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红学研究”的范畴

正是因为研究者各自的学术背景、学养不同，研究视角各异，从而造成不同研究者对“红学研究”范畴的态度各异。

（一）研究者对《红楼梦》的定位决定其研究的范畴

《红楼梦》是一部文学作品，还是一部以文学的形式呈现的历史，抑或以文学形式呈现的曹氏哲学？

研究者对《红楼梦》的定位取决于他自己的学术背景、学术修养、学术视角，正如鲁迅在《〈绛洞花主〉小引》中写到的：

 

《红楼梦》……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那么，由不同命意引发出来的相关研究是否属于“红学研究”范畴，在不同学养的研究者看来就大不相同。

（二）关于就小说谈小说

周汝昌、余英时对《红楼梦新证》中大量资料是否“直接涉及了《红楼梦》旨趣的本身”认识不同，原因就是在于他们对《红楼梦》命意认识不同。

对《红楼梦》研究范畴认识的不同并不起自顾献樑和余英时，早在1947年，“就小说谈小说”的口号就被明确提出来了。林土在《小说的索隐》一文中指出：

 

小说为人所重视，一方面固在于本身文艺上的价值，而另一方面却是它的时代性，所以有人说由小说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情形……

看小说就欣赏小说，再看看其时代的背景就够了，索隐则大可不必。

 

这与余英时所倡导的“新典范”要把“《红楼梦》看作一部小说”的主张完全没有区别。

问题是，如何解读小说《红楼梦》，这一点在文学评论界也有争议，李辰冬和刘梦溪的认识又复代表两派不同的观点。

（三）刘梦溪对“红学研究”范畴的看法

刘梦溪在《秦可卿之死与曹雪芹的著作权》中指出：

 

作品的好坏，是由它本身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决定的。人以书传，我们喜爱某个伟大作家，主要是赞叹他的作品，因而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英国人可以对莎士比亚的著作权提出怀疑，但对莎氏剧作的不朽价值，却无人否认。《红楼梦》也是这样，即使作者不是曹雪芹，它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之林中的地位，仍是确定了的。因此我倒不觉得否认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对这部书以及整个红学研究会产生什么威胁。

 

虽然刘氏一贯关注“红学研究”，也将曹雪芹家世、生平、文物、文献等各方面也都笼统归入“红学研究”，但是，这一篇文章才真正代表他对“红学研究”的态度，其实刘氏对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之外的研究并无实在的兴趣，而这种观点也代表着一派研究者对“红学研究”的态度。

刘氏为代表的一派与顾献樑等人的认识还不相同。虽然，顾献樑要“迎以美为第一，文学为主的‘曹学’；送以真为第一，历史为主的‘红学’”；但是，他的“曹学”是“研究曹霑和《石头记》的学问”。而到了刘梦溪这里，是否研究曹雪芹也无关紧要了。

（四）李辰冬对“红学研究”范畴的看法

早在1934年，巴黎大学比较文学、文学批评学博士李辰冬就在他的博士论文《红楼梦研究》中论述了“红学研究”的范畴：

 

一部作品的认识，至少得从时代与个性两方面着手。所谓时代，指由经济生产关系而产生的时代意识。这种时代意识，是作者从事创造的标向，同时，也是读者快感之所在。所谓个性，指由特殊的环境、教育、血统、生活等而形成的个人意识，这种个人意识，是组合一部作品特点之成因。尽管时代意识彼此相同，若个人意识殊异，则人生的认识，创造的手法，也随之而异。由此而论，可知只做版本、回目、故事及章法等方面工作是不够的。

 

也就是说，李辰冬认为除了作品本身外，还要研究作者、作者的时代意识、个人意识。

由此而论，关于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家族交游、各种相关文物等的各种研究都在李辰冬的“红学研究”范畴之内。

研究文学批评的李辰冬尚且如此重视作品作者与时代的研究，何况那些以研究《红楼梦》为本事的研究者呢？

因此，“红学”的研究范畴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关键在于研究者的学养和视角，而李辰冬的理论相对客观，涵盖面也广泛，是比较容易被多方接受的一种研究模式。

（五）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红楼梦》研究何以引发不了读者的兴趣与关注

通过对“红学史”的简单回顾，我们知道“红学”研究是多元的，将《红楼梦》作为小说进行解析的文章、书籍一直是“红学”研究的主流，但是，何以影响力（或者说对大多数读者而言的影响力）反而较历史性考证著作为小呢？

笔者认为，这里存在“说服力”与“相似性”的问题。

所谓“说服力”，即历史性考证以材料为基础，以逻辑为构架，容易引发有求知欲读者的兴趣；所谓“相似性”，是说研究者对《红楼梦》文本的解析方法和结论有诸多相似性。

当然，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权威专家言论的影响与地方利益驱动，也是强化“红学”中历史性考证的重要力量，但无关于学术，此不必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