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设计
一 研究视角
（一）微观考察视角
印第安问题是美国历史中一段无法忽视的污点，印第安部落与美国联邦政府的关系在经历长期的对立、敌视、歧视后终于从20世纪70年代发展出较为健康的新型关系。本研究着眼于一个印第安部落的内部自治体制，旨在通过对部落政府的结构和运转考察，找出制约其长足发展的制度困境。因此，虽然部落政府与美国联邦政府的外部关系是部落自治的法理基础，二者复杂的历史关系是任何研究印第安问题的学者无法忽视的宏观背景，但二者之间众所周知的政治矛盾及文化冲突已被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等深入论述，从而不再是本书的研究重点。本书期待通过对“S部落”的详细个案考察，说明即使是历史上遭遇了悲惨侵害的印第安部落政府，仍然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政府组织”，对其研究不能脱离现代行政管理的基本理念与方法。为了尽可能了解甚至比较数目众多的印第安部落政府的自治发展，我们有必要建立一种具有普遍性和推广性的考察方法去深入地了解并分析其自治发展的水平。
（二）批判性考察视角与伦理困境
中外学界从政治学、历史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等角度出发，对印第安进行了研究，其中充满了“同情”，只要涉及印第安发展中的挑战和困境等负面因素，必会论述美国联邦政府历史上对其进行的残害和深层次的隔离与歧视，但对其部落自身的问题，尤其是制度上的不足，似乎不忍深究。笔者作为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深受制度主义学派的影响，因此对任何政府机构的设置和运行都不由自主地带着批判性眼光，总期望找到研究的政府机构制度设计的不足和运行的障碍，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因此，调研过程中笔者不断遇到这样一个伦理困境：部落中的大多数受访者基于信任提供了不计其数的帮助，但笔者在了解大致情况后总是试图探索更多的“负面信息”。对比较熟悉的访谈对象来说，这样的行为涉嫌伤害他们的个人感情，有部分成员委婉地表示“你的问题也许让人不舒服”；对尽职的政府雇员来说，笔者又好似一个“工作间谍”，总是尽力打探部落政府的选举、预算等决策的详情。另外，笔者也在调研过程中无数次反省：自己是否带着“有色眼镜”？能否从一个客观公正的视角进行研究？总之，这样的伦理疑惑自始至终给笔者带来困扰。但是，当两年的调研结束，笔者全面整理访谈记录后，发现自己的研究初衷获得了绝大部分受访者的理解。他们不但没有恼怒于笔者一而再再而三的“打探”，反而深信此研究或将有助于他们对部落自身问题的发现及其未来的发展。数位受访者填写完问卷后表示：“你的问卷虽然很长，但很有意思。”一位部门主管甚至在邮件中写道：“谢谢你的研究，做完你的访谈我思考到许多以前从没注意的问题。”
二 研究方法
本书试图完成一个典型的实证研究，涉及多个学科的相关理论，也交叉使用了几个比较典型的研究方法。
（一）文本分析法
本书主要运用文本分析法对调研地的法律文本、政府工作报告、预算报告和官方报刊等文本进行分析，具体包括：
第一，通过对46部部落法律的文本分析，对S部落的自治体制、政策法规和立法水平有了全面掌握，并进行了详尽的法治性分析；
第二，通过对1925～2013年部落管理委员会委员历史的统计，进行了部落选举的公平性考察；
第三，通过对2011～2014年选举特刊的文本分析，掌握了S部落选民变化和竞选人情况，主要进行了透明性分析；
第四，通过对1979～2013年S部落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尤其是对2011～2013年报告的详尽对比，掌握了S部落政府的发展水平，主要进行了透明性和责任性分析；
第五，通过对2011～2014年预算报告的比较，得到了S部落预算收入和支出的变化，主要进行了预算管理机制的透明性分析；
第六，通过对2012～2014年S部落通讯部编辑和出版的官方报刊《S部落人》共计60期的文本分析，收集了S部落政府官方宣传的重点和主要工作事项，主要进行了调研数据补充以及透明性和参与性分析。
（二）田野调查法
