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

遵照省委指示，省农委抽调了12位同志，并吸收县、区、社总共38位同志，组成省委工作队，于1979年2月1日去肥西县山南公社，直接向干部群众宣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同意下发的两个农业文件。在原原本本宣讲这两个文件的基础上，干部、群众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家对生产责任制问题最感兴趣，普遍要求实行包产到户。对包产到户，不仅群众拥护，党员、干部也拥护，不仅劳力强的拥护，劳力弱的甚至连五保户都拥护。

宗店大队19个生产队，干部、社员一致要求实行包产到户。他们说，不这样，农业生产就搞不上去。这个大队曾立过几次战功的抗美援朝复员军人张世林说：“我讲句不怕坐班房的话，要想把农业搞上去，就要把产量包到户上。记得土改时，我家分3亩田，我不在家，请人代耕，每年收17石稻子，现在，还是这几亩田，集体种每年只收6石稻子。”

红星大队三合队社员汪其高说：“1978年分口粮1200斤，稻草800斤，油脂5斤，付款172元，由儿子汪晋清（在合肥中学教书）负担。如果搞包产到户，我和老伴可以种2亩水田、1亩旱地。水田全年最少可收2000斤粮，除交征购和集体提留外，自己可得1350斤，加上去年秋借种的6分地，可收小麦150斤，总共可收1500斤，比去年从集体分配的还多300斤，而且还不要付款。”大队民兵营长何道发说，越小越好干，绑在队里队长动脑筋，分到组里组长动脑筋，包到户上人人动脑筋。

湖中大队在讨论中，干部群众讲，过去搞“责任田”时牛力不足，粮食不够吃，人还浮肿，只干两年就富了，收的山芋不吃了，山芋的价格比稻草低，就捆在草里当草卖。现在人多了，牛强了，干部社员都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搞起来就更快了。

刘老庄大队夏郢生产队社员王道银说，过去干活不知有多难！没有尿的也去撒尿，妇女不该喂奶的也去喂奶，如果让我们包产到户干，两三年内要粮有粮，要猪有猪，要啥有啥。

公社粮站站长解其芬，家里7口人，老的老，小的小；供销社主任廖子坤，家里5口人，4个孩子，爱人生病。他们两人都说，从我们个人家庭来看包产到户，生产有困难，但可以想办法解决；从加快农业发展的角度看，我们积极赞成包产到户。

在讨论中，干部群众还提出了不少意见。有的说，早也盼，晚也盼，盼到现在搞了“两个不许干”。有的说上面让我们解放思想，我们看中央的思想也没真正解放。一边强调生产队自主权，一边又强调“两个不许”。还有的说，这次是省、县、区、社直接给我们宣讲中央文件，我们要求包产到户，如果这一炮打不响，就没有希望了。这不光是生产搞不上去，我们也不能真正当家作主，心里感到憋气。大家纷纷要求中央修改两个文件时把“两个不许”去掉。

对于上述情况，我于2月4日晚上赶回合肥，第二天向万里作了口头汇报。万里说，群众的意见应当重视，这个问题要专门讨论一次。2月6日，万里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会上首先由我汇报了省委工作队在肥西县山南公社宣讲中央两个文件情况和干部群众的意见。常委们在讨论中认为包产到户是个好办法，但中央文件中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如果要实行这种办法，主张先向中央请示。王光宇在会上回顾了1961年安徽推行“责任田”的情况，他说，“责任田”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克服农村困难局面，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确实起了很大作用。现在一讲起“责任田”，农民都非常怀念，说“责任田”是“救命田”。他主张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行，至少在生产落后、经济困难的地方可以实行这种办法。

上午会议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下午继续开会。在会上，万里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批怕了，一讲到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谈“包”色变。但是，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去加以检验。我主张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即使收不到粮食，省委负责调粮食给他们吃。到会同志对万里的意见都表示赞成。

2月6日晚上，我又回到山南公社，第二天向社队干部传达了省委试点的意见。干部群众得知省委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的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山南公社搞包产到户，消息不胫而走，山南区共有6个公社，在四五天时间内普遍推行了包产到户。山南区的情况，我及时向万里作了汇报，万里说，不要怕，让他们搞，山南区收不到粮食，省委调粮食给山南区。山南公社和山南区搞包产到户像旋风一样，很快席卷了整个肥西县，在不到1个月时间里，全县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即占生产队总数的40%。肥西县的情况我又及时向万里作了汇报，万里说，可以让他们搞。

