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声乐探索与创新:金铁霖从教50周年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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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金铁霖的民族声乐艺术

刘玉亭 钦苏潍

1945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的新歌剧《白毛女》,采用了“戏歌唱法”,开启了中国现代民族声乐艺术的大门,到如今已走过了六十多个年头。这期间,经过郭兰英、王昆、张权等一代代民族声乐艺术家和教育家的艰辛探索与继承创新,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已经从萌芽走向成熟。无论是其唱法的科学性还是其作品的种类或难度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形成了特有的艺术个性与艺术风格,涌现了一大批民族声乐人才。尤其是“以金铁霖教授为代表的一代民族声乐教育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将其完善并使之趋于成熟,形成了一套中国民族声乐体系。一批在这种体系下成长起来的歌唱家(如彭丽媛、阎维文、张也、宋祖英、吴碧霞)的成功,也证明了这套体系的科学性和民族性。这种唱法使声音塑造能力变强,音色更加纯正,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堪称当代的中国民族声乐演唱法。金铁霖教授培养的歌唱人才不仅能演唱创作歌曲,还能胜任大型歌剧的需要,更能驾驭不同风格的地方民歌。这种唱法已被实践证明,被广大专业声乐工作者认可和接受,且深受老百姓的喜爱。这种唱法具有科学性、民族性、艺术性和时代性,并由此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气派的声乐体系”[1]。当然,一些专家学者对民族声乐的现状也有不同的看法。“在第九届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上,一位评委曾在白热化的比赛过程中提出了‘主张个性,拒绝平庸’的看法。他认为,现代民族唱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缺乏个性的问题。有‘千人一腔,万人一声’的状况存在。随后,又有一些学者对当今民族声乐界的‘金铁霖热’以及对这种‘金氏唱法’提出强烈的质疑和反对,认为‘金氏唱法’下的学生是‘千人一腔’、‘罐头歌手’等等。至今,这一问题在学术界仍存在着很大的争议。”[2]本文的写作,暂不从解决争议入手,仅对金铁霖教授的学习、工作历程及其民族声乐教学理念进行了梳理与研究,期望能引发一些对中国民族声乐未来的发展问题的思考。

一、与时俱进的金铁霖

金铁霖,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教授,声乐教育家,博士生导师。1940年生于黑龙江哈尔滨,满族。1960年,中央音乐学院到哈尔滨招生。当时共有200多名考生进入复试,只有金铁霖一人踏入这座中国音乐最高学府。金铁霖在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师从著名的歌唱家、声乐教育家沈湘教授。在几年的学习生涯中,德艺双馨的沈湘教授给了金铁霖很大的影响。1965年,金铁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被分配到中央乐团工作,任独唱演员,成为一位职业歌唱家。凭着自己的实力与严谨的态度,他被团领导任命为男高音声部长。同时,金铁霖凭借较高的音乐造诣和演唱技巧,演唱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歌曲,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歌唱家。

金铁霖在中央音乐学院学的是传统的意大利美声唱法,而他最早接触到民族唱法是在人人唱“样板戏”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跟上政治形势,中央乐团专门从京剧团请来几位京剧演员,教他们这些美声唱法演员唱中国传统戏剧,用传统的发声方式吊嗓子。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西洋发声和民族唱法的碰撞,竟为多年后金铁霖从事的民族声乐教学奠定了基础,找到了发展道路。自此以后,他开始了民族声乐教学的探索,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逐渐摸索出了适合民族唱法的教学模式与方法。

1980年,中国音乐学院恢复建制。复院后的第一任院长李凌找到金铁霖,盛情邀请他到声乐系任教。正处在歌唱黄金时代的金铁霖,并没有考虑个人得失,毅然放弃了充满鲜花掌声的舞台,走上了神圣的讲坛。虽然当时有人表示困惑与惋惜,但他认为从事教学可发挥自己的长处,多年的演唱经验也可为声乐教育服务。尤其是,他坚信“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能培养更多的歌唱家为人民歌唱,要比自己一人在舞台上获得成功和鲜花更有意义。

