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水浒传》的作者，在吸取前人艺术成就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他们对那些群众艺术不是简单地整理、编排，而是经过独运匠心的加工，把原来的故事、题材、人物更典型更理想化了，表现出自己鲜明的个性，倾注着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血泪。

《水浒传》成书之前，各种文艺形式所表现水浒英雄活动的地区都在太行山，如龚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赞卢俊义、张横、戴宗、穆横，“风尘太行”，“出没太行”，都是“太行好汉”。并没有提到梁山泊。最早把宋江等和梁山泊联系起来的，应当是《宣和遗事》。《宣和遗事》元集说：“那晁盖八个劫了蔡太师生日礼物，不是寻常小可公事。不免邀约杨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个结为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泊去落草为寇。”其次元杨景贤《刘行首》杂剧第四折说：“怎将蓼儿洼强猜做蓝桥驿，梁山泊权当做武陵溪，太行山错认做桃源内？”不过他们都把梁山泊看做在太行山区。其实，梁山泊古属郓州，《宋史·蒲宗孟传》：“郓介梁山泊。”即今山东东平县。施耐庵在《水浒传》中把描写的重心转移到山东梁山泊这个农民起义根据地来了，并且把原属太行山区的宛子城（明程百二《方舆胜略》卷五“河南、怀庆府”：“太行山畔有碗子城关。”）和可能属于洪泽湖区的蓼儿洼（清顾栋高《淮安府志》卷四“山川，山阳县蓼涧”；“治西南六十五里，东连天井荡，西入青州涧。”蓼涧疑即蓼儿洼）都集中于梁山泊，成为梁山泊的一部分。《水浒传》写道：“是山东济州管下一个水乡，地名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中间是宛子城、蓼儿洼。”又写道：“直使宛子城中藏虎豹，蓼儿洼内聚神蛟。”《水浒传》的作者是集中写这些起义英雄在梁山泊的活动的。施耐庵这样写不是没有原因的，而有其现实斗争的根据。宋代的梁山泊是一个很大的湖沼，土壤肥沃，宜于耕作，统治阶级增立租税，掠夺民田，使广大农民、渔民不得安生。《宋史·杨戬传》记载：

杨戬（宦官）……政和四年（1114）拜彰化军节度使。……历镇安清海镇东三镇，由检校少保至太傅。……有胥吏杜公才者，献策于戬，立法索民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转究寻，至无可证，则度地所出，增立赋租。始于汝州，浸淫于京东西、淮西北，括废堤弃堰、荒山退滩及大河淤流之处，皆勒民主佃，额一定后，虽冲荡回复，不可减，号为西城所。梁（原作“筑”，应为梁之误字）山泊，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立租算船纳直，犯者盗执之。一邑率于常赋外增租钱，至十余万缗。水旱蠲税，此不得免。

人民遭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必然起来反抗。《宋史·蒲宗孟传》记载：“郓介梁山泊，素多盗，宗孟痛治之。”又《宋史·许几传》载：“许几……知郓州，梁山泊多盗，皆渔者窟穴也。”又《宋史·任谅传》：“提点京东刑狱。梁山泊渔者皆盗。”《水浒传》中的阮氏兄弟即出没在这里。“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正是阮小五唱的。可见《水浒传》的作者把梁山泊作为农民起义根据地描写，不仅是继承了《宣和遗事》等书的记述，更重要的是有其现实斗争为根据，是植根于现实斗争土壤中的。《水浒传》的作者以梁山泊为中心，描写了“官逼民反”这一基本历史动向，梁山泊不仅是农民起义的策源地，而且是他们的归宿。作者笔下那许多英雄人物都是经过不同的遭遇，通过不同的道路，被迫揭竿而起，走向革命的。像鲁智深之反恶霸，林冲之受凌辱，宋江之被逼迫，武松报杀兄之仇，晁盖、吴用因劫取不义之财，以及浔阳江上的张横、张顺，揭阳岭上的李俊、李立，登州的解珍、解宝，江州的戴宗、李逵等等，都由于被残害、被剥削而不得不反。作者揭示了他们叛逆思想、行为的社会根源，从而揭露了北宋末年政治、经济、吏治的腐朽和黑暗；描写了他们的反抗斗争犹如狂涛巨澜，汇成一股洪流奔向梁山泊，“兀的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从而概括了这一历史潮流。

