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梁著“清学史”中的晚清“今文学”
1.梁著“清学史”三种及在当时的影响
梁启超向被称为近代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然论及学术贡献，则首推其史学论著，尤其是有关“清学史”的著述。
梁启超有关“清学史”的著述以《清代学术概论》（1920）、《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为代表作，此外则有早年所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第八章《近世之学术》（1904）。正如已有论者所指出的，梁启超有关“清学史”的这些论著，于“清学史”研究有“发凡起例的创辟之功”，[2]已成为“清学史”研究“必备的经典性名著”。[3]
1902年，梁启超撰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以下简称《大势》），连载于当年的《新民丛报》。梁启超于该著作的“总论”中，将有史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变迁划分为八个时代，其中“清代学术”属于“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在其刊于篇首的目录中，列有“八、衰落时代/九、复兴时代”，依此则所谓“清代学术”应为该著作的第八章和第九章。但实际情况是，《大势》于1902年12月的《新民丛报》22号刊毕“第六章第四节”后即中辍；至1904年9月《新民丛报》53号续刊该作，则题为“第八章近世之学术（起明亡以迄今日）”。对此，梁启超于该章篇首作这样的解释：
故《近世之学术》一篇，应是梁任公最早的“清学史”著述。
梁著“清学史”影响最大者，当属《清代学术概论》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清代学术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作于1920年。学界通常接受梁启超本人的说法，即该著原是为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史》所作的“序言”，后因篇幅过长，遂单独成篇。《概论》初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为题，连载于《改造》杂志；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改为今题。迄1932年，商务版《概论》先后印行八版，足见销路之畅旺。《概论》甫出，即有好评。胡适《日记》有这样的评论：“任公此书甚好，今日亦只有他能作这样聪明的著述。此书亦有短处。他日当为作一评，评其得失。”[5]当然也有不同看法，亦见之于胡适友朋信札。傅斯稜曾告知胡适他的计划：“……闲暇或把梁任公的《清代学术思想史》批评批评也未可知，因为他那部书太糟，就是梁氏太无学问，只以滑头的手段去作著述家，要知人外有人，人人不尽可欺的。”[6]然据现有资料，除却李详的《<清代学术概论>举正》一篇[7]，公开报刊上少见有对《概论》的专门评论。胡适、傅斯稜二人拟议的书评似亦未作。
继《概论》之后，1924年梁启超将其在清华等校讲授“清学史”的讲稿整理后分别交《晨报》《国文学会丛刊》《史地学报》《东方杂志》等陆续刊载，此即梁著“清学史”的又一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下简称《近三百年学术史》）。如同《概论》，《近三百年学术史》发表后，当时的公开评论亦不多见。
1929年梁启超逝世，在当时为数不多的有分量的纪念文章中，几无例外地都谈到他在“清学史”研究方面的贡献。如张荫麟《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称：“惟其关于中国佛学史及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之探讨，不独开辟新领土，亦且饶于新收获，此实为其不朽之盛业。”[8]被丁文江推许为当时纪念文章“第一”的郑振铎《梁任公先生》一文，则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作尤为重要，在梁氏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的一部著作发见过，她是这样简明扼要的将中国几千年来的学术加以叙述、估价、研究，可以说是第一部的中国学术史（第二部的至今仍未有人敢于着手呢），也可以说是第一部的将中国的学术思想有系统的整理出来的书。”对于梁氏晚年的清学史研究，郑振铎认为“这也是将《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一文中，关于清代学术一部分加以放大的”。而《清代学术概论》是梁启超“对于清代学术的有系统的一篇长论，但多泛论，没有什么深刻的研究的结果。独有对于康有为及他自己今文运动的批评，却是很足以耐人寻味的”[9]。郑氏推崇任公《大势》之作，胡适则以切身感受印证此说，胡适回忆：“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10]在其他纪念文章中，郑师许认为，《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几种书，“实在是梁先生最后的贡献予学术界的成绩，而后来研究梁先生的学术的人们所不可不读之书”[11]。缪凤林也称梁任公晚年“专精于《三百年学术史》及《文化史》”，天假余年，“其造福于史学界将无量”。[12]至1936年，郭湛波在其再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这样评价梁启超：“我以为他最大的贡献，要算他有清一代的思想学术的整理，非他人所可比及。”[13]郭氏此论，或可代表当时青年一辈对任公学术的认识。[14]
