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土有识人士的边界意识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之积极作用
清末民国时期，中英间围绕着中缅南北段未定界地区之界务交涉，相持数十年不下，其中重要的原因除了该时期的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之双重困局，无法全力抽身应对外，中国有识人士大力呼吁之民力支持，特别是西南边疆地区有识人士所积极呼吁之民力支持，亦可谓不容忽视。而西南边疆地区本土有识人士之积极呼吁呐喊，唤醒民力之支持，具体表现为唤醒中国时人、中国社会、云南时人、云南社会对中缅边界问题之重视和关注，而唤醒意识亦需要有充分的意识认知准备。因此，无论是闵为人先生、徐之琛先生、尹明德先生，还是周光倬先生和方国瑜先生，其间流露出来的对中缅南北段边界地区的认知意识，其均是一种积极的边界意识认知准备。而这种边界意识认知准备，亦对维护国家之领土主权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本土有识人士之边界意识，得到了云南时人和云南社会之积极响应和关注，进而激起更多的云南有识人士人为维护国家之领土主权而奋力不断。如云南议长段宇清对闵为人先生评价所云：“哀牢闵君修德，眷怀桑梓，恐祖国之沦溺，……步大山之野，图写其山川险要，土俗民风，及敌我之关系，著论于编，……归而献之封疆大吏，以未雨之绸缪。并自备日用，协同组织云南保界会，以维持国界界务。又汇资以印游记，其用心可谓劳而且尽矣。”[57]因此，作为云南议长的段宇清先生，亦“憬然于片马一隅，关系吾国者綦重，而急图以保之，特是兹记之出也”[58]。又，张世勋云：“观其《片马紧要记》，于山川之形势，物产之珍异，种类之分别，疆界之剖晰，道路之险隘，皆历历如指掌，足以补志乘之所阙。……兹又汇资付之铅印，思欲分布各省，以备忧时君子之考求。嗟我同仇，能勿奋然兴耶！”[59]又，熊谔生言云：“闵子滇人，为滇谋至厚，频年奔走革命，憔悴甚矣。复展其余力，从事调查界务，卒成记载。外交之助，滇人生死之关键。司职者持之，坚江山无恙，闵子不苦矣。”[60]可见，闵为人先生之边界意识对时人之深刻影响。
另，徐之琛先生作为云南特派交涉员，在《关于片马交涉案条约成案汇录》中，《提议滇缅尖高山以北界务筹拟办法意见书》、《五色线图说略》和《界务节略》等文，均是其呈报云南省省长唐继尧之重要界务报告，可见其重要性。而产生之积极作用为，云南省务会议议决办法中大体同意了徐先生之意见办法。即（一）主张划界为根本解决办法；（二）再行电令腾越道尹，专派干员，前往确切调查；（三）关于划界交涉事宜，由外交司妥速筹备；（四）其余照外交司所拟各条，分令迤西文武官员遵照办理。仍由外交司拟令核发。[61]作为外交司司长的徐之琛先生，其边界意识在云南省处理中缅界务交涉中的积极作用，由此不难看出。此外，“片马事件”还得到了云南留日同乡会的积极关注。对此，徐之琛先生提到：“顷读九月二十日致云南各公团快邮代电《关于应付英人在片马改县设治一事》，具见关怀桑梓，捍卫边疆，凡有人心，谁不感奋！”[62]周光倬、方国瑜和尹明德先生对中缅南段之调查建议，则为后来民国政府同英国进行正式交涉所采纳。因为交涉委员中，尹明德先生是主要参与者，对问题的解决起到的作用可想而知。
再者，正是以闵为人和徐之琛等先生为代表的西南边疆地区本土有识人士之积极努力，另配合着西南边疆边界地区深厚之民力基础，即民国十七年（1928），江心坡派代表董卡诺、张早札携带木刻、信物至腾冲请求援救。腾冲爱国人士谢焜、刘绍和、周从康、李端甫、董贤书、尹超南、周从信、杨援贞、李济民、李竹馨、明德泽、封少藩、普芹阶、王隆宾、杨炳清、龚纯铎、樊列三等数十人发起组织界务研究会，将英侵略江心坡情况通告全国，上报政府；并公推谢焜、刘绍和、周从康等为代表赴北京请愿，致使国民政府全力重视中缅北段之界务交涉问题。[63]对此，尹明德先生提到，“中央以边民之呼吁，念边疆之重要，十八年秋乃有滇缅界务调查之议”[64]。因此，“命令密颁，获奉调查专员之任”，才有了尹明德先生后来的中缅北段调查和中缅南段调查之行。[65]
