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梁著“清学史”有关晚清“今文学”的叙述对于后世的影响
由上所述，梁启超既是晚清“今文学”运动的亲历者，又是晚清“今文学”运动的叙述者。惟“亲历”更增其叙述的权威性，而又由其“叙述”的权威，则晚清“今文学”运动及梁氏于其中的作用亦遂成定论，深刻影响于后世。以下依时间先后，于后来相关研究中仅择其主要者，略作比对，以见其影响。[33]
1.20 世纪80年代以前的晚清“今文学”研究
（1）《经今古文学》与《国学概论》
周予同于1925年发表的《经今古文学》[34]，是较早的有关“经今古文学”的专门著述。该著共分八节，其中五节为今、古文合论，即“经今古文的诠释”“经今古文异同示例”“经今古文的争论”“经今古文和其他学术的关系”；另辟三节专论经今文学，即“经今文学的复兴”“经今文学在学术思想史上的评价”“经今文学的重要书籍”。如此结构，恰印证了周氏所谓“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今文的”[35]立场。
《经今古文学》用以区分经今古文的标准，主要取自廖平、康有为和章太炎诸人的著作（《今古学考》《伪经考》《清儒》等），有关今、古文的解说分析，则多以康有为、章太炎为各自的代表，也就是说，其所用今古文标准更多的是援据晚清以来的诸界说撮述而来。
经今文学尤其是晚清经今文学，是《经今古文学》叙述的重点。尽管周氏以为梁启超“对于国内思想界的贡献另有所在，实在不能称为今文学者”[36]；也尽管其后更曾指出，梁著“清学史”多取自章太炎的《清儒》、刘师培的《清儒得失论》和《近代汉学变迁论》[37]，但这并不妨碍《经今古文学》在有关晚清今文学的评述方面，几乎“全盘”接受梁著《概论》的基本框架和观点[38]。具体来说，其关于清学的特质和分期（“以复古为解放”的四期）、关于今文学复兴的学术和社会原因、关于常州学派代表人物的基本评价、关于集今文学之大成的康有为及其著作等的叙述，均有极显明的取自《概论》或由《概论》引申发挥的印迹。至于被认为是周氏创见的有关今文经学历史作用的评价[39]，其基本判断——“在消极方面能发扬怀疑的精神，在积极方面能鼓励创造的勇气”[40]，则显然与《概论》一再张扬的晚清“今文学”运动“思想解放”的意义和对康有为“二考”（《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评价，在思路和表述上都如出一辙。
周予同有关清代今文学的叙述，还可见于其所作《“汉学”与“宋学”》《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中国经学史讲义》等，但若论流布之广、影响之大，仍当首推《经今古文学》。而周氏有关晚清今文学的基本叙述和评价，前后似也无太多变化，这由《经今古文学》1955年的重版本可以知晓。
钱穆是与梁启超齐名的清学史大家，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影响广泛的清学史名著。但钱氏最早有关清代学术的论述，则首见于1928年写成的《国学概论》。
如钱氏自述，《国学概论》“姑采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大意，分期叙述。于每一时代学术思想主要潮流所在，略加阐发。其用意在使学者得识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势……”[41]以“学术思想潮流”“变迁大势”而概论“国学”，由此可见任公所谓学术史叙述以“时代思潮”为主及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影响。
《国学概论》第九章专论清代学术，其标题为“清代考证学”，且认同梁启超对清学“以复古为解放”的概括，[42]则其对清学的整体把握与梁氏以考证学为清学中心的判断正相契合。[43]循此思路，钱氏《国学概论》对清代学术的叙述也大体与梁氏《概论》相同。其论清初学术亦以对宋明理学的“反动”为主旨（所谓“正值宋明理学烂败之余而茁其新生”），所不同者在以为“汉学”开山非顾亭林一人之力，黄梨洲影响不在亭林之下（钱氏于此处，两引章氏《清儒》、梁氏《概论》，一并驳之）[44]；其论乾嘉学术，则兼取章氏《清儒》、梁氏《概论》，间出己意（如，言吴、皖二派均未能“舍古以成学”“舍古以寻是”，故“根本非异趋”；又如表彰章学诚，以为可比王充、叶适，并为转移一时风气之人物，等）[45]；至于其论晚清今文学，则几全取梁氏《概论》诸说[46]。钱氏对于有清一代学术的总结，亦不越梁任公、胡适之的范围，即以为清代学术论方法颇合于科学的精神，言思想则缺乏空所依傍的创造。[47]
要而言之，《国学概论》虽不乏创获，但其有关清代学术的论述（尤其是晚清今文学的论述），则明显受到《清代学术概论》的影响，以至钱基博对其有佞梁氏《概论》过甚的批评。[48]该书于20世纪50年代“一仍其旧”在海外再版，成为了解“国学”的入门书，则实际于无意中扩大了梁氏《概论》的影响。
