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义推衍例

“字义”研究在“传统治经方法”中非常重要，历代各派学者都有涉猎。“字义”既可以是语言学上一字之义，如《说文解字》一类的字书；也可以是思想观念上一字之义，如《北溪字义》、《孟子字义疏证》一类的释义书。在经传注疏中，“字义”的推衍往往包括语言学、思想观念等多个方面，没有明显的界限。有些学者，把“字义”的推衍简单地归入训诂学或者语义学、语源学的范围，显然是有偏颇的。（注：比如，徐复观先生说：“所谓‘训诂学之演绎法’者，乃不待上下文句之参证，不由有关资料之归纳、钩稽，而仅以由某字之原形、原声所得之义，为推论之根据。若本字之原形、原声不能与所期之结论相应，则由通假以济其穷。”（《评训诂学上的演绎法》，见氏著：《中国思想史论集》，176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徐氏对于清儒治经方法颇有微词，不过清儒所用“字义推衍”并不都是“演绎法”。）也有学者，只把所谓“观念字”放入思想诠释的范围，忽略了在共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其他字的义理价值。这里，笔者举《论语》中的两个例子说明。

1.面向“教”的“道”字

“道”和“教”二字在经传中经常出现，前一个字是传统思想中极受重视的观念，而后一个字在思想史、哲学史中讲得较少。两个字或者两个观念之间的关系如何，是《论语》中值得讨论的问题。（注：早期作品如《礼记·中庸》提到“修道之谓教”，唐君毅先生在《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自序中说：“修道之道，固原是道，而凡对人说道，亦皆是教。故原道、原教，本为一事，则二名固可互用。”（氏著，黄克剑、钟小霖编：《唐君毅集》，128页，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

《论语》中的“道”字出现过上百次，其中作动词“导”讲的有四处：《学而》篇“道千乘之国”、《为政》篇“道之以政”、《颜渊》篇“忠告而善道之”、《子张》篇“道之斯行”。很多人根据字书的解释和经传的书证，将“道”字的本义讲成作为名词的“道路”；而作为动词“导引”义的“道”，反被视作后起义。（注：比如，魏培泉《从道路名词看先秦的‘道’》一文即采此说，见郑吉雄主编：《观念字解读与思想史探索》，台北，学生书局，2008。）只有少数几位学者表达了不同意见。比如，郝大维、安乐哲两位教授敏锐地提出：“从这两个部首来看，‘道’似乎本应是动词性的。……‘道’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似乎意味着主动筹划以‘开创新路’，进而通过意义扩展逐渐表示‘（筑好的）路’，因而可行于其上。”（注：安乐哲、郝大维：《通过孔子而思》，278~27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稍后，刘翔先生更为详实地指出：“由此初文（即‘’），知其本义当是引道而行。从行从首的‘道’，引导道路，必具有一定的方向性，即许慎所说‘一达谓之道’，具有一定方向的道路就称为‘道’，这已属道字本义引道而行的引申义了。”（注：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25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笔者也认为，“道”字的确与“行”字形义相关。《说文》云：“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首。”事实上，“道”最初应当是“从行从首”的字。（注：郭店楚简中有“〗”字，裘锡圭、李学勤诸先生以为即“道”字，李先生更进一步疏理二字的形义关系。（参见吴辛丑：《简帛典籍异文研究》，23~25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笔者以为，“道”字初文“从首从行”，首即人之首（以部分代表整体），与郭店楚简中“从人从行”的字应为一个字。甲骨文中已有此字形，当时严一萍先生便指出：“即道，为导之本字。、道、导三者原为一字。散氏盘道字作，以一手一足代替全人，与实一字，虽时代不同，赋形有异，繁简虽歧，义仍一贯。”（《中国文字》，第7册，962页，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行”字的本义是作为名词的“道路”，而“道”字的本义则是作为动词的“引导而行”。检《尔雅》、《毛诗》故训，汉人已释“行”为“道”。可以说，《说文》“所行道”的“行道”应为动词，以动词来解名词也反证动词之义在先。

