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新检讨梁著清学史有关晚清“今文学”叙述的构想

如前述，梁启超既是晚清“今文学”运动的亲历者，又是晚清“今文学”的叙述者。惟“亲历”更增其叙述的权威性，而又由其“叙述”的权威，则梁著清学史有关晚清“今文学”的叙述遂渐成一知识性的常识，其被采信的程度亦与时俱进，愈后而愈深广。本文意在检讨这一“知识”本身，所以如此，基于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梁著清学史三种，其有关晚清今文学的叙述实际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如前述，梁著清学史影响最大者为《清代学术概论》。比之于章太炎、刘师培等清学史先驱的同类著述，《概论》最具“独创性”的部分（亦是后来研究者认同度最高的部分），又莫过其有关晚清“今文学”的叙述。一则，《概论》以“今文学”为清代学术的两大潮流之一，有关“今文学”运动的记述，实为《概论》的重点内容。二则，任公以“今文学”运动之一员的身份“超然客观”地记述其亲历，益增其“记述”的真实可信。[95]

《概论》又非梁启超唯一的“清学史”著述。《概论》之前，有被列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八章的《近世之学术》（1904）。梁氏在《概论》“自序”中曾这样说：“余于十八年前，尝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刊于《新民丛报》，其第八章论清代学术，……余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惟局部的观察，今视昔似较为精密。且当时多有为而发之言，其结论往往流于偏至。——故今全行改作，采旧文者十一二而已。”梁氏此说，值得注意者在于：一曰“余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一曰“当时多有为而发之言，其结论往往流于偏至”。或许正是过于相信了梁氏这些说法的诚实性，后来的研究者多以《概论》为正论，既无意于《概论》与《近世之学术》在“根本观念”上的仔细比对，也忽略了对《近世之学术》的那些“有为而发之言”的追究。[96]其实，《概论》与《近世之学术》不仅存在“根本观念”上的差异，二者有关晚清“今文学”的叙述更有相当大的不同。认真检核、条理这些差异和不同，讨论其所以不同的原因，不仅试图解释《近世之学术》的“有为之言”，也尝试发现《概论》的“有为之言”，无疑有助于深化我们对通行的晚清“今文学”知识的了解。

继《概论》之后，梁启超的又一部清学史名著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近三百年学术史》的主观意图“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97]。然就其内容来看，其有关概论“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的叙述，仅占三节的篇幅，即“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上、中、下）；叙述清初学术的部分共八节，约占全书三分之一强；而以乾嘉为主（包括清初与晚清）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部分，则占去全书一半的篇幅。《学术史》如此这般重“清初”“乾嘉”，而略“晚清”的结构，显然与《概论》以“考证学”和“今文学”为两大潮流的叙述有很大的不同。梁氏本人曾对《近三百年学术史》与《概论》的不同作过这样的说明：“我三年前曾作过一部《清代学术概论》。那部书的范围和这部讲义差不多，但材料和组织很有些不同。”[98]《学术史》之所以“略晚清”或与“组织”有关，然而在其不多的有关“晚清”的叙述部分（如“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也几乎少有所谓“今文学”的内容和字样，就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组织”的问题了。为什么时隔三年的《近三百年学术史》与《概论》会有这样的不同，至少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而至今已有的有关《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研究，似乎并未注意到这一不同，当然也就没有对这一问题的解答。

其二，与梁著三种“清学史”对晚清“今文学”彼此有异的叙述相关联，三种清学史中有关梁氏本人与晚清“今文学”的关系的论述也颇有不同。唯一较详细叙述和肯定梁氏在晚清“今文学”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梁著清学史是《概论》，但《概论》的相关叙述，似又于有意无意之间，特别提出“梁、谭”（或“梁、谭、夏”）一派的说法，以显现其别样的（不同于乃师康有为的）色彩。其实，梁氏在戊戌期间有关“今文”“公羊”的言论，确有独特之处。如少言“伪经”，张扬“排荀”；于孔子改制说的宣传，更多地突出和倡言其“太平”和“大同”的别解；以及以孔子为教主、儒学为孔教，提倡“保教”“传教”等等。然而，既有的关于梁启超与晚清“今文学”运动的研究，大多满足于依照《概论》来罗列梁氏所谓“今文学”的论述及其在“今文学”运动中的贡献；虽也有论者试图归纳梁氏“今文学”宣传的特点[99]，也有论者曾对梁氏在戊戌期间的“今文学”观念和活动（如“三世”说，如“排荀”运动）作了较详细、深入的考察[100]，但全面、通彻的研究仍不多见。因此，以梁氏自述及其变化为线索，认真解读梁氏及“梁、谭、夏一派”人有关“今文学”的论说，辨析其要点，揭示其底蕴，将有助于对梁氏所谓“今文学”运动之意旨和特点的把握和理解。

在综括梁任公有关今文学叙述的种种变化的同时，也应看到其叙述中前后一贯、始终不变的内容，即对今文学和康、梁一派在晚清思想解放和新思想引入方面的重要作用的充分肯定。循此“变与不变”的方向做些粗略的讨论，或可作为重新认识晚清今文学的初步。

根据以上的思路，本书此后各篇，将分别排比和讨论的问题如下：

“形象的变化”一篇，比较梁著“清学史”三种有关晚清“今文学”叙述的差异，即通过对梁著清学史三种有关晚清“今文学”叙述的条理和细致比对，指出梁著清学史三种在晚清“今文学”叙述方面的差异所在。

“政治与学术”一篇，分析《近世之学术》的著述动机及其针对性，并试图从梁启超与章太炎的关系、梁启超与康有为的关系以及梁氏本人的思想变化等多个角度，揭示《近世之学术》及其有关晚清“今文学”叙述的命意和用心所在。

接下来的“偶然的背后”“两种兴味”二篇，则分别考察《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著述主旨和言说对象，着力从梁启超五四时期的心思、志业及其与胡适的“交往”等的梳理中，探讨《概论》和《近三百年学术史》有关晚清“今文学”叙述之所以彼此相异的缘由。

“自述的检核”一篇，以梁著清学史中有关其本人在晚清“今文学”运动中的角色的自述为线索，将其与梁氏及谭嗣同、夏曾佑等人在戊戌期间的著述相比照，以求更准确地把握梁启超及“梁、谭、夏一派人”有关“今文学”言论的含义和关注所在，试图以一个侧面揭示所谓晚清“今文学”运动的实像，从而丰富对于晚清“今文学”的了解和认识。

最后一篇，“变化与不变”，总结本书的讨论，并归结为这样的“开放式”结论：被后世奉为“典要”的梁著清学史有关晚清“今文学”的叙述，其本身存在着前后不一的差异；在梁著清学史中，所谓晚清“今文学”实际是一个有着演化和生成过程的概念，自然也就与所谓晚清“今文学”的实像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对我们已有的关于晚清“今文学”的知识，实有重新检讨的必要。虽然，所谓晚清“今文学”运动，如果超出经学派别和名目的纠葛，其实际内容和意义仍可大致确定，即亦不过任公所云晚清“新思想的引入”之一端，及由之而来的“思想解放”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