（2）《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钱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是钱玄同为北平文化学社重印《新学伪经考》所作的长篇“序言”。该文首以《重印新学伪经考序》为题刊于重印本之前，署1931年11月16日；后经删改刊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三卷第二号，改为今题。钱玄同此文虽自居“超今文”、超经学（以“经”为研究古史的史料）的“学术”立场，但却由于对《新学伪经考》的充分肯定，而成为最具影响的从“学术”价值和意义方面表彰晚清“今文学”的专门论述。
钱玄同以为，《新学伪经考》“全用清儒的考证方法——这考证方法是科学的方法”，其“证据之充足，论断之精覈，与顾炎武、阎若璩、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章太炎（炳麟）师、王国维诸人的著作相比，决无逊色，而其眼光之敏锐尚犹过之”；“古文经给他那样层层驳辨，凡来历之离奇，传授之臆测，年代之差舛，处处都显露出伪造的痕迹来了。于是一千九百多年以来学术史上一个大骗局，至此乃完全破案。”[49]因而是一部极重要、极精审的辨伪专著，其意义在于打破“宗经”的观念，鼓励疑经、辨伪、求真的精神。钱玄同对《伪经考》评价之高，甚而超过了梁氏《概论》，但其评价的尺度、意旨与《概论》并无二致。虽然钱玄同自有“今文”师承（师从崔适），其如此评价《伪经考》更有其现实的意谓，而未必就一定是受到了梁氏《概论》的影响，但客观上却不啻为《概论》有关晚清“今文学”运动的叙述做了一个具体而翔实的注解。[50]
蒋维乔编述的《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是继梁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后，又一部以“近三百年”标题的专史著述。该书1932年1月由中华书局印行，至1936年已出三版，可见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该书所谓“近三百年”的概念（明末至民初），与任公相同；虽标目“哲学”，内容实为“学术思想”（于各期人物介绍，多笼统以“学说”为题，间或以“政治哲学”“人生哲学”标目），其“总论”云：
由此可见蒋著三百年史的基本论述框架和主要观点，均取自梁著《概论》和《近三百年学术史》，作者所以自署“编述”，或即此意。其对于晚清公羊学派之评价，一则谓其“与西洋民主思想携手，以鼓吹共和革命之精神，遂为辛亥革命之大动力”；再则谓其“将自来无人注意之汉族民主大同之说，尽量发挥”，使得孔子之真精神得以显现。[53]比之于《概论》，虽表述略有不同，精神则大体一致。
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最有影响的“清学史”著作，是与梁著《近三百年学术史》同名，成书于全面抗战前夕的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著亦是授课讲义，其自述云：“余赴北大，在历史系任教，是为余在大学讲授历史课程之开始。所任课，一为中国上古史，一为秦汉史，皆必修课由学校指定。另一门选修课可由余自定。余决开近三百年学术史。此一课程，梁任公曾在清华研究所已开过，其讲义余曾在杂志上读之。……余因与任公意见相异，故特开此课程，自编讲义。”[54]与前述《国学概论》论述清学多袭梁著《概论》不同，钱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主要论点均由对任公有关清学论说的“反动”而来，称其为梁著“清学史”的“翻案”之作，或不为过。[55]然细绎钱著，又正可以从其与梁说“相反”处发现彼此“相合”的线索，恰如一枚钱币的两面。试以钱著有关晚清今文学的论述为例，稍作辨析。
钱著综论晚清学术云：“言晚清学术者，苏州、徽州而外，首及常州。常州之学始于武进庄存与，……庄氏为学，既不屑屑于考据，故不能如乾嘉之笃实，又不能效宋明先儒寻求义理于语言文字之表，而徒牵缀古经籍以为说，又往往比附以汉儒之迂怪，故其学乃有苏州惠氏好诞之风而益肆。其实则清代汉学考据之旁衍歧趋，不足为达道。而考据即陷绝境，一时无大智承其弊而导之变，彷徨回惑之际，乃湊而偶泊焉。其始则为公羊，又转而为今文，而常州之学，乃足以掩胁晚清百年来之风气而震荡摇撼之。卒之学术、治道，同趋澌灭，无救厄运。”[56]钱氏于晚清常州公羊、今文学评价极低，似与梁氏相反，然以今文学为晚清学术之中心，且将其作用极力夸大的思路实为一致。