就是带着这种信念,金铁霖在中国民族声乐园地里,耕耘了数十载,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歌唱演员,如彭丽媛、阎维文、宋祖英、刘斌、祖海、张也、王士魁、刘玉婉、李丹阳、黄华丽等。当年彭丽媛进入中国音乐学院进修时,就像一块未经雕琢的玉,李凌院长嘱咐金铁霖带好她。金铁霖不负重托,他针对彭丽媛的声音特点,对她进行系统的全方位的训练。除了教彭丽媛唱好家乡的山东民歌外,还让她接触各地的民歌、西洋歌曲、歌剧咏叹调、京剧唱腔等,让她从各种歌唱形式中广泛汲取营养。在他的指导下,彭丽媛进步神速,一年后,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崭露头角,从此奠定了她在中国民歌界的“大姐大”地位。之后又成为金铁霖教授第一个“中国民族声乐硕士”。张也更为幸运。金铁霖偶然听到她的歌是在1986年,当时她还是一个15岁的小姑娘,虽然她当时的音量很小,但潜质极好。金铁霖感到这是一个很有培养前途的人才。在他的积极鼓励与教导下,张也考进了中国音乐学院,毕业后迅速成为民歌园里的一颗耀眼的新星。

由此可见,金铁霖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他凭借自己的天赋和不懈的努力,不断进取,与时俱进,成就了自己的人生事业。他的人格魅力与学识,体现了民族气质和时代精神。他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为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

二、金铁霖民族声乐艺术的特性

金铁霖曾说:“‘科学性、民族性、艺术性和时代性’,这是我自己对民族声乐的定位和方向。”[3]这“四性”不仅体现了金铁霖对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追求,同时也是金铁霖民族声乐艺术的基石。他就是以这“四性”作为自己民族声乐教学的努力方向与追求目标,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的民族声乐人才。

(一)民族声乐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是指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概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成果,揭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普遍规律。对于具体体现在声乐艺术上的科学性,金铁霖认为:“‘科学性’是指在继承传统民族声乐艺术精华的前提下,通过学习、总结,不断发展、提高、创新。同时,合理借鉴世界上一些先进的发声方法和艺术表现手段,为我所用,丰富和发展自己。使科学发声的共性与民族声乐演唱的个性有机结合,使不同的个性都能体现在科学的共性之中。”[4]他的观点强调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同时不排斥学习其他民族先进的发声方法与艺术表现手段,科学地体现了民族声乐的“开放性”。金铁霖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一方面努力继承民族声乐演唱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认真从世界声乐艺术宝库中学习、借鉴、吸收,经过不断探索和反复论证,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科学、完整的训练方法及理论体系。这就是“声乐训练有三个阶段:自然阶段、不自然阶段和科学的自然阶段。我们追求的是科学的自然阶段。自然阶段是在没有正式学习声乐艺术之前,自己找感觉唱;不自然阶段是指经过训练,打破了原来歌唱状态的自然平衡,在寻求新的平衡中寻找方法;科学的自然阶段是指找到了方法,并且运用自如,最后达到不受方法的约束,不用想怎么唱,不用想支点放哪,不用想通道怎么用,但可以准确地安放支点,正确地打通通道并按照作品内容的需要去充分地表达作品。我们提倡感觉式的启发教学,通过感觉、比喻和假设来启发学生。声乐教学是抽象的,凭的是感觉。有时很容易找到了感觉,有时又找不到。这种感觉不具体,用文字很难表达出来。一个人一个教法,而且每个学生的问题不一样,但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解决学生的问题”[5]。这“三段论”是金铁霖教授对声乐学习做的科学分段。这种分阶段学习,不仅可以克服学习者的急躁情绪,而且能引导学习者进行循序渐进的学习。关于民族声乐科学性是怎样来的,金铁霖认为:“它继承民族传统声乐基础,学习总结,不断创新。当然,还有一个借鉴问题。小平同志说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后采用市场经济,我们才有今天的生活。同样,不能说科学方法是美声的,民族声乐也可以用科学方法。我们用科学方法发展的是中国音乐,而不是变成西洋唱法。”[6]也就是说,中国民族声乐在总结、学习民族传统声乐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的美声唱法,进行创新,这也是合理的。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和文化灿烂的古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戏剧、曲艺、民歌等,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艺术宝库。作为一个中国的声乐工作者,有责任去学习、研究、开拓、总结祖国的声乐文化。同时还应当认真吸收外国声乐的优秀经验,使之为我所用。不过学习只能是借鉴而不能照搬。要以我为主,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为我国人民所喜爱并承认的民族声乐学派”[7]。这种创新的唱法是符合中国人的语言、生理、心理、审美及风俗习惯的科学方法,是有中国特色的唱法,而不是西洋唱法的“跟随者”。虽然人作为地球上的高级动物,在发声器官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很大不同,文化上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不能一提到科学的唱法就认为只有美声唱法。实际上,真正的中国民族唱法也是具有个性的科学的唱法,不能用美声唱法替代中国民族唱法。“我们讲的科学性不是美声唱法,而是我们在实践中获得的一种经验和理解。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罢,作为一个人,他/她的发声器官是一样的,科学性也应该是一样的。但掌握科学的演唱方法以后可以体现不同的个性,包括美声、民族、通俗,也包括戏曲、曲艺和各地的原生态民歌。科学有什么不好呢?它可以使人们正确认识人声发声的规律,在正确的发声方法的指导下发挥人声的潜能,让声音能高、能低、能大、能小、能明、能暗、能虚、能实、能强、能弱,表现力丰富。”[8]金铁霖在这里强调了科学的训练方法对声乐艺术的重要性,同时指出我们不要妄自菲薄,中国民族唱法也是体现不同个性的科学方法。“科学不是唯一的,而是多样的,各个民族按照自己的特点构建本民族的科学体系,不仅可行,而且已经是事实。各民族构建起来的科学体系,只要是有效的,根本不存在高低之分和上下之别。”[9]金铁霖用他科学的方法,创造了许多个奇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80年代初,“对民族声乐演唱方法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一直处于‘纯理论性’争论之中。大家各执一词,见仁见智,莫衷一是。1980年,全国第一届民歌会演时,彭丽媛可谓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以一曲《谁不说俺家乡好》,倾倒了不少听众,使声乐界不少前辈和专家们着实兴奋了一阵子。不少人都说:‘民族声乐女声的演唱,就应该像彭丽媛那样’,一时之间,竟无人发出反对的意见。因一个歌手的演唱,使民族声乐界争论不休的看法得到比较一致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10]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邹文琴、金铁霖、郭淑珍的指导下,歌坛新秀吴碧霞脱颖而出。吴碧霞既能原汁原味地演绎家乡的传统民歌,又能将外国艺术歌曲演唱得出神入化,因此被国际声乐界赞誉为“中西合璧的夜莺”。吴碧霞的成功,说明同一个歌唱艺术家可以“多种唱法、多种风格兼容”。用科学的训练方法,可以促使学生去拓展更大的艺术创造空间,以便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音乐事业的需要,适应时代进步与当代人民不断变化的审美需求。至此,金铁霖教授的民族声乐教学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二)民族声乐的民族性

