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宝钢工作时，遇到的最难处理的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宝钢能不能按时开工。

那是1978年11月，现场已有几万人，施工的准备工作都摆开了，我们跟新日铁也都商量好了要开工，但是时间定不下来。新日铁问我们，我们一再推托，说这个事情各方面正在做准备。

为什么定不下来？当时，我国社会上又出现一些不好的势头，新日铁很着急，一再问我什么时候开工，担心中国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因为新日铁跟武钢合作建设一米七轧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停工、武斗印象太深。当时中国和日本定的长期贸易协定，宝钢是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项目，因此宝钢的建设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日本，都是影响巨大的。新日铁不断地找我，从他们在现场的总代表一直到大柿谅都来问我，担心再一次发生“文化大革命”，担心宝钢开不了工。我的最大问题，就是心里没底。究竟这个事情会不会闹大？宝钢究竟能不能按时开工？我也是底气不足，不敢说硬话。后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很长时间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提的问题太多，讨论了很长时间。我们非常着急。新日铁催问我们，究竟能够定在哪一天？我只能笼统地答应新日铁，宝钢的事情不会变，也不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没结束，在北京开会的上海市委主要领导都不能参加开工典礼，国务院也不能来人，这很显然是降低了宝钢的规格。我们不断给在北京开会的彭冲打电话，问全会什么时候能结束。全会结束的日期不定，我们不敢定开工的日子，也不能正式答复新日铁。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以后，停了两三天，接着开三中全会。会上，彭冲就宝钢一事问李先念、华国锋，中央答应全会结束第二天派谷牧来。这个时候我们才正式通知新日铁，这期间也就是四五天的时间。

新日铁方面是稻山嘉宽董事长亲自来的，我到飞机场去接他，走也是我送他的。我陪稻山嘉宽到现场去，我们两人坐一辆车，沿共和新路走。那时共和新路两边有许多棚户，稻山看了以后就问我：“这些都是什么时候的？”我就老实跟他讲：“这些地方主要是解放前留下来的，解放后我们也改造了一些，像曹杨新村。因为数量比较大，我们只能逐步改造这些地方。”他就跟我讲：“日本战后也是这样，的确需要花很长时间。”

当时，比较匆忙，稻山收到我们的邀请以后，也就是四五天的准备。他对开工庆典还是比较满意的。他一定要举办一个小型宴会，摆一桌，请我，请冶金部的唐克、叶志强，外贸部的刘希文，都是同新日铁合作建设宝钢的中方主要部级官员。这充分表达了他当时的喜悦心情。稻山先生要随员问锦江饭店，说：“稻山先生请客，你这里最高的标准是多少？”其实，锦江饭店那个时候哪有什么标准。改革开放之前，几十块钱就很不错了。锦江饭店总经理任百尊讲：“这里的最高标准是两百美元一个人。”稻山先生高兴了，说要三百美元的标准。锦江饭店从来没做过。后来我一看，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小碟子摆了一桌子。我问任百尊，说：“三百美元，你就给人家这些东西？”他说：“不是别的原因，是来不及。”这个细节说明当时确实很匆忙。

还有一个细节。我送稻山先生走的时候，他在汽车上显得心事重重，问我：“中国还会不会再搞‘文化大革命’? ”我就跟他讲：“前些天我们共产党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昨天报纸发表了公报，宣布今后中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说：“那好，那好。”我还跟他讲，因为宝钢很重要，中国政府决定让国务院主管基本建设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国家建委主任韩光来具体负责宝钢协调的事。他对这个也表态说：“那好，那好。”

第二件事，是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的质询。

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质询是由北京、天津等5个最有影响的代表团提出的。会后，宝钢把他们提的问题归纳了一下，一共有60多条意见，中心的意思是：宝钢搞得不对。投资占得太多，而且是个无底洞。代表们质问投资能不能收回？上海是软土层，宝钢会不会滑到长江里去？上海的代表还提了污染问题，说上钢三厂、五厂，还有市区几个厂是“黄龙”，宝钢会不会成为上海新的“黄龙”？

人大代表的质询，是什么背景？怎么会挑起这个事？怎么会搞得这么凶？我们一点也没有数，没有任何人事前给我们打过招呼，或者通报一下。我们跟大家一样，是从《人民日报》上知道情况的。《人民日报》整版整版地发表人大代表的意见，对宝钢的质询都很突出。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究竟是什么目的？只是批评批评，还是质询一通后不让你搞了？如果下马，那我们该怎么办？你在那里纸上谈兵的事，我这里可是真刀真枪的现实问题，现场已有五六万人了啊！像我们这一层的干部，当时是非常难受的。