钱著述常州学派的传承与特点，则与梁氏说无大异，云：“常州之学，起于庄氏，立于刘、宋，而变于龚、魏，然言夫常州学之精神，则必以龚氏为眉目焉。……言夫常州学之精神，其极必趋于轻古经而重时政，则定庵其眉目也。”[57]钱氏以康有为“为三百年学术之殿军”，其评述亦循梁著《概论》以康氏三书为主。其评《伪经考》《改制考》，详揭康著袭廖平之隐曲，并多引朱一新语驳斥其伪经、改制说，称康氏之治经“可谓之考证学中之陆王。而考证学遂陷绝境，不得不坠地而尽矣”。其评《大同书》，则反对梁氏所谓“有为著此书时，固一无依傍，一无勦袭”之说，以为“长素思想之来历，在中国则为庄子之寓言荒唐，为墨子之兼爱无等，又炫于欧美之新奇，附之释氏之广大，而独以孔子为说。分析《大同书》含义，虽若兼容并包，主要不过两端：一曰平等博爱，此西说也，而扬高凿深之，乃不仅附会之于墨翟，并牵率之于释迦。一曰去苦求乐，此陈义甚浅，仅著眼社会外层之事态，未能深入人性、物理之深微。”[58]虽然如此，钱氏亦充分承认康氏著作的巨大影响，以为谭嗣同《仁学》，即为“切实发挥《大同书》含义”之作，而“伪经”“改制”之说，更为维新变法时期盛行之风气，并影响于后世。即“不谓时过境迁，今学者治考据，言汉人经说，尚守其论不变，则所谓惑乱后学之罪，长素亦不幸终不得而辞也”。[59]钱氏又以“扫地赤立”结括康氏及于晚清思想学术之影响，云：“当长素时，师友交游，言考据如廖季平，言思想如谭复生，皆可谓横扫无前，目无古人。……长素之于考据如廖，于思想如谭，更所谓横扫无前者，然亦不能自持之于后。凡其自为矛盾冲突抵消以迄于灭尽，则三百年来学术，至是已告一结束，扫地赤立，而继此以往，有待于后起之自为。”[60]凡此种种钱氏之论断，实与梁氏《概论》所谓“飓风”“火山”“地震”之比喻，及引导怀疑、解放思想、鼓励创作之评判，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钱氏“三百年学术史”之所以与梁氏《概论》及自著《国学概论》力求“反动”之缘由，则大体不离钱氏对当时学术界状况的极端不满，这从该书中对“近人”的屡屡批评和对康氏等“惑乱后学”的指责可见其用心。此一用心，更见之于其“自序”对现实的批判：“今日者，清社虽屋，厉阶未去，言政则一以西国为准绳，不问其与我国情政俗相洽否也。扞格而难通，则激而主‘全盘西化’，以尽变故常为快。至于风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习之日汙日下，则以为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怀。言学则仍守故纸丛碎为博实。苟有唱风教，崇师化，辨心术，覈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持论稍稍近宋明，则侧目却步，指为非类，其不诋呵而揶揄之，为贤矣！”[61]由此，则钱氏“三百年学术史”对于梁著“清学史”之“反动”，又是其“以求合于当世”的有为之言。[62]
（3）《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及《经学讲演录》
1945年，侯外庐著《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1947年再版，改题《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以下简称《学说史》）在重庆出版，这是第一部以唯物史观系统研究清学史的大作，也是20世纪40年代“清学史”研究的代表作。该著以对“启蒙”思想的表彰为重心，高度评价以王、黄、顾、颜为代表的17世纪思想的近代启蒙意义，以为其“气象博大深远”，“并不逊色于欧西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来的成果”；对18世纪的“汉学运动”则反对任公所谓“清代学术极盛时代”的判断，指为“乾嘉对外闭关对内安定的学术暗流”，其特出人物如戴东原、章实斋等，“不过是清初大儒思想的余波”；于晚清思想巨变（所谓“文艺再复兴”）中的诸家学说，虽承认由常州一系而来的公羊学派的巨大影响，但又视康有为公羊学派为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的代表，而更多地肯定“章太炎的科学成就及其对于公羊学派的批判”。在其具体论述中，于钱穆、胡适等有关清学史的论述皆有引证、批评，而尤以对梁著清学史的引述、辩驳为最多，几见于各章、节，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也多由梁说引出，足以表明作者对梁著的熟悉和钻研。以下仍以晚清为例，稍作排比。