从《论语》及当时诸书来讲，“道”字与后起的“导”字相通。比如，《学而》篇“道千乘之国”的“道”字，皇疏本、正平本、唐写本等作“导”，《释文》或本亦同。值得注意的是，何晏《论语集解》引马融注：“道，谓为政教。”（注：《论语注疏》卷一，《十三经注疏》本，245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此处“为政教”即是解释“导”字，《礼记·学记》“建国君民，以教学为先”一句讲的正是“为政教”，可见此“道”又与“教”有关。又比如，《为政》篇“道之以政”的“道”，皇疏本、正平本、唐本等作“导”，而《礼记·缁衣》（含传世本、郭店简本、上博简本）均作“教”。历来旧注，也称“道者，导也”。《颜渊》篇“忠告而善道之”与此句式相同，亦作“导”解。对于此类现象，刘翔先生认为：“导字乃后起之孳乳字，此外道字作导引讲，实用其本字本义。”（注：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254页注1。）从“道”字孳生“导”字，“导”字又通“教”，这种情况可能与“道”逐渐变成名词而其本义由“导”字所承担有关。《说文》云：“导，导引也，从寸道声。……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孝。”根据字形本义可知，“导”字侧重在用手导引之动作；“教”字侧重在所教之内容和上对下之关系。比如，《为政》篇“举善而教不能”、《子路》篇“善人教民七年”之“教”侧重上对下；《述而》篇“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之“教”侧重所教之内容。

特别要指出的是，《论语》中用作名词的“道”亦与“导引”、“教导”之义有关。比如，《学而》篇“先王之道”与“父之道”、《八佾》篇“古之道”、《里仁》篇“吾道”与“夫子之道”等句中的“道”字。此外，《论语》中常有弟子“闻诸夫子”的说法，也就是《里仁》篇所说的“闻道”，这一类“道”字也与“导”、“教”之字义关系密切。比如，《雍也》篇“非不说子之道”之“道”，据郭店简《有性》篇“悦其教”一语可知，“非不说子之道”即“非不说子之教”。从此，我们可以发现“道”、“教”二字的关系，也可体会儒家观念中面向“教”、“导”（所谓教化）的“道”。

2.“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之“隐”字

《论语》中“隐”字有九处，意义往往两解，或为隐瞒或为潜藏。当然，两种解释又有关联，“隐瞒”义偏重在“言”，“潜藏”义偏重在“身”。其中《子路》篇“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句之“隐”，一般解作“隐讳”，近年王弘治、廖名春诸先生质疑此说而将“隐”字解为“檃”。（注：参见王弘治：《〈论语〉“亲亲相隐”章重读——兼论刘清平、郭齐勇诸先生之失》，载《浙江学刊》，2007（1）；廖名春：《从〈论语〉研究看古文献学的重要性》，载《清华大学学报》，2009（1）。）笔者同意旧说，在此稍作申论。

在《季氏》篇中，孔子云：“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稍后的儒家诸书也有相似的说法。比如，《荀子·劝学》：“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韩诗外传》卷四：“可与言而不与之言谓之隐。”又比如《淮南子·览冥训》：“大夫隐道而不言。”再比如《公羊传·庄公元年》：“何以不言即位？隐之也。孰隐？隐子也。”《尚书·皋陶谟》陆德明释文引马融注：“禹为父隐，故不言鲧。”（注：《史记·夏本纪》裴骃集解引为郑玄之注。）《礼记·檀弓上》“有隐无犯”句郑玄注：“隐，谓不称扬其过失也。”可见，周秦两汉所谓“隐”多指“不言”、“不忍言”，此其一。

在《述而》篇中，孔子还有一段话：“二三子以我为隐？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后一句讲“行”，与前一句相对，可知“隐”即“隐言”。朱熹《论语集注》解“隐”为“语默”。刘宝楠《论语正义》则说：“夫子以身教，不专以言教，故弟子疑有所隐也。”杨树达《论语疏证》也说：“孔子语默动作皆所以教弟子，不独以言，故云无行而不与。天不言而以四时行百物生示人，孔子以自然为师也。”《论语》中“隐言”的例子还很多，比如“予欲无言”章、“夫子之文章”章，子贡多有此问。此其二。

此外，“（某）在其中矣”的句式在《论语》中有五处，其他四处中的“某”字与前句的关键字没有构成反义词的文例，此处当不例外，故“隐”不必强解为“直”的反义词“曲”。此其三。

回到《子路》“吾党有直躬者”章来考察，叶公问语中提到的“证”即“告”，讲的便是“言”，而孔子答语也应该是从“言”而来，所以皇侃《论语义疏》引范宁、江熙二人解“隐”字为“隐讳”颇有见地。而王、廖二位的论证并不充分，尤其对“隐”字单独使用时作“檃括”之义缺乏证据，只能是一种假说。（注：会议报告中，廖名春先生再次举《左传·昭公十四年》“仲尼曰”质疑拙见。笔者以为，孔子所谓“治国制刑，不隐于亲”的“隐”仍应依旧注作“隐蔽”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