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宋江是《水浒传》的中心人物。作者倾注了更多的思想情感于宋江的言行、立场和政治主张之中，因此如何分析宋江这个形象，关系到对《水浒传》的评价问题。

《水浒传》在宋江一出场即有一段较全面的介绍：

为他面黑身矮，人都唤他做黑宋江。又且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上有父亲在堂，母亲早丧；下有个兄弟，唤做铁扇子宋清。自和他父亲宋太公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这宋江自在郓城县做押司。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如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

这是宋江一切行动的根据。从这段文字看，他既有为统治阶级效力的一面，也有同情被压迫阶级的一面，知县、公吏都和他交好，人民群众则把他看做苦难的救星。这个与上、下层关系都很密切的人物，要走上“叛逆”的道路，可以想见须经过多么曲折的过程。

宋江是不愿革命的，假若没有当时农民起义形势的影响，他也不想革命。他完全是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推动下，一步步被迫揭起义旗的。在宋江走向革命的过程中，私放晁盖，杀阎婆惜是两次重要事件。他救晁盖，完全是一种仗义行为，并未考虑到事件后果的严重，当听说晁盖上梁山落草时，思忖道：“直如此大弄！”是出乎意外的惊讶！表现了自己对国法的恐惧和疑虑。招文袋事件发生后，他被迫杀了阎婆惜。这与救晁盖不同，而是自己亲手杀了人，虽然“事非得已，于法度上却饶不得。”他一生最顾忌的是“法度”、“公厅”，现在自己犯了刑律，这虽然是他在叛逆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但他对这一行动的正义性并不认识，他对柴进说：“做出一件没出豁的事来！”

但是，当他经过一段浪迹江湖的生活之后，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他抚今追昔，开始对自己的身世、处境表现了不满。他对武松说：“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之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这与其说是对武松的期望，不如说是对自己抱负的抒发。自己的抱负如此，但目前却“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宋江的矛盾性格就是从此开始的。他想做“忠臣”，现实却不允许，路该怎么走？在投奔花荣的途中，他被燕顺挽留在青风山，并在他的策划下杀了刘高。这又是有犯“国法”的大事。之后，他和花荣奋战青州统制秦明，再去攻打青风寨。这是宋江性格发展的重要阶段，他已经和宋朝官军展开了正面冲突，此时不反，更待何时？

然而，石勇带来的家书，给在投奔梁山路中的宋江以新的挫折，他竟然不顾众兄弟的革命前途，而奔丧回家。他的封建观念太重了，以至于时刻不忘忠孝。为了显示自己的忠孝，在刺配江州的路上要绕着梁山泊走。刘唐要杀两个公人，他说：“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晁盖邀他上山，他认为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他为尽忠孝经常激动得潸然泪下，忠孝思想把他荼毒了。他要冲破这种浓重的封建观念，还必须经过艰苦的斗争。揭阳岭上被李立麻倒，揭阳镇上受穆弘追逼，浔阳江上遭张横裹挟，一系列现实的折磨，使他又产生对梁山的向往：“早知如此的苦，权且在梁山也罢！”

到江州之后，他遇见了李逵，被李逵那纯真、豪爽、博大的性格吸引住了，为李逵那“不奈何罪人，只要打一般强手”的行为所感动，为李逵那“真实不假”的品德所倾倒。他赞叹道：“壮哉！真好汉也！”他在精神上与李逵契合了，思想上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回想自己结识了许多江湖好汉，博得了他们的爱戴和信任，而今天年岁已长，功名未遂，反被刺配到江州。来到“浔阳楼”，见江山如画，触景伤情，生事之悲，身世之苦，乘兴迸发出来：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他兴奋、欢乐、手舞足蹈写下那首动人心魄的反诗来：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他那种豪情壮志，那种报仇的愿望和造反的决心，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这是宋江性格发展的转折点。黑暗的现实刺激了他，教育了他，他对现实的观察比较清醒了。尽管是“醉后狂言”，然而这正是他长期积压在心底的秘密的自白。他揭起革命的义旗，以一个革命领导者的姿态出现，“劫法场”、“英雄小聚义”、“智取无为军”，就初次显示了一个领导者的才能，最后也就“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造反了！

