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江户城下町居住结构的变动

身份制制约下的城市社会，在权力和经济利益等方面都以身份进行划分，它在一定程度上营造了秩序化的城市生活与社会环境。但是，城市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引起社会各阶层生存条件及社会需求的变化，身份制下的城市社区也必然会随之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原有的身份制的社会秩序出现裂痕。在江户，这首先表现在城下町的身份制居住原则发生了人为的改变。这里将就两个现象对这种变化进行讨论。

1．由“拜领屋敷”到“拜领町屋敷”

身份制的推行毕竟是统治者强权意志的表现，外来的压力虽起到了强制性的作用，但却无法阻止在社会发展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人群在经济制约下所发生的迁移与流动的规律，而城市生活与经济的流通性也使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交流产生了客观的要求。事实上，身份制对居住地域的限制从未有过绝对化。而且，几乎是伴随着身份制社区划分的开始，在武士的社区就出现了町人居住的长屋，并由此演变成“拜领町屋敷”。这种身份制的限制与反限制的过程就如北京内外城的满汉分治的过程与结果一样。

所谓“拜领町屋敷”，原本是属于幕府赐予旗本、御家人等幕臣以及部分御用町人的居邸，称做“拜领屋敷”。按照规定，“拜领屋敷”作为幕府的赐地，不但禁止买卖，而且在原则上也是禁止出借的。但幕府的家臣们为满足城市生活对货币的需求，他们在“拜领屋敷”内建起简易的房屋，出借给町人身份的小商人、小手工业者，从中收取租金。于是，便在武士居住的“拜领屋敷”区域中出现了町人的居屋，由于其建筑形态表现为长方形隔断的筒子屋，故而被称做“长屋”，又因其以町人的名分立于“拜领屋敷”之中，便从中加了一个“町”字，叫做“拜领町屋敷”。“拜领町屋敷”在江户城中心大约占有10%的土地，在城边占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土地。

据记载，这些被叫做“长屋”的“拜领町屋敷”，在型态上与一般平民的住屋没有什么区别。通常，每间“长屋”宽3～3.5米，进深即长约4.5米，总共约15平方米。数十间的长屋排成了一条条的街巷。通过日本学者书籍中的一些图片可以看到，长屋的巷子口有一个自然形成的小街坊，走到头有一眼井。垃圾杂乱地堆放在长屋的尽头，厕所是在地下挖坑或埋缸。屋内的照明一般用鲸鱼油，用草作灯芯。蜡烛当时是从中国进口的，对于居住在长屋里的町人自然成了奢侈品而无缘享用。据茂吕美耶的《江户日本》记载，长屋分为表长屋和里长屋两种，表长屋是店铺兼住居，二楼建筑，“里长屋则是这些商店后面小巷的平房，一栋里长屋有六个隔间，每个隔间有3～5平方米，百分之七十的江户庶民都住在这种里长屋隔间内。三坪大的隔间，入口处是泥巴地，搁着水缸与炉灶，鞋子一脱便是四席半大的榻榻米房。白天是客厅，夜间拉开一变为卧房。厕所与井水、垃圾场设在屋外大家共享，隔间与隔间之间只有一面薄薄的板壁”。

此外，在“拜领町屋敷”中还有澡堂。澡堂分上下两层，楼上供武士洗澡，衣箱内可以放武士的佩刀，浴后可以休息，还置有简单的棋具。楼下是町人的澡堂，没有休息的地方。从中不难看出，“拜领町屋敷”带着从武士的居邸演变而来的痕迹，它始终都表现出居住者作为武士侍仆的町人身份及地位。而随着“拜领町屋敷”的增加，这些长屋不仅仅被用于居住，其中表长屋有商人用于开店的店铺，有手工业者用于做工的作坊，“通常是五金行、杂货店、蔬菜店、鱼贩等小商家”，而且也不再都是这种简易的长屋，其建筑格局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当时，在江户下层町人的集中居住区，即以日本桥为中心，包括附近的神田、赤坂等地，就有许多这样的长屋，从保存下来的《日本桥本町一丁目的贷长屋断面图》可以看到，这些长屋因利用价值的不同，有位于街道表面的“表长屋”和街巷内里的“里长屋”，表长屋比里长屋要高大宽敞许多，显然是用于开店的。相对低矮窄小的里长屋则是用于居住或从事手工制造作坊的，其买卖与租赁价格自然也会随之有所区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表长屋还是里长屋，图中所示都是建有二层，这表明在当时的商业区由于地价的高涨，已经有向空间发展的迹象。所以，长屋的出现及其建筑格局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反映出町人社区在城下町中不断扩张的态势。

