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现状

梁思成一生的学术实践活动十分丰富，涉及古建筑调查研究、文物建筑保护、建筑史、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建筑教育等多个领域，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到目前为止，梁思成研究主要在建筑学界开展，学者们多从建筑史学角度去研究梁思成的学术思想及实践，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对其思想及实践进行专题研究的学者和成果还比较少。

一、梁思成研究的历史分期

就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动态和已经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而言，梁思成研究基本上可分为3个阶段。

（一）政治批判：195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中后期

梁思成研究最早出现在1950年代中期，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学术“研究”，主要为配合批判建筑设计中以“大屋顶”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思潮需要，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自1955年起，出于政治批判的需要，在中央及北京市有关部门的组织下，大批建筑学界的专家、学者，以及其他领域的人员，先后撰写了数百篇文章，剖析并批判梁思成在建筑的民族形式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其中一部分文章在《建筑学报》、《学习》、《新建设》、《文艺报》等刊物发表。尽管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不乏学术性较强的论文，对梁思成的建筑思想作了一些梳理和剖析，但总体而言，政治色彩浓厚，基本上是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将理论探讨与政治批判相结合，全面批判梁思成的建筑思想。

（二）学术争鸣与缅怀回忆：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

“文革”结束后至1980年代，建筑学界围绕建筑的民族形式问题再次展开了讨论，对梁思成学术思想及学术实践的研究亦由此步入正轨。从这次讨论发表的论文看，学术性较强，突出了学术争鸣的特点，比较客观地论述了建筑设计中的民族形式问题，并对梁思成的观点进行了较为公允的评价。

1986年适逢梁思成诞辰85周年，中国建筑学会、北京土木建筑学会、清华大学建筑系联合举办了“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引发了学界对梁思成研究的广泛关注，亦形成了研究的高潮。这一时期，最突出的成果有两项：一是清华大学建筑系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合作，组织编辑了《梁思成文集》，该文集共4卷，收录了梁思成著述61篇（部），并附有近千张图片和插图，是研究梁思成学术实践的重要文献。[1]二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牵头征集并编辑成书的《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该文集收录了梁思成亲友、同事、学生及建筑界同仁撰写的40篇缅怀梁的文章，其中有些文章曾在一些建筑类学术刊物上发表。[2]这些文章较为全面地追述了梁思成一生的学术实践活动，部分作者还详细地回忆了自己和梁思成一起工作、学习的情景，其中包括梁思成领导清华大学营建系师生设计新中国国徽，[3]受解放军委托编撰《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4]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5]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6]领导中国营造学社，[7]保护北京城墙、牌楼和团城等，[8]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梁思成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建筑学界，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不多，亦无专著出版，但围绕建筑的民族形式，中国营造学社，国旗、国歌方案征集，国徽设计，北京市文物建筑保护等问题，学术界陆续发表了一批研究论文及回忆性文章，其中亦不乏提及梁思成的学术思想及其所做的贡献。

（三）全方位的学术研究：1990年代以来

1990年代以来，梁思成研究日趋活跃，研究成果的数量和种类逐步增加，水平亦有很大提升，关于中国营造学社、建国初期的北京城市规划、北京市文物建筑保护、东北大学建筑系及清华大学建筑教育等问题的研究亦日益繁荣，出现了一批高水平论文和著作，总体而言，4个方面的成果较为突出。

