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生态环境史学研究的缘起与重要成果

环境史学术研究的缘起，同人类生态环境变迁的史实一样，其出现与发展有着深刻的自然与社会、现实与历史，包括全球环境变化尤其是近现代工业出现以后所引起的环境急剧变化与经济持续发展以及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出现的复杂背景。

1．生态环境史学兴起的历史背景

自人类出现以后，各种自然的与人为的因素共同塑造和改变着生态环境。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后者日趋成为影响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而且这种影响的力度与后果在现代社会愈益显现。自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之后，相对原始的生态环境变迁的速度越来越快，原有的生态平衡系统逐渐被打破；特别是自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以来，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勃兴与世界许多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工业化导致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物质财富因此日趋丰富、人们的消费需求由此得到很大满足，但同时也引起了一系列严重的环境变化的社会后果，如气候剧烈波动、森林植被锐减、青山成为耕地、许多物种灭绝、淡水资源短缺、绿洲变为沙漠，诸如此类，大部分地区人们生存的自然环境不断地趋于退化或者是局部恶化的状态。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社会现实，不是个别国家或地区而是全球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不是局部事件而是各个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先后遇到的、维持可持续发展的难题。可以认为，历史时期生态环境至近现代以来的快速变化以及相伴随出现的人们对生存环境的严重担忧是引起人们对环境史开展学术研究的一个最基本的动因。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史的出现既是生态环境变化的产物，又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对现实环境所产生的忧患意识的体现，当然还是历史学科不断创新的一个必然结果。

正是随着全球人口的增多与生态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一问题开始越来越多地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1972年6月5日，联合国首次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以“人类与环境”为主题的大会，会议发表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及保护全球环境的“行动计划”，规定了人类对全球环境的权利与义务的共同原则。与会者明确指出：“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同年10月，第27届联合国大会根据斯德哥尔摩会议的建议，决定成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并正式将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World Environment Day）”。从1974年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每年都根据当年的世界主要环境问题及热点，有针对性地制定世界环境日的主题。其中包括“只有一个地球”（1974年）、“没有破坏的发展”（1978年）、“让地球充满生机”（2002年）、“营造绿色城市，呵护地球家园”（2005年）等。

1987年，第42届联大通过了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交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报告提出了到2000年乃至以后实现环境持续发展的长期对策。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有18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大会主张把环境问题与社会经济发展结合起来，采取相互协调的解决途径，倡导可持续发展战略。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纲领性文件与国际协议。这次会议提出了全球伦理有三个公平原则：即世界范围内当代人之间的公平性、代际公平性、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公平性。中国政府也参与签署了这些协议，并在会后提出了有关环境与发展的“十大对策”，以其为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行动纲领。

1994年，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为了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强环境问题的研究，指导环境保护工作，国家有关部门还相继制定了《中国环境保护21世纪议程》《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相关的重要文件与法律法规。很明显，在21世纪交替前后，环境与发展问题已成为各国政府包括中国在内对全球及其所承载的全人类负责的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与经济发展原则。

2．中国环境变迁史研究的出现

如上所述，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生态环境史研究在海内外逐渐兴起。这一“新兴学科”较早产生于美国，后来成为一门涉及地理学、生态学、气象学、考古学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内的交叉学科。中国历史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重新走上正轨以后，也开始关注生态环境史研究。尤其是随着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而越来越突出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焦点的同时，生态环境史研究也越来越广泛地走进学者们的视野。现在世界各国已有大批学者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甚至成为近几十年以来兴起的跨学科、综合性、规模宏大的国际合作研究活动的主要内容，并取得了大量的有影响的重要研究成果。

国内有关中国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大致经历了萌芽、起步、发展与形成的四个阶段。

从过程来看，萌芽阶段始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尽管这一时期各地没有任何涉及生态环境史概念或学科理论的研究，但已出现与环境史个别要素相关的具体研究成果。如1918年10月，《金陵光》发表了戴宗樾的《中国森林历史概论》一文，可谓中国历史时期森林植被变迁研究的首发之作。1920年11月，《地学杂志》同样发表了萧鸣籁研究森林史的《北部诸省古今异趣亟宜培植森林以为补救论》一文。