《学说史》共三编，分述明末清初、清中叶和晚清的思想学说。其第三编“中国第十九世纪思想活动之巨变”，叙述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年的“文艺再复兴”，各章章目为：“第十二章，经今文学家的兴起与龚定庵思想”；“第十三章，百日维新派自由思想家康有为”；“第十四章，维新思想的健者谭嗣同”；“第十五章，章太炎的科学成就及其对公羊学派的批判”；“第十六章，反映十九世纪末叶社会全貌的太炎哲学思想”；“第十七章，古史学家王国维”。由此章目，可见侯氏论述晚清思想学说的框架与重点与任公大体相同。在具体论述方面，《学说史》与梁著清学史的异同，有如下可注意者：
其一，在有关晚清思想学说的总体判断上，侯氏亦承认“今文学”运动（公羊学派）的地位和影响，云：“从公羊学派兴起以后，康氏之学，复以公羊学建立政派，经过百日维新运动，至于民国初年，确实对于中国士大夫发生了很大的影响。”[63]与梁氏说不同者在于，侯著强调“改良”（保皇）与“革命”的界限划分（梁氏恰要泯化此一界线），故借用“经今古文论争”的“形式”，对古文家的“最后重镇”章太炎的理性主义、民主主义的思想学说予以特别的表彰（以两章的篇幅），从而突出并首次系统、具体化了晚清所谓“今古文之争”的命题。[64]
其二，侯氏述晚清今文学之兴起及早期传承，引太炎《清儒》为基本依据[65]，然对今文学的评价，又不尽从章说。侯氏云：“按章氏所述晚清今文学家，其评今文学家的荒唐处，自有道理，而以为文采代替朴学，诡辩代替实学，是学术的毁灭，则不尽合于历史了。”侯氏以为，“公羊学派的今文家有怒吼的精神，而在激进主义的色彩中，隐藏着改良妥协的本质。……破坏方面是历史的，建设方面则为反历史的”，并将今文家言比作“好像醒酒吐剂的煤油”[66]，因而肯定其批判现实、以学经世的时代意义。据此，侯氏对龚、魏均予表彰，尤其注意于龚自珍“揭露封建黑暗，预言民族危机”的社会批判论，并赋予其“最富人民性”的解说。这样，在对公羊今文家的评价（尤其是对龚、魏的评价）方面，侯氏实际上更多采取了梁氏《概论》而非章氏《清儒》的观点。
其三，对于任公所谓晚清“今文学”运动的“中心”——康、梁、谭一派人，侯氏称之为“公羊学政派”（即“维新派”），并将其学说判定为与“民主主义”相对立的“改良自由主义”，亦即“商业资本主义的世界观”。侯氏以为，甲午战后“维新运动者大声疾呼变革以求活路的宣传，在当时是一把号筒，启蒙思想之功甚大，他们的自由平等思想虽然在保皇立宪的歧途中散布着，但进步的成分在朝气中，在浪漫主义的气氛中，是具有‘过渡时代’的价值，这个时代极其短促，所以他们之受批判而为时代所吞灭亦极其迅速，他们‘变’之信条，就在现实的百日维新变法中，已经因为没有‘质变’的观念，而自己动摇，不能贯彻。任公说自己是思想界的陈涉，嗣同亦希望做陈涉、杨玄感，皆自知之明。”[67]这样的评价，除却政治标准的不同外，在对“今文学”运动的思想解放意义的肯定方面，侯氏至少是有保留地接受了梁氏《概论》的说法。
其四，侯氏对“今文学”运动的评价有政治与学术两个向度。在政治上既肯定所谓“自由主义”的历史意义，又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对其进行批判。在学术上，则否定其正面的学术价值，而仅承认其“背面”的客观影响。《学说史》叙述康有为的学术，多借用梁氏之批评，以为“南海的基本治学方法，即任公所谓‘自由进退古今’者，‘万事纯任主观’者”，其《新学伪经考》“诡辩多端，任公亦谓‘好博好异，往往不惜抹煞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在考据学上而言，可谓之狐狸精”；其《孔子改制考》牵引比附，“纬书之荒唐不经，已经不足为据，而他的推演更类于推背图了”。但同时又指出，《伪经考》也作了“一番秦汉学术史的检讨”，其“勇敢地镕取材料”，因而有“不规则飓风的意义”；《改制考》则是“最早的有系统的先秦诸子思想研究”，在中国学说史和中国古史的研究上影响了近代学人。[68]这正是“二考”的“背面影响”，即“上至学术思想史的背面检讨（如任公言孔子与诸子平列研究），下至制度沿革的背面寻求，在当时确实无意之中成了一种飓风和火山”。这里，《学说史》也就从“背面”肯定了任公《概论》对“二考”影响的概括。侯氏对康有为学术的评价，与任公全然相反者，在《大同书》。侯氏云：“《大同书》与前二书（指‘二考’）绝异，前二书成书甚早，尚为南海青春时期著作，故若探求其背面影响剥去其主观的幻想，在客观上颇具一种风雨气候，任公所谓风火之比者是。此书不然，……成书甚迟，民二《不忍》杂志始印一二两卷。先前在他的维新运动时代，他以‘尚有待’而不允问世，然到了他的思想硬化时代，则尽（竟）然允印两卷，这就含着此书的意义。按此书是他公羊三世之义与礼运凑合的一种乌托邦，表面化装了甚有进步的样式，而内容则是否定了反清民族战争的政纲，任公推崇为‘地震’的著作，不但过火，而且被此书的化装所蒙蔽。”[69]尽管“著者最初研究此书，因受了任公推荐的影响，颇欲寻出点有价值的东西”，但最终认定《大同书》是康有为“改良妥协与投降封建的挡箭牌”，是“据以反对当时革命者的‘平均地权’主张”的反动理论。
