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身份制与江户都城的规划

相对中国而言，日本江户时代都城的地域空间同样有着深刻的政治痕迹，甚至可以说，其都城的社区划分完全是从属于政治的。质言之，它是建立在代表幕藩政治及其法定的身份制原则上的。

从具体形态上看，体现着武家文化特征的城下町就其空间结构而言，大体上呈现出三大社区的划分，即武士居住的“侍屋敷”，商人与手工业者居住的“町屋”，以及僧侣等神职人员聚居的寺地。其分布状态在地域上也形成了固定的模式。日本学者矢守一彦和松本丰寿认为，城下町原则上“是以城郭为中心，郭内、郭外是武士町，通往城下町大门的主要街道两旁的是商人町，商人町的周围及其内里是手工业者町，寺地则集中在周边地区，而城下町的最外缘则有贱民居住”。三个社区的人口与地域分布的比例，虽因城下町的大小、重要程度而各异，但大都体现了一个以武家为主体的共同特征。美国学者霍尔认为，城下町的形成，从狭义上说，它是为了解决进入城市的武士们的衣食住的需求问题。因此，“城下町是一个事先经过规划的城市，由中心的高楼即天守阁开始向外扩展，在天守阁的周围常常建有一圈圈的防卫墙和护城河，按照同心圈模式排列，其距离足以保卫天守阁使之处于敌人炮火之外。防卫墙内是大名和主要家臣团的居邸，防卫墙外是城市，包括商人居住区、武士卫戍区，以及寺庙和神社”。

也就是说，研究者几乎是一致肯定了城下町通常是由武士居邸、寺社区和它的门前地、町地三部分组成的这一空间分布的概念，且认为，无论怎样的建设背景，城下町都是以大河湖泊为天然基础，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以城为中心，沿着城大门的大道发展的。伴随人口的增长，城市的扩展也是由城郭周围的街市向外扩展的。这些街市被称做“町地”，而“町地”是环绕着城呈同心圆的形态向四周发展的，也有棋盘式的、呈长方形或正方形发展的。这些论断可以再度说明，城下町的幕藩政治的性质与特征，由城市的空间状态得到充分的展现，就连寺庙和神社也是在幕藩政治的体系之中。

当然，作为武士居邸的城下町尽管有着共同的特质，但具体到每个城下町而言仍有着自己的特点。江户素被冠以“武家之都”的称号，所以，其武家政治的特点尤为明显，是城下町的典型。仅从人口构成来看，在进入“近世”中期，即17—18世纪之间，江户的人口已达100余万，其中武士与町人各占50余万，而当时的土地占有状况、也即人口按照不同社会身份的占有面积，根据明治二年（1869）九月的调查结果可以得知，武家地为11692万坪，占江户城下町总面积的69%；寺社地为2661万坪，占15%；町地为2696万坪，占16%。这种居住分布所呈现出的空间状态，足以印证了幕藩政治对城市社区、特别是对都城社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由此确立起的武家的统治地位与以武士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与等级序列，也同样是幕藩政治及其文化作用于城市的结果。

那么，在幕藩政治中能够直接作用于城下町空间状态的又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幕藩制国家的身份制，即“最初实行的武士町和町人町的分离，町外贱民的设置，是以身份制为原则编成的都市”空间。也就是说，由日本都城江户所反映出的城下町的社区划分，完全依据了身份制的原则，城市的社区形态也是身份制的地域化形态，这是日本在步入近代之前绝大多数城市——城下町的一大特征。

1．身份制及其影响

身份的划分，即给予从事各种不同职业的人们以社会等级的定位，始于日本的中世（12—15世纪），人们被划分为士（武士）、农、工、商四个等级的社会群体。据大石久敬的《地方凡例录》记载：“中古，由于兵农分离，士参与国政，镇压叛乱，平治天下，保民安全，其功劳在三民之上。”故而作为武士的“士”成为统治阶级。可见，这一时期日本社会的身份划分，除了武士与文士的差别外，与中国传统的四民社会没有多大差别。或者可以说，日本的四民社会也是对中国四民社会的模拟，这在《春秋》、《管子》等中国古代经典中可以找到它的原形。但最初的中国四民划分，绝非社会序列的界定，《汉书·食货志》载：“是以圣王域民，筑城郭以居之，制庐井以均之，开市肆以通之，设庠序以教之。士、农、工、商，四人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故朝亡废官，邑亡敖民，地亡旷土。”即四民是指社会行业的不同，是对社会结构中从事不同行业的人的区分。其中的士，也是指读书有学问的人而言。

