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六条”出台前后

1977年6月21日，党中央委派万里、顾卓新、赵守一分别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二、三书记。当时，是粉碎“四人帮”的第二个年头，但“四人帮”推动的“左”倾政策，在安徽基本上没有被触动。万里等人到任后，雷厉风行，大刀阔斧，采取果断措施排除了派性干扰，很快揭开了被“四人帮”代理人捂了8个月的盖子，初步调整了县以上各级领导班子，在揭批查过程中，农村问题反映相当突出。万里通过省委副书记王光宇，通知我（当时任省农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准备系统地汇报农村情况。

8月下旬的一天，我在万里住地稻香楼西苑会议室作汇报，听取汇报的还有赵守一、王光宇。我们边谈边议，从下年两点一直搞到天黑，谈了5个多小时。

首先汇报的是，“四人帮”在农村推行“左”倾政策，安徽是重灾区，农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文化大革命”10年，粮食总产量一直徘徊在200亿斤左右，农民人均年收入60元上下，由于价格的因素，农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了30%。根据当时测算，农民每人每年最低生活费用需要100多元。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其中只有10%左右的队勉强维持温饱；67%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占20%左右。这些数字说明，全省有将近90%的生产队不能维持温饱。这些队的基本状况是“三靠”，即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其中有10%的队仍在饥饿线上挣扎。

至于强迫命令、瞎指挥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引起了农民群众的愤慨。定远县耕地面积160多万亩，按照实际情况只能种80万亩水稻，“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却强行规定要种150万亩，并说是“铁板上钉钉子，外加三锤，一亩也不能少”，结果有20多万亩无收，有收的产量也很低。芜湖县易太公社追求形式主义，打破原有生产队体制，打破各队土地界限，打乱水系，把集体的粮、款、物等全部重新分配。新划的生产队要做到四个一样，即土地一样，人口一样，村庄大小一样，水利工程兴办一样。公社还规定，凡是妨碍规划实施的树木要砍掉、村庄要移址、房屋要拆迁、沟塘要填平、道路要重修。社员看到这种情形非常愤怒。由于严重强迫命令、瞎指挥，全社粮食减产592万斤，有的大队人均收入由1976年的70元下降到38元。

分配上大锅饭，生产上“大呼隆”，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于生产队生产单一，主要是搞粮食生产，而粮食的比较效益又低，社员劳动一天，只能拿到4毛多钱，少的只有几分钱，连吃饭都不够，因而在收益分配上普遍出现了多年来想解决又无法解决的“超支户”顽症。在这种情况下，生产队只好实行按人分配粮食。群众风趣地说，“白天黑夜拼命干，不如生个大肉蛋”（指生小孩），“七千分八千分，不如老母鸡窝里蹲”（指一个劳动日值不如一个鸡蛋）。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造成了上工一条龙，干活“大呼隆”，出勤不出力，记的一样工，一天的农活三天干不完。农村中普遍有两句顺口溜：“头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遍哨子慢慢晃，到了田头忘带锄，再去回家逛一趟”；“男的上工带打牌，女的上工带纳鞋，边干边玩到下工，赶快回家忙自留（自留地）”。

农民中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下，在不断的政治运动冲击下，社员之间为争工评分，“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社员与干部之间，因为强迫命令、瞎指挥，搞得矛盾重重。运动一来，帽子一大把，互相开展“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志式的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关系被斗得面目全非。相当多的生产队找不到人当干部，有的采用抓阄的办法解决；有的组织大家摸扑克牌，摸到大鬼当队长，摸到小鬼当副队长，有的花钱雇人当队长。

农村干部群众的这种消极情绪是非常严重的，它比公开的罢工危害更大。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是人，我们要发展农业，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没有人的高度积极性，通通都是空话。

汇报结束后，万里严肃地指出，“看来经济上的拨乱反正，比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更艰巨，不搞好经济上的拨乱反正，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也搞不好”。万里明确表示，他“要拿出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和解决农村问题。揭批‘四人帮’的有关人和事以及工业生产，由别人去抓。省委领导同志都要下去搞调查研究。你们农委的同志也要进一步调查研究，尽快拿出一个切实有效的政策性意见”。