其五，与对康有为的评价不同，侯氏对“维新思想的健者谭嗣同”给予了更多的肯定。《学说史》虽然说到了康、谭之同（公羊学旨、宗教思想、重商思想、浪漫气氛等），但更注意揭示、阐发的是二人之异。侯氏指出，“如果把嗣同认为是有为的忠实信徒，而忽视其独立自得之思想，那便是一种诬蔑。”在他看来，谭嗣同有一套冲决罗网、反封建君主制度的理论，“他的解放思想，已经闪耀出民主主义的光辉，而且已经有人民事业的预感”。“所以，《仁学》和《大同书》不可并论，《大同书》为反动的思想，而《仁学》往往发抒着进步的要素。”[70]侯氏也分析了谭氏思想的驳杂（宗教思想的泛神论，人生哲学的推崇墨子、以任侠为仁，政治思想的继承黄宗羲并参以西洋近代的民权论，方法论的接受王夫之和焦循思想而参以西洋近代的科学观念，历史观的服膺公羊大义而极不忠实等）和矛盾（如反清与保皇，激进与改良），但最终又不赞同章太炎对《仁学》“拉杂失伦，有同梦寐”的评价，而取梁任公“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的对康、梁、谭辈思想的基本判断。
其六，对章太炎思想学说的评述，是《学说史》着力最多的部分之一，而此前如此细致梳理太炎思想学说的著述极为少见，故《学说史》于太炎思想研究实有创辟之功。《学说史》对太炎思想学术的评述极尽全面、丰富、详至之能事，此不赘述；其贯穿叙述的中心是太炎作为古文家的“最后重镇”，以“理性主义”“民主主义”对公羊学派（改良派）的批判及其取得的“科学成就”。侯氏认为，“太炎之为最后的朴学大师，有其时代的新意义，他于求是与致用二者，就不是清初的经世致用，亦不是乾嘉的实事求是，更不是今文家的一尊致用，而是抽史以明因果，覃思以尊理性，举古今中外之学术，或论验实或论理要，参伍时代，抑扬短长，扫除穿凿附会，打破墨守古法，在清末学者中卓然凌厉前哲，独高人一等。”[71]针对任公所谓“对于思想解放的勇决，炳麟或不逮今文家”之说，《学说史》更屡屡强调太炎思想学术在打破传统、拆散偶像、诉诸理性方面的巨大功绩，明确指出太炎是五四打孔家店的先导者，且其对孔子的评价较五四新青年的反孔思想，更富学术价值。[72]由此而言，注重晚清思想学术之于“思想解放”的意义，任公以来，几成思想学术史叙述的共识与标准。
要而言之，《学说史》之晚清部分，如同全书，长于材料的排比和理论的辨析，精识睿见，多益后学。其于“今文学”运动的评述，虽运用唯物史观予以剖析并推崇章太炎对公羊学派的批判，但其叙述的框架及对其意义影响的估量，则更多地以梁任公的“清学史”为参照，或借取或辩驳，若论前人研究的影响，仍以任公为最。
在《学说史》出版之前，1940年，范文澜在延安中央党校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讲演。其讲演提纲，得到毛泽东的肯定，称“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十分反动，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73]由此可知范氏讲演的“批判”主旨，而其中有关晚清今文学的叙述自然亦不例外。[74]应该提到的是，1963年，范氏重作“经学讲演”，态度趋于平和；现存《经学讲演录》中有关晚清“今文学”的叙述亦接近任公说。[75]
2.20 世纪80年代以来的晚清“今文学”研究及其他
1949年以后的近三十年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大陆的清学史研究几近沉寂，有关晚清“今文学”的专题研究更为少见。同一时期，海外的相关研究虽未中断，亦乏有影响的佳制。[76]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情况却有了明显的变化。首先是在中国大陆，清学史及晚清“今文学”的研究，日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相关研究著述陆续出现，且有增多的趋势；海外尤其是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也有所进展。与此相关联，有关梁启超著“清学史”的专题研究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长期以来梁著清学史虽影响颇巨却缺少专门研究的状况得以改变。以下仍从梁著清学史之影响的角度，对于相关研究论述，择其要者予以综述。
