方所拟之各线，均仅到恩梅开江为止。致使恩梅开江以西之土地，“已挥诸界外”。而由于“昔日延误，不详加探查防阻，任人深入”，才导致了片马事件后中国在中缅北段未定界地区交涉之困局。[30]
其二，对于片马事件影响的认识。闵为人先生认为，片马之于永平，之于滇西，之于云南，乃至英国人可能通过片马作为跳板基地，谋略怒夷地区，继而出四川、西藏，最终关系中国长江沿线危局之重要性。而且，英国强租片马，致使高黎贡山一线，怒夷、俅夷、浪宋、小江和茶山等险地均落入英国租借内。其造成的具体影响是，“东控维西、中甸，直通丽江、永北，南据保山、腾越上游，西北可以蚕食西藏，东北可以鲸吞巴塘、裹塘，四川咽喉已为英握”[31]。徐之琛先生认为：“查已经定界之处，且须明定驻兵限制。片马原系尚未定界之处，英人竟自由修营、驻兵、设官，谓非违悖条约恃强侵占而何？”[32]而英国人在密支那的铁路政策，特别是路线东可到片马附近，“窥伺藏卫”之举，已经攸关片马交涉之东南全局。“英人之野心，欲由滇侵川。通庄是英领属地，已包括西藏三面，受害更不止滇省。”[33]尹明德先生认为，英国侵略北段未定界，除强占小江流域茶山地、片马、拖角一带。在拖角设置拖角厅治理，将片马该县设治。自此以后，“遍置山官、警察、头人管理各寨。每户年收印洋二元半，划为密支那府，属一厅治，而作永久霸占之计”[34]。
其三，从对片马事件的认识看本土有识人士之边界意识。片马事件不仅让清末民国时期的云南本土有识人士重新评估清末中英界务交涉，还对其认识片马事件背后“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危局亦产生了触动。正是在此前提下，激发了这些本土有识人士对中缅北段未定界地区的边界认识。对此，可以总结为，通过对中缅北段划界过程中的系列失误和困局进行总结和分析，进而通过具体调研和案例汇总，熟悉争议地区之历史沿革、地理风貌、民族志俗，乃至对英国人的划界准则，系闵为人、徐之琛和尹明德先生形成对中缅北段边界认识之基本材料来源。对于本土边界领土之热爱和国家危局之忧心，系三位先生边界意识来源之不竭动力。对此，闵为人先生认为，“滇之危急，累卵匪喻。南逼于法，尽人皆知，西制于英，有识者未觉也。沿边土地，自缅亡后，日剥月削，数千里紧要山河，已入英图”。由此，光绪丁未，“鄙人由省归，心窃忧之”。继而“身荷行李，徒步独行”，足迹殆遍“西南形势要隘”。[35]另，宣统庚戌年，闻及英人极力谋滇事宜，并大军由大金沙江内进浪宋、片马后，再次冒险调研，最终完成《片马紧要记》。仅为“将昔日游时所记，及剀陈于大吏，并调查确实者，择其紧要，付之铅印而献我同胞。”“冀有识者，知割片马若滇蜀藏割也。群策群力，挽狂澜于既倒，滇蜀藏得免灭亡，固为至幸。”[36]徐之琛先生在给云南留日同乡会之复函中提到，“复有国土被侵二十年，纠葛须俟南北大局解决后，内外合力争持”。然，“国事蜩螗，河清难俟，而本省之书面交涉，曾何足动英人之一盼？夙谉贵会爱国爱乡，不遗余力”，“以为政府人民之援助”。[37]尹明德先生认为，“北段未定界极为广阔，英人分段侵略”，并自由“驻兵、定界、设置、收派门户”，我“举国呼号，京省抗议，英人皆充耳不闻”，蔑视我国主权诉求。如若“再事沉默，不速提议交涉经营”，则可能“又久形势全非，愈成不可收拾之局”，所以“务恳迅赐核办，则边疆幸盛，国家幸盛。”[38]
（二）“班洪事件”与周光倬、方国瑜等先生之边界意识
在清末中缅界务交涉中，北段未定界在清末民国初年引发了“片马事件”，南段未定界在民国时期引发了“班洪事件”。1934年，英军因矿产开采进军炉房，引发班洪地区以佤族人民为首的各族人民对英军的抵抗。此即著名的“班洪事件”。事件进而引起国民政府和云南各界的关注，中英间围绕班洪问题展开的南段未定界交涉亦诉之台面。对于“班洪事件”及其与南段未定界地区的认识，亦引起了云南本土有识之士的积极关注和参与解决问题。这其中，周光倬、尹明德和方国瑜先生均曾作为政府委派调查员身份，对南段未定界地区进行过详细的实地考察。他们之考察文本汇集于《滇缅南段未定界报告》、《滇缅南界勘察记》和《滇西边区考察记》。[39]