其一，编辑出版了十卷本的《梁思成全集》。[9]2001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在1980年代四卷本《梁思成文集》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梁思成全集》第一至第九卷，2007年出版了第十卷。《梁思成全集》比较全面地收录了梁思成的著述，甚至连其1947年访美时的部分工作笔记都收录其中，校对亦十分严谨，是梁思成研究最基本的文献。但就学术研究而言，《梁思成全集》的编撰亦存在3点不足：一是对梁思成的书信收录较少，日记未收录，工作笔记亦较少收录，目前只有极少数的研究者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和梁思成遗孀林洙女士处获许使用梁思成日记、部分书信及工作笔记，并在其研究成果中予以体现。二是尚未完全收齐梁思成公开发表的著述，例如，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梁思成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城市的体形及其计划》[10]一文，这是梁思成研究城市规划与建设问题的一篇重要论文，亦代表了建国前后梁思成对现代城市规划及建设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是研究梁思成学术思想的重要文献，但未被收录。鉴于《城市的体形及其计划》一文的学术价值及其鲜为人知的现状，本书特将其全文附录于书后。三是建国之后，梁思成对个别建国前发表的学术论文进行了修改，并重新发表，《梁思成全集》仅收录了修订版。例如，梁思成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一期、第二期的《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11]一文，建国后梁对其进行了修订，《梁思成全集》收录的即是修订版。

其二，传记作品空前繁荣。1990年代以来，梁思成及其妻子林徽因的人生经历开始更多地为普通百姓所关注，尤其是林徽因的情感往事更成为影视作品不断演绎、甚或炒作的热门题材。在众多的传记作者中，特别要感谢两个人。一是梁思成的遗孀林洙女士，她不仅精心照顾梁思成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途，而且在晚年致力于梁思成文献资料的整理和传记作品的著述，自1990年代以来，林洙先后出版了《建筑师梁思成》、《困惑的大匠·梁思成》、《梁思成、林徽因与我》等著作，这些著作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传记，但系作者亲身经历和感受，而且参考了大量的梁思成书信、日记和工作记录，对于深入了解梁思成及其学术经历颇有启发；[12]二是梁思成的好友美国人费慰梅（Wilma Fairbank），她在晚年出版了关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传记——《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13]费慰梅及其丈夫费正清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交往始于1930年代初期，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他们见证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许多往事，亦保存了大量的信件，费慰梅的传记比较客观地讲述了她所了解的建国之前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经历。此外，建筑学界、史学界、文学界均从不同的角度出版了有关梁思成的传记，比较客观严谨的作品有郭黛姮、高亦兰、夏路编著的《一代宗师梁思成》，窦忠如著《梁思成传》，罗检秋著《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岳南著《1937—1984：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那一代文化名人》等。[14]

其三，学术研究趋于理性，研究内容日益丰富。近年来，学术界陆续发表了一批颇具分量的研究论文。例如，朱涛在《时代建筑》上连载发表了《新中国建筑运动与梁思成的思想改造》系列论文，作者以梁思成在1950年代初期公开发表的检讨为考察点，从建筑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深入剖析了梁思成的学术思想转变及其所折射出的时代背景；[15]王军发表的多篇关于建国之后梁思成研究的论文，对“梁陈方案”和梁思成文物建筑保护思想予以充分的肯定。[16]1996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系）50周年院（系）庆之际，广泛征集梁思成研究论文，分别收录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系）成立50周年纪念文集》和《梁思成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之中。[17]前书收录的多为回忆性文章，后书则偏重学术性，就梁思成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些论文大多发表于1980年代末至1996年之间的有关学术刊物上，体现了那个时期建筑学界关于梁思成学术实践研究的动态和水平。2001年梁思成百岁诞辰之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再度收集梁思成研究论文，并编辑成《梁思成先生百岁诞辰纪念文集》出版，其中既有纪念性文章，也有多篇梁思成学术思想及实践研究论文。[18]2004年为纪念林徽因百岁诞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亦编辑出版了《建筑师林徽因》一书，收录了多篇林徽因的著述和其亲人、同事、学生的回忆性文章及研究论文，亦可为梁思成研究所参考。[19]