新日铁也是通过报纸看到的，他们找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想了解一下北京开人代会质询宝钢是怎么回事。大使没有得到国内的指示，不敢乱说，只能回复无可奉告。后来，新日铁在北京的代表就找到外贸部，找到当时具体管项目的中技公司，也没有数。在这样的情况下，新日铁决定派一个叫铃木的中间商到上海找我，想了解一下北京对宝钢的质询究竟是怎么回事。

铃木对我说：“新日铁稻山嘉宽先生很关心。想了解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实，我跟他们一样心里没有数。但我不能说我也不知道，我只能从另外一面跟他讲。我说：“这个事你们应该这样看，在人大会议上人民代表拿宝钢来质询冶金部，这是我们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行使民主权利，是我们国家政治民主化的一种新气象，是件好事。民主嘛，大家都发表意见，对宝钢关心嘛，不关心不会质询，因为对宝钢关心才问冶金部。宝钢是中日合作长期贸易协定的第一个大项目，中国政府从来都是讲信用的。”我说：“你们建新干线的时候，国会不是也争得很厉害、吵得时间很长嘛！你们成田机场建了多长时间了，还在吵，一样的道理嘛！”他又问：“稻山先生关心，唐克部长会不会下台？”我也不知道唐克会不会下台。我只能讲：“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废除领导干部的职务终身制，一个人当部长不会永远当下去。唐克部长会不会有变？将由中国政府考虑。”我也不好说他不变，只说：“即使职务会变动，宝钢这个项目是不会变的，中国政府是守信用的。”

铃木又说：“稻山嘉宽先生还关心，将来上海开人代会，陈市长会不会也像唐克部长一样受到质询？”我说：“那非常可能。这个项目在上海，上海人民代表关心这件事，也是很正常的。”他们要问我，我只能如实讲。最后我对铃木讲：“你回去给稻山先生带话，就说人大的质询是我们国家政治民主化的新气象，是好事。对宝钢这样的质询也是对宝钢的关心。关于唐克部长，我没有听到唐克部长要变动的消息，即使将来变动也是很正常的，但这个项目不会变。”我还说：“请他不要担心，尽管放心，我们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办好。”

会见铃木以后，我让市外事办公室把谈话记录整理出来，报给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我还给谷牧附了封信，说：“人代会的质询影响太大了，新日铁着急得到处找人找不到，跑上海来找我，我跟他讲了这一通话，请你看看，讲得对不对？”我还说：“我没有底。如果讲得不对，你告诉我，我来更正。”后来，也没有答复。

我不是人大代表，当时，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张世珠是五届人大上海代表团的秘书长。他回来后，跟我讲人代会的情况。他说：“火力相当猛。上海代表团也很厉害，于光远代表在会上是最激烈的。他在会上讲，宝钢上马要追究上海市委的责任。罪魁祸首是林乎加、陈锦华。”于光远代表讲得很激动，市委书记韩哲一就跟他讲：“你慢慢讲，别着急。”韩哲一讲的意思是，你不要着急，先听听意见。于光远代表就讲：“我着什么急啊？宝钢花200个亿，全国人民每人要花20块钱，我花20块钱还买不回一个发言啊？”我和光远同志是认识的。我说，他对我有意见是可以的，但说我是罪魁祸首，那是抬高了我，我还不够这个格。宝钢并不是我决策的，也不是华国锋，更不是李先念，是邓小平决策的，是邓小平拍的板。他在参观日本新日铁君津制铁所的时候亲自跟稻山嘉宽讲，你就按照这个厂的样子帮我们建一个。

1983年我调回北京，有个单位在王府井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大院里，举办一个很重要的论坛。他们不知怎么也把我请去了，我没有发言。会上有个专家，讲得慷慨激昂，批宝钢。批什么呢？批宝钢花那么多钱，请了那么多外国人，盖很豪华的外国人住的宾馆，给德国人、日本人住，德国人跟日本人住在一起就打架，为了避免他们打架，后来又另外盖了一个给德国人居住，和日本人分开住。我听了很生气，这完全是信口雌黄，无中生有。宝钢盖好的外国专家住的房子住不下了，只好再盖一座，入住完全按先来后到安排，根本没有分什么日本人、德国人。当时批评宝钢是种时髦，表示他对国家是负责任的。

第三件事，是宝钢建设规划的调整。

1980年12月23日晚，赵紫阳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因为宝钢项目很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专门为宝钢的事情开会，万里、姚依林、谷牧等参加。会上，冶金部、国家计委的人都不吭声，没有一个人讲话，就是等着挨批。