“拜领町屋敷”的出现，不仅是对幕藩政府按身份制规划城市社区的原则的直接否定，而且已构成对武士领地的侵蚀，所以，自它一出现便引起幕府的高度重视。为了保证按照身份居住的永久性，幕府曾经三令五申予以禁止。如宽文七年（1667）十月颁布法令，重申“旗本、御家人的屋敷禁止借与商人”，元禄七年（1694）、享保四年（1719）又连续发出同样的法令。但是，这些禁令并未在武士中产生影响，“拜领地”的出借有增无减。它在客观上说明，对于武士而言，出借“拜领屋敷”所收取的租金已成为其生活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现状迫使幕府不得不从实际出发做出让步，给予了默认。

对此，日本学者松山四郎指出，早在宽永年间，某些“拜领屋敷”中的出借屋就已得到幕府的认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认可的范围越来越大，到元禄时期，下谷、本乡、牛込等地的“拜领町屋敷”已达到了一个町的规模。此外，像四谷忍町、麻布田岛町，都是在元禄时期刚刚被敕封为武士的“拜领屋敷”，随后又马上由武士申请、幕府批准改为“拜领町屋敷”。元禄以后，这些“拜领町屋敷”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至宝永年间（1704—1710），扩展到本所、上野、小石川一带，至享保时期，又扩展到驹込、巢鸭等地。而在已经出现“町屋敷”的“拜领地”中，本乡、牛込等地町的数量仍在不断地增长。换言之，在元禄时期，武士阶层的“拜领町屋敷”的增加所表现出来的他们在江户城居住空间的扩张，便可以看到其中急剧增加的町地与町屋，或者说“长屋”，两者的增加是互为依存的，但是其中町地的增加是实质的内容，这就是江户城不断扩大的基本因素。

在大多数的“拜领町屋敷”内，土地是属于武士身份的御家人的，而居住者则是町人。据研究获悉，这些拜领地上的拜领主属于下级武士，他们可以获得的拜领地自70坪到200坪不等，其数量远远不及富有的町人。而他们在为数并不充裕的“拜领地”上建起町屋，在客观上说明了他们的贫困状态，以及出于生存的无奈，他们不得不期待着从长屋或者店铺收取的租金度日。在幕藩制国家统治的后期，它成为武士下层解体的一种表现，也可以称之为武士集团的末端自行解体的一种方式。而且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随着“拜领町屋敷”的出现，在“拜领地”即原来属于武士居住的繁华社区中出现了贫穷的町人聚居区，而且，这些“拜领町屋敷”直到明治以后仍然是城市中贫民的聚居区，形成所谓的“贫民窟”。

可见，对身份制居住原则构成直接破坏的莫过于“拜领地”中出现的“町屋敷”，即“拜领町屋敷”。它在对身份制进行冲击并构成破坏的同时，也对城市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日本城下町发生重大转变的一个迹象。

2．火灾对江户的改造

如果说武士的自毁长城即“拜领町屋敷”的出现是城市社区发生变动的一大因素的话，那么，火灾对建筑物的毁坏是另一大因素。换言之，对江户社区构成影响的除了身份制之外，还有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而最具影响的就是发生在明历三年（1657）正月的一场大火，它在使众多的生命葬身于火海的同时，也使江户城以及江户的市街产生了重大的改变。而相对于北京城因正阳门外起火而议南城市区建设而言，这场毁灭性的火灾使江户彻底改变了原有的模样。

那是明历三年（1657）正月十八日，刮了一整天的西北风终于在傍晚引发了本妙寺的大火。大火乘着风势，由西向东蔓延至汤岛、骏河台、神田等地。“近世”日本的建筑大半是木结构，城市屡遭火灾之患，而这次几乎就是毁灭性的。到第二天，大火又延烧到小石川一带的武家居住地，江户城下町的象征天守阁、将军的居邸本丸都被卷入大火之中。时人浅井了意记录了当时被灾的情况。他说，遭受火灾的大名居邸160所，旗本的居邸700余所，寺社350余，仓库9000余，町数达400多，被烧死的人数有称37000，有说63000，还有说10万余人的。从被火的面积上看，整个城市约有三分之二的地区受到这场大火的袭击，江户城几乎变成了一片焦土。

由于许多的建筑物被这场大火摧毁，幕府实施了积极的重建江户的措施，他们重新对江户城下町做出规划并绘出图，江户城又一次被投入到大规模的建设中。对于幕府而言，在重建江户的诸项工程中，如城周的石垣、本丸与外郭等处的修复，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承担这诸多工程的仍是大名和有力的商人，他们接受幕府的派役，其重建过程刺激了周边的商业流通，也为江户带来了新的面貌，许多容易引发火灾的草葺房顶的町屋被换成木板或砖瓦的屋顶。

