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陈眉公小品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又号麋公，有时也自称“清懒居士”，松江华亭人。《明史》卷二九八《隐逸》有传。陈继儒为诸生时，与董其昌齐名，王世贞也很推重他。二十九岁时，陈继儒取儒衣冠焚弃之，绝意仕进。遂隐居小昆山之阳，杜门著述，名倾朝野。闲时，则与一批文人、和尚、道士游山玩水，吟啸忘返，足迹罕入城市。当时文人学士俱雅重之，征请诗文者无虚日。而眉公也喜欢奖掖士人，片言酬应，莫不当意而去。陈眉公的名气上达皇帝。据《崇祯长编》卷三三所载，崇祯三年，“光禄寺卿何乔远荐华亭布衣陈继儒博综典章、谙通时务，当加以一秩”240；又卷五八载，崇祯五年，吏部尚书闵洪学又疏奏，说陈继儒是江南名士，识通今古，是有用的处士，不是那种徒以笔舌文章知名天下的虚士。但因为他“抗节烟霞，忘情轩冕，不可荣以仕进。诚令一吐胸中之奇，规画当世之务，当必有堪备庙堂采择者”241，于是皇帝下令，如陈继儒“果有嘉谟谠论，足济时艰，令着自条奏，送抚按进览”242。权贵们也无不造谒其门，咨询地方利弊。有许多权贵先后推荐，奉诏征用，眉公都以生病为由，屡辞不应。他活了八十多岁，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与晚明许多著名作家艺术家，都有交往，在文人中享有很高地位。
眉公不但在文人圈中地位高，在普通民众中影响也极大。朱彝尊说：“甚至吴绫越布，皆被其名；灶妾饼师，争呼其字。”243陈继儒所作的种种书籍，在当时是畅销书，远近竞相“争购为枕中之秘。于是眉公之名，倾动寰宇。远而夷酋土司，咸丐其词章，近而酒楼茶馆，悉悬其画像，甚至穷乡小邑，鬻粔籹市盐豉者，胥被以眉公之名，无得免焉”244。在晚明文人中，的确极少有像眉公这样名动朝野、远及夷酋的。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
眉公之所以名气极大，首先因为他是一名隐逸之高士。明代真正的隐逸之士甚少，《明史》的《隐逸传》只收录十二人。这与《明史》巨大的篇幅相比，少得可怜。在历代史书中，也是少有的。总之，真正的隐士，在明代是罕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明史·隐逸》序中说得很清楚：
明初不让文人隐逸，而后来，科举极盛，大多数文人一辈子奋斗目标就是走向仕途，又怎么肯去“隐”呢？《明史》说明代的隐士“靡得而称焉”，这是符合实际的。所以，像眉公这样才华出众的人，当二十九岁青春盛时就走向山林，这在举世皆汲汲于科举名利时代，的确罕有。
不过，眉公之隐，并不是遁世无闻，而是声闻于天。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村野之人，无论是官，是民，都争相仿效，争相推重。眉公虽称为山人，隐居山林，而应酬事务，甚于常人。所以，他这种隐逸，并不清静，而是热闹得很。故有人讽刺陈继儒为“云间鹤”。这种讽刺并非空穴来风，无中生有，而是有一定现实基础的。当然，他也不像唐代的隐士，以之为终南捷径。他对于做官，倒是真正没有兴趣。像眉公这种“山人”的生活方式，在当时颇有代表性。如赵宧光（1559—1625）与妻陆卿子隐于寒山，足不至城市，也是号称隐居，而声气交通，实奔走天下，当事者多造门求见。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一九称他“凡夫饶于财，卜筑城西寒山之麓，淘汰泥沙，俾山骨毕露，高下泉流，凡游于吴者，靡不造庐谈讌，广为乐方。”246这是当时所谓山林之士的普遍现象。眉公相当特别，他是名士，但非常随和，无丝毫与世格格不入的狂态、傲态；他是山人隐士，但从达官贵人到庶民百姓，都是其交际对象。眉公有隐士之名，却无清贫寂寞之苦；有贵人荣华，却没有案牍辛劳。这种人，谁不羡慕呢？