我是财经小组开会讨论宝钢前两天接到的通知。我就打电话给韩清泉，说：“你把宝钢现场的施工情况照一批照片，后天上午给我送来。”韩清泉就把高炉、转炉、初轧、码头，所有的现场照片都印成12寸的放大照片，派专人送来。晚上开会，我中午收到的。到了会场上，我就把照片给了谷牧。后来讨论时，赵紫阳讲了一通以后，要我讲，我就讲了现场的情况，主要是：人到了多少，设备到了多少，材料到了多少。我说：“完全停下来，这个难度太大了。”我提议用细水长流的办法：“不用完全停下来，可以把进度缓冲一下，缓中求活。”没人吭气。后来，他们要谷牧讲，谷牧没讲该停，也没讲不该停，只是把照片举在手里说：“问题是已经搞到这个程度了，你不考虑也不行。”接着，他把照片传给赵紫阳他们去看。

我是来自现场的，我讲的那些情况，他们不能不考虑。

究竟怎么办？这时，陈国栋讲话了：“是不是再论证一次。”这就转弯了，不然僵在那里也不是办法。赵紫阳一看这架势，就说：“那好，同意。一期再论证。”当时就指定国务院副秘书长马洪，还有国家建委副主任李景昭，负责主持论证。这个论证会是在北京开的，开了一半转到宝钢现场去开。

那天晚上的收获就是没有决定一期完全停，还要再论证一次。

散会以后，都快晚上11点了，我回到上海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一直琢磨这件事：搞到这种程度了，要是完全停下来，损失太大。我总感觉上面对现场的情况不是很清楚，决策者和具体做事的人之间有差距。我想再奔走一番，就给王玉清打了电话，他是陈云办公室的主任，在冶金部当过副部长。我把刚刚散会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的情况跟他说了。我说：“陈云同志在上海的时候曾当面对我说过，宝钢的事情碰到困难可以找他。这是他自己亲口跟我讲的。”“我觉得现在这个事情很难，我想找陈云同志当面再汇报一下。”他说国务院有个财政经济委员会，是打倒“四人帮”以后组成的，陈云是主任，李先念是副主任。现在，陈云不当财经委员会主任了，中央另成立了一个财经小组，由赵紫阳担任组长。王玉清说，陈云同志再为这件事情讲话不合适。我坚持要他报告陈云同志，并告诉他我是第二天中午12点多的飞机，如果陈云同志见我，请在11点钟前给我打电话。我等到11点，电话没有来，只好回上海。

在回上海的飞机上，我还在琢磨这件事。项目这样重要，弄到这个程度，说不搞就不搞了，总有点不甘心。日本的大柿谅曾经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你们吃饭是天天要吃鸡蛋的，你天天买鸡蛋回来吃，谁都不会有意见，两个、三个、五个、八个，买多少都没有意见。现在要买个老母鸡回来自己下鸡蛋吃，倒反而意见都来了。”他说：“你不敢买老母鸡，你们的事就是这么回事。”这话虽然挖苦点，不大好听，但他的话讲得有什么不对？我想，还要再争一争。

回到上海以后，我就把马成德、方如玉、黄锦发、韩清泉几位副指挥找到市委我的办公室来。我说：“这件事我还想再争一争，下马确实损失太大。”他们当然都赞成。我说：“那好，我会上讲得不大完整，你们再帮我收集些资料。具体来讲，设备到了多少？材料到了多少？施工人员多少？我们生产培训人员多少？你们把这些数字说得全一点。”后来我写了信，写给赵紫阳、万里、姚依林、谷牧四个人。我的信发出去以后，把副本送给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请他们传阅。我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有什么错误的地方由我自己负责。”他们也没表态。

当时的争论，是件很难应对的事情。至于桩基位移、滑坡这些问题，我倒是心里有数，并没有感到太大的压力。桩基位移，宝钢会不会滑到长江里去？一开始我心里也没有数，这是个技术问题，我找了上海的专家开会调查。他们跟我说：“锦华同志，你放心，没有问题的，给你讲个例子，苏州河畔的外白渡桥旁边就盖了上海大厦，上海大厦的体积多大，它的左右，还有两边，压下去以后，很容易把土地掰开的，那大桥不就拉断啦？但几十年了，外白渡桥一直稳定，河岸也很稳定。”我一听，有道理。就地质情况来讲，上海大厦、外白渡桥跟吴淞是差不多时候形成的，下面的情况应该是一样的。我听这些专家一讲，觉得挺有道理。我跟韩光讲了外白渡桥的例子，他听了也说有道理。

我在宝钢工作的那几年，这几件事情是比较伤脑筋的。有些人不了解情况，吵得又很凶；有的人权力很大，你跟他讲又讲不通，可是你又怕这件事搞不下去。这种情况真难，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是体会不到的。那几年，我的头发一下子白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