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秦代的谏议制度

秦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王朝，它的建立开辟了古代中国的一个新时代。无论是其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法律和民族关系，都给后世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提供了卓有成效的“范式”。尽管有秦一代尚不具备比较稳定和成熟的谏议机构，所辖谏议职官亦无常员，但秦代却拥有相当深厚的谏议文化。纵观秦王朝的历史，正是由于秦国历代杰出的最高统治者对臣属、尤其是客卿谏议的重视，并积极接纳正确、合理的谏议，不断改变国家的大政方针，才使得地处西陲的小国成长为横扫六合的大秦王朝。当秦始皇及秦二世对谏议逐渐采取抵制态度时，造成谏官虚设、言路堵塞，最终导致“二世而亡”的厄运。由此可见，谏议及其制度在秦代历史上有着重大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秦代谏议职官的设置及职掌

秦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相当特殊的地位，其存在首尾不过数十年，却留下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仅就古代官制而言，“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变异。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其后颇有所改”[1]。秦代的官制之所以能够对后世政治制度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关键在于特殊的时代赋予了它特殊的意义。正因为秦王朝处于新旧制度交替碰撞的历史变革期，才奠定了她继往开来的地位，其谏议制度对后世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秦代谏官的设置

秦代在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制，各有所掌、各司其职。其中郎中令“掌宫廷掖门户，及主诸郎之在殿中侍卫”。郎中令之下所辖的谏大夫、郎，便是秦代正式的专职谏官。

史籍中对汉朝大夫职掌及变化的描述是：“大夫掌议论，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无员，多至数十人。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谏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2]而汉代的大夫之制，最初则来源于秦穆公时代，“其制始于穆公。《穀梁疏》：‘秦无大夫。秦处西戎，罕接诸夏，穆公始有大夫。’”[3]如子玉房、廖叔、献则、钱产、夷鼓德宜、杨孙皓、改产等都是秦国各个时期的大夫。秦始皇统一后开始完善大夫制度，“秦置谏大夫，属郎中令，无常员，多至数十人，掌议论。汉初不置，至武帝，始因秦置之，无常员，皆名儒宿德为之”[4]。通过这样一种按图索骥式的反推，我们可以基本了解秦代谏议职官中大夫的职掌和源流。

郎中令之下所属的郎，也拥有部分谏议的职权。汉代的郎官“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根据汉承秦制的原则，加之一些散落记载秦郎官的事迹，如《韩非子·说二》记秦惠王时，“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韩，犀首为将。’于是日也，郎中尽知之”；《史记·荆轲列传》记“秦有郎中”；《史记·李斯列传》记“斯为吕不韦舍人，任以为郎”，所以“议郎、中郎，秦官也”。不仅如此，秦代的郎官还兼具部分谏议的职掌，如秦国郎中段产曾经向秦宣太后的弟弟新城君芈戎谏议道：“夫宵行者能无为奸，而不能令狗无吠己。今臣处郎中，能无议君于王，而不能令人毋议臣于君。愿君察之也。”[5]最晚到战国末年，至少齐、魏和秦三国设博士官，结束了春秋以来用“博士”来泛称学者、知识分子的现象。诸国大量启用博士，主要在于博士博学通达，理论素养较高，不但可以帮助君主解疑答惑，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通过谏议、谋划来辅佐君主加强中央集权，图强称霸。秦统一后，博士官得到了保留和完善。秦朝博士姓名可考者十二人，比较著名的如周青臣、淳于越、伏胜、叔孙通等。博士的谏议职能则主要体现在国家大政方针的会议和讨论上，例如始皇二十六年（前221）议帝号、二十八年议封禅、三十四年议分封，二世元年（前209）议陈、吴起义等。