此一时期，率先于大陆学界作清代“今文学”专题研究的当属杨向奎先生。杨氏的《清代的今文学》[77]将今文学的兴起置于乾隆时期社会矛盾和危机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对清代今文学兴起时期的主要命题、师承递进及代表人物作了较细致的叙述和分析，其主要观点和结论对后继的研究有较大的影响。[78]在《清代的今文学》的基础上，杨氏又著成《清儒学案新编》第四卷，以“学案”体逐一介绍、评析自庄存与、孔广森迄廖平、康有为等清代今文学一系主要人物的学术思想与著述。[79]该著集基本材料和评述于一，是为了解、研究晚清今文学的必备参考。杨氏出顾颉刚门下，喜晚清今文家言，尤注意《公羊》之“三世说”“大一统”，欣赏其具有理想的政治思想，[80]故于今文学之评述，虽指出其考辨史实之粗疏，但仍充分肯定其关于社会政治改革思想的巨大影响。关于章太炎与康有为之争，杨氏以为“仍然是古今文经学思想内容之不同及方法上的歧异”，而倾向于今文学，云：“今文经学闳肆的思想内容，枝叶扶疏的风貌，论影响远远超过古文经。后来梁启超在评论章太炎的时候，也曾指出这一点。”[81]此处所说梁启超评章太炎，即梁著《概论》所谓“对于思想解放之勇决，炳麟或不逮今文家”之说。由此可见，在对晚清今文学评价的基本精神方面，杨氏与任公是相通的。大体而言，杨氏对晚清今文学的叙述分析，循任公所述线索而深入广出，多有深刻自得之见解（如对孔广森之不守“公羊家法”的分析）[82]，予后来的研究者以启示。且杨氏知识广博、学养深厚，于晚清今文学之研究，不仅能发其思想意蕴，亦能于经训经义作详细的考辨，比之于后来的相关研究，大多仅能在“思想”的层面上分析评述，而难以进入“学术”的（即“经学”本身的）内里辨析异同，杨氏的研究更显示其特色和价值。
同样学养深厚的著述还有张舜徽的《清儒学记》。张氏自忆早年“于梁著《清代学术概论》，尤好之不忍释手”；[83]20世纪40年代任教兰州大学时，曾开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有所撰述”“属稿未完”。此后，陆续刊发《清代扬州学记》（1962）、《顾亭林学记》（1963）、《清人文集别录》（1963）、《清人笔记条辨》（1986）等有关“清学史”的著述。《清儒学记》作于晚年，是为张氏清学史研究的“总结性专书”。该书用戴望《颜氏学记》之“学记”名目，而不从戴氏“学记”但事抄录、全无论断的体例，对于记述对象既有学行的综合概括，又有思想的分析批判，于特立拔起之人物，分别表彰；于自成风尚之学派，则综合叙述，用以“统括”有清一代之学术。[84]《学记》记述人物，除顾炎武、颜元、戴震外，特意提出张履祥、钱大昕、孙诒让予以表彰；叙述学派，于常州之外，则为浙东、湖南、扬州三派立记，如此择别，显示张氏对于清学有着不同前人的独到见解。虽然，《学记》对前人研究所得，亦多有取舍。大致说来，于清学史研究先驱之太炎与任公二人的论断，张氏多袭任公而弃太炎。[85]张氏熟悉梁著《概论》与《近三百年学术史》，《学记》评述人物、议论学派多援引且认同梁氏说，其“常州学记”即关于晚清今文学的叙述，更是沿用了梁氏的叙述框架和基本结论。
此一时期，大陆学界在清学史尤其是晚清学术史研究方面卓有贡献、深具影响的学者还有朱维铮先生。朱氏曾师从周予同多年，周氏经学史著述得以结集出版，嘉惠后学，朱维铮为力尤多。20世纪80年代以来，朱氏沿师门路径而上，于清学史尤其是晚清学术史研究领域创获颇丰，其成果散见于《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文集。朱氏治学首重文献整理，曾先后整理校注如《章太炎选集（注释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三联书店1998年版）等多种，于方便后学、推动晚清学术史研究方面，功不可没。朱氏论晚清学术，力求高屋建瓴，知人论世；其议论之深刻、自信，予人启示良多。细读朱氏诸作，虽然于清学史著述源流强调章太炎、刘师培一线的贡献，于晚清今文学人物、著述的评述也时见反拨俗议的新得，但就晚清今文学的基本判断而言，其大端仍在梁任公论述的范围之内，于此尤见其师承的影响。[86]
与清学史与晚清学术史研究的进展相关联，对于清学史研究的学术史追述也日渐增多。其中有关梁著清学史的专门研究，更有多种成果出现。
如上述，梁著清学史自面世起，就有绝大影响。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虽然后出的清学史著述，无不受到梁著的启发、导引，但以梁著为对象的专门研究却极其少见。这一状况，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有改变。