近年来，学术界也开始出现少量专题研究梁思成的著作。2014年1月，朱涛在其撰写的《新中国建筑运动与梁思成的思想改造》系列论文基础上，出版了专著《梁思成与他的时代》，这也是目前学术界出版的为数不多的关于梁思成研究的学术著作，该书论点与作者之前发表的系列论文基本一致，内容上则进一步作了充实和完善。朱涛系建筑学专业学者，但其著述努力从近现代思想史的视角，结合规划建筑学科的专业分析，去观察和评述梁思成建国初期学术思想的转变。[20]本书关于“梁陈规划”的研究亦深受该书启发，并借鉴了其中的一些研究方法。王军的《城记》曾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的影响，作者通过对搜集到的梁思成手稿、相关当事人的访谈材料以及建国初期北京城市规划、文物建筑保护、“大屋顶”问题等方面的文献资料的解读，对梁思成在建国之后的学术实践活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考证颇为严谨，叙事较清晰，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是研究1950年代初期梁思成学术实践活动的重要著作。[21]

其四，相关的专题研究成果颇丰。围绕中国营造学社、“梁陈方案”及建国初期北京城市规划、北京城墙保护、中国近现代建筑教育史等专题，学术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此外，还有一些高校攻读建筑史专业或规划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以上述专题为选题完成了多篇高质量的学位论文。

二、梁思成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目前，学术界关于梁思成学术实践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相关的专题研究领域，整体性的研究成果还未见到，已有的研究成果多出自建筑学界，来自历史学界的研究著述亦较少。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比较集中在以下6个专题。

（一）梁思成建筑教育思想研究

梁思成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的开拓者，其一生创办了两个大学建筑系，即东北大学建筑系和清华大学建筑系。“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建筑系被迫流亡关内，历经坎坷，仅有两届学生得以毕业。由于存在时间较短，且历史档案资料缺失，对于梁思成执教东北大学建筑系时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研究成果很少。秦佑国的《从宾大到清华——梁思成建筑教育思想（1928—1949）》通过对有关历史资料的梳理，较全面地论述了梁思成从1928年到1949年期间建筑思想和建筑教育思想的演变历程。[22]涂欢的《东北大学建筑系及其教学体系述评（1928—1931）》对梁思成创建东北大学建筑系的历史背景、教师队伍及教学体系设置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评述。[23]范弘的《梁思成与东北建筑》对梁思成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的有关活动和在东北开展的建筑设计、建筑史研究及文物建筑保护工作进行了梳理和叙述。[24]赖德霖的《梁思成建筑教育思想的形成及特色》通过对东北大学建筑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中央大学建筑系、全国统一科目表及清华大学营建系课程设置方案的比较分析，总结出梁思成建筑教育思想的3个突出特色。[25]高亦兰的《梁思成的办学思想》将梁思成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办学思想概括为3个方面，即以“体形环境论”为核心设置教学体系，调整基础训练和建筑设计教学内容，重视人文知识教育。[26]蔡志昶的《评“学院派”在中国近代建筑教育中的主导地位》，[27]温玉清、谭立峰的《从学院派到包豪斯——关于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参照系的探讨》[28]等论文专题讨论了近代中国建筑教育的指导思想及其演变过程，其中亦论及梁思成及其办学实践。此外，钱锋的博士论文《现代建筑教育在中国（1920s—1980s）》、[29]黄晓通的博士论文《近代东北高等教育研究（1901—1931）》、[30]路中康的博士论文《民国时期建筑师群体研究》[31]等亦对梁思成的建筑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活动有所评述。

（二）梁思成与中国营造学社研究

抗战胜利后，中国营造学社的档案资料大多运至清华大学建筑系保存，“文革”期间，这些资料被毁，档案资料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营造学社问题的研究。目前关于中国营造学社研究最重要的历史资料即是1930—1940年代该学社编辑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共七卷23期，以及梁思成、刘敦桢等人的工作笔记及日记。

著作方面，林洙编撰的《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一书整理了部分中国营造学社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对人员结构、抗战前的经费收支、调查活动的开展、取得的成果等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32]崔勇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研究》一书是目前见到的唯一一部研究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著作，该书作者做了大量的口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对中国营造学社及其主要成员的学术实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既充分肯定他们的学术成就，亦指出了他们的学术思想及实践方面的不足。[33]崔勇、杨永生选编的《营造论——暨朱启钤纪念文选》收录了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的多篇著述及年谱，此外还辑录了部分已经发表的关于中国营造学社的回忆性文章和研究论文，较好地反映了朱启钤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关系。[34]

