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与宝钢工作的六年

我是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以后，作为中央工作组成员到上海的，我在中央工作组的分工是文化教育，还有卫生、体育、出版、电影、高等院校。工作到1976年年底，中央考虑工作组要有人留在上海继续工作，就定了我参加市委常委会。1977年1月，我留下来担任市委常委，我的分工还是管这些事。

到1977年年中，经济工作就逐步突出起来了。生产要上来，首先是钢。上海生产的钢材品种最多、最全，国家要靠上海生产很多用途的钢材品种。但上海缺少铁，多半的铁是从全国各地调到上海的。当时，从全国各地调生铁，越调越困难，调不动了。你说给上海支援一下，调20万吨，他给你个三五万，供需矛盾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就想自己建高炉，自己炼铁，林乎加找国家计委，找冶金部，他们派人到上海来调查，计划在上海建高炉自己生产铁，建在一厂，建2000立方米的高炉。从这个时候开始，市委的工作重心由运动转向经济，中央批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恢复活动，任命我为市“革委会”副主任。这恐怕是上海市“革委会”最后一任的副主任，以后就没有“革委会”了。

就在恢复“革委会”之前的五六月份，为了炼铁、炼钢的发展问题，林乎加拉我参加相关活动，包括讨论新建铁厂的事。到12月，我任“革委会”副主任，名正言顺地分管经济，组织上还要我兼市计划委员会主任，基本建设委员会则归林乎加管，他又要我协助他管建委的日常工作。

1977年11月，宝钢要上马的呼声高了起来。当时还不叫宝钢，叫新建钢铁厂，调了许言同志负责。市委、市政府决定由我分管这个项目。许言在宝钢的工作时间不长，不到一年。耿心是被许言调来的，还有冶金局的陈大同，都是这个时候过来的。到1978年10月，宝钢的领导体制改变。本来是以上海市为主， 1978年10月以后，转为以冶金工业部为主，叶志强副部长到上海担任总指挥，这样，许言就不好和他搭配了，因为许言比他低一级，市委就决定我当宝钢建设工程总指挥部党委副书记，当时叶志强是书记（后来我是书记，他不当了）。这样，一直到1983年3月调离上海，我连续在宝钢担任工程总指挥部党委书记、政治委员。

我在宝钢的时间大体上是六年。前两年，基本上属于分管性质。我那时在市里兼计委主任，主管经济当然很忙，但只要宝钢有事，我一定去。我平时没有时间，但星期六或星期日一定到宝钢去，和叶志强商量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特别是涉及上海市要做的事。后四年，我就直接在宝钢担任职务了。

我在宝钢的六年时间里，冶金部大概有六位副部长先后在宝钢工作过。这六位副部长是叶志强、马宾、李非平、马成德、刘学新，一直到后来的黎明。其中担任主要职务、先后在宝钢主持工作的是叶志强、李非平、马成德，时间最长的是马成德。冶金部先后换了六位副部长，我则始终没换职务，一直都是宝钢的党委书记、政治委员。从筹建到建设，我是主要的当事人之一。

六年中，我在宝钢具体做的工作，大概有这几个方面：

第一件事，是负责上海冶金工业的规划和实施，包括最早计划在一厂建高炉，解决上海钢铁工业的原料问题，直到后来建宝钢。

这个规划当时是由国家计委牵头做的，我参加。因为这是国家的计划，大方案定下来以后，全国要多少钢铁？给上海多少？上海还差多少？上海的产供销、原料与产品、调入与调出，都要与全国计划衔接、综合、平衡，确保生产供应不受影响。

第二件事，参与研究和审定在上海建宝钢的规划与正式报告，即“三委一部一市”的报告。

三委就是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家经委，一部是冶金工业部，一市是上海市。就是这五个部、委、市联合向中央、国务院写报告，引进日本的先进技术设备，在上海建钢铁厂。宝钢真正的法定依据，是这个“三委一部一市”的报告。这个报告主要由冶金部牵头组织研究和撰写，包括宝钢建设的内容、生产大纲、经济效益等等。