20世纪80年代，较早的有关梁著清学史的专题论文，或属萧萐父、黄卫平《评梁启超的“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论》（《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3期）一文。作者视梁著《概论》《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专门研究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近三百年思想学术的开创性著作”，分别从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定位、近三百年学术的主流和意义、历史进程和兴衰根源、主要代表人物的评价及历史感和现实感的统一等五个方面，对梁著《概论》《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相关内容和观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继梁著之后的蒋维乔著《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总体上并未超出梁启超已达到的水准，甚至还有所不逮”；同时，作者也以侯外庐著《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为比照，具体分析了梁著的不足，并提出要进一步推进中国启蒙思想运动史的研究。萧、黄之作有现实的指向。这种指向，由李锦全《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解放潮流——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学术研究》1987年1期）一文表示的更加鲜明。该文着力于对梁著“以复古为解放”论断及其影响的分析，认为这样的分析，对于正确把握传统文化与思想解放的关系，“对我们今天如何解放思想进行改革，可能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不同于萧、李二文的取向，祁龙威的《梁启超与清代学术——<清代学术概论>疏证发凡》（《扬州师院学报》1988年2期）更注重对《概论》文本的研究。该文认为，《概论》的开拓精神，“远非同主题的其它作品所及”，至今尚无可以取而代之的著作；“但嫌其简略，且间有疏误，因为之疏通证明”。祁文梳理《概论》的形成过程，对《概论》的粗疏、陋错作了部分注解、补充和纠正；虽或限于篇幅，仍嫌简略，但“发凡起例”，确有贡献。
以上数文虽取向有异，但其对梁著清学史的地位和影响予以积极的肯定则又是相同的。此种“相同”，还可见之于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陆续出版的数种梁启超传记。[87]这些传记有关梁著清学史的叙述，侧重内容的介绍，且对其于清学史研究的贡献作了较高的评价。传记之外，还有研究专书的出现。易新鼎著《梁启超和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辟有专章讨论梁启超“对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总结分析”。易著对于梁著清学史的批评，其内容之详细，可谓前所未有，但其用以批评得失的尺度，似较多受到侯外庐《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的影响。易著之后，蒋广学的《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是又一部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专书。比之于易著随处可见的讥弹，蒋书对梁著清学史给予了几无贬语的复述和肯定；然而有意思的是，易、蒋对于梁著清学史性质的判定却又大体一致，这从蒋著论梁启超清学史一章的标目——“向科学与民主的新‘人学’匍匐前进的清代学术”——可见一斑。这好比同用一把尺，度量同一块布，不同的人量出了不同的尺寸。
世纪之交的梁著清学史研究，在更为开阔（通贯）和更加细密（具体）两个方向上均有进展。陈祖武先生有关梁著清学史的研究，一则注意于梁氏诸作源流的梳理，将前后相继的《近世之学术》《概论》和《近三百年学术史》，结合于梁氏际遇、思想的转换迁移，以观察彼此相因相异的变化线索，讨论其间得失互见的世故缘由；同时，又将梁著清学史置于近代清学史研究的“学术史”序列之中，通过对梁著与章太炎、钱穆清学史论著的比较研究，来界定任公清学史的贡献和缺失。[88]以为“近人治清代学术史，章太炎、梁任公、钱宾四三位大师，后先相继，鼎足而立。太炎先生辟除榛莽，开风气之先声，首倡之功，最可纪念。任公先生大刀阔斧，建树尤多，所获已掩前哲而上。宾四先生深入底蕴，精进不已，独以深邃见识而得真髓。学如积薪，后来居上”。陈先生的如此结论，未必不可商榷，但其力求通彻的研究取向，对于梁著清学史研究的继续深入应是正当的指示。同样的取向，也见之于朱维铮为《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所作的“导读”。