当然，也有对任公清学史著述不以为然或加丑诋者。张尔田评论《概论》即云：“尚论一代学术，谭何容易！梁本妄人，又笃信其师，安得不妄。”[15]钱基博则不满此前李详“举正”《概论》之“毛举细故，引绳及于字句”，而直指所谓“梁氏症结所在”，以为《概论》“于清学之前因后果，实未睹其大体”，具体言之：其一，“梁氏只知以清代考证学菲薄宋儒，而不知清学疑古精神及其治学方法，胥出宋儒”。其二，“梁氏叙考证学极盛之反响，为公羊今文学，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之论”。即“不知前公羊今文学而非议考证学者”，有浙东史学一派；“并公羊今文学而批评考证学者”，则有陈澧、朱一新之兼采汉宋一派。其三，“戴震理欲之说，梁氏极意张大，以迎合青年之脆薄心理，得遂其纵欲长敖之私”。其四，“梁氏于桐城家备极轻薄，不知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即推衍方苞之《周官辨》一书，其他康氏疑古之大胆的假设，由方苞引其绪者不少”。其五，“公羊今文学，梁氏自以学所自出，著意叙述，不知公羊今文学之张设门户，当以江都凌曙晓楼筦其枢”。其六，“梁氏叙孙诒让得统于高邮王氏父子，以为清代考证家之后劲”，不知“其学实渊源家学，而远承宋学之永嘉经制一派”。[16]然而，张氏评论见于友朋通信，属于私议；钱氏批评引据有征，却影响有限，很少为人提及。[17]
2.三种“清学史”之关系及其特色
在梁著“清学史”三种中，《大势》第八章《近世之学术》虽为梁启超有关“清代学术”的最早论述，但迄今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其原因，一则或由于后来的研究者更多地将《大势》视为一整体，强调其作为近代体例学术通史的“垂范”意义[18]；二则或由于后人听信了梁氏本人这样的说法，即晚年所作《清代学术概论》乃承《近世之学术》而来，其“根本观念”“无大异同”，而“局部的观察”则更为“精密”[19]，于是认《概论》为梁著“清学史”的成熟之作，而忽略了对《近世之学术》的追究。
《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公认的梁著“清学史”的代表作。有关二者的关系，任公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我三年前曾作过一部《清代学术概论》。那部书的范围和这部讲义差不多，但材料和组织很有些不同。”[20]但通行的看法则以为，《概论》“带有综论的性质，富有‘理论’色彩”，《近三百年学术史》“侧重于史料的梳理”，二者互为补充，“相映生辉”。[21]既然如此，且相信并推衍梁氏在《概论》中所说，以为梁著“清学史”三种，“除具体人、事的去取有差异外，根本观念无大异同”[22]，那么以“论”见长、明晓畅达的《概论》，在梁著三种“清学史”中最受重视、影响最大，也就不足为奇。朱自清在20世纪30年代曾著文批评当时“青年的读书风气”，说他们只愿意读粗制滥造的“概论”“大纲”“小史”等“架子书”[23]。此种“风气”，迄今并无太多的改变，自有其原因所在，兹不赘述。
作为梁著“清学史”中最具影响力的《概论》，其与《近三百年学术史》在直观上的显著差异，实在于它的“完整”面貌。现通行的《近三百年学术史》，乃梁氏逝世后的整理之作。[24]其篇幅虽远远超过《概论》[25]，但在内容上却有明显的欠缺。即，其有关概论“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的叙述（“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仅占三节的篇幅；叙述清初学术的部分共八节，约占全书三分之一强；而以乾嘉为主（包括清初与晚清）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部分，则占去全书一半的篇幅。《近三百年学术史》如此这般重“清初”“乾嘉”，而略“晚清”的结构，显然与《概论》以“考证学”和“今文学”为清代学术之“两潮流”的叙述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比之于《近三百年学术史》，《概论》的“完整”端在于其有关晚清学术——“晚清今文学”的叙述。
的确，梁启超有关晚清“今文学”的叙述，其影响最大者，莫过于《清代学术概论》。说到《概论》的作意，人们往往乐于重复梁氏所谓原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作序，因篇幅几等于蒋著，遂独立成篇的逸事，而忽略了任公所以作《概论》的最初或第一“动机”：记述晚清“今文学”运动。首载于《改造》的《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开篇即云：
此段文字，在随后商务版单行本中略作改动，移入“自序”，成著作《概论》的两个“动机”，且仍以“胡适语我”一段居首。《概论》成书后，任公亦曾致书胡适云：
由上述可知，所谓记述晚清“今文学”运动，实为《概论》的最初著作“动机”，乃有意为之；而为蒋著作序则为“适逢其会”，多少有点偶然了。[28]正因如此，记述晚清“今文学”运动也就成为《概论》的重点内容之一。任公于此三致意焉，即先言其大，树立“今文学”之地位，云：
而对于篇中有关晚清“今文学”运动的内容，又特作强调声明，标举记述的公正，云：
或许正是这种“亲历”的身份、“客观”的态度，加之简明扼要、长于论断的风格，致使《概论》有关晚清“今文学”运动的叙述，自刊行始，即被视为“信史”，并深刻地影响了后继的“清学史”研究。[30]