第三件事，是选厂址，包括选定浙江宁波的北仑港码头。

当时的厂址，一开始大家就比较明确地看上了现在吴淞区域的月浦。因为月浦临近长江口，水运条件好，没有多少居民动迁，空地比较多，还有个废旧的月浦机场，在那里建工程能够比较顺利地展开。选这个地方，具体行不行？就由我再具体组织勘查，领头的是林乎加，就在月浦一带找地方。我记得当年靠长江那边是个土质大堤，堤坝上面都是野生芦苇。2008年在纪念宝钢建设开工30周年大会上，我引用了王安石的诗：“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我说，我现在正是满头白发，再来宝钢找当年的地方确实找不到了。原来的堤坝不见了，上钢一厂、五厂的钢渣山没有了，月浦机场没有了，农田没有了，实实在在是“欲寻陈迹都迷”。

关于铁矿石码头还有点趣闻。建设宝钢的原料，从开始就考虑进口矿石，矿石船的吨位太小，不合算，一定要10万吨以上的，可是长江口航道浅，10万吨的船进不来，因此必须在上海附近另外找个地方建港口码头。我们到沿海去找，看了绿华山等海岛。苏振华专门调了一艘导弹驱逐舰给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在亚丁湾护航的那种军舰。乘坐导弹驱逐舰去找建设钢铁厂所需的码头，古今中外恐怕都没有过。我们乘坐导弹驱逐舰，首先去了绿华山。绿华山的水域很深，约三四十米。但该地有两个不足：一是堆放矿石要有很大的陆地，没有土地，中转的矿石往哪里堆放？另外，绿华山的水域表面看起来很平静，实际上水下面的涌很大。由于这两个因素，绿华山被否定了。

于是我们继续往南开，到达宁波，选上了北仑港。北仑港可以停10万～20万吨的船，矿石船停在那里卸掉一半，载重5万吨的船就可以进长江口。北仑港建码头，还可以依托宁波市的建设力量，工程不会耽误。我们到杭州同浙江省委交换意见，看法一致，北仑港作为宝钢进口矿石码头就这样定下来了。

第四件事，是组建筹建班子，调集人马。

当时组建筹建班子的工作，由我分管，调人的难度很大，我就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讲：“这个事情要赶紧动作，没有人，事情都搁在那里，要赶紧调人。”上海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赵振清同志为了支持我，自告奋勇，亲自挂帅帮助调人。第二天，他就在外滩的市总工会大楼借了一个会议室办公，根据市委定的调干条件，同主管单位一起商量确定名单，并立即发通知，三五天内就报到。因此，选调耿心、陈大同等人，以及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都很快落实。

人一报到，筹建班子就能开展工作，开始是在人民广场的市人大常委会楼上办公，后来搬到淮海路的社会科学院楼上办公。搬了两次以后，觉得不行，还是要到现场去。我就跟许言讲：“马上到现场去，不能在市里遥控。”当时现场也要进人，勘察队伍就要进来，武汉勘察院都进来了，冶金方面也来人了。这样，筹建班子很快就去了现场的雷锋中学。

第五件事，是对宝钢配套工程，按建设的相关任务确定分工包建单位。

这是上海石化总厂的建设经验。因为要修路、修桥、通水、通电，还要组织生活服务，都要组建工作班子，由指挥部来做这些事情工作量很大，分散建设精力。利用市里的现有机构，一经组织，分工包建，马上就能动作，齐头并进，修桥的修桥，铺路的铺路，管水厂的建水厂，开商店的建商店，医院、学校都迅速到位，协同动作，服务主体工程，从不误事。

第六件事，是筹集资金开展前期工作。

通水通电，平整场地，建临时用房，都要花钱。但这个时候项目还没有批，国家不给钱。没有钱，什么都动不了，包括进入工地的日常开支。什么地方来钱？只能由上海市先垫付。本来市里的资金也不是很宽裕，因为我兼计委主任，协调方便，计委就想办法挤出钱来，当时可能挤了七八千万到上亿元的资金。

宝钢早期涉及市里的工作就是这些事情。需要市委定的，我请示、报告以后，落实、实施都是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