其后，1925年，著名气候学家竺可桢发表的《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东方杂志》22卷3期）一文可谓生态环境史研究的标志性论文，也可谓与传统史学有异的研究中国历史气候变迁的首创。随后，有蒙文通等发表了《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史学杂志》1930年第9期）等相关的学术论文，从而反映了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最初是从森林植被与气候环境变迁开始的。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首先在历史地理学领域进入了起步阶段。其主要表现是：一方面有吴泽等人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研究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生态环境史的具体研究内容已从气候扩展到了水系、沙漠、植被等多个生态环境要素的变迁历史。如徐近之的《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地理学报》1955年第2期）、林承坤的《下荆江自由河曲形成与演变的探讨》（《地理学报》1959年第2期）、谭其骧的《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侯仁之的《从人类活动的遗迹探索宁夏河东沙区的变迁》（《科学通报》1964年第3期）、陈桥驿的《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地理学报》1965年第2期）、史念海的《论泾渭清浊的变迁》（《陕西师范学院学报》1977年第1期）、文焕然与何业恒的《中国森林资源分布的历史概况》（《自然资源》1979年第2期）等。这一时期，竺氏更是撰写出了影响巨大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的经典论文，从而把中国气候环境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对整个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推动。事实上，该文对其后中国历史地理学与生态环境史的研究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近20年，在历史地理学领域，中国生态环境史的研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阶段，尽管当时中国学术界对环境史的基本理论包括概念、对象和方法等的研究基本阙如，环境史研究远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已有大量的学者关注历史上的生态环境问题，且在涉及气候、水系、植被、野生动物、矿物环境与生态灾害以及环境保护历史等生态环境史的各个具体要素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其重要代表作有实际上为谭其骧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年），姚汉源的《中国水利史纲要》（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朱震达等的《中国沙漠化及其治理》（科学出版社1989年），叶笃正、陈泮勤主编的《中国的全球变化预研究》（地震出版社1992年），蓝勇的《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王振堂、盛连喜的《中国生态环境变迁与人口压力》（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年），文焕然等的《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赵冈的《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与王玉德等的《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以及史念海的多卷本《河山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大量有关从不同角度或不同要素研究中国生态环境史包括两宋生态环境变迁综合研究的学术论著。

这一时期，上述谭其骧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年）可谓是最有影响的代表性著作。在这一书中，谭其骧、张修桂等人在论述中国历史时期的气候、植被、水系、海岸与沙漠的变迁中，既有涉及气候、植被环境变迁的许多论述，又有大量关于黄河、长江水系水文环境及其出海口的海岸变迁的论证。尤其是他们有关云梦泽、洞庭湖和鄱阳湖的具体位置、形成和变化的研究论述澄清了前人的一些误解，在宏观和微观上提出了大量创新的观点，如认为古代云梦与云梦泽是两个既不相同又相联系的地理概念；古云梦泽虽然是先秦时期的一个大湖泊，但并非是地跨长江两岸地区，而是仅局限于荆江三角洲的东西两大平原之间。但该书由于出于众人之手，其内容除气候、植被、水系、海岸与沙漠变迁等五个方面外，属于生态环境史要素的野生动物与矿物环境以及生态灾害等内容则完全没有涉及，而且有关气候变迁的论述在史料的引用和理解方面有些延续了竺文中存在的某些错误，有关气候、植被变迁研究的深度与资料搜集也存在一定的欠缺。

美籍华人学者赵冈在其《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一书中，以生态学观点为视角，以翔实的史料对中国历史时期人口增长、迁移、各类垦殖，尤其是以森林植被变迁为重点对土壤、沙漠以及水土流失的影响等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问题做了较深入的论述。作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与生态环境互为因果关系。在人类3000多年来的垦殖活动中虽然增加了耕地面积，却破坏了大量森林，引起了沙漠面积之扩大与湖泊面积之缩小。北宋以后，中国人口出现明显的长期上升趋势，清朝人口暴涨，人口压力导致农垦与山林垦伐的加剧，特别是到了清中叶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已有超过自然资源承载力的迹象。该书重点突出，观点鲜明，许多论证过程与方法较为新颖，有一定的启发性。该书以《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为名，但实际上作为生态环境要素主体的气候环境与水环境以及野生动物环境等的变迁历史在其中完全没有涉及，从生态环境史的体系与完整性而言，这显然存在缺陷。

