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创办团练的意义和方法

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到达长沙，和张亮基筹商的结果，认为先以稽查城内土匪奸细为要务，勤丁操练还在其次。又因为长沙省城兵力单薄，行伍空虚，没有守御的能力，主张在省城立大“团”，就各省曾经训练的乡民，招募来省，严格训练，一方而便于剿捕土匪，一方而又足以增加防守省城的兵力。

清政府当初命令曾国藩帮办团练，并没有靠他扑灭太平天国的意思，不过是要他造成乡民自卫的力量，谋一地方的安全，这在清政府给他的谕旨里可以看出。而曾国藩创办团练的初意，也不过为的是“搜剿十匪，安定地方”，当时非但没有扩充力量和太平天国对抗的意思，根本他就不愿以文人操兵事，在这种“是非之场”多恋战。他在出山时便向清政府预先有所说明，他说：

臣在京供职十有四年，今岁归来，祖父母之墓已有宿草，臣母之葬，亦未尽礼，若遽弃廷闱出而莅事，万分不忍，请俟贼氛稍息，团防之事，办有头绪，即当回籍守制，以遂乌私。

（《曾文正公年谱》）

所以后来曾国藩因办团练而立湘军，卒能把太平天国扑灭，这固然出于清政府的意料，也非曾国藩自己初料所及。

那时清的正规兵腐败非常，平时无恶不作，打仗时候，胜则相妒，败不相救。曾国藩看到江忠源所带的壮勇二千，十分可靠，便留他在长沙防守。又指导罗泽南、王珍领所招湘乡练勇三营，仿明代戚继光束伍成法，加紧操练，并亲自为他们拟定训练章程，这就成为后来湘军的中坚。

曾国藩又认为“团练”二字，当分为两层：“团，即保甲之法；清查户口，不许容留匪人，一言尽之矣。练，则养丁、请师、制旗、造械，为费较多，乡人往往疑畏不行。今练或择人而举，固则宜遍地兴办，总以清查本境土匪以绝勾引为先务，遂设一审案局。”（《曾国藩名言类钞》）

同时他又认为团练和勇，性质完全不同。说到平乱，只有团练而没有兵勇固不够用，但只有兵勇而没有团练，也不够用。他们是相辅而成，缺一不可。他认为团练的功用大概如下：

第一，在尚未匪化的地方，须用团练，也只有用团练，，做预防的工作，将潜伏的散匪肃清，使其不致糜乱，又变成匪区。

第二，在有被匪窜扰的危险地方，可用团练做防御工作，以防御小股匪众，而不必调用军队。

第三，在有小股匪众，不及五百以上的地方，可用团练做剿办工作，以免分散他处剿匪军队的力量。

第四，在匪众既不甚多又不甚少的地方，可用团练在军队的后方或侧方做辅助工作以增加军队的声势。

第五，在有大股匪众的地万经过军队剿办奏效以后，宜用团练做善后工作，以恢复秩序，肃清残匪，免致再遭靡乱，也可免军队长期留守，不够分配。

（《胡曾左平乱要旨》）

曾国藩所主张的团练，包括“保甲”和“碉堡”在内。“保甲就是乡村的组织方法，求其便丁清查户口，实则连坐，使人民自行清除内奸，与匪类造成对抗的形势。碉堡是乡村的一种防守工具，求其便丁坚壁清野，避免掠夺。团练是地方人民自卫的武力组织，求其便丁剿办境内武装的小股土匪。三项须同时并举，乃能完成人民的自卫能力，对境外可以相当防守，对境内可以彻底清乡。”（《胡曾左平乱要旨》）

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曾国藩在长沙督办卫团，委黄廷瓒、曹光汉等编查保甲。为了怕引起反感，以及不愿耍“排场”，所以他用的是书函劝谕，不用公牍告示。同时曾国藩以为要想把保甲办好，第一要和各地土绅合作，所谓“以各县之正人，办各县之匪徒”。他认为创设团练，以查办土匪为第一要务，而以访求各地公正绅耆，为下手工夫。所以他发信给各府州县士绅，大意说：

团练之难，莫难于集费，宜择地择人而行之。目前急务，惟在清查保甲，分别良莠，以锄暴为安良之法，遇有匪徒，密函以告，即行设法掩拿处办，庶几省文移之烦，可期无案不破。

（《曾文正公年谱》）

曾国藩既认定查办土匪为第一要务，因此便在长沙城中鱼塘口行辕中，设立审案局，委专人承审，立刻雷厉风行地办理起来。他认定在这种乱世，各地盗多如毛，非用重刑，不足以资镇压。尤其办事之初，先得立下威严来。拿到匪徒之后，立刻严加审讯，分会匪、散匪、盗匪及寻常痞匪名目，按情罪处办。又因各地散勇滋扰，商旅裹足不前，曾国藩因此提了强封民船的川兵三人，枭首示众，这才使得湘江中恢复商运。

曾国藩初办团练，杀戮很多，时人有“曾剃头”之号。其实国藩以文人出掌军事，何至于好杀？也固迫丁环境，手段不能不辣一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