陈眉公名满天下的现象，也反映出晚明文化一种普遍的价值取向。宋代以后，文人的文化素养更为全面。作为名士，更是要求如此。大凡诗文之外，琴棋书画，花草虫鱼，都应该懂得。不但会正襟危坐，还要善于清赏；不仅会写，还要会“玩”。陈眉公的知识结构，具备一位名士的条件，他多才多艺，工诗善文，兼能书画之学，懂得清赏清玩，而且博闻强识，大凡经、史、诸子，儒、道、释诸家，下至术伎、俾官，无不了然。经史子集，无所不通；琴棋书画，又无所不晓，这就特别受到人们欢迎了。然而，其学问博而浅，多而杂，也是晚明人的通病。
眉公的著作极多，有《建文史待》《邵康节外纪》《逸民史》《读书镜》《虎荟》《狂夫之言》《续狂夫之言》《安得长者言》《书蕉》《枕谭》《偃曝谈余》《妮古录》《岩栖幽事》《笔记》《读书十六观》《群碎录》《珍珠船》《销夏》《辟寒》《香案牍》《古今韵史》《养生肤语》《文奇豹斑》《见闻录》《太平清话》《古论大观》等。陈眉公还是一个编辑家，编有《古文品外录》等。
眉公曾延招吴越间“穷儒老宿隐约饥寒者，使之寻章摘句，族分部居，刺取其琐言僻事，荟蕞成书，流传远迩。款启寡闻者，争购为枕中之秘。于是眉公之名，倾动寰宇”247。以他挂名的书籍，在民间“争购为枕中之秘”，成为畅销书。也有不少书商，假冒陈眉公之名，以便欺售各类书籍。其中，著名的如《小窗幽记》《宝颜堂秘笈》等。
晚明文人有一种创作风气，喜欢钞撮前人诸书而自成己书。这类书可谓是汗牛充栋，而眉公的创作，对于这种风气，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眉公挂名的许多著述，多杂采史传说部及前人言语，或掇取琐言僻事，诠次成书，潦草成编，就学术而言，并无多少价值。许多著作看似学术笔记，其实多是无关紧要的琐碎之谈，可采之处很少。如《枕谭》《群碎录》等，都是信手摘录的读书心得，如语辞、典故一类的理解。《群碎录·序》说：“他石可以攻玉，众壤可以益岱。读书者即一字一语，何忍弃之。故题曰《群碎》。”248这些书没有什么学术价值，意义也不大。《珍珠船》就是杂采前人小说随笔之类书而成的，但没有出处，使人不知所出。又如《书蕉》二卷，杂钞古今名物训诂和奇文隽字可供辞藻之用者，随手摘录，编排殊无伦次。而书中不少人们所熟悉习见名物，仍勉强载入，徒费笔墨。更有甚者，书中的一些见解，实是抄录前人成果，但眉公有意无意地没其书名，以攘为己有（像关于“泥孩子”一则，其实是抄自陆游《老学庵笔记》五）。《枕谭》一卷，自跋谓读古人书，往往承袭伪谬，因取目前常用之语而考据之。但其所谓的考据，其实各有所本，并非心得。晚明文人治学似乎广博，经史子集无不涉及，无不著述，然细按之，多杂驳轻浅之论。在眉公著作中，也可见晚明浮躁和轻率的学风之一斑。
从学术角度来看眉公的著作，当然价值不大。那么，为何他这类杂辑古书而成的著作，在当时却影响巨大呢？这主要是因为眉公辑录和编选的一些书，比较讲究艺术性，体现了作者的审美趣味。从艺术角度看，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创造。如《读书十六观》采吕献可、苏轼等十六人有关读书的名言或韵事，连缀成编，以为读书之法。其命名“十六观”，是模拟浮屠氏之《十六观经》。《读书十六观》除了序和跋出自眉公之手，其余都是杂取有关读书的著名古语、古事之后，再加上一句：“读书者，当作此观。”