省委在肥西县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直接推动了肥西县包产到户迅猛发展，1979年春耕时，全县包产到户生产队占11%，麦收时占23%，双抢时占50%，秋种时发展到93%。山南公社和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对全省影响很大，它像催化剂，启发着人们思考问题，想方设法推动农业生产尽快发展。尤其是“包产到户”，得到了更多群众的欢迎。1979年，推行包产到户较多的有宣城、芜湖、东至、无为、肥东、长丰、颍上、固镇、来安、全椒、嘉山、阜南、六安13个县。对全国影响也很大，中央党、政、军机关有20多个单位负责同志，全国有23个省市负责农业的领导同志先后到肥西考察。1985年春节，肥西县委委派县长胡庆长、副县长汤茂林、农经委主任魏忠，赴京向万里汇报工作，万里愉快地说：“肥西县搞生产责任制是带了头的，这是上了《邓小平文选》的。几年来，发生这样大的变化，我很高兴。肥西是有有利条件的，希望在第二步改革发展商品生产中，取得更大成就。”

3月初，包产到户大有覆盖全省的势头。对此，万里确实也有些担心，他要我起草一份电报，向中央汇报一下安徽推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电报由我主持起草，赵守一修改，万里于3月4日签发。电报说：“安徽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形式，大体有以下几种：死分死记的约占生产队总数百分之二十；定额管理约占百分之五十；联系产量责任制约占百分之三十。联系产量责任制又有两种形式：一是分组作业，三包一奖到组；二是有的地方对一些单项作物或旱粮作物实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水旱作物兼作地区，有的实行水田定产到组、旱杂粮定产到户的办法。”“关于责任制的问题，我们认为，只要不改变所有制性质，不改变核算单位，可以允许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三包一奖到组可以普遍搞。已经搞的要加强领导，巩固提高；正在搞的，要抓紧时间，力争春耕大忙前搞完；未搞的，为了不影响春耕，可暂时不搞。少数边远落后、生产长期上不去的地方，已经自发搞了包产到户岗位责任制的，我们也宣布暂时维持不变，以免造成不应有的波动，由于为数不多，允许作为试验，看一年，以便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1979年春天，各地在宣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过程中，纷纷推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系产量责任制，包括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它直接动摇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受到了一些思想僵化和心有余悸者的怀疑和抵制。由此，围绕联系产量责任制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引发了一场全民大讨论。这种大讨论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史无前例的。从农村到城市，从机关到街道，从工厂到学校，每个行业，每个角落，甚至每个家庭几乎人人都在谈论农村改革。人们像打开闸门似的各抒己见，针锋相对，争论不休。农村的改革，震动了整个社会。在周围邻近的省份，也发出了一片指责声；有的省委负责人公开宣称自己“要保持晚节”，并在安徽的边界装上高音喇叭，成天叫喊“要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

面对这种情况，万里在各种会议各种场合，头脑冷静，态度坚定，反复强调：“对于农村改革，我们的头脑一定要清醒，不能为社会上说三道四所干扰。”“对于各种形式责任制，都应当在实践中相竞争而存在，相比较而发展。只要能增产、增收、增贡献，就是好办法。”“对待各种形式责任制，省委不搞派性，不支一派、压一派，由群众在实践中去鉴别和选择。”“各种形式责任制，试验一年，年终总结。”

万里还特别对我们交代说，现在农村责任制形式很多，干部群众的认识又很不一致，你们要及时了解农村的动向，有什么情况和问题，随时向省委汇报。

按照万里的指示，我们除了直接深入基层和通过来信来访了解情况外，还在合肥、嘉山、固镇、肥西、休宁等地多次召开座谈会，听取各地的汇报。在我们掌握的材料中，农村在推行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初期，确实出现了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有的地方群众对集体经济失去信心，对社、队干部存有意见，在划分作业组时，有排斥党员、干部的行为。有的生产队划分了4个作业组，提出要将生产队的集体财产全部分光，甚至连生产队的公章也要分，即将公章劈成4块，每个小组保存一块，如以生产队名义对外联系工作时，需经4个小组讨论同意后，才能将公章拼到一起来使用。有的将水车锯成几截，一个组一截；有的将拖拉机拆开分掉，有的生产队只有一部手扶拖拉机，几个作业组不好分配，只好将它放到水塘里“保存”起来，几个月后捞上来，已经锈坏了。有的分组作业后，将生产队的树木砍光了，有的将生产队的公房拆除分掉。不少地方还出现争牛争水现象，有累死耕牛、吵嘴打架的。还有的农户承包土地后，因为缺少劳力，女主人担心害怕，上吊自尽了。对于这些问题，省委及时采取各种办法，进行了妥善处理和正确指导。

