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湘军之形成——创立水师

太平天国在咸丰二年十二月破了武昌，将军队稍稍整理一下，便在咸丰三年（1853年）阴历元旦出发东进，顺流而下，旌旗蔽江，不到一个月工夫，连破九江、安庆、太平、芜湖直抵南京城下。这时太平军水陆号称百万，攻南京七天，城破，洪秀全便将南京定为天京。不久又占领了镇江和扬州。清军向荣在背后跟踪追赶，追到南京，城破已十天，于是便在城东扎营。同时琦善也带了各路北军攻围扬州，称为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

曾国藩看到太平天国的声势浩大，晓得腐化的清军，远非新兴势力的太平军的对手。而自己所办的团练，规模太小，势力不足以当大敌，他说：“团练保卫乡里，法当由本团醵金养之，不食于官，缓急终不可恃。不若募团丁为官勇，粮饷取诸公家，请就现调之千人，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束伍练技，以备不时之卫。”（《湘多昭忠祠记》）又说“初到长沙之时，即奏请练勇以为剿办十匪之用”。从上面看来，可见曾国藩这时慢慢从办团练到练习新军，团练慢慢变成正式军队，形成所谓“湘军”了。

这时江忠源被任为湖北按察使，奉清政府令往江南大营，帮办军务。江忠源写信给曾国藩说：“今日办贼之法，必合江、楚、皖各省造战船数百艘，调闽、广水师数千人，先肃清江面，而后三城可复。否则沿江各省后患方长。”曾国藩觉得这话很对，开始考虑到创立水师的事情。

江忠源走后，曾国藩仍旧尽心操练乡勇。那时塔齐布任长沙营都司，具有将才，但没有人知道。曾国藩一见倾心，命他兼管辰勇湘勇，勤加操练，遂成劲旅。不久他五弟国葆募湘勇菅一营，驻长沙南门外。曾国藩很看重塔齐布和诸殿元，专折保荐，请破格超擢，并且说塔齐布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

江忠源奉令去帮助江南大营，走到九江，适遇太平军回攻长江上游，领着战船数百，再占安庆。丁是他立即赶到南昌，筹备防守，部署粗定，太平军已赶到，大举围攻。江忠源便飞檄湖南请援，曾国藩不敢怠慢，便檄令江忠淑从浏阳赴江西，朱孙诒从醴陵赴江西，夏廷樾、郭嵩焘、罗泽南带了兵勇一千四百人，从醴陵继进，合计援江兵勇共有三千六百人。这是湘勇出境作战的第一次。

那时提督鲍起豹和曾国藩意见不和，营兵和湘勇不和，并且发生械斗。因此曾国藩在咸丰三年八月，移驻衡州。衡阳廪生彭玉麟，很受曾国藩的器重，湘阴外委杨载福，应召来营，曾国藩令他们帮办国葆营务。国葆力荐彭、杨之才，应当独任一军，不应该屈为帮办。曾国藩这时正想创立水师，便叫他们两人各募水勇暂一营。曾国藩的治水师自此始。

太平天国攻南昌不得下，便转而谋武昌。清兵接战不利，清政府因武昌危急，令曾国藩督带兵勇船炮驶赴下游作战，以救武昌。太平军因为清兵所阻，不久便退汉阳黄州。曾国藩疏称武昌闻已解严，暂缓赴鄂。又因为太平军“以舟楫为巢穴，长江千里，任其横行，欲加攻剿，惟以战船为第一先务”。所以他便暂时不谋移动，在衡州专心办理水师。

至于湘勇营制，这时已经确定。以三百六十人为一营，每营用长夫一百四十人，合共五百人。曾国藩并把选将的标准，定为四条：第一是才堪冶民，第二是不畏死，第三是不急名利，第四耐辛苦，又手定营规几十条，以统一军制。

这时太平军已退出湖北在安徽扩充势力。清政府委江忠源做安徽巡抚，又令国藩赶办船只炮位，由洞庭湖驶入长江，和江忠源水陆夹击。曾国藩因为水师训练未成，布置未定，不肯冒失从事，为清政府所不满。但他的主张是不可动摇的，他决不贪图急功，变更他的预定计划，他非但自己不肯轻易出战，并且劝告他的座师湖广总督吴文镕：

今日南北两省，且以坚守省城为主，必俊水师办成，乃可言剿。

吴文镕终丁受不住清政府的催促，只得不顾时机，出来应战，他遗书给曾国藩说：

吾忠坚守，待君东下，自是正办。今为人所迫，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陆各军，必俟稍有把握，而后可以出而应战。不可以吾故，率尔东下。东南太局，恃君一人，务以持重为意，恐此后无有继者，吾与君所处固不同也。

（《曾国藩年谱》）

曾国藩在衡州创立水师的时候，因为没有成法可用，有无从着手之苦。每遇到广东员弁，以及年长舵工，能行船的人，曾国藩必虚心探问，竭力研究，日夜苦思，不遗余力。后来和广西同知褚汝航、夏銮等商议的结果，才决定仿制广东拖罟、长龙、陕蟹各船式，集衡州工匠依式制造，令守备成日标为监督。又另命褚汝航到湘潭分设一厂，监造战船。战船造成后，邀长沙黄冕一观，黄冕贡献意见说：“吾出入兵间十余年，所见军容整齐，无及此者。然长江千里，港汊纷歧，贼船易丁藏匿。江南小战船曰舢板者，每营请添十号，以备搜剿港汊之用。”曾国藩以为很对，便立即改定营制。每营包括快蟹一艘，由营官统领；长龙十艘以为正哨；舢板十艘，以为副哨。陕蟹有桨工二十八人，橹八人；长龙有桨工十六人，橹四人；舢板有桨工十人。每船另置炮手三人，枪长一人，头工二人，柁工一人，副柁二人。其余拖罟一艘，用为坐船，湘军水师的制度，到这时已完全确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