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石樵文集·第十二卷:古代小说戏曲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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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水浒传》作者描写了两对性格完全不同的人物,即宋江与李逵、林冲和鲁智深,作者好像有意识把他们作对比,表现了他们不同的生活环境、细节、情感和气质。

宋江的性格已如上述。李逵和宋江感情最深,而矛盾也最多,他是《水浒传》中最生动最可爱的人物。和宋江的动摇、妥协相反,他对革命事业最忠诚最坚决,他是劳动人民的典型,充分、深刻地体现了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和精神。戴宗曾对他的品格作了简明的概括:“第一,耿直,分毫不肯苟取于人。第二,不会阿谄于人,虽死其忠不改。第三,并无淫欲邪心,贪财背义;敢勇当先。”耿、忠、义是他性格的基本特征。他的忠心是本能的,忠于梁山事业,忠于农民阶级。他坚决反对招安,因此与宋江作了长期的斗争。他曾多次叫宋江做大宋皇帝,夺取赵家天下。面对宋江的招安行动,他气愤得把桌子踢翻了,大叫:“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听了徽宗招安的诏书之后,立刻从萧让手中夺过诏书,扯得粉碎,“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喝道:“好歹把你那写诏的官员尽都杀了!”其忠心在革命处于最艰难的时刻也不变。

李逵最耿直,对黑暗的封建社会毫不苟求取容,对一切剥削、压迫等不平的现象表示极端的仇恨。他“性如烈火”,有一种急骤的反抗精神。“劫法场”一段,他那虎虎如生的神态,真有把一切滥官、衙役、刽子手都杀光的气势。三打祝家庄时,他不但杀了祝龙、祝彪,而且杀尽了扈家庄的全部人马,还迫不及待地杀了地主曹太公和恶霸殷天赐等。他蔑视封建秩序和衙门,认为“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在“乔坐衙”一回里,他拿封建官府的刑法、典吏、祗候开了一场玩笑。这种急骤的反抗精神,是长期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强烈革命要求的反映。

李逵最重义气,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与宋江的关系上。他尊重宋江,因为宋江的行动在“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但当他误信了宋江抢走了刘太公的女儿,便立刻上山找宋江,骂道:“你原来却是畜生!”喝令宋江把女孩子送出去,否则要把他杀了,可见他的义并不是个人的恩义,而是如此淳真和无私。他捉到冒他名字翦径的李鬼,要把他杀掉,听李鬼说家里有老母无人赡养,他不但放了李鬼,而且还给了他十两银子。他就是这样一个仁义之人。

李逵也有缺点,即他在反抗斗争中的经验主义和盲目性。他从来不考虑策略问题,总是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三打祝家庄时,扈成已经投降了,他还把扈家全杀光,宋江责备他,他却说:“你今却又做人情!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成亲,便又思量阿舅丈人!”他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指出宋江的错误。因为根据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宋江是要娶扈三娘的。他本能地认为与其听道理,不如看事实;与其相信策略,不如服从自己的经验。李逵是一个农民阶级的典型,他充分体现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思想、意志和力量,也体现了农民阶级的缺点。

林冲是个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物,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家庭生活比较美满、富裕,安分守己,奉公守法,从封建道德观点看,是个典型的“好人”。他是不想革命的,他上梁山完全是迫不得已,是封建势力逼迫的结果。他的悲剧是从高衙内凌辱他的妻子开始的。之后,他被高俅骗入白虎堂,犯了擅入节堂的大罪,刺配沧州。差解董超、薛霸受高俅的指使,图谋在路上把他杀害,使他受了百般的折磨。到沧州后,他被派去看守草料场,流氓恶棍陆谦、富安又追踪而至,作者写出了他身后始终伴随着一股黑暗势力,亦步亦趋地迫害他。他开始是屈辱忍受、唯唯诺诺,扳过那人来,认出是高衙内,“先自手软了”,因为自己“不合吃着他的请受”。但内心却极不平静:“男子汉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这般腌臜的气!”对自己之被侮辱被损害流露了强烈的不满。之后,在现实的逼迫下,他有时金刚怒目,敢于手持尖刀到处寻找敌人,有时又特别消沉,忍受着一切。在迂回曲折的道路上,他每前进一步,思想性格上都显示出深刻的变化。最后,走投无路之下,他激动起来:“谁想今日被高俅这贼坑陷了我这一场,文了面,直断送在这里,闪得我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受此寂寞!”随在粉壁上题诗八句,有云:“身世悲浮梗,功名类转蓬。他年若得志,威镇泰山东!”这是他走向革命的誓辞。他的心底燃烧着革命的火焰,最后终于上了梁山。在梁山上,他火并了王伦,对革命事业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由于他长期的被迫害,对统治阶级的本质认识比较清楚,当统治者下招安“诏书”的时候,他便告诉宋江:“中间未必是好事”,对统治阶级不存在任何幻想。

林冲是个纯朴、忠直的人物,他走向革命是经过一段矛盾曲折的道路,他上梁山完全是被迫害的结果。《水浒传》的基本精神是写农民起义英雄都是“逼上梁山”的,而林冲则是体现这种精神最深刻最充分的人物。