1.实地观察
2012年10月至2013年8月，调研通过正式审批前，笔者以远距离观察为主，如以西华大学学生身份参加民族大学课堂；关注在公共听证会上露面的S部落成员及其发言；参与部落开放型文化集会等。2013年9月至2014年8月，获得正式的调研同意后，笔者以参与式观察为主，暴露研究者身份，参加了部落公开的听证会、集会、葬礼和其他重要活动等。在历时两年的各种场景观察中，笔者对S部落的社区生活和自治体制有了深切体会，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了研究计划和方法设计。表1-3是笔者观摩S部落文化活动一览，由于政府召集或举办的全体成员大会、管理委员会公开会议、部门公共听证会和研讨会列表在第三至六章的具体分析中有涉及，因此不在此重复统计。
表1-3 笔者观摩S部落文化活动一览
表1-3 笔者观摩S部落文化活动一览-续表
2.问卷调查
第一年初步观察后，笔者大幅修改研究计划，根据逐步提出的研究问题，设计了包含72个问题的较长问卷（详见附录3），从2014年2月开始，笔者在S部落自行发放。为了使发放更为自然，笔者从国内带去了由京剧脸谱和中国结组合而成的小礼物。具体发放有以下几个渠道。
第一，去政府办公室约访某位工作人员时，对办公室的所有工作人员进行发放。这种发放方式的优点是回收问卷很方便，笔者可以定时去询问问卷是否填写完毕。一般每周问一次，问过两遍之后，愿意填写问卷的人都会交还填写完毕的问卷。这种问卷发放方式的缺点是，笔者无法在一旁“督促”受访者完成问卷，因此问卷回收率不高。此外，对于一些理解有误的问题，受访者无法及时咨询笔者。
第二，对政府大楼大厅闲坐的人进行发放。此种发放方式的难度之一是受访者对笔者来说大多是初次见面的陌生人，笔者需要用较长的时间对问卷的内容和调研的主题进行介绍。此种方式的优点是一旦受访者同意，则会现场完成问卷，因此问卷的回收率较高，受访者填写较为认真。此外，受访者来自社区各个阶层，异质性较强，从而问卷的信度和效度都较高。
第三，对参加社区集会时碰到的人进行发放。社区集会有政府听证会、文化类集会和休闲娱乐类集会等不同种类。相对来说，政府听证会较为安静，参与者文化程度较高，对笔者的调研易于理解和配合。因此笔者常常在听证会召开前半小时进入会场，对提前到来的群众进行发放。有些群众对问卷比较感兴趣，即使听证会已经开始也会继续完成问卷；有的群众对问卷兴趣一般，认为问题太多，或者更为关注听证会的内容，因此在听证会结束后会将未填写完毕的问卷交还给笔者。
第四，笔者在调研后期时间来不及的情况下，请了几位对调研比较了解和支持的朋友代为发放。这些朋友包括某大学奥威尔教授，S部落文化委员会凯茜女士、公诉部斯蒂芬女士、部落医院玫琳凯女士、博彩酒店卡洛斯女士。
表1-4是对以上不同问卷发放方式的比较。
表1-4 问卷发放方式的比较
通过上述各种途径，本次研究一共发放200份问卷，回收83份，剔除不是部落成员的5份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78份。图1-1是对受访者的背景结构分析。
图1-1 受访者的背景结构分析
3.访谈
调研第一年，笔者主要采用非结构性访谈与在社区中碰到的部落成员攀谈，询问对方对部落体制、选举制度、政府行政管理水平等笔者主要研究的问题及部落文化、经济发展、健康保健、文化保护等背景方面的问题。
调研第二年，从2013年9月底通过审批后，笔者开始了对S部落各部门和领导的比较密集的采访。笔者主要在问卷信息的基础上运用结构性访谈对各个类别的部落成员进行了关于部落体制、选举制度和政府行政管理水平等方面的深度访谈。根据访谈的内容又可将第二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3年9月至12月）：主要任务是信息搜集，因为S部落政府网站的信息公开程度普遍偏低，有限的渠道只有政府年度报告和一个月两期的官方报刊《S部落人》。本研究所需要的更为翔实的数据，只得向各部门领导直接索取。
第二阶段（2014年2月至4月），在对获取的信息进行初步分析后，对各部门领导提出各种问题和索取补充信息。
第三阶段（2014年5月至8月）：全面的结构性访谈。