文化的民族性是文化的重要价值之所在,具有鲜明而浓郁的民族特色,是某一民族文化在未来的“地球村”中占有一席地位的决定性因素。民族文化是在维护和继承民族传统文化内核的基础上,随着本民族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同时,在与外来文化的交往和吸收融合中得以丰富。金铁霖在几十年的社会生活与艺术实践中深深体会到:中国民族声乐的“‘民族性’即扎根于我国传统音乐文化沃土,着力体现我们民族的风格、感情、语言、表演等,反映我们民族的文化”[11]。表明了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沃土是“民族性”的根基,离开这个根基,将失去民族性。由于中国民族声乐是一个开放的科学系统,所以,“‘民族性’不仅表现在应该有本民族的文化特征上,而且要表现在吸收外来文化的主体性上。而这种主体性不仅表现在学习借鉴外来文化时的主体性上,而且表现在消化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上。经过这样一番扬弃所创造出来的新的民族声乐艺术,应当是在继承基础之上的发展创新的民族审美形式,表现我国火热的现实生活”[12]。就是说,要发展中国的民族声乐,不仅要体现我们民族原有的文化特征,而且必须吸收、借鉴外来的文化,在继承、借鉴的同时,促进自身的发展。只有如此,中国的民族声乐艺术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满足当代人民的审美需求,更好地歌唱新生活,创造新生活。

然而,我们与西方文化传统差异很大,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审美要求都不同,思想情感表达的方式也不一样,尤其是语言差别更大,这些差别必然使歌唱艺术的风格特点、气质色彩有所不同。金铁霖教授认为:“我国的民族声乐有悠久的历史传统,需要认真地整理、学习和继承。我国的戏曲、曲艺、民歌等,在演唱方法上也各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应当从中吸取营养,吸取精华,认真地总结和提高。但是,我们要用发展的、科学的态度来做这项工作。我主张中国的民族声乐既是科学的,又是具有民族特点的,这种唱法要被中国的广大听众欢迎、承认、喜欢,也应当具有时代感。”[13]即,在学习借鉴西方声乐艺术中有用的东西、创造发展我国民族声乐演唱艺术时,我们必须首先继承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民族声乐演唱艺术传统,因为它来自人民,在群众中有深厚的根基,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借鉴西方优秀的声乐艺术,为我所用。只有恪守本民族的风格特点和色彩气质,吸取外来音乐艺术的精华,丰富、充实我国的民族声乐演唱艺术,才能使我国的民族声乐演唱艺术始终保持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