历史上的宋江起义规模并不大，据《宋史·侯蒙传》记载：“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又据《张叔夜传》记载：“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究竟有多少人马，并无详细数字，估计人数可能是很少的。他们采取的是流动战术，边打边跑，如宋方勺《泊宅编》卷五云：“京东贼宋江等出入青、齐、单、濮间。”宋张守《毗陵集》卷一三《秘阁修撰蒋公墓志铭》云：“宋江啸聚亡命，剽掠山东。”宋汪应辰《文定集》卷二三《显谟阁学士王公墓志铭》云：“河北剧贼宋江者……转略京东，径趋沭阳。”都说明他们采取的是“流寇”式的游动战术。而且时间很短，从宣和元年末到三年初，不过一年有余。尽管元杂剧中扩大了描写，出现了一百单八将，几万个喽啰和起义根据地的轮廓，但那只是几笔的勾勒，并不具体。《水浒传》则极大地展开了这方面的描写，刻画了农民起义英雄开始或流落江湖，或进行个人反抗，或打家劫舍，或翦径为生，后来才占据山头、水泊进行劫富济贫的活动，并终于汇成革命洪流，建立革命政权，在晁盖、宋江的领导下，进行有组织有纪律的起义斗争。即由分散的初级形式的武装起义，逐渐发展为有统一领导的高级形式的武装起义。《水浒传》描写了晁盖、宋江取得起义领导权之后，将革命步步向前推进，从最初的打祝家庄、曾头市等地主武装，到攻青州、大名，和宋朝官军拼搏，到进逼东京，最后竟至三败高俅、两赢童贯。即从最初的游击战，逐渐发展为阵地战。《水浒传》作者这样描写的意义，不仅在于扩大了宋江等起义的声势和作用，更重要的是他写出了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发展过程，再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历史真实。文学作品所反映的不是历史事件的真实，而是具体历史时代人民斗争生活的真实。就这方面讲，《水浒传》所写梁山英雄的活动，体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宋江等在梁山泊建立政权之后，提出了明确的政治纲领，即“替天行道，保境安民”。这个纲领虽然也见于元杂剧《争报恩》、《李逵负荆》之中，但其内容却不像《水浒传》写得这样具体。宋江曾对之作解释说：“盖为朝廷不明，纵容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布满滥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那么他们的目的在铲除滥官污吏，保护人民的安全。但是梁山英雄的实际行动却比宋江的解释要丰富深刻得多。他们见到“若是上任官员，箱里搜出金银来时，全家不留。”“若有钱粮广积，害民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有那欺压良善，暴富人小，积攒得些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可见他们反对三种人，即滥官污吏、豪强地主、暴富商人，一句话，即反对剥削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这，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水浒传》还描写了这个起义根据地政策的修明，军纪的严整：“所过州县，分毫不扰。乡村百姓，扶老挈幼，烧香罗拜迎接。”攻打城镇所获粮米，“计点在城百姓被火烧之家，给散粮米救济”。他们时刻考虑人民的利益，因此博得广大人民的拥护。王定六的父亲即赞叹说：“宋江这伙，端的仁义，只是救贫济老，……若待他来这里，百姓都快活，不吃这伙滥官污吏薅恼！”结果和王定六一起投奔了梁山。上梁山寄托着人民摆脱被剥削被压迫境遇的愿望，《水浒传》即表现了这种愿望。

《水浒传》所描写的宋江等一伙，并不是只反“贪官污吏”，从他们斗争的整体看，更主要是反对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打击了封建统治者的黑暗统治，摧毁了封建社会的传统秩序，他们的斗争是长期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他们的革命是反封建主义的人民革命。但是，他们没有明确彻底的革命思想，也没有一个清晰的奋斗远景，他们只能提出朦胧的乌托邦社会，即阮小五所谓“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百姓都快活”的社会，也即作者自己的具体描绘的那样的社会：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休言啸聚山林，早已瞻依廊庙。

这种乌托邦的社会理想，是农民在反压迫反剥削斗争中的一种憧憬。我国农民长期处于分散的状态，为个体经济的生产方式所制约，不可能产生彻底的革命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只能根据自己的生活实践提出朦胧的社会理想。这是一种历史现象。但这种社会理想在当时也是有进步意义的，因为它是要用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平均的社会，代替现实中残酷的阶级压迫和超经济剥削的社会。

《水浒传》所描写的梁山泊英雄的起义斗争，最终是受招安、失败了。对于他们受招安，我们应该从农民起义的历史原因和农民阶级本身的弱点来看。宋江等起义的目的是反对地主恶霸、滥官污吏，并不想推翻宋朝这个封建政权，相反他们之中相当多的人对宋朝皇帝和清官廉吏存在着幻想。这是因为我国农民长期被束缚在封建经济的基础之上，他们的思想始终不能超出封建主义的范畴，他们反对权奸，但总希望重新做宋朝的臣民。同时，还有剥削阶级对他们的诱骗，高俅、童贯施行的阴谋诡计等等。各种主客观因素，使他们自然地接受招安，甚至沦落到被药酒毒死的悲惨结局。他们的受招安反映了我国历史的真实情况和农民阶级本身的弱点。

《水浒传》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等为主的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反抗斗争，反映了农民阶级的革命威力、革命思想，以及他们思想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等。它是我国中世纪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