不过，此书广为流传，自有其道理。如他在序中说：“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见已读书，如逢故人。”249这两句话，的确是言简意赅，生动形象，道出读书人的心声，可为千古流传的名句。他所采集的关于读书的名人名言，也确实颇为隽永优美。如引倪文节论读书：“松声、涧声、山禽声、夜虫声、鹤声、琴声、棋子落声、雨滴阶声、雪洒窗声、煎茶声，皆声之至清者也，而读书为最。”250此等话，足令读书人为之神远。又如《香案牍》一书，是从道藏中“所载古今真人、列仙四百四十有七，顾其言不雅驯”，“汰而洗之，存其奇逸可喜者，精为一卷”251。《香案牍》是一部历代神仙小传，文学价值并不高，但因为眉公收录时，在语言方面作了一些提炼加工，遂变得清新可诵。
明代文学派别很多，眉公的文学倾向则很难说是什么派。他的情趣似与公安竟陵为近，但他与复古派、性灵派作家关系都不错，对两派的评价也比较公允。他既反对固执的摹古泥古，也不喜过分的轻浅新奇。眉公文风融合了他们的一些好处，博雅而有灵气，其文章受到各方面称赞。眉公著作中，应以小品文最有价值。他编选的《古文品外录》，可视为一本小品文选本。他自道此书：“择两汉以来之文，未经前人采拾而言远情深者，得三百篇。其或词章之外，别具世变，余亦间为笺其始末，附纸尾以备咨考。凡余所为如是者，要欲学者知九州之外，复有九州，九略之外，复有九略。引伸鼓舞其聪明，使之不倦而已。”252此书选秦汉至宋元之文，其选文旨趣大抵沿公安竟陵之路，务求新奇诡隽，所以名之曰“品外”。
在眉公文章中，序文很多。大抵因为眉公名气大，求之者众，故不乏敷衍之作。当然，其中也有写得颇有意思的。如为范长康的《米襄阳志林》所写的序，针对人们总是简单地理解米芾的“颠”，甚至许多人用米芾的“颠”来作为自己生活中不良作风的借口。眉公在序中说：
在眉公眼中，米芾“颠”的内涵相当丰富，有“不俗”“不孤”“不寒”“不秽”“不屈挫”“不坠狡狯”等方面。米芾历来被人称为“米颠”，他的“颠”之中，非理性方面往往受到夸大，而眉公恰是从理性方面，来肯定米芾的“颠”。这也是眉公用自己的理想，重新阐释米芾的人格。他的序深化了米芾“颠”的理性意义，也淡化和消解了米芾“颠”的原始意义。
眉公的朋友王仲遵写了《花史》一书，眉公既为之题词，又写了跋语。《花史跋》云：
眉公认为，有两种人是难以品赏生活的。一种是“樵牧”“菜佣牙贩”，他们为生活所逼，自然难有此清兴；一种是达官贵人，他们驰骛世事，也难享清福。只有像陶渊明、苏东坡这样，既有闲情逸致，又有审美眼光的人，才能真正品赏花木之美。眉公自然也应列入“第三种人”。眉公不但性喜种植花木，还认为种植花草“可以长世”“可以经世”“可以避世，可以玩世也”255。陆云龙评《花史跋》一文说：“高超奇拔，芥子中能作须弥想。”256眉公把这“花开花落”的现象，看作是“千万年来兴亡盛衰”历史的缩影。于是，观赏花木，不仅可以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而且可以领悟人生与历史的真谛，岂不妙哉？晚明人喜欢清赏、清玩，但像眉公如此拔高清赏作用和意义的，似乎不多见。
眉公的尺牍，写得颇有清趣。如《答项楚东》：
墨客雅人之文，极有风致、雅趣。
最能代表陈眉公面目的，倒是他的几部清言杂缀类小品集，其中以《岩栖幽事》最为出色。《岩栖幽事》是陈眉公一部清言类小品集。此书是眉公丁酉年（1597）隐居在婉娈草堂时所作。当时，他广读佛道之书，与邻公、院僧谈接花艺果种树之法。暇时集其语，故称为《岩栖幽事》。顾名思义，《岩栖幽事》便是写闲居幽雅的生活，书中多载人生感言和山居琐事，如读书品画、谈禅说诗、品山水、赏花草、接花艺木，以及焚香、点茶之类，颇为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晚明文人清幽的生活及其情趣：