在王玉德、张全明等著的《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一书中，“该书确立了相对系统的生态环境史的理论框架，共分上、下2编，上编根据历史的发展线索，分别介绍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时期的生态文化，下编分历代气候与生态文化、土壤与生态文化、生物资源与生态文化、治水与生态文化、矿产与生态文化、灾害与生态文化、古代生态旅游文化和古代生态思想等8个专题论述了五千年生态文化，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较强的示范功效”。但一般而言，该书对中国生态环境史的宏观研究多于微观论述，许多内容也偏重于中国传统生态文化而不是中国生态环境史，对有些生态环境史的资料搜集与引用、野外调查与分析等多种自然科学方法的借鉴、各个生态环境要素历史的具体研究与论述等还有待于作更进一步的深入探索。

与此同时，许多有关研究中国断代或区域性的生态环境史的著作相继问世，其中主要有石泉的《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蓝勇的《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孙进己的《东北历史地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李并成的《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吴必虎的《历史时期苏北平原地理系统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李心纯的《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人民出版社1999年）等数十部。

不仅如此，也有大量涉及历史时期不同生态环境要素历史的专门研究著作，主要内容涵盖气候、水系、生物与矿物环境以及农业生态环境要素等多个方面。如王守春的《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植被与人文变化研究》（海洋出版社1993年），何业恒的《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文焕然等的《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张丕远的《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牟重行的《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气象出版社1996年），何业恒的《中国虎和中国熊的历史变迁》（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石泉、蔡述明的《古云梦泽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韩昭庆的《黄淮关系及其演变过程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

至于上述相关的各类论文则数量更多，如涉及历史时期区域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有马强的《历史时期汉中盆地的生态环境及变迁》（《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一文，该文主要从地貌、森林的变迁、野生动物缩减与灭绝、历史气候的变化等几个方面论述了汉中盆地生态环境的变化及其特点。他认为，位于汉水上游秦岭、巴山之间的汉中盆地，四周群山拱卫，盆地内河网纵横，主要地貌以盆地为中心，间以高山、丘陵、平坝及汉江冲积河川构成，地理位置处于我国西部南北地理分界线秦岭南侧。历史时期汉中盆地曾长期森林密布，野生动物丰富，呈现出良好的生态环境。经过数千年人文与自然因素，尤其是清代中叶以来过度的经济活动，汉中盆地生态地理已发生重大变迁，生态环境总的态势趋向不良发展。据统计，这类论文约有千篇之多，可谓不胜枚举。

上述成果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与变化表明，人类的生存必须依赖于生态环境，但人类在利用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可以改造环境；当然，人类活动在作用于生态环境的同时，生态环境也制约、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变迁是互动的。如两宋时期长江流域中下游尤其是长江三角洲江浙一带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农业开发，就使许多山区、丘陵原有的荆棘丛生、森林茂密、野兽出没的自然景观为农田成片、五谷相间、鸡犬相闻的人文景观所代替，而伴随着山区开发过程加速的却是水土的严重流失，灾害频生。

在上述不同类别的成果中，对中国断代、区域性或不同要素的生态环境历史多有不同时空或深度不一的研究，其中许多成果具有自己的特色或一定的创新性，甚至还有部分属于经典性的论著，对中国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也有部分成果质量良莠不一，或挂名主编，或以概述为主，缺乏应有的创新，或对资料来源没有作必要的说明。

2000年以来，有关生态环境史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研究蓬勃兴起，学科发展迅速进入了生态环境史学科基本形成的第四个阶段。

这一时期，生态环境史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就研究内容考察，既有宏观的与以往不同的涉及生态环境史的定义、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与方法等理论问题的广泛探讨，也有与以往相似的具体的生态环境变迁要素、过程、阶段与区域的分类研究与归纳、考证或辨析，而且国内学者还翻译或介绍了大量的西方有关生态环境史的研究论著，推出了一大批观点鲜明、影响甚大的学术成果。上述这些成果的发表或出版，既反映出学科理论体系的基本成型，又表现出学术界在这一研究领域的长期积累及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如侯文蕙、田晓文、梅雪芹、包茂宏等人对国外环境史研究的理论成果的翻译与介绍，就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环境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深入探索。