究竟怎样在民族声乐中保持自己的个性呢?金铁霖教授经过长期探索研究,在实践和理论中,博采众长。“他强调先解决基本的歌唱方法,再体现个性,也就是采取分两步走的步骤,先共性(即先训练基本的和科学的方法),后个性(即后训练和表现民族特色)。”[14]在掌握一定的歌唱方法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民族特色方面的训练。同时,“在曲目的选择上也不要一开始就选择风格较强的作品。当演唱方法基本稳定之后,可以逐步加进民族色彩较浓的声乐作品”[15]。金铁霖教授的做法较好地体现了循序渐进的原则。由于每个学习者的文化背景、自身条件不尽相同,训练方法就必须有所不同。“对那些本来就具有较强风格又能掌握一定歌唱方法的学生,则可以保留他们本身的演唱特点加以训练,采取科学方法和原有演唱特色同步进行训练,使之自然渗透、去粗取精、逐步合成的方法,使其逐步科学化。无论采用什么步骤和方法,都要因人而异,有的放矢。”[16]这种观念充分体现出了因材施教的原则。文学艺术都是为广大的人民服务的,“民族声乐的训练必须要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习惯。因此,在语言、风格、表演、音色、感情、修养等方面,都要尽力地体现民族特色,才能使听众喜欢。我们民族声乐的提高也只能沿着这个方向”[17]。这是对金铁霖教授民族声乐民族性方向的正确评价。正如毛泽东曾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即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应当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所谓民族的,一方面是指“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另一方面则指出“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金铁霖教授的民族声乐艺术的民族性体现了中国民族音乐未来的发展方向。

(三)民族声乐的艺术性

文化艺术性指艺术作品通过各种艺术手段反映社会生活、表现思想情感所达到的鲜明、准确、生动的程度。艺术性的高低与艺术品的思想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艺术性作为艺术作品艺术价值的衡量标准,主要是指在艺术处理、艺术表现方面所达到的完美程度,各门艺术的艺术性的表现是不同的。在音乐艺术中,艺术性则主要体现为由一系列乐音构成的旋律、节奏在抒发音乐情思时所具有的表现力。对艺术性的追求是艺术家的天职。艺术品的艺术性越高,其感染力就越强,也就越能发挥艺术的社会作用。包括声乐在内的一切艺术,不仅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同时,也是对社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及经济基础的反映。然而,艺术并不像政治,它对生活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对人的影响,即通过对人的意识、行为、理想、信念等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对人的精神的塑造而发挥着它的特有功能。金铁霖认为:“‘艺术性’是把传统民族声乐的表现形式,进行艺术创作加工,增加艺术表现的深度,丰富其艺术内涵,使民族声乐艺术表现层面更宽,艺术表现手法更丰富、细腻、传神,具有更强的感染力。”[18]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在传统民族声乐表现形式的基础上,通过一代一代的创新,使之表现力更强,表现手法更丰富、完美。为了达到这种“艺术性”,金铁霖提出了“声、情、字、味、表、养、象”七个方面作为民族声乐选才、育才的标准。[19]他就是这样从声音、抒情、吐字、韵味、表演形象、修养各个方面来发现和培养声乐人才的。由于“‘声、情、字、味、表、养、象’七个字,涵盖了当今广大群众对于民族声乐演唱的审美要求,因此,也就成为我们选才、育才的基本标准”。[20]民族声乐的艺术性需要科学的训练方法去支撑,“掌握科学方法可以有更宽的音域、更好的声音,表达手段更多,两三个八度的音域比一个八度表现力要强很多。很多新创歌曲难度很大,如果没有科学性,这些歌曲就无法演唱。没有艺术性怎么表达深度?”[21]可以说,科学性和民族性都是为了提高民族声乐艺术的表达深度。在此基础上,金铁霖教授认识到:“作为文艺的一种形式,民族声乐肩负着非常重要的社会责任。它无论对青年人还是儿童,都是一种教育。现在很多人反映儿童没有歌唱,以至于很多小学生都去唱港台流行歌曲,这无疑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起着负面的作用。而民族声乐高唱的是自己伟大祖国和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在这一点上民族声乐是别的艺术形式所不能替代的。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民族声乐,只有美声、通俗,那我们国家声乐艺术的特色就没有了。民族声乐产生于传统声乐中,从民歌、曲艺、戏曲发展而来,它的魅力正在于其演唱方式扎根于民间音乐的沃土之中。全国各地都有地方风格浓郁的声乐形式,它们发展为民族声乐,因此民族声乐实际上也代表了国内56个民族,它是中华民族的乡音。民族声乐歌唱家在他国访问的时候,为海外的华人华侨们带去了民族声乐,令很多人感动不已。感情是中国的感情,风格是中国的风格,尽管离开中国很久,但听到这种声音就像回到了祖国一样。”[22]民族声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承载着教化作用,对新一代少年儿童的健康发展,有着其他艺术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民族声乐的根是中国的传统音乐,它成长在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里,用中国人自己的方式表达感情,易于为中国人所接受,对中国人有很强的感染力。