但是，这一观念传到日本以后却发生了改变，大约在14世纪，日本的文献关于士农工商四民中的“士”的解释，由中国纯粹的读书人身份，变成了文武并用，而且认为这也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士”的原形。需要说明的是，日本中世时期的身份划分也只是一种社会性分工的划分，不具备法律的效应，而且身份与阶级的分野也并不十分明晰。

进入16世纪，在日本的一些辞典上，进一步明确了四民的含义，分别是武人和兵士、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它客观上说明了这一时期武士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真正的主导力量。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日本加快了城市化进程的脚步。其契机则是1585年丰臣秀吉在全国实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对农村土地的丈量——“检地”。

所谓“检地”，是根据丈量出来的土地面积和质量估算出粮食的产量——“石高”，而石高即是纳税的基础。被检括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属于大名，但却以自耕农即百姓的名字进行登记。通过检括，在由幕府确定农民对土地的耕作权的同时，规定了农民缴纳贡赋的义务。从表面看，它似中国唐代在土地国有情况下所实行的均田。然而，不同的是，正是这看似简单的“检地”却对日本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成为丰臣秀吉继织田信长之后，使用强权手段迫使武士离开土地聚居城市的铁腕措施之一，它进一步区分了农民与武士的不同身份。因为，列入检地簿籍上的人属于百姓（农民）即纳税人，而大名册簿上的人则是持有封地或领取“薪金”的武士。武士虽然对土地拥有所有权，可以收取农民缴纳的贡物，但却被严令禁止从事农业。自此，区分了农村中武士与农民的身份，兵农分离的道路开始了，这就是日本使身份得以制度化的基础，由此武士成为农民的统治阶级。

三年后，即1588年，丰臣秀吉以法令的形式固定了这一社会结构，宣布禁止武士回到农村，农民不得转而从事商业贸易，由此奠定了武士、农民、工匠、商人四民社会的基础，他们各自有着法定不变的身份。这就是丰臣秀吉颁布的身份法。它宣布了以职业划分身份的永久性与不变性。自此，身份制便成为日本幕藩制封建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它不仅将四民的职业性划分加以身份的明确界定，结束了以往亦农亦武的身份暧昧与职业流动，而且，为使日本的社会结构及其状态更加适应幕藩政体的需要，还规定了不同身份的居民按照身份制的限定进行居住的准则。这与中国的可以改换身份的四民社会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它既是中国文化流入日本的直接反映，也是日本文化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对中国文化进行修正的产物。正如某些日本学者所言：“士、农、工、商是由中国的古代概念结合日本的现状逐渐形成的。从另一个角度说，它是日本社会现状的客观反映。”“是作为士、农、工、商实体的武家、村家和町家集团的社会存在基础”。那么，身份制的作用与影响就值得特别关注了。从其特点看有以下几点：

第一，身份制作为日本的一项国家法律，其身份的不变性构成了制度的核心，而幕藩社会是典型的身份制社会，因为幕藩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通过统治权力的分割和世袭身份制进行统治的。身份制规定，各个身份之间不存在相互间的流动和变化，身份是世袭的，不同身份的群体之间互不通婚，日常生活也各有严格规定，不得逾越。可以说，正是身份的不可改变在日本步入近代之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二，身份制所形成的社会秩序是使幕藩体制下的日本保持稳定与巩固的基础。在《日本国语大辞典》中，关于身份制度的概念含义有两层，即“社会地位”和“社会秩序”。而所谓的社会地位与社会秩序都可以归结为士、农、工、商的等级序列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它为社会的稳固提供了一种有序性，也正是基于这一意义才反映出士、农、工、商的身份制原则的作用与影响。