这里，眉公似乎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晚明隐士富有诗情画意的生活图景。这的确不是一般人所能够享受的。郑瑄在《昨非庵日纂》中，意味深长地说：“不是闲人闲不得，闲人不是等闲人。”因为对一般人来说，“好山好水，风清月明，何尝识此意味。劳劳扰扰，死而后已”259。在这里，“闲人”是有特殊含义的。他必须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方面，都有“闲”的资本和素质才行。要达到这种条件和境界，是非常难的。所以说“闲人不是等闲人”。而眉公正是这种可以称为“闲人”的人。他曾自称为“清懒居士”，懒而能清，正是“闲人”的最佳境界。
眉公非常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清新淡远的诗意：
而且，他以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作为审美对象，用艺术批评方式来品赏自然，区别它们之间的微妙差异，表现出相当细腻的审美感受和高雅的情趣：
眉公受到庄禅的影响，他说：“人有一字不识而多诗意，一偈不参而多禅意，一勺不濡而多酒意，一石不晓而多画意。淡宕故也。”“人无意，意便无穷。”260这些观点，倒与公安派相类似。
眉公《安得长者言》也是一部值得注意的小品集。他在序中说：“余少从四方名贤游，有闻辄掌录之。已复死心茅茨之下，霜降水落时，弋一二言，拈题纸屏上，语不敢文，庶使异日子孙躬耕之暇，若粗识数行字者，读之了了也。”261可见，书中所记，是当时名贤名言，但已经眉公艺术加工，与其思想混为一体。沈德先在《跋》中说：“陈眉公每欲以语言文字津梁后学，故热闹中下一冷语，冷淡中下一热语，人都受其炉锤而不觉。是编尤其传家要领。”262这颇道出眉公清言的特点。此书与《岩栖幽事》不同，所论多是日常的道德修养，也是从日常生活小事之中总结出一些人生道理。如：
这些清言，对于世态人情的把握，还是颇有道理的。而《安得长者言》更有价值之处，则是某些对现实的批评。如：“朝廷以科举取士，使君子不得已而为小人也；若以德行取士，使小人不得已而为君子也。”“医书云，居母腹中，母有所惊，则生子长大时发癫痫。今人出官涉世，往往作风狂态者，毕竟平日带胎疾耳。秀才正是母胎时也。”263这都是对科举取士制度的批评，认为科举取士使君子不得已而为小人；而当时官员往往作风狂态，也是由于科举这母体所带来的“胎疾”。眉公本人二十九岁便将儒衣冠烧掉，他对于科举的认识和批评，是比较深刻的。在明代，批评科举制度的人很多，但多是过河拆桥，中了进士再骂科举；或者骂了科举，不妨再去赶考。比较之下，眉公确是少数有资格骂科举之人。
在《安得长者言》中，还有一些话颇能反映出晚明人的心态。“清苦是佳事，虽然，天下岂有薄于自待，而能厚于待人者乎？”明人多持此说。其实，这是对个人清苦生活的非议。在他们看来，“清苦”之人，对自己尚如此苛刻，对别人自然也不厚道了。如此，个人清苦的生活，自然不是什么“佳事”。如果按这种逻辑再引申下去，那么，自己喜欢享受之人，自然也就能让他人享受了。从这句话，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晚明人大多不讲究个人的操持了。《安得长者言》中，还有一句名言：“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264这句话明确地提出对男子与女子人格修养的不同标准，颇能反映眉公的道德观。它在晚明颇为流行265，在今天，仍然固执地活跃在某些人的观念之中。