鲁智深是渭州经略府的提辖,他的思想性格具有鲜明的阶级倾向,即扶危济困,凌强助弱,对被欺侮者无限同情,对欺侮者极端仇恨。这种倾向贯彻于他一生的行动中。他听到金老女儿被欺骗的消息,气愤得“晚饭也不吃”,结果打死了镇关西,救了金老的女儿。为了救宋太公的女儿,他还打了周通。在瓦官寺打死了恶霸邱小乙和崔道成,在野猪林拯救了林冲。他对任何凶恶的压迫者都毫无惧色,他对林冲说:“你却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甚鸟!俺若撞见那撮鸟时,且教他吃洒家三百禅杖了去!”连当朝的太尉也不放在眼里。他的革命立场是坚定的,面对着宋江寻求招安的意图,他气愤地说:“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宁肯散伙,也不受招安。鲁智深是一个下层人民的典型,具有纯朴的被压迫阶级的感情。他上梁山不像林冲那样迂回曲折,而是简捷了当,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

武松是另一种英雄人物,他勇敢、刚烈、强硬、不屈,是个“斩头沥血”、“仗义的烈汉”。他生平“只是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便死也不怕”。“打虎”是他性格的初步显现,这不仅是写他与虎作斗争,同时也是写他为民除害的性格内容。当然,他的性格更突出地表现在杀西门庆、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几次反霸斗争上。他杀西门庆,从表面上看是为哥哥报仇,是属于个人的冤仇;但从本质上看,却是一场现实斗争,是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阶级斗争。他到官府去告,“县吏都是与西门庆有首尾的”,拒不接纳词讼,他不得已才动手,这正说明他斗争的正义性。他打蒋门神,虽然是帮助地方小恶霸施恩,但他所打的却是串通张团练、张都监的“倚势豪强”的大恶霸,乃路见不平,仍然是一场反霸斗争。他在斗争中表现了坚定性和彻底性,在杀西门庆的同时,也杀了潘金莲,并收拾了王婆;在打蒋门神的同时,又把蒋门神的妾扔到酒缸中去;大闹飞云浦时,先杀了一个公人,另一个公人吐露了张团练图谋陷害的实情,他也不饶,一并杀了。血溅鸳鸯楼时,他不但杀了张团练、张都监、蒋门神,也杀了后槽、丫环等全家十余口。这种上下、好坏、主奴不分,一概杀尽的做法,未免不近情理,这却是当时广大被压迫人民要求报复心理的反映。

武松的思想品质比其他英雄人物是复杂些,他有浓厚的封建恩义观念,知恩报恩,甚至对别人请自己吃几次酒,也常思图报答,结果受张都监欺骗,几乎丧了性命。这是他性格上的严重缺点。

石秀是上梁山较晚的一个英雄人物。他的主要特征在于那种机智勇敢地献身农民革命的精神。在上梁山之前,他烧了祝家店;上梁山之初,他担任了攻打祝家庄时细作的任务;他机警、伶俐、从容、沉着,深入敌人的阵营,博得钟离老人的信任,探听到盘陀路的机密,为农民起义军解了围。他的机智勇敢的精神更突出地表现在“劫法场”一回里。他被派到北京打听卢俊义的消息,凑巧卢俊义于午时三刻就要处斩,凭着自己的胆略:“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英勇果敢,洒脱利落,可与李逵劫法场比美。但他并未走脱,由于道路不熟,被敌人逮捕。在监押之下,他和梁中书作正面的斗争:“你这败坏国家害百姓的贼,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我听着哥哥将令:早晚便引军来打你城子,踏为平地,把你砍为三截!先教老爷来和你们说知!”其精神、气势,把“厅上众人都唬呆了!”石秀也有缺点,他设计引导杨雄杀潘巧云,尽管潘巧云与海和尚的行为不正当,但对她如此狠毒,却与一个英雄的性格不相称。

阮氏三雄是江湖渔民的典型,他们世代以打渔为生,过着被剥削的生活,对剥削阶级怀着强烈的憎恨和不满。他说:“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并慨叹自己的贫困生活:“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我们只管打渔营生?”从而产生了对梁山英雄的向往:“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他们性格的总特征是“义胆包身,武艺出众,敢赴汤蹈火,同死同生”。这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他们参加的两次出色的斗争中,即智取生辰纲和反何涛的斗争。他们机警、伶俐、神出鬼没,用水、火、陆战把何涛等打得片甲不留,并活捉了何涛,当面骂何涛是“诈害百姓的蠢虫!”并且训诫说:“休道你是一个小小州尹,也莫说蔡太师差干人来要拿我们,便是蔡京亲自来时,我也搠他三二十个透明的窟窿!”他们坚定、勇敢,表现了一种嫉恶如仇的精神。他们是手足兄弟,生活环境相同,有共同的思想品质,但个性却不同,阮小二沉着稳重,阮小五精明洒落,阮小七泼辣爽快,反抗性更强,因此也更可爱。

《水浒传》中描写了许多英雄人物,他们的性格具有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他们的反抗和斗争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而是当时广大被压迫人民革命意志、要求、愿望的反映。他们的思想品质在不同程度上是属于被压迫人民的,他们是人民群众的革命英雄,他们的反抗和斗争充分体现了人民的英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