论文方面，关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研究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并发表了多篇论文。张驭寰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评介》是比较早的一篇专题评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论文。[35]陈薇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学术轨迹与图景》对《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各卷内容逐一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并对其中的一些重要文献予以简要的解读。[36]常清华、沈源的《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特点和发展历程——以〈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为研究视角》对《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发表的文章及作者进行了全面的数据统计与量化分析，从中国营造学社的不同发展阶段、文章的分类、主要作者的学术方向等3个方面讨论了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特点和发展历程。[37]关于中国营造学社历史贡献及国际影响的讨论亦为学术界所关注，崔勇的《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及历史地位》、郭黛姮的《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贡献》、崔勇的《中国营造学社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许冠儿的《国外对中国营造学社的接受史——从费慰梅到李约瑟》等论文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并高度评价了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成就和社会影响。[38]此外，学术界还就朱启钤、刘敦桢、梁思成等人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关系，中国营造学社学术研究的特点，中国营造学社其他成员的学术风格与学术成就等问题发表了论文。

（三）梁思成与新政权创建问题研究

专题研究梁思成与新政权创建问题的学术论文较少，已发表的大多为梁的亲友、同事、学生的回忆性文章。关于梁思成编撰《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问题，林洙的《梁思成与〈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和罗哲文的《向新中国献上的一份厚礼——记保护古都北平和〈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的编写》作了较为详细的记录和评述。[39]关于国歌、国旗方案的评选与国徽的设计问题，秦佑国的《梁思成、林徽因与国徽设计》对梁思成、林徽因主持国徽设计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对国徽的设计风格及梁、林二人的艺术修养亦予以评述。[40]高峻、朱勉的《林徽因在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中对民族形式的探索与追求》则重点讨论了林徽因在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中对民族形式的理解并将其融入设计之中的有关问题。[41]张郎郎所著《大雅宝旧事》一书亦有部分章节讨论梁思成、林徽因与国徽设计问题，虽非学术著作，但其中评述亦颇有见地。[42]

（四）梁思成与北京城市规划研究

围绕梁思成与“梁陈方案”问题，建筑学界发表了大量的著述，一些非建筑学界的研究人员也开始涉足这一领域，并有著述发表。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开始注意搜集和运用有关的档案资料。

文献资料方面，一是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北京市档案馆较为全面地收藏了民国以来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本书亦查阅了大量的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以此为依据开展这一专题的研究。二是中央及北京市有关单位编辑出版的文献资料汇编，与建国之后梁思成学术实践活动关系比较密切的文献有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该书从2001年出版第1卷起，目前已出版17卷，收录了北京市从1948年12月到1965年之间的重要党政工作文献；[43]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共20册；[44]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45]及《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46]。三是北京市规划建设部门编撰的一些内部资料集，收录了一批北京市建国初期重要的城市建设文献，非常有价值，例如，《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　第一卷　城市规划》[47]和《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48]。

论文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高亦兰、王蒙徽的《梁思成的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思想研究》，[49]吴良镛的《北京旧城保护研究（上篇）》和《北京旧城保护研究（下篇）》，[50]王军的《梁陈方案的历史考察：谨以此文纪念梁思成诞辰100周年并悼念陈占祥逝世》，[51]左川的《首都行政中心位置确定的历史回顾》，[52]刘小石的《一个历史性的建议——梁思成的规划思想及古都文化保护》，[53]陈志华的《我国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保护的先驱》，[54]李永乐的《“梁陈方案”对当前城市规划建设的启示》，[55]王凯的《从“梁陈方案”到“两轴两带多中心”》，[56]朱涛的《“梁陈方案”：两部国都史的总结与终结　阅读梁思成之八》，[57]李忻、郭盛裕、潘宜的《原真性视角下的“梁陈方案”评述》，[58]乔永学的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城市设计史纲（1949—1978）》，[59]刘晓婷的硕士学位论文《陈占祥的城市规划思想与实践》，[60]等等。这些论文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梁思成城市规划思想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并从城市规划学的角度对其中的优缺点予以客观的评述，就“梁陈方案”未被认可的原因进行了讨论。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朱涛的《“梁陈方案”：两部国都史的总结与终结　阅读梁思成之八》及左川的《首都行政中心位置确定的历史回顾》以北京市档案馆的部分馆藏档案为依据，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二是王军是少数从事梁思成及北京城市建设问题研究的非建筑专业学者，近年来致力于这一领域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其著述较为真实地再现了建国初期北京城市规划、文物建筑保护等重要事件的历史过程。

