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省座谈会上的争论

1979年3月12日到24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了有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七省农村工作部门负责人和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三个县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我和王杰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我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两个文件、省委“六条”的贯彻落实情况，以及农业推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整整讲了一天。

这次座谈会，围绕包产到户问题，争论是很激烈的，有的同志还动了肝火。有的同志说，包产到户即使还承认集体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承认集体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必要性，但在否定统一经营这一点上，本质上和分田单干没有多少差别。我们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包产到户只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它就与分田单干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国家农委为座谈会起草了会议纪要草稿，关于责任制部分，我提出了不同意见，杜润生要我按照我们的观点另外起草一个稿子，准备向华国锋汇报。3月20日下午3时，华国锋接见了会议代表。开始由杜润生汇报会议情况，接着由李友九宣读会议纪要草稿，我也宣读了我们起草的稿子。我们的稿子主要观点是，包产到户应当看成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各种责任制都应当允许试行，在实践中由群众加以鉴别和选择。会议纪要两个稿子念完后，华国锋要王任重打电话找万里，问一问安徽的情况。结果电话打到嘉山县找到了万里。王任重说：“安徽参加座谈会的同志所谈的情况，省委是否知道？”万里回答说：“周曰礼是省委派去参加会议的，他的意见完全可以代表省委的意见。”万里还详细介绍了对待农村各种形式责任制，省委所采取的对策。王任重说：“那好吧，你们就按省委的部署干吧。”（这段话是我回合肥后万里主动对我说的。）

在接见的过程中，华国锋对纪要的两个稿子始终没有直接表态。他反复谈道：“就全国大多数地方来说，都要强调建立责任制。我在湖南也研究过。一个二三十户的队，如果各方面的生产内容都到组不行。双抢时，就要组织个打禾桶，一个桶要四个人，大的丘，要三四个禾桶，一个四五亩的大丘，就要几个禾桶，他要抢季节，只有十几天时间，熟一片就割一片，犁田的跟上就犁，那里犁过了，跟上就插秧，非组织起来，分工协作不行。晒谷的一般是妇女，犁田多是男的，大人、妇女、小孩要组织好，分工就能互相促进，全部分到小组就成了问题。”他还认为：“评工记分，按工分分配，工分也是联系产量的。”

接见到晚上9点半结束，共进行了6个半小时。

座谈会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插曲，即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张浩的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来信，并加上长篇编者按语。信中说，“轻易地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也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挫伤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搞农业机械化也是不利的。”大家看到了这一新闻，一致认为各地正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个文件，发表这样的来信是不适宜的，必然会在下面造成思想混乱，特别是国家农委正在召开座谈会期间，容易使下面误解为这次座谈会是纠偏的会议。当时，《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李克林参加了会议，她答应向报社反映大家的意见。我考虑到当时安徽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数量比较大，为了避免引起思想混乱，有必要对张浩的来信加以澄清，便打电话给在家的辛生、卢家丰两位同志，要他们立即赶到北京采用来信对来信的办法，写了一篇题为《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来信。信中说：“作业组仅仅是劳动管理组织的一种形式，无权决定生产计划和收益分配。超产奖励部分数量很少，不会构成一级核算，也不会改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作业组要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就必然要分给一定的田块，确定一定的产量，联系产量就是定产，而定产必须按田块定，也可以叫包产，只是说法不同。”“如果只划分作业组，只包工分，不划分田块，不定产量，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又从何做起来呢。”“‘包产到组’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它既不改变所有制性质，也不改变生产队基本核算单位，又不违背党的政策原则，为什么现在却把它当作‘错误做法’要坚决纠正呢？……‘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两年多了，但余毒未除，至今还禁锢着一些人的思想。有的明明是包产到组，却偏说是定产到组，好像‘包’就是资本主义，一‘包’就改变所有制性质，集体经济马上就要瓦解了，这种看法实在是站不住脚的。”这篇来信，在我们的力争下，《人民日报》于3月30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人民日报》还写了长篇编者按，承认发表张浩的来信和编者按语其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

至此，对“张浩来信”的争论告一段落，但其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它造成了干部群众的思想混乱。有些群众说：“‘张浩来信’给我们泼了一瓢不算小的冷水，社员们鼓起来的干劲一下子给拔掉了气门嘴。”有人还写了一首打油诗，诗云：“《人民日报》太荒唐，张浩不写好文章。一瓢冷水泼洛阳，混淆政策理不当。”