又，班洪事件发生后，卡瓦山诸部会盟于公明山，合力进攻永班，反抗英兵，“遣代表至昆明苦诉边情”[66]。对此，周光倬先生认为，“此为过去在历史上开未有之风气”[67]。而在云南边疆众民力和旅京同乡会的压力下，民国政府亦强化了对班洪和中缅南段未定界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在此背景下，“平日关怀桑梓之心甚切”的滇人周光倬先生，被国民政府外交部派到中缅南段未定界地区进行调查。对此，周先生提到，“外部以物色无相当之人选，……总有能去者，亦以人地两疏烟瘴之患，众生戒心”，所以在乡人的推荐下，成为民国政府派往滇缅南段未定界地区的调查专员。而周先生亦没有推辞，“惟以桑梓关系，分所应尽，义不容辞”[68]，最后在中缅南段界务交涉之前完成了调查任务。此外，方国瑜先生在闻讯“我外交部与驻华英吉利国公使，签换照会，重勘悉案三十余年之滇缅南段界务”后，“闻之亦喜亦忧”[69]，进而接受尹明德先生之邀请，同往边区调查。综上可见，边疆本土有识人士对于家乡边务的热心和积极，反之亦可印证云南边土地区民力国家认同根基之深厚。
其二，本土有识人士之边界意识及其所形成的宝贵人文记录材料，对于新中国成立后之最终中缅划界，具有积极的参考借鉴，乃至指导价值。《片马紧要记》作为清末民国时期西南边疆地区本土有识人士关注片马危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而进行的实证调研材料，对于后人认识和研究片马问题，间以中英界务谈判，乃至中缅北段未划界地区之基本情况，具有十分积极的参考借鉴价值；《关于片马交涉案条约成案汇录》则以国际法之视角，解读中英界务交涉过程中之中国失败经验，进而为今后划界提供国际法理参考，可谓用心良苦；《滇缅界务北段调查报告》则以其全面而系统科学之调查认识，记录下了中缅北段界务之综合情况，为后来中缅最终解决北段划界问题奠定了坚实的证据资料基础。《滇缅南段未定界调查报告》完成后则直接递交民国外交部，接之在周光倬先生等人调查后的1935年，中英间开始了围绕南段未定界地区之交涉与谈判。《滇西边区考察记》则是方国瑜先生进行边疆研究的第一手调研材料，对于了解当时之滇缅南段界务和方先生之边界认识，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等。上述本土有识人士所记录下的宝贵界务材料，对后来新中国在同缅甸划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参考价值，从后来保山段中缅边界之划界、怒江段中缅边界之划界、临沧段中缅边界和普洱段中缅边界中所依据山川、河流、争议地区之地名参照，以及边界线走向的契合情况中便能看出。[70]
另外，作为中缅北段调查专员的尹明德先生，其不仅在民国时期的中英界务调查和界务交涉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还为新中国同缅甸的划界积极贡献智慧和劳力。对此，有学者评价道：“他毕生致力于中英滇缅界务的研究，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缅边界的成功划定提供了重要史料和建议”。[71]在中缅未正式展开划界行动之前，1954年尹明德先生编写了《中缅界务交涉汇编》四卷，送呈中央、云南省及省有关部门。1954年底，昆明军区邀请尹明德先生等人进行了为期一周，详细介绍中缅边界已定界部分经过和未定界争执情形。1957年3月，尹明德先生受周总理电邀至外交部列席全国政协会议，以备咨询有关中缅边界情形。周总理同意采纳尹明德曾向外交部建议与缅甸政府协商的两条意见；1957年5月，尹明德先生再次受周总理电邀至外交部，参与与缅甸政府协商边界的准备工作，并入住外交部招待所半年。[72]由此可见，尹明德先生对于中缅界务之熟稔，系其能够在新中国同缅甸协商边界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之基本前提。而尹先生之边界意识认知，无疑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中缅之划界工作，进而在中缅划界过程中起着潜移默化的参考与指导作用。
最后，作为影响中缅界务交涉议题中心的片马、班洪和班老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中缅最终划界中，均划归了中国，这和西南边疆本土有识人士积极作为和深厚的边疆民力基础作用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