1977年11月上旬，万里到金寨县调查。在燕子河山区，他走进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在阴暗的房间里，见锅灶旁边草堆里，坐着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便亲热地上前和他们打招呼。老人麻木地看着他，一动不动。万里伸出手想和他握手，老人仍麻木地看着他，不肯起身。万里很纳闷，以为老人的听觉有问题。陪同的地方干部告诉老人，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来看你，老人这才弯着腰颤抖地缓缓站起。这时万里惊呆了，原来老人竟光着下身，未穿裤子。万里又招呼旁边的两个姑娘，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打量他，也不肯移动半步。村里人插话说，“别叫了，她们也没有裤子穿，天太冷，他们冻得招架不住，就蹲在锅边暖和些”。

万里又走到了另一户农家，看到家里只有一位穿着破烂的中年妇女，便询问她家的情况。“你家几口人？”“四口人，夫妻俩和两个小孩。”“他们到哪去了？”“出去玩了。”“请你喊他们回来让我看看。”万里连催两遍，这位妇女面有难色，不愿出门去找。在万里的再三催促下，她无奈地掀开锅盖，只见锅膛坐着两个赤身裸体的女孩子。原来烧过饭的锅灶，拿掉铁锅，利用锅膛内的余热，把两个没有衣服穿的孩子放到里面防寒。

万里看了两户农民后，已是泪流满面，他沉痛地说：“老区人民为革命作出了多大的牺牲和贡献啊！没有他们，哪来我们的国家！哪有我们的今天！可我们解放后搞了这么多年，老百姓竟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有的十七八岁姑娘连裤子都穿不上，我们有何颜面对江东父老，问心有愧呀！”

我们省农委政策研究室全体同志按照万里的嘱咐，也分赴全省各地进行调查，并于1977年9月20日到24日，在滁县召开了农村政策座谈会。会议充分揭露了农村“左”倾现象，讨论起草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

“六条”草稿送呈省委常委后，顾卓新于10月6日作了批示：“这些意见都很好，文件写得也明确。可以考虑批转各地执行。但是：（1）这些办法能否真正做得到，有多少把握？（2）各地区的社队实际收入分配情况如何？每个劳动日多少钱？能否分到现金？（3）真正贯彻这些政策得经过社队的彻底整顿。现在下边很乱，无保证，应考虑明年社教工作队结合完成这项任务。”

万里看到“六条”草稿后非常高兴，认为写得很好，并提出还要广泛听听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意见。

根据万里等人的意见，我们选定肥东县解集公社青春大队和长丰县吴山公社四里墩大队，于10月下旬分别召开了两次座谈会。每个大队将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和群众代表分成3个小组，万里、顾卓新、赵守一分头参加一个小组。干部群众看到省委领导同志和自己面对面地讨论研究问题，虚心听取下边意见，情绪十分高昂，发言非常踊跃，都想把自己心里憋了多年的话倒出来。座谈中，大家对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正当家庭副业的规定，一致表示赞成。对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和建立生产责任制等方面的规定，希望能再放宽一些，要相信下边干部群众是不会胡来的。根据座谈会的意见，“六条”草稿又作了一次较大的修改。

1977年11月15日到21日，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各地市县委书记和省直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集中讨论修改“六条”。会议开始时，万里只作了不到20分钟的简短讲话。他说：“这次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研究当前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经济政策问题，把农民发动起来，全党大办农业。安徽是农业省，农业搞不上去问题就大了。”“农业政策怎么搞好，管理怎么搞好，主要应当坚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抓农业机械化，这是完全对的。但是，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是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没有人的积极性，一切无从谈起，机械化再好也难以发挥作用。调动人的积极性要靠政策对头，干部带头，团结一切积极因素干社会主义，群众就会积极起来，农业就能上得快。”万里还说：“中国革命在农村起家，农民支持我们。母亲送儿当兵，参加革命，为的什么？一是为了政治解放，推翻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一是为了生活，为了有饭吃。现在进了城，有些人把群众这个母亲忘掉了，忘了娘了，忘了本了。我们一定要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