其一，对于南段未定界之再认识。对于清末中英划界条约，通过对南段未定界进行实地调研考察后，周光倬先生认为，根据旧约，“我方所争之公明山固然划去，即班洪猛角董辖地，西盟山一带，上下困马，大蛮海整个南卡江上游之地及孟连辖地，亦须一并放弃”，是故“滇边损失之领土太大，固需要再谋一新局势”，即“推翻条约之可能”。[40]对此，尹明德先生认为，解决南段未定界议题应仍根据以清末中方拟定之黄色线为准，“请一并提出交涉，照黄色线定界，以了南段未定界悬案”[41]。方国瑜先生认为，“不进行修改条约之磋商，则不能得正确之界线，亦无从解除两国之纠纷”，所以有“修改之可能”。[42]
其二，对修改图约的认识。周光倬先生的理由如下：“1.图约经纬度与实地部位不符；2.图约所载与事实不符；3.签字图与所载地名错误；4.分水岭错误；5.图约对于南卡江定界错误。”[43]方国瑜先生之理由如下：“（一）条约本身暗含可修改理由。1.条约自身声明可以修改；2.条约附图声明有隐藏修改含义；（二）实际边界与图约之冲突。1.经纬点与地理名称有出入；2.经纬点与分水岭不相合；3.分水岭与地理名称不相合；4.地名位置错误；5.边界线未载地名区域有问题；6.图约上位置错误；（三）条约有错误。”[44]
其三，对于班洪界务之认识。对于班洪界务，周光倬先生认为，按图约必执分水岭而言，则“班洪当划归英无疑”，况且英方已经凭借武力占领了永邦班老全部及班洪一部分，造成事实上占领局面，破坏了清末会勘中上葫芦班洪属于中国，下葫芦班况属于英方的定案。对此，周光倬先生认为，就整个国家立场而言，“班洪班老向我之心甚切”，则“政府为保全领土，取信边民，抚慰边民，不能不争回上葫芦之地”。此为民心向背原因。另外，该地矿产丰富，特别是炉房厂的矿产。所以，为“保障富源计，不能不争”；再者，班洪世守边土，为“维持主权，不可不争”。[45]所以对于班洪卡瓦民众的请愿举动，“而我政府对此等民族之请求，不能不予以相当之考虑，及精神上之援助”[46]。方国瑜先生认为，卡瓦地区属于中国之事实，虽然卡瓦民族没有确切文字记载，“然口说流传之至今者，其先祖曾受中国委任，所用印信世世相传以至于今”[47]。另，方先生提及，在清末界务交涉中，该地是薛福成“必争此地之中国政权，亦理所当然”。[48]由此，方先生专门对班洪炉房之归属问题进行了考证，认为若“判决炉房归英，岂能服中国人之心愿”[49]。同时，周先生和方先生对图约中所涉及之“锁麦”问题进行了考证。另外，对于班洪所设界务问题，周先生和方先生均提到了当地土人，对边界地带的熟悉情况以及对边界划界之作用。
其四，从对班洪事件的认识看本土有识人士之边界意识。“班洪事件”所牵涉界务问题，实则是中缅南段未定界之历史悬案问题。在“班洪事件”发生后，作为云南本土人之周光倬、方国瑜、尹明德等先生均先后对班洪地区，乃至整个中缅南段未定界地区进行了实地调研考察，并在此调研基础上，对之前的中缅界务交涉、南段未定界和班洪界务问题进行了较为翔实的考证，得出了较为一致的认识和看法，形成了独特的边界意识。对此，周光倬先生说：“问题之发生，并不单纯。”[50]因为自清末界务交涉以后，南段未定界已是悬案。而“边地情形，异常隔膜，应付殊感困难”，“惟有查明实情，再向英提出正式交涉”，所以需要“明了事变之主动方面”，“明了班洪炉房地方之位置”，“明了班洪现状”。[51]方国瑜先生认为，滇缅南段未定界之交涉，“惟炉房则以富源所在，双方必争”。但是，从历史、政治和地理看，炉房“当然归中国”。但介于条约暗昧，让英国有借口，使得“炉房仍归英国”，所以要求中国“不可不严词折冲之”。[52]而统观两位先生对班洪界务的认识，均是通过实地调研后，以实证力找中英图约之不足，进而论证班洪界务乃至中缅南段未定界界务问题，是他们边界认知意识的共同性特征。
（三）云南本土有识人士的边界意识特征