访谈过程中，按照受访者的性格和笔者与其互动过程可以将受访者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性格随和、开放、约访轻松、工作专业，对笔者的信息索取非常配合。如通讯部的朱莉、家庭服务部的朱莉安、住房保障部部长戴安娜、法院院长玛丽、财政官达瑞·希尔、博彩酒店人力部经理卡洛斯、档案部职员弗雷克、警局行政助理凯伦、某大学行政助理柯琳、文化委员会委员凯茜、退休委员娟丽塔和瑞贝卡等。他们都在笔者做出第一次自我介绍后，就对调研表示欢迎，并在整个过程中高度配合。从这些受访者身上，笔者不仅获取了足够的调研信息，还获得了许多精神上的支持和感情上的互动。比如以下几位。
部落资深委员希尔先生，任2013～2014年财政官，属于部落“高干”，从2013年在部落选举辩论会第一次看到笔者调研开始，便对调研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尤其是其主管的预算信息。针对部落选举和预算制度，希尔先生前后接受了两次面访和数次邮件回访。调研结束后，他对笔者的感谢信第一时间回复道：“你是我见过最勤奋和聪明的学生之一，如此刻苦，你是想当总统吗？”
总经理预算助理史蒂芬妮女士，初次见面就对笔者的调研表示高度理解，对一些“挑剔”性问题也给予了尽可能客观的回答。此后在每次笔者需要帮助时，她都如同老朋友一般有求必应。
博彩酒店人力部经理卡洛斯女士，听说笔者需要对一些部落籍的员工发放问卷时，主动询问是否需要帮助，并在去医院手术前专门用邮件告知笔者，并拜托同事转交员工完成的问卷。
住房保障部部长戴安娜女士，是一个非常自信、专业、高效的主管。笔者在调研的初期和末期对其进行了几次约访，每一次都得到了极大的帮助，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调研末期，戴安娜女士也热情地在其部门内帮助笔者发放问卷。
来自英国的社会学博士万达女士：由于她刚上任不久，笔者并不知晓其头衔，在儿童福利项目部偶然碰到后，她对其负责的新部门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态度非常真诚。
法院院长玛丽女士：接受了笔者一次面访和数次邮件采访，其专业的精神、随和的态度，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
精神健康中心咨询员茱莉娅女士：如她的自我介绍，她“极度外向”，身为非部落成员和现任部落领导的前妻，她从大学毕业进入部落，到如今已二十多年，她拥有社会学硕士学位和心理健康咨询执照。虽然离异，但她与整个印第安家族仍保持良好关系，儿子和女儿都在同一部门上班。对于部落政府的整体氛围和发展态势，她有长期的亲身体会和较为正面的评价。
第二类：反复邀约，最终改变态度，变回避为配合。本次调研中最值得纪念的是，一些刚开始对外部调研比较抵触，对笔者非常冷淡的受访者，在笔者反复约访后，彻底改变态度，对笔者的所有要求尽量满足，并有了一定的感情互动。
如选举办公室[43]主任维拉女士，起初态度非常不友善，不仅拒绝任何受访和文件索取要求，还在笔者约访其部门职员帕崔克时，当面警告说：“帕崔克，你要知道，你要以部门的事情为重……我知道她手上有主席的签字批准，但你要知道，虽然你是主席（部落政府）的雇员，但你首先是我的雇员，归我这个部门管，你明白吗？”当笔者询问可否打扰两分钟时，也毫不客气地回绝说：“我尊重你的调研，但也请你尊重我的工作好吗？现在是我的工作时间，我是不是应该先专注于我的工作啊？”但是采访后期，维拉女士敞开心扉接受了笔者的长时间采访，并对信息索取非常配合。
秘书办主任特萨女士，也在初期对调研采取“绝不”政策，不论笔者提出什么要求，都告知“该信息概不对外”。一次，部落全体成员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之际，笔者转车几次到达现场，特萨女士竟然当面告知：“对不起，部落成员大会不对外开放。你不能待在这里。”当笔者反复告知来一趟不易，只想旁听后，特萨坚持说：“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不知道现场会发生什么，所以你不能待在这里。”但在此后数次调研中碰面后，特萨终于在一次酒店会议后与笔者长谈，并问起中国的情况，此后对约访、邮件采访和文件索取全力配合。
S部落某学校的校长琳达·莱顿，由于其办公室不通公交，笔者几次联系后也未能如愿见面。2014年参加“第一条三文鱼”（First Salmon Ceremony）纪念活动后笔者到其办公室等待2小时，见面时莱顿女士表示“谢谢你的等待”，并对采访非常配合。
