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新诠举例
——兼议传统治经方法的出路

吴国武

这些年，学术界关注传统经学，在引入和运用西方思想理论和研究方法上有不少值得称道的探索，比如从“诠释学”、“经典诠释”、“比较哲学”或者“观念史”等多种研究进路展开讨论。虽然大家重视对“儒家注疏传统”和“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等问题的考察，但是却很少专门来总结“传统治经方法”的现代学术价值。（注：学界同人多在论及经学家的治经特点时涉及他们的治经方法，但鲜有专研“传统治经方法”的论著，所见如蒋秋华主编《乾嘉学者的治经方法》（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0）。）

流行的观点认为，“传统治经方法”可以形象地概括成“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两种类型。其中，在研究思路上，前一种偏重历史和文献的考察，后一种偏重思想和哲学的解释；在逻辑方法的使用上，前一种被简化为“归纳法”，后一种被简化为“演绎法”。然而，严格来讲，“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只能算是两种研究取向或定向，而不是两种逻辑方法，更不是治经方法（注：胡适先生在总结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时就明确提出“归纳”、“演绎”二法互用（参见《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见《胡适文存》，第2册，合肥，黄山书社，1996），后来有学者将二法分离，误认为“我注六经”是归纳法，“六经注我”是演绎法。此外，有学者倾向于用“定向”一词，刘笑敢先生说：“经典诠释中的两种定向，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历史的、文本的取向和现实的、自我表达的取向。”（氏著：《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6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同时，这两种研究取向也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以截然区分。（注：传统观点认为，治经方法有汉学和宋学之别，前者偏重训诂考据，乃专家之学；后者偏重义理思想，乃心得之学。其实，此说似是而非，汉唐不可谓无“义理”，宋明不可谓无“考据”。如皇侃《论语义疏》多心得之论，朱熹《论语集注》熔训诂、义理为一炉。宋儒以非议汉唐相标榜，考据、义理被人为地分为二途；清儒又以非议宋明相排抑，逐渐形成壁垒分明的所谓“汉学”、“宋学”。）概而言之，“传统治经方法”应当是以古典语文学为学术基础、以尊孔崇圣为价值标准、以通经致用为最终目的的研究传统经学之方法体系。（注：今人陈立胜先生在讲朱熹治经时说：“‘敬’字将读书与存心、智性与德行统贯为一个过程，可说在‘敬’字之上，凝结着诠释与诠释之外的种种因素。这可以说是朱子读书与释经的一个重要特色。这个‘敬’字折射出其阅读共同体乃是一信仰共同体，在此信仰共同体所隶属的生活世界中，经典乃是神圣的文本，其神圣性正是读者在其相应的信仰生活、阅读过程中得到接受的。”（《朱子读书法：诠释与诠释之外》，见李明辉编：《儒家经典诠释方法》，175~17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传统治经方法”正是建立在尊孔崇圣、通经致用的信仰基础上的，并非“诠释学”所能完全包含。）因为传统经学研究涉及诸多现代学科领域，“传统治经方法”也包括这些学科中的某些研究方法或其萌芽，比如审音辨字、训诂释读、版本校勘、语法分析、修辞释例、求诸文气、证诸人情、知人论世、考史辨物、知意逆志、玩味省悟、体验躬行等。（注：有研究者误将“传统治经方法”局限在清代经学家所用之方法，或者局限在“汉学”之研究方法，这种看法不全面，也不准确。事实上，“宋学家”、“理学家”的研究方法也是“传统治经方法”的重要方面。）

这几年，笔者讲授“《论语》选读”课程，尝试立足于古典语文学、综合运用传统治经诸方法来讨论《论语》中的有关问题。（注：2008年，笔者曾在“经典诠释多元教学国际研讨会”（台湾台北）上发表《文献互证与〈论语〉的诠释》一文，讨论“文献互证”对于阐发《论语》的义理思想之作用；2009年，笔者又在“五四与中国思想传统高层论坛”（浙江绍兴）上发表《文本细读与中国思想的本土话语建构：以〈论语〉思想的言说为中心》一文，继续讨论如何从文本细读切入阐发《论语》中新的义理，并以此建构《论语》的思想体系。）笔者相信，要弄清早期儒家思想的丰富内容和内在线索仅靠西方研究方法是不够的，自觉地继承、开拓和提升“传统治经方法”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