该“导读”清楚地勾勒了梁启超于民初至五四前后政治生涯的沉浮和心路历程的转换，回顾并分析了晚清以来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清学史研究及其与梁著清学史的关联，试图使读者能够在一个开阔、“立体”的环境中了解《概论》作者“以史论为政论”的心意及《概论》之于清学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如此这般的“知人论著”，无疑有助于丰富对《概论》的解读。后来者循“导读”引出的端绪而做更全面深入的追究，其必有新的创获是可以预期的。新近出版的李帆著《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清学史著述之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则为进一步的比较研究做了基础性的工作。
至于海外的清学史著述、晚清今文学研究及梁著清学史研究，就笔者所见，一则论著有限，[89]再则其基本状态与大陆的研究亦大致相同，此处仅举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数种，以见一斑。
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陆宝千著《清代思想史》，其基本取向大体类钱穆《近三百年学术史》，然亦多有自得之见。其叙述重点在“经世”之学，尤对合“内圣外王”为一的明末清初诸子和晚清湖湘理学特加表彰，以为二者间实有一以贯之之精神（即“所述经世之道，皆植根于心性”）。此议正与任公所谓晚清思想变迁之“最初原动力”“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90]相合。循此思路，将“清代公羊学之演变”（第六章）别立于“琐屑纤细”“是术而非学”的“清代经学”（第四章）之外，而充分肯定其“经世”的意义，也就理所当然。《清代思想史》论清代公羊学之谱系及精神（“借经术文饰其政论”），均与任公无大异；其以《公羊》“三科”（“通三统”“张三世”“异内外”）为纲，梳理晚清公羊学之演变、提示各期之特点（如龚、魏所据为“通三统”，康、梁所重为“张三世”等），以及康氏“大同”“三世”说影响于孙中山革命党人，[91]等等，则属独出新意之处，并影响了后来的研究。
陆著稍前，有吴康《中国现代哲学初编》（1975）。该“初编”虽名为现代哲学，内容仅述及晚清今文经学“思想”，而以康有为、廖平、谭嗣同为主。吴氏以为清学之中坚“考证学”以经传小学为中心，较少涉及纯哲学问题；晚清学术界思想主流今文经学，以通经致用、援引西学而成其经世建设理论，开百年来中国现代哲学之先河。[92]因此，“初编”于今文学及代表人物，即着力于发现其“现代”（或现代化）意义，而突出其“进化革新，不主故常”的思想。吴氏对于今文经学的基本评价，其精神实与任公相近。
陆、吴之后，孙春在的《清末的公羊思想》（1985）是又一专门论述晚清今文学的著作。孙著的论述框架近陆氏论公羊学，而材料更丰富、析论更详密；其力图将公羊思想置于“现代化”理论模式中考察的取向则略同吴氏，而更为“系统”又不免机械。[93]然瑕不掩瑜，孙著仍不失为台湾学界有关晚清公羊学研究的最系统因而也最具参考价值的著作。
有关梁著清学史的研究，近年来也引起台湾学界的注意。其中可以詹海云《论梁启超的清代学术研究》、吴铭能《梁启超清代学术史研究述评》二文为代表。[94]前者于任公有关清学史的各类著述、著作体例、中心概念等均有较详细的叙述和讨论，尤其注意到梁著清学史前后观点上的差异，以及梁氏在清学史评价方面与胡适、太炎、钱穆及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异同；其不足或在对这些差异、异同的所在及原因的讨论仍嫌粗略。后者则详述任公清学史的基本见解、主要特色和治学方法；作者于任公清学史的缺失也试作分析，但亦嫌简单且思想的分析似非其所长，而更大的不足则或在没有注意到梁著清学史诸种间的差异，混一的分析尽管细密，亦不过“风疾马良，去道愈远”。
总结上述种种，梁著清学史的开创性地位及长于论断的特点，使得后来有关清学史的观念性讨论和个案研究，或正或反、或引申或辩驳，多以任公的相关论述为出发点；其中，有关晚清今文学的研究，更因任公以“亲历者”身份所做叙述的“权威性”，而成为后来研究的基本凭借或起点。时事推移，梁著清学史已成清学史的经典论著，后继的研究愈益表现出在精神、框架或基本判断上对梁著的继承、肯定和认同，因而也就使得梁著之为清学史研究之“范式”的意义更加凸显。近年来，以梁著清学史为对象的专门研究渐增，虽然其中一些研究已具“范式”研究的意味，但有待进一步深入者尚多，而梁著有关晚清“今文学”的叙述即是其中之一。以上侧重于梁著清学史有关晚清今文学叙述的“影响”的挂一漏万的综括，旨在说明梁著清学史的此类叙述已成为一种“范式”或“基本知识”这一事实，从而为本书立意于检讨此“范式”和“知识”提供“意义”（必要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