财政官预算助理罗莎女士，对笔者没完没了的信息索取感到非常疲惫。在预算会议后碰到时，对笔者抱怨说：“预算，预算，预算，我要疯了……天啦，你又来了，我恨你，你老是给我布置课外作业。”但是后期，在其主管的支持下，她对笔者提出的文件复印和信息索取要求非常配合。
第三类：态度由配合转为不配合。采访中，有一类采访对象的态度变化让笔者很沮丧，也证明调研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比如以下几位。
经济发展部瑞塔女士，与笔者初次见面时非常热情，主动提供了许多信息，如部落主要部门领导联系电话和邮件表。但到了调研后期，当笔者就一些部落体制的敏感问题如预算透明性和选举公平性进行邮件采访时，对方不再回复。当彼此在部落公共场合碰到时，对方态度依然友善，仍然给予一些非关键性的帮助。因此笔者猜测，是调研中的敏感问题让对方产生了警惕心理。
选举办公室的帕崔克先生，在2013年9月至12月，对笔者的信息索取请求、当面约访、邮件访问一一进行了回应。但2014年6月后，对相似邮件不再回复。笔者估计是邮件中的某个问题让对方不快。
博彩酒店赌场经理阿伦·托马斯，具有MBA学历，属于部落精英群体。笔者从《S部落人》上看到其专栏文章中对部落体制和发展方面的议论较有深度，于是邮件约访。对方在工作极其繁忙的情况下，仍然如约面谈。谈话时，虽然一直接到开会电话，但仍坚持接受采访，表示他会尽力提供帮助。但之后，当笔者试图对一些较为敏感的问题续访时，对方不再回复。
某大学行政助理柯琳，负责笔者此次调研的审批程序，工作专业、热情，当笔者通过最终审批时，她也由衷地表示祝贺。但是在调研结束前，笔者将其视为在部落工作的非部落籍人士进行采访时，发现她对涉及个人情况和部落生活方面的问题经常回避，后来对相关邮件也不再回复。
第四类：未能成功访问和随意爽约的受访者。调研中，有些受访者在笔者当面提出采访请求或邮件约访时都给予热情回应，但此后无故爽约，或者因为自身工作繁忙，笔者最终未能采访成功。
部落主席的父亲蒂姆·巴鲁（一世）给笔者留下较为奇怪的印象。笔者在一次部落集会上与其偶遇，新委员朱莉暗示一定要采访他，因为他是主席的父亲，而且看得出他性格非常随和，也很健谈，在那次会议上他非常认真地完成了笔者递交的问卷。之后在法律委员会的例会上碰到，他对调研进展非常关心，主动问起笔者是否知道位于S部落的某大学，认为那里应该可以给调研提供一些帮助。之后笔者通过邮件联系他，于前一晚约好次日上午十点在部落政府大厅采访。但是当笔者如期到达后，对方没有出现，电话和邮件也无法联系到他。大约两小时后，他才发邮件表示“不好意思昨晚工作太晚，刚起床”。因为这样的无故爽约在当地非常罕见，笔者放弃了对他的后续采访。
原副主席和2013年度落选委员坎迪斯·奥尔森女士的性格有“两面性”。在2004～2013年当了9年的委员和2年的副主席，在部落非常有威望，“出镜率”也很高，笔者在多个场合都看到她的身影，她在公共场合是个热情、外向的职业女性。但在2013年度选举中，她以微小的差距输给首次竞选的朱丽·芬克伯格女士，非常失落。此后大约三个月，笔者在一次听证会上向其提出约访请求，对方一口答应。但此后笔者数次邮件询问采访时间，对方都回应没空、忙或不回邮件。2014年4月笔者在某大学新建的阅览室碰到她时，趁机请求：“请问你今天有空吗？我们聊聊？”对方非常不耐烦地回答：“不，我今天没空。”看得出奥尔森女士根本不愿意接受访问，她在刻意回避落选的问题。
落选委员威廉姆斯为人骄傲。选举辩论之夜，笔者看到她在卫生间角落仍抓紧时间背诵竞选演讲词，打扮隆重，对选举非常重视。之后在听证会上碰到，笔者认真地向她递交自荐信，介绍调研目的，她给笔者写下自己的全部头衔和个人网址，说：“你有空去看看，就知道我是谁了。”但同上述奥尔森女士一样，当笔者提出约访请求时一口答应，但邮件确认访问时间时，几次定下时间又临时取消，让笔者非常怀疑其接受访问的诚意。一次，在部落医院看到威廉姆斯女士，笔者身旁的一位受访者建议道：“你应该去采访她。”笔者回应道：“是的，我认识她，她对公共事务非常积极。”受访者回答说：“她呀，那可不是一般的积极，是太积极了！”几次交涉之后，笔者发现威廉姆斯女士为人比较“傲慢”，说法比较“官僚”，也许是落选的原因之一。
