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钢厂史陈列馆是展示中国钢铁工业的一个窗口

我很感谢宝钢现在的领导重视宝钢过去的历史。中国有尊重历史的优良传统，宝钢做的事是正确的，是应当称赞的。这也体现了宝钢现领导班子继往开来的理念。重视继往开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单位、一个企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

宝钢厂史陈列馆，不单单介绍宝钢本身，还要起到窗口作用，从这个窗口可以看到中国现代钢铁工业的发展变化。教育人的起点应该是高的，视野是宽广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钢铁工业应该走什么样的路？通过参观宝钢厂史陈列，能让人振奋精神，受到启发，看到希望。

宝钢厂史陈列馆注意表现中央领导的重视和关怀是对的。没有他们的重视，没有他们的关心和支持，宝钢是建不起来的。我赞成陈列馆要有这样的内容，但要保持适度，不一定所有到宝钢来过的领导同志都要展示。

2007年，我在日本大分参观了日本现代钢铁工业的第一座高炉。记得当年我们建武钢一米七轧机的时候，有人介绍说，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简称新日铁）会长（董事长）稻山嘉宽曾指着这个高炉跟新日铁的人讲：“这个高炉是用中国大冶的铁矿石、开滦煤矿的煤，可以说是用中国的燃料和铁矿石点燃了日本现代钢铁的第一把火。今天我们帮助中国建设武钢，是有了报答中国恩情的机会，我们要全力以赴。”这些话讲得很好，很有感情，尊重历史。

周恩来与稻山嘉宽会谈

在那座日本最早的200多立方米的小高炉旁边，就是新建的展览馆。馆内展示的领导人活动只有一张照片，是皇太子在开工时剪彩的照片。整个展览突出表现的是建设者，特别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作出贡献的建设者。比如，第一座高炉投产以后，炼钢的设备（买的是德国的）很长时间都生产不正常，德国人也束手无策，待不下去了，最终依靠日本的技术人员把问题解决了。这个展览，就突出介绍了这位日本工程师。

我想到了我们的厂史陈列馆。中国钢铁工业现代化也碰到过很多难题。邓小平讲要重视创新，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指出了方向。具体怎么创新？则是宝钢建设者的使命。这些人在现代化过程中怎样突破各种难题？陈列馆里面要有相当的位置去展现他们。比方说，桩基位移的事。我们自己在研究这个问题，日本也来了些专家。日本专家很牛气，但对桩基位移的理论讲不清楚。能从理论上来解释这个问题的是宝钢顾问委员会首席顾问李国豪教授。据说，李国豪花了几个晚上的时间，拿出了计算公式，把这个公式去跟日本人一讲，日本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讲这样的例子是想说明，即使我们是引进成套技术设备，也不代表我们没有难题，有些难题还得靠中国人的智慧，靠邓小平说的创新精神去解决。

我再讲个例子。无缝钢管的设备是引进德国西马克的。西马克没有做过这样先进的无缝钢管设备，是一个专利供应商提供的图纸和工艺技术，由西马克制造，好像设备本身以及电脑控制系统也有问题，总是运转不正常。后来这套设备也是我们自己摸索解决了一些技术难题以后，最终成功投产。

我还想说一个例子，也是体现创新重要性的例子。宝钢炼钢需要大量的水，而且水质要求非常高，氯离子的含量得很低，但到哪儿去找这样的水呢？当时，有很多方案，有淀山湖的，有黄浦江上游的，有邻近江苏河网的。上海市科协由李国豪主持的顾问委员会，为这件事情花了一两年时间，寻求最佳方案。水的问题要是不解决，宝钢根本就不能投产。日本新日铁副社长大柿谅见了我，一再讲水的问题要早点定下来。但这几个方案，究竟哪个方案可行？从淀山湖引水，管子都运到沿线了。但淀山湖是上海唯一干净的水源，如果给宝钢用，将来老百姓用什么水？这个矛盾太大了。市委也非常担心这件事，研究来研究去，举棋不定。后来，宝钢指挥部副总工程师凌逸飞等人研究提出，在长江口建个水库，利用长江的潮涨潮落，“蓄淡避咸”，这是很大的创举。这样一来，水解决了，水质也有保证，而水源的解决也支持了上海。最终在书记会上，我讲了这个方案。市委一致叫好，说这个太好了，一致赞成这个方案。对于上海来说，不用淀山湖的水，最大的问题就解决了，负担就免除了。江河入海的地方，都是经济发达的地方，都碰到一个水资源的问题。宝钢发明这个办法以后，其他河口地方都可以参照采用。后来，这个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我认为，类似这样的事例，在宝钢厂史陈列馆的陈列上都要有一定的表现。要通过这些事例来教育我们的职工，教育参观的人。摆一大堆领导人的照片没有必要，包括我的照片。我在宝钢，以宝钢的事业为荣，并不是以当领导为荣。