秦朝的加官如侍中、给事中、散骑、中常侍等，由于得以出入禁中，近侍帝王，所以也可以“顾问应对”，兼具一定的谏议职责。

（二）秦代谏议的类型

秦代谏议职官的设置基本如上所述，不过谏议本身实际上应该是所有官员必备的从政素质之一，“臣所以有谏君之义何？尽忠纳诚也”[6]。谏议对国家的存亡意义重大，班固甚至认为：“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诤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7]。这种结论不免夸大了个人或少数精英集团在历史进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却从侧面反映出谏议制度的重要性。这也表明，在理论上，除了专职、兼职谏议职官之外，朝廷之内上至三公九卿，下至小吏待诏都有责任和义务向帝王进谏，至于接纳与否则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态度。

事实上，在秦国到秦朝的历史中，向最高统治者提出谏议的人的确五花八门，有客卿（蹇叔）、丞相（范雎）、郎官（李斯）、将军（司马错、王翦）、博士（淳于越），连没有官员身份的平民和俳优（优旃）都有所进谏。如秦始皇在平定嫪毐叛乱之后，一怒之下，将与之通奸合谋的亲母赵氏软禁在雍地的阳宫。虽然太后赵氏罪有应得，但毕竟是嬴政的生身母亲，于是齐人茅焦向盛怒之下的秦王进谏：“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邪？车裂假父，囊扑二弟，迁母于雍，残戮谏士；桀、纣之行不至于是矣！今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为陛下危之！”[8]秦王基于对国家继续扩张的考虑，方才重新迎接太后回宫。

谏议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宽泛的统称。根据秦国崛起以来的史实，班固据《白虎通》的相关论述，将谏议划分为讽谏、顺谏、窥谏、指谏和陷谏五种类型。

所谓讽谏，绝不能望文生义地理解为在谏议的过程中夹杂着讽刺意味。恰恰相反，讽谏在五种谏议类型中，位列首位且代表着智慧。它是指臣子在祸乱败亡尚未萌发之际便能够深刻地察觉出其危害性，并据此向当事者提出规谏。“讽谏者，智也。知祸患之萌，深睹其事，为彰而讽告焉”。秦昭襄王中前期，宣太后与其弟穰侯魏冉把持朝政，秦国国势不仅没有被削弱，军事活动反而异常活跃。在众人皆以为然的情况下，范雎却敏锐地发现，秦国这种“有君无主”的现象严重违背了当时君主专制集权逐渐强化的趋势，如果不加以矫正，外戚势力必然会反噬王权，进而给国家带来一系列的动荡和破坏，甚至导致国破嗣绝的悲剧，犹如春秋末年的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所以，他初次觐见秦昭襄王时便以设问的形式提出讽谏：“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

顺谏，是一种相对消极的谏议类型。臣子分明发现事情问题之所在，却不愿就此明确提出谏议，冒犯君主的权威和喜好；即便是臣子提出谏议，也要讲究进谏辞藻的精雕细琢。班固美其名曰：“顺谏者，仁也。出词逊顺，不逆君心。”

窥谏较顺谏的消极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运用窥谏的大臣完全恪守于周王室制定的君臣之礼，不敢过分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往往依靠窥探君主的好恶心情来进谏。“窥谏者，礼也。视君颜色不悦，且郄悦则复前，以礼进退”。博士淳于越在对秦始皇歌功颂德的宴会上，再次提出仿照周制封藩建国的谏议，含有一定的窥谏成分。

指谏和陷谏则与我们习惯上理解的谏议是一致的。所谓指，“质也。质相其事而谏”。所谓陷，“坠也。见君有过，明知身之坠，不避斧钺之诛，而直陈其菑害也”。可见两者的区别只是程度的轻重不同，本质上都是臣子针对决策和君主行为的得失直言以告，既不采用迂回策略也不顾及好恶情面，“恻隐发于中，直言国之害，励志忘生，为君不避丧身”[9]。蹇叔、百里奚“哭送”秦军越境伐郑的军事冒险无疑是指谏、陷谏的例证。