中国环境变迁史的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与学科的形成，是这一时期我国现实条件与历史发展进程的一种必然选择，同时也受到了全球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的直接推动。从一定意义上说，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而要搞好环境保护，必须研究环境问题，尤其是要了解我国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及其变迁状况，总结和借鉴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变迁的经验与教训，才能更有利于当代环境保护事业的开展与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也是近些年来中国学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交流与学科整合的产物。在中国的历史学、环境学、地理学尤其是历史地理学、气候史学、生物史学等领域，数十年来几代人已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相关研究，这些成果构成了生态环境史研究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基础。事实上，近10余年来，我国学术界的问题意识、学术视野也逐渐发生转移。在史学界，人们研究学术的热点不断由过去注重帝王将相转向芸芸众生、由单个事件史考察转向长时段分析、由人文社会领域转向生态环境、由重视人与人的联系转向同时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对生态环境的日益重视也不局限于史学领域，其他学科的研究也加强了该领域的开拓，出现了如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文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社会学等；而自然科学界对生态环境及其演变历史的考察自不待言，并逐渐将研究重心由原来的地质史或史前时期放在人类历史时期之内，并重视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包括人为因素的作用与影响以及人对生态环境变化的适应与应对。在学科门类逐渐细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同学科的渗透与整合。在此形势下，我国学术界明显加强了对生态问题与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开展学术交流，进行学科合作，试图打破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森严壁垒、发现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有机联系，更深刻、全面地揭示人类社会及其生存环境的演变规律，从而，环境史逐渐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并进而成为热门的学术前沿阵地。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世界各国、不同地区均不同程度地参与到有关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中来。这是因为，地球作为人类的共同家园，各个国家与地区都先后成为全球变化的一员。全球变化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兴起的跨学科、综合性、规模宏大的国际合作研究活动，涉及自然与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因为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焦点，所以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也方兴未艾。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维持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成为人类努力与环境合谐相处、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也应该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理念、义务与责任。

对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包茂宏在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认为，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兴起，是在环境恶化的现实状况的刺激以及中外学术交流与知识融合的背景下，中国的世界史学者和中国史学者尤其是历史地理学者共同追求的结果。

王玉德认为，环境史的兴起有两个明显的原因：“其一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从表面看，环境史关注的是环境的历史，其实不然，环境史关心的是人类史，并且特别关心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史。如果审视环境史研究的题目，不难发现大多数学术成果不是关注人类对环境的美化，而是对环境窘迫与恶化的担忧。换言之，环境史是忧患意识的体现。众所周知，自从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环境问题就提到了人类关心的议事日程上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环境已经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环境问题成为非常严峻的问题。一方面是资源消耗过度，另一方面是环境污染过度，长此以往，人类将无法生存。环境危机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质量和社会的进步。环境史最终落脚到对人类的自我终极关怀。因此，对环境的关心，本质上是对人类本身的关心。环境史研究说到底是对人类生存史的研究。其二是历史地理学的延伸。当代学术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出现了许多新兴学科，如果追根寻源，不难发现当代的一些学科早已孕育在古代的其他学科之中。环境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历史地理学的延伸，或者说是从历史地理学走出来的新兴学科。在以往的历史研究地理学研究中，学者们已经自觉地研究环境史，把环境史当作历史地理学的一部分。”王利华认为：“生态环境史的兴起，无疑是历史学在新旧千年交替之际的一个重大发展，是21世纪新史学的一项宏伟事业。就世界范围而言，生态环境史研究由起步至今不过才30余年，但发展相当迅猛，在国际史坛上已由‘边缘’走向‘主流’。中国环境史研究大致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最近两年以来，谈论历史上的环境问题，在中国史学界越来越成为一种‘时尚’。”

上述相关的学术探讨及其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或某一侧面反映了环境史研究兴起的客观动因与历史过程。概括而言，环境史研究的兴起，既是人类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而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学术研究日趋多元化发展的自然结果。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在越来越关注人类自身生存质量的同时，认识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不是更加和谐而是矛盾愈益突出，对自己生活中所处的生态环境感到越来越不满意，如洪水、干旱、高温、瘟疫等各种生态灾害频频发生，保证人类能够享受现代生活的各种不可再生资源感觉到越来越欠缺，而这些灾害使人类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资源的欠缺则使人们越来越忧虑未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及其生活的质量。面对这些问题，人们必然要有自己的思考，必然想方设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与此相伴随，环境史研究应运而生了。

