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初期，宝钢在体制、机制上的突破

打倒“四人帮”以后，我们一共引进了22个特大型项目，总额是68亿美元，宝钢占了一半。宝钢的发展，大大超过了我们当年的预期。

宝钢建设初期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不像现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用市场配置的手段向社会融资，灵活得多。宝钢在整个建设过程中，不断地探索、改革、完善，有几件事情是做得很好的。

第一，宝钢建在上海，依靠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雄厚的技术和物质力量、人才优势，是正确的选择。

宝钢开始筹备的时候，是以上海为主的体制。不执行这样的体制，上海就不能动员全市的力量。上海的力量雄厚，工业部门齐全，缺什么东西，上海大部分能自己解决，包括设备、材料、人才。那个时候冶金部还没有直接介入，国家没有批一分钱。上海可以动员全市的力量，最重要的就是对口包建的体制，把电厂交给华东电管局，华东电管局就组织队伍建了电厂，宝钢不需要花什么精力，很快建起来了。要建一个很大的自来水厂，就把它交给自来水公司，交给城建局。设备进来以后，很快就能安装。我在财经小组会上汇报用的照片显示，不到两年时间，现场就摆开了这样的架势，设备都吊装了。要摆到别的地方，做不到这个程度。

第二，一年多以后，把上海为主的体制变为冶金部为主，也是正确的、适时的。

以冶金部为主后，叶志强副部长到现场负责主持工作。开始，上海的施工队伍去了几万人，后来都陆续撤出了，特别是专业的施工，高炉、炼钢、轧钢的施工，上海没有相应的专业技术力量，做不好。冶金部把相应的冶建公司调来，而且这些调来的队伍，韩清泉都是多年指挥惯了的，一呼就应。

第三，国务院决定派出代表。

宝钢建设中的问题，上海市能解决一部分，冶金部也能解决一部分，但是还有相当多的问题，上海市解决不了，冶金部也解决不了，需要更高一层的领导来解决，一机部、交通部、电子部、物资部，方方面面都有。这些部门，跟冶金部、上海市都是同一级的，商量来商量去，容易误事。派出国务院代表来协调就非常好。韩光同志非常负责任。他一年总要开一两次办公会，把各部和相关地方找来。这是你们部管的，请你们负责；这个东西没有，你物资部有，物资部就拿出来。协调很灵。这就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这是制度性的优势，不是哪一个人的。比方说，电厂，你叫宝钢自己组织把它搞定，就会困难重重。冶金部的电厂也不是很大的，把这件事交给华东电管局，它的上级是国家电力部，实力雄厚。在宝钢自备电厂对外谈判过程中，涉及技术问题、设计问题，华东电管局谈不过日本三菱，条件谈不下来。他们就请电力部支持，电力部把全国所有电厂最能干的人、最有对外谈判经验的人调来，再同三菱谈，把三菱打败了。三菱跟我讲，我们这次输了，你们是用国家队来打我，我是个企业，我怎么打得过你们啊？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第四，集中各种优秀人才的顾问委员会。

通过这样一个形式，把上海最知名的各方面的专家请来。水里含的氯离子腐蚀设备、材料，全国最有名的防腐蚀专家就在上海，长江口的水质符不符合要求，他一言九鼎。顾问委员会还有个好处就是一旦出了技术问题，饮水的问题、桩基位移的问题，专家都能请到。在论证水源地的时候，大家发表了很多意见，各不相让，一派主张用这里的水，另一派主张用那里的水，都有道理，我判断不了，就给李国豪同志讲，各种各样意见，技术复杂，你最后拿个意见，我听你的。到定下来的时候，李国豪要我抽半个小时时间听汇报。我说：“行啊，宝钢的事情我从来不耽误。”第二天上班前，我在外滩的市政府办公室里，他来了。他把争论的情况讲了讲，讲他倾向长江口蓄水的方案。我说：“行，就照你的意见定。下午市委开会，就把这个方案定下来。”下午，市委开书记办公会议，我把水的问题讲了讲。我说，淀山湖饮水不可取，它跟上海的民用水争资源，将来要误大事，其他地方的水，水质、水量都有问题，最好在长江口建个水库，利用潮水来“蓄淡避咸”。市委书记都赞成。我就回到宝钢开会去传达落实，宣布：“水方案就这样定了，不然就要耽误投产了。”

今天看起来，这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智力决策，是真正的民主，是很有专业素质的民主，重大项目的决策尤其需要这样的民主。

第五，适应建设需要，把宝山县改成吴淞区。

作为地方政府，要配合宝钢做的事情没有耽误。大量的后勤保障工作要就地解决，上级要为当地政府创造条件，让他们有权办事。这不是哪个人的事，其实区委书记也就是原来的县委书记。宝钢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仅仅两年，干了这样大的工作量，这样大的场面，有条不紊地展开，连陈云同志都说搞得好，主要举措之一，是适时把宝山县改为宝山区，发挥了组织的重要作用，充分显示了体制、机制和制度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