（三）秦代进谏的方式及谏议制度的特点

在秦代，具体的谏议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是奏对，即臣下向君主就某一事件或某一方面问题正式上奏谏议。这种进谏方式可能是臣下自发的，也有可能是君主下旨征询的。由于奏对属于相当正式的书面进谏，所以，进谏的内容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比较成熟完备的。而且，这种谏议方式涉及范围窄，其过程保密系数相对较高，有所谓“谏言不露”的特点。例如，李斯上奏《谏逐客书》。试想，如果李斯的这道奏疏由书写到进呈都不具备任何保密性的话，“反客卿”的宗室们必定会千方百计地予以阻止和破坏，绝对不会让后来秦王解除“逐客令”的情况发生。

第二是召对，即最高统治者就某个事件或问题指定某一个或几个臣子当面进行讨论。这种方式较奏对更具广泛性，既可以事关机密，也可以是一般性的解惑答疑，侧重于谏议中的“议”。例如，秦穆公召对蹇叔、百里奚讨论伐郑事宜，以及秦始皇在湘水边征询博士，问“湘君何神？”

第三是集议，即君主召集规模较大的会议，针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展开君臣大讨论。会议上群臣往往是各抒己见，竭力争取最高统治者对自己政策的支持。这种谏议方式无所谓“谏言不露”，但所涉及的内容绝对是整个统治集团最为关键的政策走向。因此，集议无疑是谏议方式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在充分涵盖了“议”的同时，也尽量展现了“谏”的艺术。各方势力能否主导国家政策路线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更深刻、更具说服力、代表更大现实利益的“谏”来争取实现。秦孝公时期的变法集议和秦始皇时期关于帝号、封禅、分封的集议都是彪炳史册的重大谏议活动。

通过以上有关秦代谏议制度的叙述，我们可以简单地归纳出以下特点：其一，秦代的谏议职官设置是开创性的，吸收、总结了先秦以来从中央到诸侯国谏议制度的经验，创立了专职谏官；大臣们以奏对、召对、集议等为主要的方式进谏，扩大了谏议的适用范围；秦代谏官制度通过“汉承秦制”的方式相延续，并进一步影响后世谏议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其二，秦代虽然开创了比较稳定的谏议制度，但仍然处于草创阶段。谏官设而无定员，且要依附他官（郎中令），无独立机构。兼职谏官多于专职谏官的现象，造成谏官身份不清晰。这表明，秦代谏议制度尚不成熟。

二、焚书坑儒和二世而亡

秦始皇在建立秦朝之后，迅速自我膨胀，日益独断专行。秦二世更加骄奢淫逸，听信谗言。恰如太史公司马迁所云：“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10]因此，秦二世而亡也就不足为怪了。

（一）偏听信——焚书坑儒

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王嬴政终于削平诸侯、统一全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他称皇帝、定官制、立秦律、废井田、车同轨、书同文、俗同伦、伐匈奴、筑长城、统一货币和度量衡，都利于巩固统一。可惜，秦始皇正是过于沉溺于自己这些“德超三皇，功过五帝”的伟业，开始疏远谏臣，逐渐失去了他创业初始开放、谦虚的纳谏胸怀和勇气，也逐渐滑向了暴虐无道的深渊。

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天下初定，但更定制度、强化统治、避免分裂的政治现实却是迫在眉睫。秦始皇就此组织了一场御前会议，以讨论地方管理模式问题。丞相王绾等传统派主张坚持周代的分封制，他们谏议：“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但新起官僚，廷尉李斯则力排众议，主张实行郡县制，理由是：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11]

李斯的分析颇有见地，直指分封制的要害，认为除非实行郡县制，否则无法排除导致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分裂的制度性因素。秦始皇也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12]因此，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强力推行郡县制。