第三，身份制作为德川幕府区分社会各阶层的依据，它在将社会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武士、农民、工匠、商人四个依次递降的等级的同时，也确立了武士居于“四民”之首的地位。武士包括将军、大名和他们的家臣团。这些人修文练武，担任各级官吏，完全脱离劳动，唯一的职责是统治、管理以及镇压人民。所有的武士都享有佩刀称姓的特权，即使最低等级的武士，对于犯有过错的平民，也有格杀勿论的权力。武士连同家属约占人口的10%。武士之次是农民，农民的地位虽仅次于武士，约占人口的80%，但农民却是受武士直接剥削和压榨的主要对象，他们负担繁重的年贡和各种杂税，不能迁徙移居、变更职业，也不能买卖土地、自由耕种农作物品种，而且还要受到“村清制”（以村为单位征收年贡）和“五人组制”（五家连环保）的严密控制。这种建立在户籍连坐基础上的税收制度颇似中国的保甲、里甲等制度。农民之后，排在第三、四位的是工匠和商人，他们约占人口的10%。由于幕府执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所以他们的社会地位被排在四民之末，似乎地位最低。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研究日本史的美国学者霍尔即指出：“商人的位置在16世纪是比较高的，而17、18世纪仍然比较高，比一般想象的在登记制度的最下层为高。而且，实际上日本的立法常把工匠和商人连在一起，作为一个叫做町人的城市阶级。”这里，霍尔把町人比做日本的城市市民。如果再准确一些，町人应该是日本式的城市市民。对此，本书将在第四章中进行讨论。

此外，还有与本书关系最密切的一点，就是身份制作用于城下町，限定了人们在城下町居住的方位与范围，从而在城下町中形成了按照身份、也即职业划分的社区。“武士在城下町的武家地居住，以政治和军事为职业；百姓在农村居住，从事农业；町人在城下町、门前町以及其他的町地居住，经营手工业和商业。这就是职业、居住地和身份三位一体的身份制。”他们是实态的身份集团，每一职业就是一个社会团体，也是一个居住群体。

除了为城下町居民的划分提供了原则之外，身份制也对城下町的建设产生了影响。众所周知，日本的城下町没有城墙，大多以水壕和低矮的土墙圈成不完全的围郭，其防范功能根本不可与中国古代城墙同日而语。然而，在城区内不同的社区之间，却同样建有这种土墙和水壕。特别是武士町与町人町之间，往往会利用天然的河流，或者筑成土墙、挖掘土壕分割开。如17世纪初，在城下町松冈，武士居住的侍屋敷与町屋之间就是由这种壕与土墙隔开的。秋田藩的城下町，武士居住的内町与町人居住的外町是由一条天然的河流隔开的，岩代二本松藩的武士町与町人町是以那一带的丘陵为界线的。所以，可以说城下町的各类土墙即壕等屏障，其意义主要不在于防御外来的入侵，但却可以由此验证身份制对城市空间的重要分割作用。

由此似可以认为，在身份制的制约下，日本的城市社会是一个完全身份化了的社会，城市的社区也完全是一个由身份划分的社区。这就是步入近代之前的日本城市所表现出的社会等级序列和由此构成的社会秩序。

2．身份制下的城市空间

就江户的城市空间而言，日本学者矢守一彦的划分方式是把江户分作“城”、“侍町”和“町”三个部分。虽然这种划分没有谈到寺社区，但其对江户城的平面剖析却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都城社区的概貌。

首先，江户的“城”又称“御城”，它位于江户的北端，是幕府将军居住的地方。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于宽永十六年（1639），从西北的赤坂开凿四谷、牛込濠，设置郭门，以神田川为城濠，建小石川桥、筋违桥、浅草桥诸门，完成了江户御城外郭的建筑。

御城的西北角的五层高的雄伟的“天守阁”，是江户城下町的象征。御城内最重要的部分称“本丸”。在本丸中，有将军的私邸和幕府的官厅，其建筑从南向北按照“表”、“中奥”、“大奥”的顺次，分三个部分排开。“表”是举行仪式以及老中办公的场所，中奥是将军处理政务的场所，大奥是将军及其女眷居住的地方，很像清代皇宫中的前朝内廷之制，且位于最外端的表门也与北京的天安门、午门等位于宫殿正前面的方位是一致的。除本丸外，御城内还有“西丸”，又称“西御丸”，西丸内有将军隐居的别墅和嗣子的居邸。在御城的北部则是幕府官员的办公地——代官厅，代官厅附近有属于这些武家官员的居邸，称“役人屋敷”。就占地面积而言，本丸最大，占地约11000坪（相当于36300平方米），其中表和中奥共占地约4700坪，大奥约有6300坪。本丸、西丸，再加上北部的代官厅，共同构成政治的中心，属于高层的武士集团，他们占据江户城的最主要的地域空间，“其面积有222182坪之大，这就是260余大名、数万旗本可以进驻江户，被江户容纳的原因”。此外还有二丸、三丸，属于将军的生母以及庶母的居所。这种空间格局体现的是武家的社会中心意识，或者可以说是德川家族的至高地位。