宋江上梁山的曲折过程，是由他特殊的阶级生活、思想、心理决定的。他上梁山的那种被动处境，说明他的行为并不都是个人的，而有其客观的因素。他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他性格的复杂矛盾是当时阶级矛盾和社会生活矛盾的各方面所促成的。他参加革命是反映在他性格上的矛盾的社会诸因素逻辑发展的结果。《水浒传》的作者把宋江作为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来写，写出了他的领袖气概和风度，写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现实斗争的要求，是革命发展的要求。

宋江上梁山的初期，思想比较稳定，立场也比较坚定，他对晁盖说：“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同生。”因此对梁山的革命事业做出了一些贡献。他从九天玄女受了天书，接受了“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的思想。当时，他还不是山寨之主，但实际上在主持山寨的活动。在他的领导下，打了祝家庄、高唐州，取了青州、华州，获得很大的战果，充实了自己的兵马粮草，扩大了影响，巩固了梁山根据地。晁盖死后，他被推为寨主，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形象更突出了。他重新整顿了革命队伍，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树立起“替天行道”的旗号。从此以后，他主要不再以“及时雨”号召天下好汉，而代之以“替天行道”了。由于革命旗帜更鲜明，便推动革命运动更进一步发展。他指挥兵马先后攻打了北京城、东平府、东昌府，招降了一部分官军将领，取得“山寨十分兴旺”的局面。这期间比较充分地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和军事才能。他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敌人；诱敌深入，击其不备；利用降将，赚开敌人的城门；假借敌人的全副披挂，混入州城，烧杀一光；又能孤军先入敌阵，里应外合，声东击西，乘虚而入。诚所谓机动灵活，出奇制胜，打得敌人无法招架。这当然有吴用、公孙胜的辅助，但若无宋江雄才大略的领导，吴用的神机妙测，公孙胜的呼风唤雨又焉能起作用？

宋江上梁山之后，思想经过一个阶段的稳定之后，又产生新的矛盾了。这种矛盾开始于汝宁郡都统制呼延灼第一次受命对他“进剿”之时，宋江见了官军，触动真情说：“某等众弟兄，也只待圣主宽恩，赦宥重罪，忘生报国，万死不辞。”同样的话他后来对徐宁也说过。尽管他的目的在招降官军将领，免除他们对归顺梁山的疑虑，但也流露了他希望受招安的思想。“英雄排座次”之后，梁山泊革命的声势浩大，“端的古往今来，实为罕有。”宋江满怀喜悦，重阳节那天填了一首[满江红]词，说什么“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这是他思想性格继吟反诗的又一转折点，吟反诗博得了天下英雄的拥护，写这阕词却遭众弟兄的激烈反对。武松说：“便冷了弟兄们的心！”鲁智深说：“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李逵气得把桌子踢翻了。这是长期潜伏在梁山英雄内部的矛盾的总爆发。这次爆发并非偶然，乃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产生的。革命形势越发展，革命前途问题就越尖锐地摆在众人面前，到底走什么路？这是每个起义英雄都要考虑的。宋江认为正确的道路是归顺朝廷，为宋天子效力。李逵的看法，则须打到东京，夺了鸟位，让宋江做皇帝。宋江是领袖，所以他的意见对革命前途起了决定性作用。

为了受招安，宋江甚至采取一些卑躬屈膝的做法。他潜入李师师家，企图通过李师师“暗里取事”。他看到宋徽宗的衣着穿戴，不胜倾慕之至，并要“就此告一道招安赦书”。对高俅派遣陈太尉来招安的骗局，弟兄们都很清醒，诏书宣读完了之后，群情激愤，“皆有怒色”，李逵扯了诏书，鲁智深提着铁禅杖，武松掣出双戒刀，穆弘、史进等一齐发作。他却为敌人出谋划策：“若以数句善言，抚恤我等，尽忠报国，万死无怨。”他把革命利益都忘掉了，完全是对革命的背叛。弟兄们捉到了酆美、韩存保、党世雄，他不但不杀，反而恭恭敬敬地把他们放了。更可恨的是他把高俅杀得片甲不留，自己还口称死罪，说什么“积累罪犯，逼得如此，……望太尉慈悯。”连“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的话，也不敢提了。最后在朝廷假意抚恤下接受招安，从此，一反从前“济困抚危”的仗义行为，而是忏悔过去对“附近居民扰害不浅”，并把“替天行道”的旗号改为“顺天”“护国”，他彻底投降了。