(四)民族声乐的时代性

时代性是指一个文化系统在时间演进中表现出来的纬度转换,它体现着不同文化系统之间具有可通约性的方面。民族性是指一个民族的文化系统所特有的无法被异族文化所替代的特性,它保持着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那些不可通约的成分。对于声乐艺术的“时代性”,金铁霖教授经常提到:“‘时代性’是指跟上时代变迁的步伐,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适应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和欣赏水平的提高,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引领时代的新潮流,颂扬时代主旋律。”[23]他首先强调民族声乐必须跟上时代脉搏的重要性,又指出民族声乐必须反映人民大众的实际生活,只有如此,民族声乐才能引领时代的潮流,歌唱我们时代的主旋律。要顺应时代的潮流,满足当代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欣赏愿望和审美需求。新世纪的广大听众,他们既要欣赏歌曲的民族韵味,同时,也希望欣赏歌曲时,有时能感受到一点戏剧性[24],既期待感受、体验传统的情趣,又希望听到充满时代活力的歌声。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人民大众的欣赏水平和审美需求还会不断提高,他们对民族声乐艺术的要求也还会日益增长。“我们的民族声乐艺术必须与时俱进,发展创新。时代在发展,人们的观念、思维和生活节奏都在变化,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人民群众的文化视野不断拓宽,文化品位和要求都在提高,对声乐艺术的审美要求也变得越来越高。这些变化要求我们必须把握时代脉搏,为艺术注入时代的血液,创作和演唱上都要有鲜明的时代感。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25]民族声乐艺术与人民大众现实生活密切相关,要想很好地适应当今时代,我们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地研究探索,使之得到充实和完善。这样才能符合亿万人民群众对美的追求和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审美欣赏习惯,才能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金铁霖教授从60年代末就开始了民族声乐教学体系的探索与研究,李谷一应该是这种教学体系下培养出来的第一代歌唱家。她的一曲《妹妹找哥泪花流》(电影《小花》插曲)传遍了大江南北,走进了千家万户。据了解,当时歌舞团招收学员,99%的女生都唱《妹妹找哥泪花流》。彭丽媛是金铁霖教出的第一位民族声乐硕士,她演唱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曾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唱。宋祖英演唱的《兵哥哥》,张也演唱的《走进新时代》等都歌颂了时代的主旋律,弘扬了民族精神,引起人们的共鸣,成为人们争相传唱的歌曲。这说明:“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总是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无论是在政治和文化领域中,还是老百姓的生活中,都会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起到非常大的作用。”[26]

三、关于“千人一腔”、“罐头歌手”

对于一些学者和专家指出的“金氏唱法”下的学生是“千人一腔”、“罐头歌手”的问题,有必要在此略作说明。其实对于声乐界来说,“金氏”门下的彭丽媛、宋祖英、张也、祖海等歌手的声音是很容易区分的。而对普通听众而言,麦穗、雷佳、哈辉、王丽达这些由不同老师培养出来的歌手,他们的声音也听不出有什么区别。不管是“金氏唱法”、“邹氏唱法”、“李姓唱法”还是其他任何唱法,只要是积极向上,被老百姓接受、喜欢就足够了。相比之下,国内美声唱法也未必就没有“千人一腔”、“罐头歌手”的问题。为何一直没有人对其提出质疑呢?这个问题不应该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吗?