事实上，近几十年来，我国相关学术界在环境变迁史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大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理论研究成果，如自2000年至今，有多篇研究环境史类的博士论文成为全国历史学专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即是明显的例证。这既反映了环境史研究领域的现实发展，又反映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成就。同时，这也为环境史的继续与深入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或启示。不过，环境演变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不同环境要素变迁的表现及其原因也复杂纷繁。在现有学者们的研究基础上，其实还有许多领域、许多区域的环境变迁历史需要我们去开拓、去进行扎实的研究。因此，大力借鉴海内外的学术成果及其他学科知识，推进生态环境史研究中的理论建设，尤其是要重视资料的发掘与积累，积极推进环境变迁史的深入研究，应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近20年中一直选择中国环境变迁史研究作为我们的主要课题，应该说，也是与上述现实环境与学术发展背景以及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密切相关。

这一时期，在生态环境史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学术界对环境史理论的研究。有关生态环境史研究中理论问题的专题论述，主要有张岂之的《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思考》（《史学集刊》2001年第3期），包茂宏的《环境史：历史、理论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中国环境史研究：伊懋可访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期）、《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思维：环境史》（《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5期）与《中国的环境史研究》（《环境与历史》2004年第4期），景爱的《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刘翠溶的《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朱士光的《关于中国环境史研究几个问题之管见》（《山西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与《清代生态环境研究刍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侯甬坚的《“生态环境”用语产生的特殊时代背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1期），葛剑雄的《从环境变迁看人与自然的关系》（《解放日报》2007年4月8日），王玉德的《试析环境史研究热的缘由与走向——兼论环境史研究的学科属性》（《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陈志强的《开展生态环境史研究 拓宽解读人类历史的视角》（《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等一大批相关的论著。

对于中国环境史研究中涉及的理论问题，王利华与梅雪芹等学者相继发表了多篇论文，其用功之深与用力之勤可谓有目共睹。如王利华的论文有《中国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和研究理路》（《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作为一种新史学的环境史》（《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与《社会史研究的现代视野——从环境史研究的跨学科谈起》（《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5期）等，梅雪芹的论文有《什么是环境史？——对唐纳德·休斯的环境史理论的探讨》（《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4期），《从环境的历史到环境史——关于环境史研究的一种认识》（《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环境史：一种新的历史叙述》（《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3期），《关于环境史研究意义的思考》（《学术研究》2007年第8期）与《中国环境史的兴起和学术渊源问题》（《南开学报》2009年第2期）等，他们多就生态环境史的学术领域、学科定位、研究视角与具体内容以及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意义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许多有启示意义的见解。

王利华认为，新旧千年交替之际，环境史学（又称生态史学）作为新史学风潮已呼啸而来，令中国史家们兴奋和躁动不已，从而充实和加强了传统历史学科的功能。与此前的史学研究相比，环境史学不仅采用新的历史观念和理论方法，而且采用新的历史编纂和叙事方式。它不再只是讲述人类自己的故事，还要讲述与人类活动发生了各种关联的其他物种的故事，以帮助人类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和现实地位。梅雪芹认为，环境史与环境的历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尤其值得重视。环境史研究的兴起是时代与社会现实的产物与要求，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明确的实践意义。中国环境史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在1949年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与环境史内容相关的研究主要在自然科学的范畴内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环境缺失”是一突出现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环境史研究方面有很大的推进，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环境史已具备了作为一门学科而从自然科学和传统的历史地理学中独立出来的强劲势头，其学科理论体系也基本成型。环境史具有比较明确的研究对象、理论和方法以及相对独特的学术目标，完全有资格成为历史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和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环境史作为一门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典型的跨学科特征；在研究对象上具有广泛的统摄性特点，举凡人类与环境彼此发生相互作用关系的内容，都属于其研究对象之范围；其立足点则在于自然与文化之间。

上述论著围绕环境史中“生态环境”这一核心命题，主要从其相关概念定义与学科理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深入分析，对其研究对象、治史原则与方法、学科任务与研究意义等理论问题作了广泛的探讨，其中既有对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学术评价与介绍，又不乏对这类问题的精辟论述与创新见解；尤其是其中就生态环境史的学术领域、学科定位、研究视角与其研究的重要意义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许多对学科发展有一定启示意义的见解。如朱士光提出中国环境史研究应首先厘清中国环境史渊源、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的关系等。

不过，上述有关生态环境史理论的研究成果，虽然解决了这个学科的一些理论问题，但在涉及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具体内容上学者们大多各持己见，莫衷一是，以致目前仍然缺乏一种具有相对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意见，而这又是当前学术界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之一。