其次，在御城的郭内、郭外住着幕府的重臣和属于将军家臣的武士。其外郭是沿外濠划分的，它自浅草桥、小石川桥、牛込、市谷、四谷，到赤坂，周围约4里（16千米）。其内侧就是广义的内城，也称内郭。这些地区按照矢守一彦的说法统称做“侍町”。顾名思义，居住在这里的武士都负有侍卫的责任。按照规定，江户城的36门都设有武士守卫。如正面的大门，由10万石以上的谱代大名担任守卫；在外桜田御门由5万石到3万石的外样大名担任守卫，而赤坂门的守卫则由1万石以下、3000石以上的大名担任。于是，围绕着城郭与城门便出现了担任守卫的大名的居邸——侍町。可以看出，侍町不仅区别于“城”而成为单独的社区，而且侍町内也有严格的等级差别，从而构成武士集团内部的社区划分。但从根本上说，它是身份制作用的结果。身份制不仅在武士与农、工、商之间形成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身份差别，而且在武士内部也存在着许多阶层，形成等级序列，按照血缘与世袭的原则来加以维持。

矢崎武夫指出，在御城东面的“大名小路”一带有大诸侯（大名中级别较高者）的邸宅，包围着它的是其余大名居住的“番町”和幕府家臣团——旗本的聚居地。“自神田桥经由筋违门到上野方面的骏河谷、本乡、下谷安置的是旗本集团；在田安门至牛込门的大道是番町；半藏门至四谷门的甲州街道，再到内藤新宿也是番町。另外，在大山街道，自赤坂到渋谷方面的青山、麻布地区集中着旗本。”总之，建于这一带的“大小武家屋敷（居邸），自小川町、粷町、青山、丸山、本乡，直到下谷”。而城内以及附近的许多寺社则被迁移到江户边远的神田台、矢仓一带。众多的武家环绕着江户城，充分表现出“江户的城区划分，是基于防卫上的充分考虑”的特点，而它也对日本的封建统治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伴随着德川开府于江户，有两百余大名按照参勤交代制度的规定在江户建起了自己的府第，其豪华与数量之多也构成了江户的一大景观。它们因功能的不同而分别被称做上屋敷、中屋敷、下屋敷、藏屋敷、抱屋敷等，而每个大名至少有2个以上这样的居邸，甚至还要多出几倍。如因州岛的曲池田家有10个屋敷，毛利家有9个屋敷，纪州德川家有8个屋敷。通常上屋敷多建在江户城边上，是各大名的主要藩邸，也是大名的常居之所。中屋敷是大名的嫡子及其儿女的居所，而下屋敷是大名游玩的类似行宫的居所，一般多选择幽静的林泉之地建造。

大名的居邸不但数量多，而且其在建筑上也与将军居邸同样豪华。这些大名居邸大都拥有相当大的建筑面积，如纪州德川家的中屋敷总建筑面积在18200余坪，尾张邸在明治维新前达到了210000坪，最小的麻生藩也有8800百坪。而且大名居邸的范式建筑，一般都要修葺二层楼高的外墙，内则以大名夫妇居住的殿阁、庭院为中心，向外再建二重、三重套院。此外，由于随大名到达江户的有许多随从，在屋敷的周围有各类办公场所、藩士的长屋以及存贮物资的仓库等等。总之，各藩大名为了显示自己的实力，竞相在江户占有土地，修筑藩邸。也正是在这种攀比夸富中，江户出现了武家的繁荣。

3．江户的“町”