结语

金铁霖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科学性、民族性、艺术性和时代性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他们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割裂开来。“‘科学性’和‘民族性’并不矛盾,如果你的‘科学性’做得很好,歌唱整体通畅,咬字吐字又清晰,风格色彩很鲜明,又有极强的表现力,它们之间怎么可能会有矛盾呢?掌握科学方法可以有更美的声音、更宽的音域,表现手段更丰富”,只有如此才能很好完成难度大的作品,否则会感到力不从心。“而没有‘艺术性’也就很难挖掘作品的深度、表达作品内涵,没有‘时代性’,你的演唱老百姓就不爱听,你的艺术就不会有魅力和生命力。”当演唱艺术达到一定高度时,演唱者才能很好地诠释词、曲作者的创作意图,表达歌曲的意境,才能唱响时代主旋律,且经久不衰。

中国民族声乐自20世纪50年代进入高等院校,已走过五十多个春秋。几代人经过努力,特别是金铁霖教授与时俱进、不懈追求,在继承中国传统音乐与演唱艺术的基础上,借鉴、汲取外国优秀的演唱技术和经验为我所用,使中国民族声乐成为具有“科学性、民族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的新型声乐艺术,并为国际上所公认。当今的世界处在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时代,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面临着机遇与挑战,我们必须与时俱进,认真研究、发展金铁霖教授的民族声乐教学理论,“建立起特色鲜明、较为完整的民族声乐体系,并逐步形成享誉世界的中国声乐学派”[27]

(本文原载于《中国音乐》2009年第2期)


注释

[1]王永桦:《从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到中国唱法》,载《艺术教育》,2007(8)。

[2]王蒙萌:《由“千人一腔”观点引发的思考》,载《科技信息》,2007(15)。

[3]金铁霖:《民族声乐教学的现状及创新——金铁霖教授在“2005全国民族声乐论坛”上的学术报告》,载《中国音乐》,2005(4)。

[4]金铁霖:《在第三届中国民族声乐研讨会上的讲话》,载《中国音乐》,2008(1)。

[5]金铁霖:《民族声乐教学的现状及创新——金铁霖教授在“2005全国民族声乐论坛”上的学术报告》,载《中国音乐》,2005(4)。

[6]金铁霖:《民族声乐教学的现状及创新——金铁霖教授在“2005全国民族声乐论坛”上的学术报告》,载《中国音乐》,2005(4)。

[7]杨仲华:《融会贯通批判继承振奋精神》,载《中国音乐》,2006(1)。

[8]金铁霖:《民族声乐教学的现状及创新——金铁霖教授在“2005全国民族声乐论坛”上的学术报告》,载《中国音乐》,2005(4)。

[9]王金宝:《“科学”唱法小议》,载《中国音乐》,1998(1)。

[10]刘麟:《彭丽媛的歌唱艺术》,载《中国音乐》,1998(1)。

[11]金铁霖:《在第三届中国民族声乐研讨会上的讲话》,载《中国音乐》,2008(1)。

[12]杨仲华:《融会贯通批判继承振奋精神》,载《中国音乐》,2006(1)。

[13]金铁霖:《民族声乐学习与训练》,30页,郑州,黄河音像出版社,1989。

[14]赵世兰:《金铁霖及其民族声乐教学艺术》,载《中国音乐》,2004(4)。

[15]赵世兰:《金铁霖及其民族声乐教学艺术》,载《中国音乐》,2004(4)。

[16]赵世兰:《金铁霖及其民族声乐教学艺术》,载《中国音乐》,2004(4)。

[17]赵世兰:《金铁霖及其民族声乐教学艺术》,载《中国音乐》,2004(4)。

[18]金铁霖:《在第三届中国民族声乐研讨会上的讲话》,载《中国音乐》,2008(1)。

[19]金铁霖:《在第三届中国民族声乐研讨会上的讲话》,载《中国音乐》,2008(1)。

[20]金铁霖:《在第三届中国民族声乐研讨会上的讲话》,载《中国音乐》,2008(1)。

[21]金铁霖:《在第三届中国民族声乐研讨会上的讲话》,载《中国音乐》,2008(1)。

[22]金铁霖:《在第三届中国民族声乐研讨会上的讲话》,载《中国音乐》,2008(1)。

[23]金铁霖:《在第三届中国民族声乐研讨会上的讲话》,载《中国音乐》,2008(1)。

[24]杨仲华:《民族性科学性艺术性时代性——论金铁霖民族声乐学派的学术定位》,载《中国音乐》,2005(3)。

[25]金铁霖:《在第三届中国民族声乐研讨会上的讲话》,载《中国音乐》,2008(1)。

[26]金铁霖:《在第三届中国民族声乐研讨会上的讲话》,载《中国音乐》,2008(1)。

[27]金铁霖:《在第三届中国民族声乐研讨会上的讲话》,载《中国音乐》,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