比较有代表性的回忆性文章有：娄舰整理的《梁思成关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杰出思想及其贡献——纪念梁思成先生八十五周年诞辰》，刘小石的《城市规划杰出的先驱——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吴良镛的《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陶宗震口述、胡元整理的《一场持续三十年的争论与“新北京”规划　陶宗震：〈梁陈方案〉救不了“新北京”》。[61]陶宗震作为梁思成的学生，曾经参与了“梁陈方案”的修订，他在《一场持续三十年的争论与“新北京”规划　陶宗震：〈梁陈方案〉救不了“新北京”》一文中对“梁陈方案”的评价颇为冷静和中肯。

著作方面的成果基本上都是规划建筑学科研究者的专业著述，包括前文提到的朱涛的《梁思成与他的时代》。非规划专业著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军的《城记》。[62]此外，规划学家陈占祥的女儿陈愉庆所著《多少往事烟雨中》记述了父亲一生的经历，其中很多事件系作者亲历，对研究梁思成及“梁陈方案”颇有参考价值。[63]

（五）梁思成与文物建筑保护研究

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京城墙保护问题上，建筑学界和历史学界均发表了一些颇具分量的论文。王国华辑录的《北京城墙存废记——一个老地方志工作者的资料辑存》则是一部较为全面系统的关于北京城墙保护问题的资料集。[64]

现有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纪实风格的史实记述，依据文献资料记载对相关的问题进行回顾；另一类则主要集中在对城墙、牌楼、团城等具体的文物建筑的拆除过程以及政府的决策过程的研究。第一类成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王军的《北京城墙的最后拆除》和《建国初的牌楼之争》，窦忠如的《梁思成与“北京保卫战”》，艾英旭的《北京五大古建筑保护背后的周恩来身影》，郑宏的《北京牌坊牌楼景观的保护、恢复与增建》，等等。[65]第二类成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侯仁之的《论北京旧城的改造》，曾自的《周恩来与新中国的文物保护事业》，瞿宛林的《论争与结局——对建国后北京城墙的历史考察》和《“存”与“废”的抉择——北京城墙存废争论下的民众反应》，张淑华的《建国初期北京城墙留与拆的争论》，郑珺的《梁思成与北京城》，郭婷的硕士学位论文《城墙的命运——20世纪中国城市空间的现代转型》，等等。[66]曾自的论文以周恩来研究为中心，论述了新中国文物保护的有关问题。瞿宛林的两篇论文则以北京市档案馆部分馆藏档案为依据，着重讨论了建国初期北京城墙拆除的决策过程、学者的意见及民众的反映等问题，并对城墙拆除的原因进行了剖析。此外，李少兵关于北京城墙研究的两篇论文《1912—1937年官方市政规划与北京城墙的变迁》和《1912—1937年北京城墙的变迁：城市角色、市民认知与文化存废》，关注点虽然在建国之前，但其研究方法及研究结论对于建国初期的北京城墙研究很有启发和借鉴。[67]

（六）梁思成与建筑民族形式问题研究

关于梁思成与建筑民族形式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建筑学界，1950年代中期和1980年代初期集中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形成了两次讨论的高潮。