但重建的江户城最大的变化是居住空间的重新分割。如前所述，原本集中于城郭内外边缘的大名居邸，是为了表示对幕府将军的忠诚所以环绕在将军居邸的四周，但是正由于这些大名居邸的过分集中，所以在火灾中受到的损害也最为严重。因此，在大火之后他们最先被命令迁移，空出他们原本居住的地方作为防火隔离带，称做“火除地”。除了大名的居邸外，被迁徙的还有旗本、御家人等将军家臣团的居邸，即或没有被烧到的，也有千余家以上的旗本、御家人被迁移。而且，在这场城内大迁徙中，移动的不止是武士们，许多寺社和町屋也同时在移动。所以，郭外街市的发展也与明历三年（1657）的江户大火有着直接的关系。伴随郭外街市的扩大，幕府有计划地大规模地将寺社、武家屋敷安置在郭外。所以，改造江户的依据仍然是身份制，但是已经考虑到城市自身发展的需要和适应自然条件。

为了防止以后火灾发生会引起的蔓延，在疏散人口的同时，幕府还想方设法利用可能的条件去改造以往江户密集的居住环境，其措施之一便是实施填海或在低洼的湿地建造新的市街，或开发“新田”的战略。五藏野一带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新的町地，幕府向这一带移入了大批的町人，五藏野形成了新的町人聚落。

理论上说，城市的扩大或者说城市化过程，主要是指城市人口的扩张，大量的农业人口涌入城市。在日本，身份制虽然对农民进入城市予以了严格的禁止，但在城市化潮流面前却显得软弱无力。

伴随大量人口流入江户，都城中的町人社区出现了急剧扩张的趋势。当时最早的町人社区，一是在与郭内武家屋敷联结处的街道与河岸边上建起的许多町屋，以直接为武家提供服务；二是在寺社门前形成的门前町以及幕府机构的附近所出现的町地。这些町地是幕府城市规划建设的一部分，也是身份制城市建设的内容之一。三是聚居最为集中的日本桥、神田一带的町人。这些町地都集中在城郭的内外，属于江户的中心地带。在这些地区，身份制居住的原则从其居住分布上看还是十分明晰的。

但在“拜领町屋敷”的禁缚被打破之后，城下町周边的新拓展地区便呈现出诸种身份的人群混杂居住的状态。这种情形在大名居住的城下町尤其显著。例如，富山城下町就是伴随着城市的扩大，在城市边缘的武家及寺社屋敷中增加了町人居住的町屋，并产生了被称做散地的町地，而散地是下层町人与下级武士的混居地。此外，金沃城下的新开辟地区，也是足轻（下级武士）、武家奉公人（为幕府服务的手工业者）、小商人、手工业者、日雇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者）等诸种身份的人交错混居。都城江户也出现了上述情况，随着市街的扩大，大名的中屋敷、下屋敷已经建到了郊外。

至19世纪初，江户仍呈继续扩大的趋势，正像被称做儒学者的荻生徂徕在其《政谈》中指出的那样：“江户城无论在其城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与田舍之间的疆界，百姓可以随心所欲地在江户建造房屋，江户城下町年年都在扩大。在延享二年（1745），町奉行管辖的町数增加到1678町，已经比原来的808町增加了一倍。”江户周边靠近农村的所谓“百姓地”（农村土地）上出现了以农民身份的人从事的手工业作坊，这些地方被称做“百姓町”，是农村城市化的直接反映。町地多数是由百姓的农田转化而成的“町并地”，町并地的居民也是商人、手工业者、农民诸种身份交错。大坂三乡边缘的曾根崎新地、崛江新地等街市的扩大，以及三乡接邻的地方所形成的町并地，也同样都有这种诸种职业与身份混居的情形。

可以说，在幕藩政治下，身份制的地域形态虽然使日本社会形成了武士、农民、町人以及僧侣之间的分割群体，并由此划分了城市社区，原则上他们被束缚在固定的居住地域，禁止移动。但事实上，无论是城市化过程中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是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都使得这种人为的限制难以持久下去，任何行政手段都不能阻止住各群体之间的渗透与扩散，特别是在小石川、本乡、牛込等拜领地上出现的町屋敷，以及寺社附近形成的门前町，它们都表现出町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扩张能力，这一现象除了表明日本町人阶层的内在潜力及其不断发展壮大的状况之外，还说明他们是对武家城市的江户构成危害的潜在力量，而这种社会力量及其发展的潜质正是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所难能见到的。它表明身份制的束缚已经在放松，虽然身份制依然存在，但身份的构成却已经产生了变化，一些流入城下町的农民已经挤入了下层町人的行列。

