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钢建设得到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全力支持
宝钢上马以后，大家都认识到这是我国最大的工业项目，建在上海，是中央对上海的信任，是上海的光荣。具体地点落脚到宝山县。一个县级地区，要容纳全国最大的建设项目，它的体制不适应。打比方说，你要放那么大的一块蛋糕，可盘子太小了，放不下。我们就研究，要改变宝山县的体制。当时，宝山县的上面有个市农委，许多事情要经由农委再请示市政府，隔两个层次，影响了工作效率。我们想把宝山改成区。改成区以后，就直属市里了，有事情就不要经过农委，就可以直接到市委、市政府了。
市里定下来以后，还要国家批准。这使我想起了一件事。当时，复旦大学的主校区在杨浦区，主校区的教职员工享受的都是城市待遇，户口、学习、参军、吃的、用的都是城市标准。后来复旦大学发展到马路对面的宝山县去了，很多教职员工住到马路对面，就变成农村户口，连孩子上学都是“不平等待遇”。当时，我管教育，复旦大学就找我说这件事。因为牵动户口，是最难办的事。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病危的时候，市委要我去看他，他很费劲地、断断续续地跟我讲，希望我关心复旦大学的户口问题。一个大学两种制度、两种待遇，住杨浦这边，你和家属就是城市户口；在马路对面的宝山县，你和家属就是农村户口，永无出头之日。这个工作太难做了。一位老人在弥留之际还想着这样的事情，真让人感动。我说：“我会关心，尽力做工作。”那天我到宝山县委开会，研究改县为区，一致赞成。那个时刻，我就想到陈望道对我说的事。县改区，农村变城市，陈望道托我的事情就彻底解决了。后来国务院很快就批了。吴淞区改成宝山区以后，区委书记兼我们指挥部的副指挥，涉及当地的许多事情，包括大批外地调来的施工队伍五六万人，“吃喝拉撒睡”，都要就地安排，都及时妥善解决了。
1977年、1978年夏天，天气非常热，从北方过来的施工队伍，不习惯这么炎热的天气，工地浴室不够用，有些人就到河里去洗澡，又不熟悉水性，先后淹死了几个人。我就一再讲，要想办法在外面多建几个简易的洗澡的地方，不要让工人再去河里洗澡。那时的临时工棚就搭在稻田上，上面盖上油毛毡，外面热，里面更热。这些事例说明，宝钢当年的创业是非常艰苦的。
宝钢建设得到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总体上来讲，上海市委对宝钢是重视的，对宝钢的领导也是有力的，因为宝钢项目太大了，是“通天”的，一有问题就反映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那里。调整时，有人提出要把已到的设备“五马分尸”，就是把炼焦设备给一个老厂，高炉给另一个老厂，炼钢给谁，轧机给谁，也就是把设备分给现有的几个大钢厂，被称做“五马分尸”。中科院冶金所有一位专家，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反对建设宝钢最坚决。在宝钢论证以后，市委听汇报，决定“焦化不停，炼出来的焦炭给上海；电厂不停，电给上海。这样，宝钢就有点收入，建设就不用停下来”。就在这个方案通过以后不久，冶金所那位专家又写信，经马洪转给市政府一位主要领导，他看了以后表态同意这位专家的意见。当他把信转给我看后，我就不高兴了。我说：“宝钢刚刚论证完，市委听了汇报，做了决定，他这个意见完全是反对市委的论证方案的，你怎么能表态赞成呢？”他听我这么一讲，自知理亏，连说：“哎呀老弟啊，我也没仔细看。”我说：“你没仔细看，怎么表态了？这封信转到赵紫阳那里去，他会讲你这个市委怎么回事呀？”
我在宝钢工作的六年中，市委、市政府对宝钢的领导和参与，主要是：
第一件事，争取把宝钢放在上海。
国家决定引进设备建设一个新的钢铁厂后，当时很多地方都争这个项目，河北在争，江苏在争，山东在争，天津在争，都想把这个成套引进的项目放到他们那里。这个时候，中央的态度至关重要。从华国锋开始，到李先念、余秋里，到冶金部部长、计委分管主任，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和我都去做工作。我们到北京就去找他们，他们到上海我们就汇报。我们众口一词地讲：“建在上海，请中央放心，我们一定搞好。”上海也还是争气的。这件事情做得很及时，如果1977年不做下来，那就谈不上1978年的开工了。
第二件事，由市委、市政府主持，审议冶金部起草的“三委一部一市”的报告。
审查会议在锦江饭店小礼堂举行，就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同周总理签署《上海公报》的地方，市委的书记都到了，常委一致表态赞成，全力支持。这个分量是很重的，没有他们参与讨论、参与作决定，这个报告就报不出去；报出去了以后，在外部争论激烈时也会有不同声音，缺乏党委强有力的政治支持。这是办成一件事的首要环节。
第三件事，落实厂址、港口码头。
苏振华调了一艘导弹驱逐舰，林乎加带队，各部委和上海市的对口办局的同志参加，出海考察，选中了北仑港。
第四件事，组建筹建班子，选定负责人。
上海市委非常重视，在起草“三委一部一市”报告的同时，就组成了筹建班子，选定了一批从事冶金工业多年的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骨干，开展前期工作，全力以赴，一天也没有耽误。
第五件事，动员全市的力量，开绿灯，对口包建，工作迅速到位。
市委在雷锋中学召开区县级干部会议，市委书记彭冲亲自主持，我作了动员讲话。上海各行各业为宝钢开绿灯，包括农村的征地、城镇的动迁、对口包建、队伍进厂等。没有市委的决定，就动不了。这里一个很大的难题是征地，当时规划是10平方公里。那天下午，我们在雷锋中学开区县局干部现场动员会，晚上就开市委常务会，决定征地1万亩，“一次批准，按需使用”，当天晚上就定了下来，第二天执行。时任江苏省省长的惠浴宇亲自给我打电话，说：“锦华，听说你们征地一下就批了1万亩，怎么能这么快就批下来？”我说主要是市委下的决心。这些事情，要是没有市委的领导，是很难推进的。
第六件事，调整方案前后，现场波动很大，市委领导带头做思想政治工作，稳定人心。
工地上有外地队伍，也有上海的队伍，上海队伍不稳定要影响外地的队伍。市委动员各个包建单位工作要到位。上海的队伍不动荡，就靠市委的工作，靠市委强有力的领导，令行禁止。中央说调整我们就停，说维护好设备我们就维护好设备，说续建我们就续建。后来，向国务院汇报论证方案，要是没有市委的支持态度，国务院也不会这么快同意调整方案。涉及调整方案，一个人是很难起作用的，一个组织就不一样了。
第七件事，宝钢一期投产，二期紧接动工。
一期没有建完的时候，二期就有方案了，那时我已经离开上海。由市委出面，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回京就找赵紫阳、姚依林谈话。这一路顺风顺水地走下来，没有市委的关心，没有市委的态度，是做不到的。这些重大的决策，不管是中央的决策还是上海的决策，市委都是很及时的，态度也是鲜明的。正因为有市委的领导，我们指挥部的工作就好做多了。市委讲的我们都贯彻；指挥部有什么请示市委的，市委都支持。这在别的项目里是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