在德川时代，“城”是幕府及诸大名的封建领地，而“町”才是人数众多的町人（商人与手工业者）的居住区。由于此前的城都建于山上，所以位于山下的町就很自然地被称做城下町，“町人”所居地区则称“町人町”、“町地”以及“町”等。尽管此时山城已经移入平地，但是人们还是习惯地称其为城下町，因为这些“町”依然建在城下，他们密集地蚁聚在距“城”较远的低地。

最初的“町”即是街市，大多是由城的大门外边或街道两旁传统的“门前町”发展起来的。虽说最初的町只是一条条的大街，但由若干个相同身份的人聚居的町便构成了一个社区。按照传统的习惯，町人聚居的町，即为一个小小的社区，可称之为“团地”。其规模通常是由40户左右的人家构成，町内的各个家庭组成了一个区域的共同体，居民之间不仅结成了密切的人际关系，而且根据自主管理的原则安排各自的生活。这种形式的“町”在15世纪就已存在于京都，不久又相继出现在大坂等城市里。到了17世纪的江户初期，这种“町”便已扩展到了整个日本，而且“町”已发展成为一个基层的行政单位。

就江户城下町的形成过程而言，在16世纪末，先是在街道、武家的居邸、寺社的门前等地形成小规模的町地，而后这些町地逐渐连成了一片，形成所谓的“町”，即町人社区。江户虽然是武家的城市，但武士自身的城市生活需求迫使幕府及诸大名不得不大力发展“町”。他们采取招徕移民及优遇工商业的政策，在城的周围便聚集起数量可观的手工业者与商人。可见，正是这种客观的需求，使得町人社区成为武家的城市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社区，而且成为城下町的重要经济活动社区。

德川氏在进入江户伊始，便十分注重“町”的建设，德川家康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去修建“町”。到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宽永时期，江户共建成了三百多个町，这些町是江户这座武士城市的最早的“町”，所以被称做“古町”。在宽永时期，“古町”被正式归入町奉行（代表幕府管辖江户的官员，身份是武士）的管理之下，后来又分割成387町。由于汇集在古町的众多町人，大都以为幕府提供服务为主要经营方向，带有为幕府服务的公役性质，所以，居住在“古町”的町人是享有免收地税的优待的，仅承担一些公役和国役。他们不但是进住江户的元老派町人，也大都是为幕府服务的御用町人，与幕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是，伴随着整个日本在17世纪中期以后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对于作为都城的江户而言，其经济的运营仅靠古町及其御用町人是远远不够的。而不断流入的町人也迫使幕府加大建设町人社区的力度。于是在这一时期，江户的町地除了“古町”之外，又相继出现了“町并地”和“门前町”的名称。与“古町”这些江户最早的町地不同，“町并地”是自宽永年间古町确立以后，江户城下町继续向外扩展所形成的町地，它们大多是在正德年间（1711—1715）被正式编入町地的。虽然这些町并地上的居民已是江户的町人，且被纳入了城市的管理体系，但町并地的土地仍属于代官（管理农村的官员）管理，居住在町并地上的人们要向代官缴纳年贡，即土地税，不同于古町可以免收地税。而“门前町”是指寺社境内的一部分町地，原本一直属于寺社保留的町地，但在18世纪中叶的延享年间（1744—1747），由于江户城下町发展的需要，这部分町地上的居民也划归町奉行管理，但与町并地一样，土地仍归寺社奉行管理，居民需要向寺社缴纳地租。

可见，上述这些“町”虽然都属于商人与手工业者在江户的地域空间，但是，在幕藩体制的分散管理下，它的行政管辖权却被分割为不同的部分。也就是说，它们的区别不仅在于形成时间的先后，而且更主要的是管理和归属的不同，纳税机制也各异。这种状况在官僚制一体化管理下的清代北京是不可想象的。这其中支持幕藩经济基础的“年贡制”，即封建领主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日本城市的发展，“町并地”与“门前町”的纳税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幕府财政收入的考虑，也正是由于幕藩体制的需要，江户城下町虽然在扩大，却不得不实行双轨管理体制。