在这一时期，在生态环境史的具体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大量的重要成果。其中，秦大河、史念海、邹逸麟、葛剑雄、朱士光、侯甬坚、王乃昂、王子今、杨果、张建民、程民生、钞晓鸿等学者有关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具有较大的代表性。如在秦大河主编的《中国气候与环境演变》一书中，主要运用了多种自然科学的方法，对中国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变迁作了大量的综合研究。其具体内容涵盖中国历史时期的气候极值、气候灾害与中国气候变化及其和全球气候变化的联系，气候环境变化对生态系统影响的过程和机理，冰川、河流、湖泊、湿地对气候变化反映的敏感性，土地垦殖与利用，现代三角洲的发展，森林与草原植被及其生物多样性与山地灾害、青藏高原对中国气候和环境演变的作用以及人类活动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都作了较为具体的探讨，揭示了中国与全球气候变化的一致性与差异性。只是在这一探讨的过程中，该书所使用的方法主要偏重于现代的自然科学技术方法尤其是有关气候学、冰川学、水文学、树木年轮等学科领域的方法，对历史文献资料的发掘和使用似乎较为有限；不同作者对其中同一问题研究的观点或结论如气候变迁的程度与频率等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至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的《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2年）一书，可谓汇集有关黄土高原历史地理或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全书分为九编，以黄土高原历史时期的环境变迁内容为核心，包括了黄土高原的土壤侵蚀、河流变化、植被覆盖、生态环境、农牧界线、交通道路、城堡遗址以及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治理对策等诸多内容。

与此同时，许多有关研究中国断代或区域性的生态环境史的著作以及大量涉及历史时期不同生态环境要素历史的专门研究著作，主要内容涵盖气候、水系、生物与矿物环境以及农业生态环境要素等多个方面。如杨果的《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邹逸麟主编的《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陈可畏主编的《长江三峡地区历史地理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程遂营的《唐宋时期开封的生态环境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许怀林的《鄱阳湖流域生态环境的历史考察》（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温克刚主编的《中国气象史》（气象出版社2004年），钞晓鸿的《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经济》（黄山书社2004年），陈业新的《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赵珍的《清代西北生态变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张全明的《生态环境与区域文化史研究》（崇文书局2005年），王子今的《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张建民的《明清中国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王建华的《鉴湖水系与越地文明》（人民出版社2008年），樊宝敏、李智勇的《中国森林生态史引论》（科学出版社2008年），杨果与陈曦的《宋元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陈业新的《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杨伟兵的《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颜家安的《海南岛生态环境变迁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侯甬坚主编的《鄂尔多斯高原及其邻区历史地理研究》（三秦出版社2008年），满志敏的《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何彤慧、王乃昂的《毛乌素沙地：历史时期环境变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韩昭庆的《荒漠、水系、三角洲：中国环境史的区域研究》（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年），张纯成的《生态环境与黄河文明》（人民出版社2010年），葛全胜等的《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张建民、鲁西奇的《历史时期长江中游地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专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程民生的《北宋开封气象编年史》（人民出版社2012年）等百余部。

近些年来，还有不少综述性文章对我国生态环境史的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总结或评价，也指出了环境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张国旺的《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3期），佳宏伟的《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汪志国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史研究综述》（《古今农业》2005年第3期），高凯的《20世纪以来国内环境史研究的述评》（《历史教学》2006年第11期），王玉德的《试析环境史研究热的缘由与走向》（《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陈新立的《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梅雪芹的《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史学月刊》2009年第6期）等。

其中，汪志国的文章还被当年的《新华文摘》（2005年第24期）杂志全文转载。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环境史学建立于古老而深厚的史学传统之上，很快地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参与者日益增多，并推出了一大批学术成果。不过，在这些成果中也存在诸多的不足，如至今尚未建立起与该学科发展相适应的、科学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大有见树不见林之感，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生态环境史研究向纵深方向的发展；又如，生态环境史研究方法还较单一。这类综述性的文章，既概述了近年来生态环境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及其学术观点，又指出了生态环境史研究存在的不足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为生态环境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些改进与创新的路径。

3．海外环境史研究动态简介

至于海外有关环境史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按不同时段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方面：

其一，海外有关生态环境理论的研究，大致起源于20世纪初中期，主要是欧美与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学者，他们重点研究的是生态伦理与当时所在地区日益严重的现代环境问题。