诚如许多论者已指出的，《概论》并非“清学史”研究的首出之作，且其中一些论断，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受到诸如章太炎、刘师培等同为“清学史”开创者一辈相关著述的影响。[31]然而，将《概论》与章、刘同类著作相比较，毫无疑问，《概论》最具“独创性”的部分，仍在其有关晚清“今文学”运动的论述。就影响而言，后来的“清学史”研究，在有关“清初学术”“乾嘉学术”的部分，容或征引章、刘的论断，或以章、刘论述为研究的起点，但有关晚清的论述，尤其是“今文学”的论述，则更多取自《概论》的基本观点和框架，或以《概论》所述作为讨论的对象。因此，若说《概论》在同类“清学史”经典中，其价值及影响端在其有关晚清“今文学”的叙述，或也并不为过。
3.《清代学术概论》有关晚清“今文学”的叙述
既然梁著“清学史”中以《概论》最为著名，而《概论》最具“独创性”的部分又在其晚清“今文学”运动的叙述，以下即撮录其要点，以方便同后来相关研究著述的比较。
（1）《概论》以“考证学”和“今文学”作为清学前后期的两大潮流。即，由“启蒙期”转出的考证学是清学“全盛期”的代表；由反叛考证学而来的今文学是清学“蜕分期”的旗帜，并因其对清学“正统派”（考证学）的批判而使清学进入“衰落期”，最终结束“清学”。
（2）清学之特质或思想意义，“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以此衡量，“今文学”运动实担当第三、四步的“解放”重任，且“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故“今文学”比之于“考证学”，显然更具“解放”的特质。
（3）“今文学”兴起于道、咸之际，其兴起之原因，一则因考证学学派本身缺点使之已趋末路，再则由内忧外患之环境所促成。故今文学之兴起，既是两汉经学今古文旧案之新翻，以西汉今文学反对考证派（正统派）宗主的东汉古文学，又是鸦片战争后逐渐输入的“极幼稚”之“西学”与重新复活的清初启蒙期“经世之学”的结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4）“今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其学术传承则渊源有自。今文学的中心在《公羊》，清代公羊学的启蒙大师为庄存与，传其学者有刘逢禄、龚自珍及魏源等。“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龚自珍、魏源虽言经学，其精神与正统派之“为经学而治经学”相异，“好作经济谈，而最注意边事”。后之康、梁等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
（5）“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康有为集今文学之大成，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其独立“创作”则有《大同书》。
《伪经考》主旨在证明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皆刘歆为王莽新朝所伪造；其影响在于“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
《改制考》以为“六经”皆孔子托古改制之作，先秦诸子亦“罔不托古，罔不改制”。其影响于思想界者，如同“火山大喷火”：其一，教人读古书，当求古人创法立制之精意；其二，使人知孔子之伟大，在于建设新学派（创教），从而鼓舞创作精神；其三，以六经为孔子托古之作，则使数千年来经典的神圣性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其四，以为先秦诸子皆托古改制，则实际上“夷孔子于诸子之列”，打破“别黑白定一尊”的观念，启发人们作比较的研究。
不同于《伪经考》《改制考》的综集诸说、整理旧学，《大同书》则是康有为的独立创作、自得之学。康氏以《春秋》“三世”之义说《礼运》，以“大同”为孔子理想社会，其说与世界主义、社会主义“多合符契”。然而，康有为虽著《大同书》，却又以为方今之世只可行“小康”，不能言“大同”，其毕生实践仅在“实行其小康主义的政治”。
（6）“对于‘今文学派’为猛烈的宣传运动者，则新会梁启超也。”启超师事康有为，却对其师之武断和“以神秘性说孔子”不以为然；以为孔门之学衍为孟子、荀卿两派，荀传小康，孟传大同，故与夏曾佑、谭嗣同发起“排荀”运动。又创办《时务报》、“时务学堂”，鼓吹变法、民权。戊戌政变后，亡居日本；唐才常起义失败后，“复专以宣传为业”，创办《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三十以后，不谈“伪经”“改制”，反对康有为以孔教为国教说，主张思想的独立自由，“康、梁学派遂分”。启超在晚清思想界的贡献，主要在于对旧思想的批判，“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
（7）“晚清思想界有一彗星，曰浏阳谭嗣同”。嗣同熔佛教思想、科学知识、今文家说为一炉，号召“冲决罗网”、摆脱旧思想之束缚，其怀疑之精神、解放之勇气，尽见于《仁学》上下篇，“扫荡廓清之力莫与京焉”。
晚清尚有一人“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者，曰余杭章炳麟”。炳麟提倡“排满”种族革命，其治学“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影响学界甚巨。“而对于思想解放之勇决，炳麟或不逮今文家也”。[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