从“古町”到“町并地”，再到将属于僧侣的寺社境内的“门前町”也一并纳入幕府管理，这一江户町地发展的过程，也即江户城下町在空间上向外拓展的过程。其中一个重要的拓展原因是来自人口的压力。当时，江户的町人在宽永年间为15万人，元禄年间为35万人，人口增加了20万，是原有的一倍多，而这些新增人口急需政府化的管理，所以幕府将他们安置在町并地与门前町。虽然，按照身份制的原则，百姓（农民）不能进入町人之地，町人不能进入武士之地，但是，町并地的出现，清楚地说明城下町的发展已对身份制构成了冲击，在百姓（农民）和町人之间出现了边缘的模糊状态。而每新增町地，大都是通过对江户城下町周边的农村土地进行城市化改造来完成的。例如，宽永年间至元禄年间（1624—1703）形成的町并地，有农村的家庭手工业作坊，还有旗本、御家人的“拜领町屋敷”，此外还有寺社门前的门前町。而这些地区多为与农村接壤之地，有些甚至就是需要缴纳地租的农业用地，即“代地”。

但是，这并不是说身份制原则在町地上已不复存在。事实是，无论古町、町并地还是门前町，身份制仍然在其中继续起作用。

其作用首先表现在将町人的职业地域化。按照丰田武的说法就是：“一般情况下是从事同一行业的人在同一区域居住的情况为多。以市场为中心，商人和从事金融业的人集聚在一起。以寺院为中心，则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各类工匠的聚居地。”即使同为町人，商人与手工业者也各有区分，商人町多位于街市和大道，而内里多是手工业者町，这种集中有利于领主的税收和各种物资的调拨，也有利于同行业者相互扶持和共同确保制造、销售的便利以及价格的统一。另据文献记载，江户町地的市街是以职业划分的，由于相同职业的人住在一条市街上，其他职业的人一个也不许进住，所以，其市街的名称就自然按照居住者的职业命名，诸如靴工街、铁工街、缝工街、锻冶街、商人街等。而在商人聚居区还有更加细致的划分，诸如银商聚集一区，金商、绢商以及其他行业的商人分别各居一区，甚至杂居的现象都不多见。不但江户如此，大坂的町地市街也有同样的情况。在这里，似乎完全可以对应上施坚雅的“大胆命题”，即“同行批发商、特产零售商和同类手工业工人，都沿着某一条街或几条街集中”。但它却是建立在身份制的前提下的，它如此鲜明的界限，也应该只属于身份制的结果。

其次，身份制的作用还表现在对町地进行职业性规划的同时，也照顾到町人中的阶层划分。从其居住状态可以看到，在江户的中心地带即郭内的周边地区居住的是上层町人，他们被称做有产业的家持人，这些人大多都是豪商，或者是为武家服务的奉公人（御用商人或手工业者等），或者是拥有巨资可以从事批发行业的中介商，他们同属町人中的最上层。此外，在日本桥附近居住的也多是富有的大商人。在郭外的繁华地带，即河岸与主要街道上，则以租借他人地产的町人居多，在幕府家臣们的“拜领町屋敷”中则以雇佣町人居多。此外，神田一带主要手工业者，几乎没有佣工者。而且郭外还有许多由农民转化而来的町人，他们多有土地等家产。而在其周边则是一个有产町人、借家人以及佣工者混杂的地区，也就是说，在其周边，富裕的商人与贫穷者都居住在同一社区。这种现象可以视为在城市化过程中还没有来得及规划的那部分空间。

当然，郭外街市发展的状况是不尽相同的。其中，浅草因为有浅草寺，故在浅草寺的周边有许多门前町存在，这些寺社多是在庆长年间至享保年间（1596—1735）由郭内转移到这里的。而麻布则是因为这一带的许多大名居邸中间原本夹杂着为其提供服务的町屋，这些町屋是属于农民家庭作坊性质的手工制造业，也就是说，从其地域看这一带很接近农村，属于还在被城市化的空间。

总之，按照幕府的最初意图，将身份制用于城下町，不外是要将农民与町人、农村与城市分割开。在城下町的形成过程中，它成了一种居住原则。而且，这种按照身份制原则划分的社区是有法律效应的。但在实际的贯彻中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一些例外，而正是那些看起来并不很多的例外，显示出其原有秩序的问题，并带来随后的变动。

此外，町地的扩展一方面反映了江户城下町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也显现出商人、手工业者以及农民大量流入城市，武家城市的城下町逐渐向工商业城市转化的某些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