1979年夏天，为消除“张浩来信”造成的干群思想混乱，中共安徽省委及时发出了八条代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责任制办法都要坚决稳定下来，不能变来变去，以便集中力量搞好春耕生产。全省绝大多数地方干部群众的情绪得到稳定。但也有少数地方对省委的代电贯彻不力，措施不力，致使原来一些基层干部怕整、群众怕变的地方，思想更加动荡。突出的如霍邱县，全县7866个生产队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有6325个队，占生产队总数的80%以上。由于“张浩来信”的影响，在很短的时间内，退回去1748个，占实行联产责任制生产队总数的27.6%。该县长集区五四公社包产到组的145个队，一次就退回去101个队，粮食比1978年减产700万斤。西臬公社北庄生产队，原来是个先进队，水利、土质、条件都比较好，实行包产到组后，群众的积极性比以前更高，生产搞得比以前更好，后来否定联产责任制的冷风一刮，包产到组改回去了，人心散了，干活出勤少了，工效低了，生产无人指挥，上工无人记工分，生产受到很大破坏，粮食比1978年减产10多万斤。由于联产责任制摇摆不定，1979年全县粮食总产73500万斤，比1978年减产16000多万斤。

经过各级党委的细致工作，虽然干群情绪很快稳定下来，但是，“张浩来信”造成的余悸未消，怕变心理犹存，凤阳、肥西就是两个突出的例子。凤阳当时全县有70.8%的生产队实行包干到组。按照万里的指示，我于7月初专程来到凤阳，用了半个多月时间，走访了20多个公社，以县委名义写出了关于“农业经济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的调查报告，县委党委经过激烈争论后，很快上报省委。不久，《安徽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发表。这对进一步稳定干群情绪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此后，凤阳全县农村要求将包干到组变为包干到户。县委却提出“一定要把包干到组稳住”，并以区为单位，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宣布党员搞包干到户的开除党籍，公社书记搞包干到户的撤职。

7月，肥西县刮起了一股强行扭转包产到户的歪风。副书记、县长张文题，对包产到户一直心有疑虑，害怕犯方向性错误，对省委在山南搞包产到户试验，一直持有不同意见，他屈服于压力，不顾全县有50%包产到户的生产队，操纵县委常委会于7月16日发出第46号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划小核算单位，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要把包产到户的重新组织起来。”县委召开了县、区、社三级干部会，要求各级干部以党籍做保证，立即纠正包产到户，还强令山南区委举办干部学习班，限期纠正包产到户。于是，带头搞责任制的干部受到批判，官亭区一个公社党委书记被宣布停职反省。

县委的倒行逆施，不得人心。有的抗争，有的罢耕罢种，全县农业生产急剧下降。有的群众责问县委：“难道增产粮食犯法？难道农民就活该吃不饱饭？”有的责问：“山南包产到户是省委同意了的，你县委为什么要纠正？你县委不听省委的，我们就不听你县委的。”一些基层干部纷纷到合肥向省委告状。

万里知道肥西的情况后，于8月3日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专门讨论农业问题。对肥西的情况，万里生气地说：“山南包产到户试验是省委决定的，如果有什么错误，应由省委首先是我来承担。肥西县委强制收回包产田是错误的。要告诉他们，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不要强行硬扭，不要跟群众闹对立，不要违背群众意愿，不要挫伤群众生产积极性。包产到户到底对不对？至少要让群众到秋后吧，要让实践来检验。”会议提出，由王光宇和我前往肥西，做好县委工作。

8月5日，王光宇和我专程来到肥西，立即召开县委常委会议，传达了万里的意见。县委常委纷纷表态，一致表示要坚决按照万里的意见办。县委于8月8日下发第50号文件，提出“生产责任制的形式，应该允许多种多样，不能只实行一种办法，不可以强求整齐划一，不搞‘一刀切’”。从此，县委同社队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对立情绪缓和下来了。

按照原来的部署，1980年2月2日到11日，省委召开了有地市县委书记参加的全省农业会议。会议开始时，万里没有作长篇讲话，只是交代了“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解决各级领导干部对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认识问题。省委为会议准备了一个总结草稿，希望到会同志发扬民主，敞开思想，集思广益，把文件修改好”。对总结草稿，赞成的、反对的都大有人在。反对者认为，“总结草稿是复辟宣言书，要查查是几个什么人起草的”。有的甚至提出“要改组大会秘书组”，可见会议争论的激烈程度。经过几上几下，反复修改，在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万里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他说，我们提出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前提下，不论是哪一种形式的责任制，只要有利于充分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生产，符合群众意愿，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应当允许试行。对包产到户“是不是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形式之一，同志们的看法有分歧。有些同志承认这种形式对改变长期低产落后的生产队效果显著，但又担心这样做违背中央的决定。其实，这样做正是实事求是地执行中央的决定，和中央决定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万里强调说：“目前，我们干部的思想绝不是解放得过了头，而是解放得还不够。我们一项重大的任务是继续肃清‘左’的流毒，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进一步解放思想。”

万里的讲话，对于解除干部的思想顾虑，统一思想认识，推动包产到户的普及和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总数的比例：1979年年底占10%,1980年年底占66.88%，而到1982年上半年占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