眉公还有《模世语》一文，也是一篇值得注意的道德箴言。文中说：
《模世语》似乎是《红楼梦》的《好了歌》，劈头第一句话“一生都是命安排”，已定下全文宿命论的基调。它提倡一种与世无争、委运随化的人生哲学。当然，文中所宣扬的处世之道，也未尝全是消极，它对那些积极进取者，可能是麻醉药；但对那些热衷权势、痴迷利欲者，却不啻一副清醒剂。《模世语》形式相当别致，这三十六条，基本上涉及常见的各种世态与心态。它采用棒喝方式，每则箴言前半正面立论，后半以反问方式，给人当头一棒。三十六个“甚么”排比而来，很有气势。此文影响颇大，正如清人石成金在《什么话》序中说：“陈眉公辑有《模世语》三十六条，唤醒人心而脍炙人口者，已久且多矣！”267石成金《什么话》六十条也就是模仿此文而作的。
其实，陈眉公并不是一个忘怀政治的隐士，他仍然关心时事政治，对于时局的判断和分析也颇为深刻。比如，在《答虞山周》一信中说：“有门户之说，而后有门庭之寇；有朝堂之胡越，而后有辽左之战场。”268直指当时诸多政治之纷争、战争之失败，皆与朝廷内部党争相关。对于晚明政治之弊端，看得相当真切。只不过，他对于家国变幻纷争，所推崇和采取的，是智者超然的态度，他在《与钱受之太史》说：“国轴之变幻，家乡之纷拏，且端坐冷眼观之，侠客之不如英雄者，侠客动而英雄静也；英雄之不如圣贤者，英雄险而圣贤稳也。若置身静稳中，即鬼神造化，奈何不得。况目前馀子哉？”269当然，对于时局“冷眼观之”“置身静稳”之后，既可以有一番行动，也可以求安避祸。对于眉公来说，恐怕只能是后者了。
眉公是晚明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人物。他对当时文人的创作和人格塑造，有明显的影响。正如《四库全书总目》说，晚明社会风气是：“道学侈称卓老，务讲禅宗；山人竞述眉公，矫言幽尚。”270《四库全书总目》在批评张应文《张氏藏书》一书时说：“明之末年，国政坏而士风亦坏。掉弄聪明，决裂防检，逐至于如此。屠隆、陈继儒诸人，不得不任其咎也。”271这些评价不免过分，但也揭示了李贽、屠隆与眉公三人，对于晚明文人的影响。当然，三人的影响是不同的。李贽主要是在哲学方面，开创一种狂放自得之风，使文学创作走向“童心”；屠隆主要在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上，代表一种从复古向性灵转化的新风气；而眉公则是在人格方面的影响，他兼隐士、山人、墨客、诗人于一身，既有清高之名，又有世俗之乐，可以说，代表了晚明文人的人格追求。
在眉公生活的时代，他的名气极大。但到了明末清初，“眉公”成为“山人”的符号，也成为备受攻击的“箭垛式人物”了。如清人蒋士铨《临川梦》戏中第二出“隐奸”以净角扮眉公，其上场诗是：“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这八句诗对于眉公当时的大批山人而言，其揭露可谓入木三分。而戏中有一段眉公很长的自白，是蒋士铨揣摩其心思而虚拟的。如道自己隐居“并非薄卿相而厚渔樵，正欲藉渔樵而哄卿相”，又自称：“以此费些银钱饭食，将江浙许多穷老名士养在家中，寻章摘句，别类分门，凑成各样新书，刻板出卖。吓得那一班鼠目寸光的时文朋友，拜倒辕门，盲称瞎赞，把我的名头传播四方。而此中黄金、白镪不取自来。你道这样高人隐士，做得过做不过！”272“隐奸”一出戏，与其说批评陈眉公本人，不如说是清初文人对晚明山人与名士群体的讽刺。