对有关生态环境理论的研究，从20世纪初中期开始，伴随着西方社会在工业革命以后所出现的现代生态环境失衡问题的研究与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发表或出版了诸如美国人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学术研究成果，这本书后来被当作现代环境主义运动的“圣经”，作者本人被称为“现代环境伦理学之父”。书中超越了狭隘的人类社会伦理观，提出了“人与自然的伙伴关系”的论点。

作者的主要观点是要把伦理学扩大到人与自然的领域，认为人不是征服者的角色，而是自然界共同体的一个公民。在这一时期，各种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自然中心主义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两个学派。自然中心主义学派的观点认为，应以生态学为依据，从人的自然性出发，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伦理学的知识领域应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所有生物都是价值主体和道德主体，人类在生物圈中仅仅是普通的一员，人类应当尊重自然物，对自然物讲道德、讲平等，认为人类的行为应当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与共同进步为目标。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学派的观点认为，应以伦理学为依据，从人的社会性出发，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伦理学的知识领域只能严格局限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领域，人类是自然价值的主体，人类之所以关心自然生态环境，主要是由于它涉及了人类生存、社会发展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人类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护人类自己，认为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是由人类占主导地位，非人类的自然界无所谓“公共利益”，人与自然之间谈不上相互责任和义务。

其二，海外有关环境变迁史的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才逐渐形成的一个史学研究新领域，这一时期已有学者在其环境史著作中开始涉及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环境问题。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怀特与卡逊相继出版了《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与《寂静的春天》（吕瑞兰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的学术论著。这些著作，通过对污染物迁移、环境变化特别是滥用杀虫剂后果的描写，向人们阐述了天空、海洋、河流、土壤、植物、动物和人类之间的密切关系。其中指出，“地球上生命的历史一直是生物及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环境污染及其不断传递转移所造成的恶果实际上是人类自己制造的恶魔。1972年，罗马俱乐部公布了由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丹尼斯·美都斯领导的研究小组完成的《增长的极限》（于树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分析了世界人口、工业发展、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五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该报告中所提出的经济增长将会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后果引起了许多人的思考与讨论，从而强化了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

1981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出版了《建立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提出必须从速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的理念。1987年，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该报告强调，一个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必须立足于使环境资源库得以持续和发展的政策”。

这一时期，美国学者唐纳德·休斯在《什么是环境史》（梅雪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书中指出：“环境史是一门历史，通过研究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类如何随着时间的变迁，在与自然其余部分互动的过程中生活、劳作与思考，从而推进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同时，美国学者约瑟夫·佩图拉在其所著的《美国环境史》、理查德·怀特在1985年发表的《美国环境史：一门新的历史领域的发展》，对环境史研究的相关理论作了多方位的阐述。

近年来，包茂宏在他的《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等多篇论文中，通过对大量国外的环境史研究成果及其理论和方法的介绍与分析后认为，在全球环境史的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史的理论、方法以及对不同地区环境变迁史的具体研究还存在许多待解决的问题。“环境史是以建立在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基础上的、以当代环境主义为指导，利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之相互作用的关系”；“环境史的概念仍在发展变化中，其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他还指出，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应分三步走，一是有选择地学习和引介国外的理论成果和方法，二是实证研究中国的人与环境关系变迁史，三是从全球视野进行综合分析论证，形成中国的环境史学派。

其三，海外有关中国环境变迁史的研究，20世纪后期以来才陆续有一些学术成果问世，这些研究成果涉及中国环境变迁史的具体内容或某个时段与某一地域的个案研究。

1993年，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学院在香港举办了“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这次学术讨论会的研究成果最终以《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刘翠溶、伊懋可主编，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的形式结集出版。在这一论文集中，主要收录了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的《环境与水利的相互关系》以及其他海外学者的诸如《由世界透视中国环境史》《在亚洲比较观点下的中国环境史》《南方向来无雪——中国南方的气候与收成》与《人类对喜马拉雅山内侧和西藏的植被与地貌之影响》等环境史论文。这些论文从不同视角分析了中国历史时期的环境变迁包括气候、水系、植被的变化等一些个案问题。同时，这一时期也有海外学者对中国环境变迁史中某一环境领域的研究，如日本学者上田信所著《森林与绿色中国史：对历史的生态学考察》（岩波书店1999年）一书，则较具体地论述了中国森林植被的变迁及其所引起的其他环境方面的变化。