宋江投降的主要思想根源，是他希望做大宋的“臣子”，即皇权主义思想。这种皇权主义思想是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容易接受招安的历史性原因，而宋江的行动正是这种历史因素促成的。此外，宋江在“忘生报国，万死不辞”的口号下，招降了一些官军将领，他们都有志于扫除边患，尽忠国主，并不想长期占山为王，他们这些思想也促进了宋江走向投降的道路。

宋江投降之后，真正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似乎思想矛盾解决了。其实不然，统治阶级并没有重用他，反而要消灭他，分化他的队伍，把他们“分遣调开”。弟兄们要再反，他却“急忙止住，遂用忠言恳求来使”。更有甚者在征辽之先，竟把一个忠于梁山事业而杀了滥官污吏的弟兄斩了，说什么“一身入官，所管寸步，也由我不得！”征辽时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却得不到任何封赐，他隐含着悔恨之意，对自己的前途丧失了信心。鲁智深去五台山参禅，他乍听愕然，已而愿“同去参礼，求问前程”，又与公孙胜去拜罗真人，“愿求指迷”，预感到“此身不得善终”，今日确是到“边上一刀一枪”，但并未“博得封妻荫子”，反而被蔡京童贯等奸臣出卖了，不得不奉命调回，他初次直接流露出对朝廷的不满：“非是宋某怨望朝廷，功勋至此，又成虚度！”他回想过去为吏，得罪，于千刀万刃之间被救，投奔梁山。又想今日真正为国家“臣子”，效忠天子，“著功勋于国”。抚今追昔，潸然涕下，口占一绝，有云“忽然失却双飞伴，月冷风清也断肠！”其凄楚的心境，哀戚的胸怀，悲凉的情调，是他思想矛盾斗争达到白热化的表现。

征方腊时与征辽不同，征辽时虽然被冷待被侮辱，但是全部结义弟兄还幸存，征方腊却大部分牺牲，一部分被调遣开去，他领导的起义队伍彻底解体了。此时，他已不像以前那样偶尔以一首诗或词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对待死难的弟兄几乎全是“郁郁不乐”或“大哭不止”，而且一边哭死者，一边劝勉幸存者：“朝廷不肯亏负我们，你只顾尽心竭力与国家出力。”可见，革命失败越彻底，他的思想矛盾越加深。

面对统治阶级赐给他的药酒，他仰天长叹，想到自己“并不曾行半点异心之事，……得罪何辜？”虽然忠心未改，但已意识到自己的失策。他想到了李逵。李逵是他生平最了解、最信任的人，也是对他最忠诚，与他身上“情分最重”的人。他从润州把李逵召来，商量最后如何收场。李逵大叫：“哥哥，反了罢！”宋江并不是不想再反，但为形势所迫，“如何反得成”！他又想“一世清名忠义之事”，恐怕被李逵破坏了，所以骗李逵也喝了药酒。临死前重复了“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两句，以为天下白。这是一段极其辛酸、凄楚的文字，令人难以卒读。残酷的统治者最终扼杀了这场革命，宋江也负有重大的罪责。

宋江的一生是充满矛盾的历史悲剧。《水浒传》的作者通过他考察和分析了封建社会的历史，解剖了封建社会的矛盾。他是个深刻的现实主义典型，这个典型的意义在于揭露了封建社会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戳穿了剥削阶级的凶恶本质，暗示了对封建统治者不应有任何妥协，受招安就等于自杀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