这场谏议争论本身及其结果，毋庸置疑是极具建设意义的。它以一种平和、公开的方式展开；持不同政见者各抒己见，以争取最高统治者对自己政策的支持；再由最高统治者评断采取哪一种谏议更为可行。历史最后也证明，秦始皇在此次论争中采纳了正确的谏议。不过，郡县制和分封制的争论并没有因为最高统治者的决策执行而结束，许多政治保守派依然在寻找机会来抨击乃至推翻郡县制。

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秦始皇大宴群臣，仆射周青臣对秦始皇大肆歌功颂德，“始皇悦”。不料，博士淳于越则借讽刺周青臣阿谀奉承之机，再次就推行郡县制的政策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

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13]

限于阶级属性和知识结构，淳于越的谏议内容违背了历史发展、社会进步需要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的客观规律。但是，他为了维护国家统一稳定、长治久安，极力向统治集团建言献策的行为却是完全符合古代谏议文化要求的，充分表现出了他敢于忠谏的勇气。

对于淳于越的谏议，秦始皇心怀厌恶却引而不发，急令群臣讨论。已高登丞相之位的李斯窥破了嬴政此际日益骄横自大、不乐逆言的心理变化。为了邀宠固荣、打击政敌，他借题发挥，提出“焚书”建议，以图彻底湮没反对秦始皇天下独尊的谏议之声。他反驳说：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14]

通览李斯的焚书建议，不得不佩服此人对法家精义——“法、术、势”三者的融会贯通和对帝王心理的钻研。这一封奏议，既反映了法家思想中随着时代变化而相应采取不同统治方式的要旨，又迎合了秦始皇“乾纲独断”的专制要求。李斯的这种“希旨”进谏在秦朝政坛上开启了极其恶劣的先例，此后，秦始皇日益独断专行，不仅不能择善而从，而且对与自己意见相左的谏议逐渐采取抵制的态度。

有一次，秦始皇欲建“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在场大臣无一敢言谏止，倒是秦始皇身边一个供把玩戏弄的侏儒优旃挺身讽谏：“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15]秦始皇听后笑而作罢。身属“下贱”的优伶可以堂而皇之的讽谏，却看不到应该“谏议得失，补遗阙陋”的大臣直言。

相比之下，作为典型儒家知识分子的淳于越，在这次谏议事件中虽忠贞诚恳却失之迂阔泥古，令人难以信服；更为关键的是，他的谏议既不符合秦始皇建立中央专制集权的政治要求，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所以势必失败。淳于越的这次失败不啻象征着秦朝整个谏议制度及文化的一次重大失败，广大直谏之士自此失去了在秦朝政治舞台上的空间。因为秦始皇不再相信以儒家为代表的谏议之士，他否定儒家关于分封制的谏议进而否定儒家其他的一切谏议，“从此以后，遂不再有‘下议于群臣’之举，而‘皇帝听事及群臣受决事，悉于咸阳宫’矣”[16]。秦始皇在“乐以刑杀为威”、“不闻过而日骄”的歧途上渐行渐远。

秦始皇采纳李斯的谏议并推行“焚书令”的行为，触发了法家之外各家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和抗议。第二年，炼药方士侯生和卢生针对秦始皇的专制独裁、不从良谏大发议论：“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在看清了秦始皇自负暴戾的一面之后，侯生与卢生畏罪潜逃。秦始皇得知自己被嘲弄后，怒不可遏，遂下令严惩在咸阳的方士和儒生，以儆效尤，“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太子扶苏觉察到了自己父皇行为的过激，为了避免家、国的危机，立刻进谏秦始皇：“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17]扶苏希望如此谏议可以促使秦始皇赶紧拨乱反正，收回人心。孰料，扶苏劝阻不成，反遭秦始皇的罢斥，并由此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夭折了秦王朝短暂的国祚。

“焚书”与“坑儒”无疑是秦始皇由积极纳谏到消极拒谏的转折点，使春秋末年形成的言论自由的政治氛围荡然无存，使谏诤之路阻而不通，下情不能上达，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陈涉起匹夫，驱适戍以立号，不满岁而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搢绅先生负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禁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18]。