在中国做一件事情，没有领导的关心和支持，确实是很难的，甚至做不成，这是中国的体制决定的，但也不等于领导关心就能把事情办好。真正做好这件事情，领导关心是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就是要靠实际工作者的敬业精神和聪明才智。我十分赞成邓小平对建设宝钢所起的关键作用，展示他是尊重历史，陈云也是很重要的，还有李先念，赵紫阳也是关键人物之一。此外，宝钢的开工建设还有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华国锋，查档案可以发现，最终批准建设宝钢的是华国锋。

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华国锋、赵紫阳在宝钢建设过程中都是重要人物。宝钢当时要引进设备，一机部认为不应该成套引进，要搞分交，即一部分设备由国内制造供应。但他们从来没有做过4000立方米的高炉，1250轧机、300吨转炉也从来没有做过，如果一定要自己做，还得经过试验，势必影响工期。就在这个时候，李先念到了上海，听了宝钢汇报，讲了一句极而言之的话，说抽水马桶也可以引进。意思是争取时间，不要误事。这是叶志强告诉我的，我当时正在北京开会。

我讲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党的十七大时，我们都坐在主席台上，选举那天，中间休息的时间比较长，很多人都排了队，拿了信封请华国锋签名，徐乐江也站在里面排队。等到徐乐江签字的时候，我就介绍说：“国锋同志，这是宝钢现在的董事长。”华国锋看了看，指着我问徐乐江：“你知道他是谁吗？”紧接着，他就对徐乐江讲：“这是以前宝钢的负责人。”我跟华国锋说：“你要是身体好、精神好，可以到宝钢去看看。”我还说：“你去，我陪你去。”后来我给徐乐江写了个条子，请他回去以后，把宝钢的图片资料和光盘送来。那年春节前，我派人送到华国锋家里去了，还附了封给他的信，说这是宝钢送来的光盘，他有空可以看看。他给我回了张贺年卡。

1980年12月决定“宝钢退够、下好”（一期停缓、二期不搞、“两板”退货）以后，1981年6月赵紫阳到上海，我陪他到宝钢。他一看，说“已经搞到这个程度了，还是要搞好”，还讲了设备保护等一些事。回到北京，他就给韩光批示了，也给国家计委批示。他是总理，要是自己不亲自到宝钢去看看，那就不可能很快恢复建设，宝钢后来的进展肯定也会受到影响。

我还想讲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宝钢厂史陈列馆里面要相当地展现冶金工业部。这些年的宣传，讲上海比较多。我认为，冶金部做的工作比上海市委多得多。他们从国外考察、筹建到建设、投产，不断调集全国的精兵强将，集中冶金工业的全国资源，四面八方，全力以赴。这是历史的真实情况，要实事求是。冶金工业部所花的心血、耗费的精力、受到的责难，都是最多最大的。冶金工业部先后有6位副部长在宝钢主持工作。在宝钢开工建设30周年大会上，我特地讲了一段冶金工业部的重大贡献，感谢冶金工业部。

我觉得要特别感谢国务院代表韩光、李东冶。国务院代表要协调很多事，而且协调的都是全国各地的事、各部的事，这些事靠上海协调不动、做不了。没有各部、各地的支援参与，宝钢建设不可能顺利推进。

宝钢是中国钢铁工业推进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是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功范例。通过宝钢可以看很多东西，不仅有领导决策情况，还有广大建设者的创新精神和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