通过对几位有代表性的云南本土有识人士的边界认识进行分析后不难发现，作为西南边疆本地人的他们，在中缅界务出现危机的过程中，他们没有置身事外，而是积极作为，为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而奔走，或冒险到争议地区前沿去寻求第一手调查资料证据，或寻找国际法理依据，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中缅南北段划界争议地区进行较为全面考察与认知（如争议地区之历史、地理、政治沿革、村寨分布、民族分布、民俗风情、人口多寡等），进而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因此，他们的边界意识有如下特征。
其一，边界认知意识来源于实地调查。无论是在“片马事件”后积极作为的闵为人和尹明德等先生，还是在“班洪事件”后积极作为的周光倬、尹明德、方国瑜等先生，他们对南北段未定界地带以及争议事件中心地区的边务认识，均系他们亲自对中缅北段划界争议地区进行的实地调查后形成的，通过实证与既有签订图约进行对比而得出的认识和看法，所以彰显的边界意识实践性和可操作性较强。对于边界认知意识来源实证调查的做法，尹明德先生认为：“过去满清政府与英国商谈界务时，对边界情况不大明，所订条约，吃亏不小。今后应先派人到边地争执地区详细调查清楚后，再提出方案与英国人交涉。”[53]对此认知，方国瑜先生有同感，其认为，“及至边区，始之前所知识，率多谬误，研究边疆问题之难如此”[54]。又，“近数年间，识时之士，以边疆研究为不可缓也，或亲至其境，或询诸边民，记所见闻而刊布者，已不一而足；然地广民杂，所记或略，故瑜未至边境之先，得于前人所记录之知识甚少，同行诸君，亦有此感，故欲为详实之记，供诸世人”[55]。
其二，边界认知意识国际法理意识明显。无论是对片马问题加以考证的徐之琛先生，还是对南段班洪界务进行考证的周光倬、方国瑜等先生，均注意运用国际法理意识来建构其对中英边界划界中的争端认知问题，可谓难能可贵。
其三，边界认识中的解决问题意识强烈。在几位先生对中缅南北段未定界界务的认识中，无论是北段的闵为人先生、徐之琛先生、尹明德先生，还是南段的周光倬先生和方国瑜先生，均对如何认识中缅争议地区之界务问题，以及应对中英划界危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另外，几位先生均不同程度地强调了交通对于边界地区之重要性问题，这是近现代边界意识的一大亮点认知。如闵为人先生在《附致内阁电》中建议：“片马拟租，死不承认。保界会三迤同叩”[56]；徐之琛先生对于民国时期的中英交涉提出建议十二条；尹明德先生提出善后意见十一条；周光倬先生提出《会勘滇缅南段未定界意见》十八条等。
其四，边界认知意识目的性强。几位先生在著作中，均对划界危机表达了忧虑和关注，并殷切希望西南边疆中的边界划界问题，能够得到中国各界，特别是政府“大吏”的积极关注和重视，进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如闵为人、徐之琛和尹明德等先生对片马问题的忧虑，周光倬和方国瑜等先生对班洪事件的关注。因此，在片马事件和班洪事件后，徐之琛先生积极作为外交部特派边界交涉员活动于家乡云南；尹明德先生作为民国政府调查专员全面负责了对中缅北段的调查工作，并作为南段勘界委员会委员参与了中英谈判交涉；周光倬先生则以地理学专业之特长，接受国民政府外交部和国防部之派遣，对中缅南段未定界地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方国瑜先生则在尹明德先生的邀请下，一起参与了对中缅南段未定界地区的调研。
其五，几位有识人士的认知差异问题。在闵为人先生的边界意识里，中国在西南边疆地区的边界还残留着传统的“天下观”思维，对现代国家间的边界划界规则认知不深。而徐之琛、尹明德、周光倬和方国瑜等先生在对现代国家间边界划界的认识上，则重视现代国际法理的剖析。徐之琛、尹明德、周光倬三位先生注重解决问题的现实意义，所以均强调加强边界管理和强化边民的国家认同教育。周光倬先生和方国瑜先生对于中缅南段未定界地区的认知侧重点有所差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