（二）绝谏议——二世而亡

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秦代强权高压政治达到了顶峰，他几乎再也听不进臣下任何“异论”之声。环顾天下，秦始皇已经没有可顾忌和敬畏的人或事，也再没有俯首倾听的兴致。

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秦始皇巡游至湘江边，突遇大风无法渡河。嬴政问随从博士：“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始皇听后勃然大怒，在他看来，湘水之神这种品位低微的神祇怎么能阻挡他的车驾？他下令“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后来，天降陨石，有百姓上书“始皇帝死而地分”，以讽谏秦始皇暴政。嬴政抓不到始作俑者，遂“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19]。由此足见，秦始皇中后期统治是何其疯狂与残暴。

为了满足自己的奢华享乐，秦始皇征发劳役数十万，营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阿房宫，又修秦始皇陵，“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20]。他又四处巡游，勒碑纪功，求神拜仙，奢求长生不老，最后还是死在巡游的路上。一代雄主留下的只是千疮百孔、风雨飘摇的大秦帝国。

继承秦始皇衣钵的二世胡亥是个政治低能儿。他专任赵高，逼死了自己皇位最大的威胁者太子扶苏。赵高又乘机在二世面前日夜诋毁与自己早年结仇的蒙恬兄弟。二世忌恨蒙恬兄弟支持过扶苏，轻信赵高谗言，决定诛杀蒙氏兄弟。这时，王室宗亲子婴向二世进谏，劝他赦免蒙氏兄弟，不要滥杀忠臣：

臣闻故赵王迁杀其良臣李牧而用颜聚，燕王喜阴用荆轲之谋而倍秦之约，齐王建杀其故世忠臣而用后胜之议。此三君者，皆各以变古者失其国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谋士也，而主欲一旦弃去之，臣窃以为不可。臣闻轻虑者不可以治国，独智者不可以存君。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臣窃以为不可。[21]

二世不听，秦朝悍将蒙氏家族被诛灭。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同时又因担心诸王公大臣知悉自己谋权篡位的丑行，秦二世与赵高密谋，残忍地诛戮秦始皇的旧臣和诸公子，逐步建立起了其恐怖统治，“宗室振恐。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22]。

与秦始皇相比，秦二世远没有其父的雄才大略，在残暴淫乐方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下葬秦始皇时，他担心工匠泄露墓中的秘密，把修陵的工匠全部活埋。他动用大量民力，继续修建阿房宫，以为享乐之用。他横征暴敛使“赋殓愈重，戍徭无异”。他下令在全国征发才能之士五万人屯戍咸阳，并豢养大量的狗马禽兽，供其游猎之用。咸阳粮草不足，他就令各地方郡县输纳；运输粮草的夫役，必须自带干粮，不能食用咸阳三百里以内的粮食。他厉行酷法，“杀人众者为忠臣”，以致“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秦二世的残暴荒淫，使秦始皇时期就已被激化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起来，“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23]，最终引爆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

起初，当得知农民起义如火如荼时，秦二世也大为震惊，急欲召集群臣商讨对策。赵高则不怀好意地“劝谏”二世说：“先帝临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今陛下富于春秋，初即位，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天子称朕，固不闻声。”[24]二世轻信其言，不再上朝与群臣商议国事，而是隐居宫中，与赵高一人相谋划。这样，秦二世割断了自己与群臣的联系，各种忠谏之言以及国势真相自然难以得悉。秦二世二年（前208），当起义军声势浩大地向咸阳进军的时候，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等再也按捺不住，他们择机向二世胡亥进谏说：

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25]