在海外学术界，比较集中对宋代长江中下游江南地区的环境变迁史进行研究的主要是日本学者斯波义信所著的《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日本汲古书院1988年；中译本为方健、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一书。斯波先生灵活运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家之间学际对话”的方式、历史研究传统的实证主义原则及区域经济学、广义社会史学等研究手法，选择宋代“江南”作为考察的对象，充分利用这一地区的丰富资料，从经济史的层面并采用空间上的“大区域”和时间上的“长时段”相结合的方法，对宋代江南社会经济的诸层面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令人信服地对江南地区的生态环境演变、农田水利、经济开发、移民定居、城市分布、聚落布局、商业交通地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独树一帜地提出了宋代分期和自宋至明初400年间的周期演变说，提出了“生态系是一个包括人的活动在内的动态系统”的创新见解，可谓对宋代生态文明令人耳目一新的生动演绎。

该书虽以“宋代江南经济史”冠名，其实书中有大量关于宋代江南地区环境变迁尤其是农业生态环境变迁的考察与论述，如对宋代徽州地区地理环境与经济活动关系的分析，对湖州地区水系生态变迁的探讨。作者认为，徽州虽然不是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也没有系统的环境优势，但自唐中期以后由于大量北方移民包括富户避乱黄山一带，他们通过巧妙活用自然条件，植树造林，栽培松杉等优良树种，发展粮食种植以外的山村产业，以此来积极探索致富的道路；唐末以来的徽州山村开发，实际上是通过劳动集约化和商业化，来克服自然的劣势而达到科学利用与改善其生态环境条件的目的。从湖州来看，这里是一个发源于天目山的东、西苕溪二大水系合流形成的河川水域，二大水系均是太湖的水源，湖州具备作为真正水源的河谷地域的特色。在湖州沿湖及东乡的低湿地带，由于溇港、塘河大规模排水设施的完成，一举造成免受水患的新田；在这一低湿地区实现了人口增殖、村落普及、产业分化和市镇丛集。可见，两宋时期大量移民的迁入，改变了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与聚落分布。有关这类具体对宋代江南经济环境史的深入研究成果，事实上，目前在海外有关中国环境变迁史的研究领域还不多见。

这一时期，海外比较集中地系统研究中国环境变迁史的论著是英国学者伊懋可的《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Mark Elvin,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London:Yale Uni versity Press,2004）一书。在这本书中，伊懋可分析了野生大象的栖息地从中国北方向南方退却的深层原因，指出气候变冷并非野生大象群从中国北方消失的主因，其根本在于人们对大象适宜生存的环境，亦即森林和植被的破坏。以大象不断向南方的退隐为着眼点，伊懋可还比较分析了中国和欧洲在历史同期的生态环境状况以及中国近代落后的生态环境原因。

伊懋可认为，在18世纪，也就是西方兴起的关键时期，中国的生态环境要比欧洲更为恶化，这可能也是中国向现代转型失败的一个因素。尽管这个观点有待商榷，但本书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对大量中国史料的娴熟运用。这些史料中不仅包括传统历史学常用的资料，还涵盖神话、传说和诗歌中的一些资料。伊懋可的《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一书，为认识中国环境变迁史乃至中国历史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近些年来，有学者指出：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文社会的原因造成的。中国现存的环境问题，这方面因素的影响更为巨大。环境问题与人口有着密切的因果联系。唐宋以前，中国人口的地域分布密度还不是很高，因此，环境资源的压力还不是很大。宋明以后，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逐渐加快，环境资源的压力也不断加大。

一般而言，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一定生态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人口增长应有一个适当的比例，这样才不至于对环境资源造成过大的压力。我国传统意义上的环境问题，主要是指在工业革命以前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所导致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即由于过分开垦荒地、滥伐林木、过度放牧、掠夺捕捞等引起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草原退化、水生生物资源日益减少、旱涝灾害频繁等问题。它与现代意义上的环境问题主要是以现代工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破坏为主有很大的差别。当代中国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是人口基数巨大而又要求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环境问题之间所存在的多重矛盾，而庞大的人口数量及过快的增长，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同时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对自然资源造成了严重的依赖。

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中的有关成果虽然涉及了一些具体内容，而且在一些环境理论与研究视角方面有其自身的优势或特点，但在对中国环境变迁历史研究的系统性、整体性与其广度和深度等方面都相当有限，尤其是在全面地收集相关文献与考古资料以及对其进行发掘、整理的研究基础等方面还有大量而细致的工作要做。总之，进行系统性而又有深度的中国环境变迁史的研究还有待于作长期而艰苦的学术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