综上，笔者认为田野调查中的深度访谈需要长期的感情培养。缺乏必要的时间积累和互动，研究者和受访者之间无法建立足够的信任。此外，受访者的性格和教育背景对调查的质量影响非常大。一般来说，获得过本科以上学历的受访者，更能理解调研的目的和采访问题的学术动机，也更能提供“有用”和“有效”的信息。性格开放的人，无论笔者如何“刨根问底”也不在乎，对一些敏感的话题常常一笑了之。但是性格保守、行为谨慎的人，对调研就比较抵触，觉得很多问题“让人不舒服”。再者，笔者英语水平有限，对某些问题的表述方式也可能让人不舒服。表1-5是本次调研成功进行深度访谈的受访者统计。
表1-5 深度访谈对象一览
表1-5 深度访谈对象一览-续表1
表1-5 深度访谈对象一览-续表2
（三）三角验证法
由于本研究是针对S部落的单样本研究，因此为了增加研究的信度与效度，笔者较为广泛地运用了三角验证法。首先，采取了多元的文本资料收集方式，包括部落法律和文件、会议记录、官方报刊和外部研究成果等；其次，问卷和访谈都注意了受访者身份的多元性，如受访者包括普通部落成员、政府雇员、民选官员、落选官员等，笔者在访谈时非常注意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反复向受访者确认，如“你认为部落选举中的贿选现象严重吗？”“你认为大家族控制了选举吗？”；再次，笔者在调研结束后，撰写论文时，对S部落各个层面的分析都尽可能综合运用文本分析、实地观察、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等多渠道获得的信息，从而使S部落的自治体制从笔者所见、所听、所感等的静态和动态信息交织成一个立体模型，供后续研究和思考。
（四）制度分析法
制度分析法一直被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广泛运用。制度分析是指通过分析制度的起源、本质、构成、变迁及其在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中的作用，解释社会发展的动力、功能、规律并探索社会发展道路的一种研究方法。[44]制度分析法有嵌入性分析法、立宪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等多种形式。行政管理学中的制度分析就是从制度的角度考察行政管理问题，分析各种制约因素在行政管理中的负效应，找出影响行政管理效率的制度因素，并对不合理的制度进行更新、修正和摒弃，从而探索建构科学合理的行政管理制度，以提高行政活动的效率性、公平性等终极价值。行政管理学中的制度分析法具有着眼于行政环境的变革，能有效促进行政制度的构建；能够监控行政管理活动开展的有效性；能够促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公共价值；有利于综合、全面地研究公共问题；有利于促进多种研究方法的结合，形成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合力”等优势。[45]
本书以善治理论所蕴含的六要素为基础，以善治考察表为依据，对S部落政府四级机构的产生、领导、预算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等机制进行详细考察，并在逐项分析的基础上总结S部落自治制度在设计和运转方面的经验和挑战，最后提出完善的适合S部落现代自治发展的制度建议。因此，本书理论分析的框架可简单地归纳为“制度考察—制度评价—制度构建”这一逻辑过程。其中，制度考察就是以笔者设计的善治考察表为依据，对S部落各级政府机构的设计和运转方面的24项要素进行分项考察；制度评价就是在细分考察的基础上，对S部落自治实践的经验和教训进行统计，得到一个评估分数；制度构建，就是对前述考察中发现的制度瑕疵和缺陷提出有针对性的修正建议。
三 研究框架
根据前述善治理论，本书拟以表1-6为依据，对S部落的自治体制从善治六要素在制度设计和机制运转的24个环节进行考察，依据田野调查中通过文本分析、实地观察、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得到的数据为依据，归纳S部落自治体制在上述24个考察点的经验和挑战。为方便计算，本书为每项经验赋值1分，每项挑战赋值-1分，最后进行汇总比较，以获得对S部落自治发展的全面评价和分项对比（见表1-6）。
表1-6 善治考察
表1-6 善治考察-续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