对“六条”规定，会议讨论中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大家唇枪舌剑，你争我吵。由于不少人顾虑重重，怀疑抵制，特别是受到当时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影响，一些原来写进去的更宽的规定，不得不暂时搁置起来，所以，在某些条文中还留有“左”倾政策的烙印。万里解释说：“有些同志思想不通，不要勉强，要耐心等待，因为具体工作还要靠下边同志去做。有些更宽的条文硬写进去，他们接受不了，反而会把事情弄糟。”

省委“六条”经过上上下下座谈讨论，进行了十多次的反复修改，几易其稿，于11月28日，以“试行草案”的形式下发全省各地农村贯彻执行。

省委“六条”的基本内容是，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根据不同的农活，生产队可以组织临时的或固定的作业组，只需个别人去做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分配要兑现，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这些内容，今天看来似乎很平常，但在当时，许多规定都触犯了不可动摇的原则，突破了长期无人逾越的“禁区”。这在粉碎“四人帮”后处于迷茫徘徊的中国，是第一份突破“左”倾禁区的关于农村政策的开拓性文件，是一支向“左”倾思想宣战的利剑，也是农村改革的序幕。

省委“六条”发出后，全省各地掀起了宣传贯彻的热潮，领导亲自动手，形式多样，声势浩大，效果显著，群众满意。在具体做法上，有的召开了县、社、大队三级干部会，有的举办万人学习班，培训大批宣传骨干，由领导同志带队深入基层，原原本本向群众宣讲。有的县广播站设立了宣传贯彻“六条”专题节目。有的将“六条”抄写在生产队活动室墙上，每天晚上组织社员学习讨论。干部、社员把落实“六条”看成是一件喜事，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许多地方听传达的人数之多，到会之齐之快，都是多年少有的。有的地方通知一户来一人，很多全家老小都来了，这种热闹场面很有点像当年搞土改的劲头。通过近3个月的宣传贯彻，“六条”的基本内容在全省范围内基本上做到了家喻户晓，“六条”所规定的各项政策得到了全面贯彻执行。

邓小平在看到安徽“六条”后，拍案叫好。1978年春天，他对当时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说，在农村政策方面，你们的思想要解放一些，万里在安徽搞了个“六条”，你们可以参考，并亲手将一份安徽“六条”交给了他。不久，四川省委制定了关于农村经济政策的十二条规定。

1978年，在贯彻执行省委“六条”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3月，在淮北地区就如何搞好夏季分配问题，针对小麦生产为什么长期上不去，山芋生产为什么越种越多向干部群众请教。很多群众用形象的比喻道出了症结所在，他们说：“小麦是姑娘，收的再多是人家的（意思是交售给国家），山芋、玉米是儿子（国家征购粮食不收或少收山芋、玉米）。”我们将这些反映，及时写信送给万里。5月，省委决定将夏季粮食起购点由原来每人65斤提高到75斤。就10斤粮食，一下子把几千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带来了1979年小麦特大丰收。

9月，围绕生产责任制问题，我们选择了长丰县朱集公社朱集大队（学大寨先进单位）和凤阳县马湖公社进行对比研究。朱集大队实行的是定额记工办法，社员“只想千分，不想千斤”的情况是很突出的。马湖公社部分生产队实行的是包产到组办法，生产年年发展。通过对比，明显看出：不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实际上没有责任制。

我在马湖公社调查时，凤阳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吉绍宏特地来到公社，和我交换意见，他很感慨地说：“农村问题离开了农民个人利益，办法再多也不能解决问题。在过去20多年中，我们曾采取了很多办法，如学大寨、定额记工、死分活评、死分死记、小段包工、包工到组、路线教育、割资本主义尾巴等，什么戏法都玩过，什么招数都用过，农业生产并没有搞上去。农民一年忙到头，连吃饭穿衣都不能解决。”他的结论是“包产到组小翻身，包产到户大翻身，‘大呼隆’永世不得翻身”。对于包产到户，我们共同的看法是，不少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为此被撤了职，丢了官，人们心有余悸、谈“包”色变的情况相当普遍，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农业就没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