5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和几位同志在办公室研究各地送来的情况反映，起草向省委的书面汇报。材料搞好后，已是夜里11点钟了。我约请辛生和沈章余，坐上车子到合肥周围去看看农村的夜景。我们沿着合肥到六安的公路，边走边议。当看到公路两边万籁无声的村庄，就评论说这里可能是坚持集体劳动的地方；当走到官亭区金桥公社地界时，看到不少农民借着皎洁的月光，在田间紧张地忙碌着，就评论说这里可能是包产到户的地方。我们下车站在公路旁边向北看，河里有小船在划动，像是运送肥料的；河边有人摇动水车，正向地里抽水灌溉。转过身来向南看，三三两两的男女，在犁田整地，准备栽插水稻。我们走到田头，向一对小夫妻询问道：“快到下半夜了，你们怎么还不休息呀！”男的回答说：“政府将土地交给我们承包，生产搞不好，就对不起政府了。现在季节不等人，庄稼早一天下地，就能多收一些粮食。”当车子走到山南区金牛公社时，看到一个大院门口有很多人进进出出，下车一看，原来是公社粮站挑灯夜战，紧张地收购社员送来的油菜籽。旁边小屋里锅灶上热气腾腾，掀开锅盖一看，里面正在烧着半锅红烧肉。我对粮站职工说：“天这么晚了，吃过饭再干也不误事嘛。”他们爽快地回答说：“今年油菜籽大丰收，农民同志白天忙，分不开身，利用夜里时间把油菜籽送来，我们应该抓紧收，不吃饭心里也高兴。”我们向万里汇报了这些情况，他乐滋滋地说：“我也要抽时间下去走一走，看一看。”

5月21日上午上班时，万里打来电话说：“今天我们到肥西山南公社去看看，我不带人了，你可以带一位同志一起去。”我和辛生于8点半赶到万里住地时，他正站在门口等着，我们即刻坐上北京吉普出发了。9点多钟，车子到了山南公社地界，万里要下车看看。我们走在田间的小路上，天空万里无云，风和日丽，真是一个难得的体察民情的好日子。万里四处眺望，看不到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的场面，看到的多是一对对夫妻聚精会神地在承包地里干活，有的在整地，有的在整修田埂，有的在看护秧苗，公路上不时有人拖着小板车，将购买的化肥拉回家。一块块葱绿的秧苗，正在茁壮生长；身边齐胸的麦子，穗大籽饱，随风掀起滚滚的麦浪，好像是在欢迎万里的到来；天上布谷鸟叫个不停，地上的虫鸣蛙鼓，仿佛是在预祝麦子的丰收而演奏一曲曲美妙动人的大合唱。农村的这一派勃勃生机，万里看在眼里，喜在眉梢。远处有位放牛的老人坐在田埂上抽烟，他信步走了过去，与老人闲聊起来。“老人家，这样的麦子一亩能收多少？”老人回答说：“四五百斤没有问题。”“是不是公路边上好些，里面差些？”“不！越往里走，长得越好，好的能收六七百斤。”我们往前走了一两里路，看到的麦子一块比一块长得好，果然如老人所说。

我们赶到公社时，已是10点多钟了，公社只有一两个看家的，他们找来公社党委书记王立恒、妇女主任张玉兰。万里问王立恒：“搞包产到户，你可怕？”“是有点……”“不要怕，在你们公社搞包产到户试点，我是点过头的！……”万里接着问：“你到底怕什么？”“怕‘五统一’统不起来。”“搞错了，不要你负责！”万里果断地表态，转而提醒道：“不过，集体经济不能瓦解！”王立恒说：“这些问题，我们都有具体措施。”万里接着问道：“可有争水、争肥、争耕牛和农具，吵闹打架、破坏公房的？”“我们明确规定，不准侵犯集体利益！”“这我就放心了！”万里还详细询问了社队干部的生活情况，王立恒介绍说，包产到户前，公社大部分干部负债累累，多的负债1000多元。万里问，干部借这么多钱，用什么办法还呢？王立恒说，包产到户后，催耕催种的事情少了，干部家里都分了承包田，个人收入会不断增加，还钱是没有问题的。万里听了后很高兴。