遗憾的是，昏庸无道的秦二世不仅没有采纳二冯的忠言，反而将他们逮治下狱。不久，二冯不堪折辱，自杀身亡。

二冯的死谏，并未使秦二世觉醒，他继续推行恐怖统治。面对风起云涌的起义军，丞相李斯深感不安。毕竟他参与了秦王朝的创建，还有一丝政治家的良知。可惜他的多次进谏，均遭秦二世拒绝。秦二世治国无能但诡辩有理，他自居贵为天子，处于万民之上，总揽国家大政，绝对不能够降低自己的身份和享受。所谓“苦形劳神”、“身处逆旅之宿”、“口食监门之养”、“手持臣虏之作”之人都是“不肖之徒”，怎么能和自己相提并论？连天子都享受不了奢靡华贵的生活，又如何治理天下？“夫所谓贤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万民，今身且不能利，将恶能治天下哉！”[26]

李斯见国家衰败到这个地步，秦二世仍然不思振作，对自己的奢靡淫乐仍能振振有辞，知道这完全是出于赵高的蛊惑。为了独支大厦之将倾，李斯以秦朝开国元老的身份做了最后的努力，劝谏二世提防赵高谋反，不要重蹈春秋末年田氏代齐的悲剧：

臣闻之，臣疑其君，无不危国；妾疑其夫，无不危家。今有大臣于陛下擅利擅害，与陛下无异，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罚，以威行之，期年遂劫其君。田常为简公臣，爵列无敌于国，私家之富与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阴取齐国，杀宰予于庭，即弒简公于朝，遂有齐国。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齐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韩玘为韩安相也。陛下不图，臣恐其为变也。[27]

秦二世既然不纳李斯的忠谏戒奢，自然也不会接受他的忠谏除奸，更何况赵高此时又是他最为信赖的臣子。不仅不接受，二世甚至怀疑李斯是欲挟私报复、专擅国政，反而伙同赵高，将李斯腰斩，进而任命赵高代之为中丞相。至此，宫府内外之事皆由赵高决断，为了排除异己，赵高不惜上演了“指鹿为马”的荒诞闹剧。秦二世则在宫中一味享乐，放纵赵高胡作非为，最终被李斯的预言不幸严重，饮下了逼迫自刎的苦酒。

秦二世三年（前207），天下反秦势力已成燎原之势，“燕、赵、齐、楚、韩、魏皆立为王，自关以东，大氐尽畔秦吏应诸侯，诸侯咸率其众西乡”[28]。昏庸的胡亥，也闻到了亡国的气味，急忙派人去责问赵高局势为何会恶化到如此境地。赵高大惧，担心秦二世将会严惩自己，决计先发制人。他私下与其弟赵成、其婿阎乐谋划：“上不听谏，今事急，欲归祸于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婴。子婴仁俭，百姓皆载其言。”[29]赵高令赵成充作内应，诈称宫中有盗贼，阎乐便乘机领兵千余人前往搜捕。阎乐率兵至望夷宫殿门后，斩杀了阻拦的卫令、仆射，闯入内殿。此时，秦二世的左右大都各自逃命，只剩一个小宦官陪伴着他。

二世入内，谓曰：“公何不蚤（早）告我？乃至于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早）言，皆已诛，安得至今？”阎乐前即二世数曰：“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为计。”二世曰：“丞相可得见否？”乐曰：“不可。”二世曰：“吾愿得一郡为王。”弗许。又曰：“愿为万户侯。”弗许。曰：“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阎乐曰：“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麾其兵进。二世自杀。[30]

二世亡后，赵高挟持百官拥立胡亥之侄子婴为秦王。子婴对赵高的胡作非为早就恨之入骨，遂设计除掉了赵高。随后，子婴调兵遣将，企图镇压风起云涌的反秦浪潮，以挽救亡国的命运。但是，秦朝国运已衰、大势已去，就如同当年秦国席卷六国一样，被反秦义军摧枯拉朽般推翻。子婴登基不过数十日，刘邦即率兵攻入咸阳。子婴携妻儿投降，秦王朝的统治至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