与此同时，一些武士也丧失了士的身份，流入町人之中，这是“近世”后期身份制解体的一个表现。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身份也货币化，武士的身份可以按照其不同的等级分别以御家人、足卿、乡士等出售，据《世事见闻录》记载，御家人等武士的身份可以卖到相当高的价钱。在宽政年间（1789—1800），许多有实力的町人都取得了武士的身份，如近江屋市太郎和大塚屋伊兵卫就成了二百石的武士。但他们只是名义上的武士，在职业上仍然继续经营商业，所以，他们又被称做“金上武士”。

在这一时期内，城市重建过程也包括对为数不少且有着重要地位的寺社的迁徙与改建。按照身份制原则，位于整个城下町四周的是属于僧人的寺社地，寺社的分布呈特殊的状态。而领主在重新进行城下町的建设和规划过程中，也将境内的多数寺社进行了迁移，并进行了重新改建。这种规划在德川氏进入江户伊始就开始了，火灾使得幕府更进一步实施其改造措施。结果，许多寺社被迁移，像浅草一带就移入了一些原来在郭内的寺社。这些市内的寺院被迁至郊外，居住在门前町一带依靠寺社生活的那些町人也随之迁移，随即在迁出的寺院周围又建设起了新的社区。据当时的耶稣会士记载：“他们（寺社）的处境如同被囚禁一样。”这也在相当程度上说明，在古代具有相当权力的寺院贵族势力已经屈从于封建领主而被安置在远离城下的近郊地区，即城市最外围的地方，也是有将其作为防御对象的目的。但是。这些新开发的地区对吸引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成为日本历史上城市化道路的一个重要阶段，并为封建城市向近代城市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所以，在江户时代，日本出现了大规模的城市化现象，各藩都纷纷在自己的领地上修建城市。从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前期，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对此，日本学者原田伴彦作过评述和讨论，他说：“城下町是作为武士的城市发展起来的，但它在发展伊始就包含了町人城市的一切要素。”因此，城下町由武士的军事堡垒型城市发展成工商业城市是必然的。他还认为：“城下町向町人城市的转变是发生在元禄时代（1688—1703）。”而江户城下町由居住的移动所形成的地域空间的改变，从根本上说还是缘于身份制度的动摇。“在18世纪初期享保年间，封建制度从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动摇的迹象，这种动摇尤其表现在作为封建制度基础的身份制已出现了松弛，士、农、工、商身份的混淆已经表面化。”这就是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下出现的武士贫困、町人抬头、农民分化。

通过考察与研究发现，江户时代的城下町，是17—18世纪兴起的城市，它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以行政干预的手段形成的，身份制决定了城市的空间形态。而同一时期的中国，虽然城墙式的古老城市依旧，但清代的北京城同样是由统治者通过强权重新规划的，满汉畛域、旗民分治是基本的规划原则。两者的政治目的与防范意识是相同的。无论是北京还是江户，其城市空间乃至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区空间都带有政治性，都城都是围绕着权力结构和社会不同群体构成空间格局的。

但是，“身份”与“民族”的划分标准的不同，其背后是两国政治体制与国情的不同，所带来差异也必然是巨大的。也就是说，在日本，由城下町的空间分布状态所看到的是幕藩封建政治的性质与特征，以身份制划分的江户城是幕藩封建政治对城市社区巨大影响的印证。在中国，北京城所形成的城市空间结构，虽然是满洲统治者首崇满洲的表现，带有强烈的民族性，但却仍然体现出以皇帝为中心的官僚体制规划下的城市特征，有着浓郁的等级制与人文色彩。

此外，在步入近代之前，无论是官僚体制下的中国，还是幕藩体制下的日本，其都城的空间状态都在发生着变化，即在社会整体环境的影响下逐渐发生着潜质的变容。北京内城的旗人涌向外城居住，外城汉人以经商及娱乐的方式重新进入内城，打破满汉分城的城市格局。而在日本，町人通过租借武士的“拜领屋敷”，踏进武士的领地，将“拜领屋敷”变成了“拜领町屋敷”，以致身份制的禁令被撼动。而且，两国的这种变容几乎是在依靠政治手段进行城市规划的过程中就开始出现了。它告诉我们，都城社区的变容，已经反映出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尽管构成这种变化的因素，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还有自然环境等因素，一场大火也会加速江户城的空间形态的改变。但是由于中国与日本各自的政治体制不同，所以其变化也是按照各自不同的轨迹在运行，最终必然产生不同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