午饭后，万里到了馆西大队小井生产队，一听说来了万书记，乡村沸腾了！连外村在田里干活的社员都扔下农具赶来了。万里看到满屋子都是人，便开门见山地问道：“这样干，你们有什么想法？随便提，随便问……”第一个发言的是小井生产队会计李祖忠：“万书记，可允许包产到户？”“大胆干，省委支持你们。”“我们有点怕！”“怕什么？”“怕变！”“不会变！”“包产到户比‘大呼隆’好，多干几年就有吃的了！”“那你们就多干几年嘛！”“万书记，你能不能给我们个准话，到底能干几年？”“不放心？”万里笑起来，“你们就这样干，包产到户，想干多少年就干多少年！不过仓库、牛棚要保护好，用水要有秩序，不能破坏集体经济！包产到户的目的是为了增产，让群众吃饱吃好！”

万里的山南之行，留下了深沉的嘱托和热望。1979年，山南区夏粮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单夏季大小麦总产量就达1005万公斤，较之1978年翻了两番。

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万里十分关心。1979年12月13日，他又一次来到了山南。在区委会议室，刚一坐下，便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地把社会上提出的问题一齐端给区委书记汤茂林。下面是当时谈话的记录：

万：我这次来，想问你6个问题，请你回答。

汤：只管提，万书记，我知道多少讲多少。

万：部队的同志反映你们在山南区搞包产到户是“扰乱军心”、“毁我长城”，你怎么回答？

汤：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山南区有现役军人14名，区委一一去信介绍家乡包产到户后获得大丰收的消息。同时，告诉他们：家中有“责任田”的，照顾得很好，超奖减赔，工分照顾，分配兑现。一般困难户照顾1000工分，对烈、军属每年另外照顾150～200元现金……

万：那你不是“扰乱军心”、“毁我长城”，而是巩固国防喽！

汤：是的！

万：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合钢（合肥钢铁公司）工人不上班了，要求回家种地，你看怎么办？

汤：也不是这种情况！刘老家大队有一位工人家属叫熊祖华，一人带4个孩子，没搞包产到户以前每年收入150元左右。包产到户以后，基本口粮420斤，还超产1650斤，还养了1头重200多斤的大肥猪和7只鹅。过去每年都超支，今年生活有所缓和，没有超支……

万：那不是工人要回乡，而是双工资喽！

汤：对，相当于双工资！

万：我问你第三个问题：烈、军属和五保户、困难户没人管了，你看如何解决？

汤：不是没人管，而是比过去管得更好了！我们在金牛公社搞试点，五保户每年给口粮700斤，稻草1000斤，食油5斤，生活全包，还给50元现金零用，已在全区推广。至于烈、军属比“大呼隆”时好多了，那时工值很低，每年不过25元，现在超过4～5倍。

万：我再问你第四个问题：破坏水利设施的，可有？

汤：过去在大集体时，争水争肥的现象也存在。包产到户后我们确实发现李桥大队有3户农民为争水打架，后来把水塘划开了，也就稳定了。关键是领导问题，大塘有专人统一调配、统一管理，水利设施完好……

万：我现在问你第五个问题：耕牛、农具，怎么保护好？

汤：牛、犁、耙统一折价落实到户保管，损失要赔。“大呼隆”的时候，说是生产队管，实际上没人管，各户负责比那时管理得好，责任心也强得多……

万：现在，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包产到户的穷队，今年能不能取得丰硕成果？

汤：能！

万：举个例子！

汤：馆东大队瓦屋生产队包产到户后，光生产队长王光柱一年就产粮2万多斤。

汤茂林的回答，把笼罩在万里心头的乌云冲了个精光。“不虚此行，不虚此行！看来怕这怕那都是不必要的，也是可以解决的！”万里乐呵呵地站起来，一边说一边向门外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