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第一节　缘起

梁思成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建筑学家之一，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杰出代表，其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从古建筑调查研究、文物建筑保护，再到建筑教育、城市规划、艺术史研究，著述等身，堪称一代宗师，十卷本的《梁思成全集》记录了他的学术历程。1948年，梁思成当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新中国成立后，又于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首批学部委员。梁思成出身名门世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和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的诸多专家、学者有着密切的交往和深厚的友谊，在近代知识分子中颇具影响力和代表性。1930年代，位于北平北总布胡同3号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家即成为北平学术文化界人士聚会的重要场所，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公共交往的一个重要代表。梁思成一生虽屡经磨砺，但始终专心学术，追求真理。1930年代从事古建筑研究伊始，他幸运地发现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所撰写的调查报告亦引起广泛关注，之后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充分肯定。建国之后，他积极参与国家建设，表现出了一名学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前瞻意识。

梁思成早年远离政治，潜心古建筑研究，建国之后，虽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担任多项领导职务，但就其职务性质而言，仍是在其专业领域发挥专家特长，可以说，终其一生，始终保持了学者的本色。梁思成一生的学术实践活动，不仅彰显了梁的学术追求和学术成就，更如实地记录了其人生境遇和政治命运，是研究梁思成最直接、最生动、最有价值的载体。梁思成的学术实践活动及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建筑学领域，但就梁思成研究而言，则已超越了学科窠臼，具有更深刻的人文价值和学术意义。梁思成的学术人生，是我们从微观上观察、感知、思考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及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个很好的个案。从近代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开展梁思成学术实践活动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对建筑史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补充，丰富其研究内容，拓宽其研究视域；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梁思成的学术参与、学术思考及其与政府、学界同仁的合作与冲突，重新审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些重要学术团体和重要历史事件，例如，关于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关于建国初期北京城市规划问题的争论，关于1950年代“大屋顶”问题的争论，关于北京市文物建筑保护问题的争论，等等。

1930年代是梁思成学术生涯的第一个高峰期，成立于1930年的中国营造学社是梁思成投身古建筑研究事业，在艰难中起步，并最终铸就大师地位的重要学术机构。可以说，梁思成在中国营造学社找到了实现学术梦想、充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空，并与朱启钤、刘敦桢等人一同成为其灵魂。就梁思成一生的学术实践而言，中国营造学社时期无疑是最丰富的，也是成果最显赫的。新中国成立前后至1950年代中期，是梁思成学术生涯的又一个高峰期。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梁思成以学者身份积极参与新政权的创建活动，不仅得以充分发挥自身的学识和能力，而且在赢得广泛社会赞誉的同时亦赢得新政权的信任。进入1950年代之后，梁思成在北京城市规划、文物建筑保护、探索建筑的民族形式的实现路径等诸多工作领域一度十分活跃，提出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但由于不被新政权所认可，其学术观点亦受到质疑与批判，屡遭挫折，并成为建筑学界形式主义、复古主义错误的原罪承担者，在不断的自我反思与学术批判中逐渐失去学术话语权，亦失去学术研究的活力和创造力。1955年之后，梁思成基本上再未开展大的创新性的学术实践。

基于上述认识，本书以梁思成自1928年回国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至1955年期间的学术实践作为选题。之所以使用“学术实践”这个概念，主要是希望以梁思成在1928年至1955年之间所从事的教学、研究工作，以及梁以专家身份参与的政治活动和技术管理工作为主要考察点，来梳理、剖析梁思成的学术经历、学术思想、学术成果和学术贡献。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书将重点讨论5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梁思成与中国营造学社，研究重点是梁思成与中国营造学社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的关系，中国营造学社转型的过程及典型做法，梁思成及中国营造学社在古建筑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

二是梁思成与近代中国的高等建筑教育，研究重点是梁思成早期建筑教育思想，建国前后梁思成的建筑教育理念变革及实践。

三是梁思成与新政权的创建，研究重点是梁思成对新政权的选择及其政治参与意识的转变，梁思成与新中国国歌、国旗方案的审定和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

四是梁思成与新中国的城市建设与文物建筑保护，研究重点是梁思成与北京市城市规划的编制，梁思成与北京文物建筑保护。

五是梁思成与建国初期的建筑民族形式问题，研究重点是梁思成“大屋顶”建筑理念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