第一次发表的论文数量不多，政治色彩浓厚。陈干、高汉兄弟的3篇文章和何祚庥的一篇文章影响较大。前者对梁思成的建筑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批判，[68]后者则在对梁思成建筑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基本的学理剖析的基础上，总结出其建筑思想存在的3项严重错误，并强调梁思成的错误已超出了学术问题的范畴，是直接违反总路线的错误理论。[69]在当时特殊的政治语境下，建筑学界的很多同仁或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或出于明哲保身的无奈想法，也加入到批梁的队伍中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刘敦桢的《批判梁思成先生的唯心主义建筑思想》，牛明的《梁思成先生是如何歪曲建筑艺术和民族形式的》，王鹰的《关于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检查——对梁思成先生建筑思想的批判与自我批判》，卢绳的《对于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建筑理论的几点批判》，等等。[70]刘敦桢、卢绳等建筑界同仁的文章大多从学术讨论的角度对梁思成所谓的唯心主义建筑思想加以批判，虽不乏政治批判话语，但总的来看，自我检讨和学术讨论色彩更浓一些。

第二次则突出了学术争鸣的特点，比较深入地论述了建筑设计中的民族形式问题，并对梁思成的观点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陈世民的《“民族形式”与建筑风格》，王世仁的《民族形式再认识》，陈重庆的《为“大屋顶”辩》，曹庆涵的《建筑创作理论中不宜用“民族形式”一词》，陈鲛的《评建筑的民族形式——兼论社会主义建筑》，应若的《谈建筑中“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口号》，沈浩的《对建筑“民族形式”提法的几点意见》，袁镜身的《回顾三十年建筑思想发展的里程》，戴念慈的《论建筑的风格、形式、内容及其他——在繁荣建筑创作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等。[71]

近些年，学术界又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邹德侬的《两次引进外国建筑理论的教训——从“民族形式”到“后现代建筑”》比较客观地反思了1950年代引进苏联的“民族形式”和1980年代引进美国的“后现代建筑”理论对建筑创作带来的负面影响。[72]赵海翔的《全球化视野下民族性建筑的再思考》通过对民族性建筑历史沿革的梳理，重新审视民族性建筑以及建筑的民族性、地方性在全球化社会中的内涵与意义，提出不可忽视其具有的民族自尊与民族意识的社会性隐喻。[73]朱涛的《新中国建筑运动与梁思成的思想改造：1952—1954　阅读梁思成之四》提出梁思成为新政权寻找合适的建筑表达的努力实际上也是在向他已经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抛弃的布扎折衷主义的回归。[74]

三、梁思成学术实践研究的不足和努力方向

学术界关于梁思成学术实践的研究还存在以下3点不足，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注意并予以有效的改进。

（一）缺乏宏观的整体性的研究著述

到目前为止，除去传记性作品外，学术界尚未见到宏观的整体性的梁思成研究著作，这也是促使笔者将梁思成学术实践研究作为著述选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朱涛的《梁思成与他的时代》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虽然其研究的重点是建国初期梁思成的思想转变，但对梁思成各个时期的学术实践亦有所涉及。

（二）对档案史料的挖掘整理不足

由于研究梁思成的学者多集中于规划建筑学界，其著述多从专业的角度去展开关于梁思成学术思想和学术实践的研究，他们比较注重专业问题的分析，而对史料的考证和档案文献的整理使用尚有待加强。比较可喜的是，在北京城墙保护、北京文物建筑保护等研究领域，陆续有史学界同仁加入，对于档案史料的梳理、考证及运用明显增加，著述的叙事方式也较规划建筑学界有大的改变。

（三）对专题问题的研究过于局限在建筑史的研究视域

这一问题是前一个问题的延续。由于梁思成学术实践研究的专业特点，以往的研究者多从建筑史学的角度开展研究，未将其置于近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大视野之中，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受到较大制约。例如，关于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学术贡献和《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研究两个方面，由于缺乏新的资料，新的成果已不多见。但如果跳出这一限制，从近代学术文化史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重要的学术团体，则有很多地方值得深入讨论，包括中国营造学社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其在发展中形成的人才培养机制问题，等等，本书即着重从这些方面进行了考证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